秘魯北部沿海維魯河谷原始國家的形成

[加]讓-弗朗索瓦·米拉爾 郭璐莎 陳淳

城市生活和功能國家的起源是人類考古學中最引人入勝的兩個研究問題。在過去四十年里，學者們一直致力于定義和論證六個地區國家社會的發展，它們被公認是第一代國家形成的地方，包括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河流域、華北、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脈。國家有各種不同的定義，但大多數學者同意，它們是被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認為在政治上獨立的政治組織，其中，專職領袖擁有控制社會、政治、法律、經濟和文化活動以及使用武力的權力。國家在考古學上通過許多物質標志，包括四級聚落系統、防御工事和擴張的證據、寺廟和宮殿、貢品的收集和再分配系統以及手工業專門化生產而從考古學上能被識別。這些不應該被作為定義國家的要素來理解.而應該被看作是一種從考古學上來分辨人類學和政治現象的線索。

雖然安第斯學者已經為探索原始國家形成做出了貢獻，但對該地區早期國家的研究仍處于草創階段。安第斯史前史的中間期早段（Early Intermediateperiod公元前200年～公元800年）見證了秘魯北部沿海城市生活和功能國家的出現——這是一片東起安第斯山脈、西抵太平洋狹長地帶的沿海景觀。之所以能在這里生活，多虧了向西流淌的一系列河流，在荒蕪貧瘠的土地上形成了肥沃的綠洲。每條河谷在水資源的可利用性、海洋和陸地資源、自然災害前的脆弱性、接近貿易通道等方面各不相同，這些因素不可避免會對史前政治景觀的塑造產生影響。

最近幾十年，在這個地區進行的許多田野研究項目有助于論證莫切作為一種主宰文化的崛起，以及該社會的主要中心瓦卡斯·德·莫切（Huacas de Moche）城市生活和國家機構的出現。莫切首都建在莫切河谷的南緣，距今天的特魯希略市（Trujillo）僅幾公里，以方格形規劃布局的一個大型居住區為特點，含有大小和質量不等的住宅區和作坊。住宅區建于兩座用于民眾和儀式活動的大型建筑之間，包括公眾集會和人牲祭祀。該遺址最近的工作表明，該聚落在公元二世紀被棲居，它看似經歷了一段持續不斷的城市增長，直到8世紀被廢棄。這個城市是莫切河谷中一種復雜聚落系統中等級最高的中心，以四級行政等級為特點，從事灌溉、貿易和防御的集中管理。

雖然瓦卡斯·德·莫切的政治影響仍有爭議，但證據表明，它在公元300年左右發展成為一個跨河谷的擴張型國家。安第斯學者近年來提出了許多關于莫切藝術和建筑傳播的解釋.這些解釋從統治兩個以上連續地域的獨立政體到沿海地區擴張的一群政體，由擁有一種共同文化傳統的相互競爭政府系統的階段性聯盟為標志。

雖然廣泛的共識認為.瓦卡斯·德·莫切是一個早期古代國家，但仍不清楚它是否代表了一個原始國家形成（第一代國家）的例子——其國家機構出現在“非國家社會的背景中，與已經存在的國家沒有接觸”——抑或代表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國家的例子。同樣的問題是，秘魯北部沿海是否是單一中心的國家發展，抑或是相似條件和過程導致功能國家在多個地點的平行起源。在對南美國家社會起源的回顧中，斯坦尼什斷言，在公元一千年的上半葉，安第斯地區有三個國家（莫切、瓦里及蒂亞瓦納科）獨立形成而非一個。這使他對原始國家發展的概念提出了質疑。同樣，比爾曼指出，這個爭論現已從莫切社會是否已發展成一個功能國家，變成了中間期早段的秘魯北部沿海究竟形成了多少個共存的莫切國家。

在幾年前進行的一項發人深思的研究中，福格爾指出，事實上莫切的首領僅僅是延續已有的政治體制，而安第斯國家在更早時候已在維魯河谷出現。在此，她聲稱，維魯（加伊納索）政體已經建立起功能國家的許多典型機構，包括一個全河谷的復雜管理系統，以及位于伊納索群遺址的一個都城。雖然福格爾的研究令人關注，但她有關維魯國家發展古老性的觀點仍然非常薄弱，因為這個古代政體還沒有絕對年表。確實，她的說法基本立足于陶片的排列法斷代，最近受到了一些安第斯學者的質疑。不過，總的來說學者們同意，維魯政體已經發展出許多傳統上與古代國家相伴的物質標志，并指出需要在這一地區進行更多的研究，為維魯政體建立一個絕對年表。本文嘗試對這個問題提出些看法.回顧目前擁有的對維魯政體的信息，包括為加伊納索群遺址的年表提供獨一無二的數據，當時維魯河谷的主要中心，以及區域領導權最可能所在的地點。

對維魯河谷中間期早段統治維魯河谷政體的研究是在20世紀上半葉由貝內特、拉科·霍伊爾和威利發起的。維魯政體在河谷棲居以一種獨特陶器類型（加伊納索反彩陶）的出現為標志，這種陶器飾有反彩花紋。聚落中這類共同形制的陶器遍及整個河谷，為考古學家提供了一個機會來研究該社會對土地和人民的控制，并對其復雜的歷史進行重建。

作為維魯河谷項目的一部分.威利對聚落形態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并有力地顯示，在此階段河谷的史前人口規模如何達到頂峰，以及維魯的管理者如何將耕地擴展至原先不用的地區——包括加伊納索群周圍的那些土地。這是通過擴大現有的灌渠系統，并在中部河谷建造位置較高的進水口來實現的。威利還顯示，維魯領導人是如何成功地通過建立一個四級聚落系統來統治整個河谷的，包括一個規模超常的城市中心（加伊納索群），中型的行政或防御聚落，村落和小村寨。

為了檢驗威利的模型，2002年，作者和秘魯及加拿大同事在瓦卡·圣克拉拉（Huaca Santa clara）啟動了田野工作，這是由維魯政體成員在位于河谷底部中心一個小丘的側面建造的一個中型行政聚落。發掘工作在山坡上發現了一批壯觀的儲存設施系統，以及坐落在山頂和較低山脊上的中型公共建筑。從該遺址獲得的放射性碳年代范圍為距今2010±50-1350±60年。表明該中心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八世紀被棲居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F有證據還表明，瓦卡·圣克拉拉在整個維魯河谷行政網絡中的功能是一處重要的樞紐，它包括其他中型聚落，其中四個在河谷的頸部形成了一個統一防御系統——這里是高地的唯一入口，也是主要灌渠的人口。

維魯的主要中心無疑是加伊納索群：位于下河谷北側的一批集中的土墩，是由數百年人類棲居材料堆積和之后的侵蝕所形成。30個以維魯共同陶器形制（加伊納索反彩陶）為特征的30座土墩中，只有6個見有公共建筑，而其他基本上代表了規模不同的抬高居住平臺。這個遺址的工作是由貝內特發起的，他的大規模發掘提供了關于這個政體首都的大量信息，揭露了緊湊的以蜂窩狀排列的房間單元網絡，并暗示著一段漫長而持久的棲居歷史。盡管加伊納索群遺址在研究城市化的起源和發展方面具有普遍意義，但是在河谷的這一地區，只有少數幾個田野后續項目得以相繼進行。值得指出的是福格爾1990年在該遺址的調查工作，以及她對地表陶片和建筑的分析。

2008年，作為對維魯政體較廣泛研究的一部分，我們團隊在該遺址進行了田野發掘。我們在加伊納索群的第一項任務是繪制高精度差分GPS的土墩分布圖，以制作一個精確的古代廢墟和周圍景觀3D模型。隨后，曠野發掘和深層的地層沉積發掘在瓦卡·加伊納索（V-59）展開，這是該遺址最大的一個土墩，為貝內特在該遺址的開創性工作增加了大量資料。通過使用梯度計使得埋在地表之下幾厘米的建筑被識別，并通過鏟子進行清理（用鏟刃和大毛刷清掃表面以揭露墻體的頂部），讓我們得以一瞥該遺址早期的城市化。根據現有的遺址平面圖，我們了解到，這片地方被許多建筑復合體所占居，其中每個復合體都有一個緊湊的多間住宅單元的網絡，其中既有起居室，也有儲藏室，還有露臺。發掘揭示了存在各種不同的建筑式樣和房屋質量，其范圍從普通住宅到帶有庭院的豪宅。

有些土墩主要是非住宅建筑，指向一種穩固權力的存在，擁有手段、資源和為公眾或儀式用途的大型紀念性工程。的確，大型建筑的設計涉及大量工作，其采用的建筑技術都表明存在一個清晰的公共建筑規劃。最大的公共建筑（約82，000 m3）位于瓦卡·加伊納索的中心位置，雖然它被盜掘者破壞嚴重，但是該建筑在一層薄薄的泥磚土層下保存良好。這座壯觀的建筑是由充填的房間和由成百上千塊堆砌泥磚壘成的柱子組建而成，這是莫切遺址群常見的一種建筑技術。它主要是高臺和一條毗鄰的臺階（南臺），面對一個寬闊的廣場——可能用于大型的公眾集會和儀式活動。該建筑形態（面對廣場像舞臺一樣的平臺）在莫切遺址群也很常見。

加伊納索群的規模非常之大，許多土墩分布在約600公頃的地面上，雖然這些土墩的總占地面積只有約40公頃。人口估計十分復雜，考慮到該群的城市景觀以密集的居住環境為特點，由數千個小房間組成，以聚集的方式擠在一起。采用為其它密集聚落開發的參數，表明其人口規模從14，400-28，800人不等，取決于某時段居住的總空間多少而不同。

總之，維魯的中間期早段以重要的社會（人口規模增加），經濟（生產能力增強）和政治（建立全河谷的管轄）轉變為標志，從大量相關的物質材料能夠從考古學上進行觀察。這些包括河谷中聚落總體數量的增加，耕地總面積的擴展，新灌渠的建設，一個四級行政系統的建立——其中各附屬中心參與對資源的日常管理，并對其競爭的鄰近政體進行防衛——還有龐大和密集的人口聚集，以可能用于大型公眾集會的壯觀的城市建筑為特征。從原始國家形成研究的視角來看這些資料很有意思，因為它們看來支持了福格爾的假設，即維魯領導人成功地發展出了傳統上與古代國家相伴的機構，而且他們的政治首都是一個城市聚落。這就引發了許多問題，包括世界這一地區早期國家的性質問題（第一代還是第二代國家；發展出單一還是多個中心）。但是，維魯河谷在這個政體的年表建立之前，任何深入的討論都是推測。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紹自2008年以來作者在瓦卡·加伊納索進行的一項放射性碳年代測定項目的結果，目的是重建史前安第斯山區這一重要遺址的年表。

結果

在最近兩個田野發掘季中，我們在瓦卡·加伊納索的主要工作目標之一，是從不同棲居層位提取放射性碳斷代的有機質樣本。對成層的沉積挖出探溝，同時對空地進行發掘，以研究較晚的棲居層位——揭露整片房間部分，同時沿探溝兩側保留大塊墻體，以確保地層的控制。我們還清理了位于很高泥磚平臺上的一條巨大盜溝的一部分，該平臺是瓦卡·加伊納索的樞紐，可以論證公共建筑的營造。這些發掘提供了大量適合放射性碳斷代的“短壽命”（short-life）有機物，并有機會觀察物質文化的歷時演變。放射性碳斷代的樣本采自住宅區和公共建筑復合體上及其周圍的10個發掘單位。20個樣本做了測定，通過放射性分析得到5個年代數據，其余的則用加速器質譜法分析。

住宅區從住宅區獲得了14個放射性碳年代。在該區域深挖探坑和在空地進行發掘。在所有發掘單位中，陶器組合包括實用器皿（主要是河谷素面陶、卡斯蒂略素面陶、卡斯蒂略切刻戳紋陶和卡斯蒂略模制陶），還有加伊納索反彩陶片。

先前的發掘是通過該遺址的深層沉積物進行的，揭示了一段跨越幾個世紀的不間斷的棲居，但是直到最近沒有絕對年表可以對瓦卡·加伊納索的棲居斷代。發掘兩個深層探坑的目的是為了獲得該遺址棲居的“終點”（ternnnus ante quem）。但是，由于工作安全原因，我們不能到達這兩個單位的最深處。第一個探坑從一個小型儲物室地板向下發掘，深達5米。分辨出4層粘土地板和6個垃圾層。雖然每層中都存在有機物，但僅采集了2個樣本用于分析。這些樣本采自第一層地板下（Beta-253100：1720±40 B.P.）和第二層地板下（Beta-253101：1860±40 B.P.）的充填物。第二個探坑不尋常之處，在于我們重新打開了一個早年考古探溝，向東擴大50厘米，并對每層進行采樣。分析了5個樣本。它們來自第一層地板下（Beta-233868：1680±40 B.P.）、第二層地板下（Beta-233867：1900±70 B.P.）、第三層地板下（Beta-233866：1960±50 B.P.）、第四層地板下（Beta-233865：1870±60 B.P.）和第五層地板下（Beta-233864：1720±40 B.P.）的充填物。因此，從這些探坑獲得的結果表明，瓦卡·加伊納索的住宅區可能在公元前50年（校正年代）被棲居，雖然未能達到最早的棲居層。

住宅區也在空地進行了發掘。第一個單位是一個位于建筑復合體中心的大型露臺（約9.5x10.5 m）。在此我們分辨出4個連續的粘土地板遺跡。從第三層（Beta-253104：1750±40 B.P.）及第四層（Beta-253105：1820±40 B.P.）地板之下采集了有機質樣本。同時發現了兩個墓葬：一位成年女性以及一位不到兩歲的兒童。尸體被裹在用藤條扎緊的裹尸布里。在分析時，兩個墓葬的藤條得到了相同的放射性碳年代數據（Beta-253102：1650±40 B.P.；Beta-253103：1660±40 B.P.）。第二個居住面是一個大型的長方形房間（4x14m），緊貼貝內特發掘的V-59A北面。它以連續堆積的八條獨特垃圾層為特點，壓在地表下2米處一層不平的粘土地板之上。在該地板上我們發現了一個火塘，并采了樣和進行了分析（Beta-233871：1820±40 B.P.）。

在住宅區發掘的另兩個單位是兩個小型房間（約160x160cm），粘土地板里放置著儲存罐。對每個房間第一層粘土地板下的層位進行采樣。由于這些堆積較淺（樣本采自現代地表下不到1米），我們認為這些樣本可以對該遺址的最后棲居斷代。這兩個樣本的分析得出了相對較晚的傳統年代（Beta-233869：1550±70 B.P；Beta-233870：1540±70 B.P.），表面該住宅區很可能最晚一直棲居到公元650年，該年代根據二標準差統計（95%）進行了校準。

公共建筑我們在瓦卡·加伊納索樞紐公共建筑的周圍發掘了四個單位。在該建筑西北角附近挖了一個很深的探坑，以確定其始建的年代。沿該泥磚建筑的外墻，我們挖到了現代地表下5.5米處，分辨出緊貼著該建筑五個連續的居住面。從這些居住面下充填層中采集的有機物樣本，第二層為（Beta-253106：1750±40 B.P.），第四層為（Beta-253107：1780±40 B.P.），第五層為（Beta-253108：1880±40 B.P.）。結果顯示，該公共建筑復合體建造于該遺址歷史的早期，可能大約在公元50年，雖然尚未達到最早的棲居層位。

還有兩個年代數據來自于該公共建筑（南部臺地）頂部一個高臺地上的發掘，它們以不同大小房間組成的網格為特征。單位8的發掘揭露出一個長方形房間，有三條連續的粘土地板和垃圾層。第一條地板下充填物中采集到一片藤條分析年代為（Beta-260854：1730±40 B.P.）。從一個小型儲藏室中采集到的一粒普通菜豆（Phaseolus vulgafis）也做了分析（Beta-253109：1690±40 B.P.）。這兩個樣本來自南部臺地可能的倒數第二棲居層，因此為該公共建筑的廢棄提供了一個最晚的時間。

最后一個發掘單位被設計來通過清理一個大型盜坑的一部分來研究主導該公共建筑的那座塔形平臺。在4米寬的剖面上清除瓦礫，揭示出營造的順序。朝剖面的底部，采集并分析了該建筑連續堆積中一處明顯標志中斷的碳化物層（Beta-260852：1720±40 B.P）。在此地層之上，剖面顯示了至少有兩個以上的營造階段，每個階段用松散填充物與泥磚砌柱相結合來增加平臺的高度。

從該公共建筑頂部獲得的三個放射性碳年代大致相同，在公元230至420年之間。事實上，從10單位剖面底部獲得的樣本與來自南部臺地接近棲居晚期的樣本同時，可以從一般營造的順序來解釋。雖然不能肯定這些樣本來自時代相同的地層，但是它們來自基本位于平均海平面以上的相同海拔高度（32.84-33.22米之間）?；诔醪椒治?，看來有可能南部臺地原來還要向北延伸，而這座塔形泥磚平臺是后來添加上去的。

討論

這些放射性碳年代數據為瓦卡·加伊納索的公共建筑和住宅區的長期和不間斷棲居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表明該遺址很可能最早在公元前一世紀被棲居，最晚一直到公元七世紀。但是，如果這些結果考慮二標準差統計的全部范圍，必然有些會超出校準的范圍。盡管如此，目前證據有力地支持了這樣的觀點，即在公元一千年的上半葉，加伊納索群被棲居，而其聚落建立的時間更早。實際上，根據我們從勘察中收集的信息，我們估計最深分析樣本之下至少3米的棲居沉積，很可能代表了100年以上的垃圾沉積和建筑填充物?？磥碛欣碛烧J為，在公元前二世紀的某個時候，瓦卡·加伊納索最早被棲居。這與先前在中等規模的維魯行政中心瓦卡·圣克拉拉獲得的結果相符，那里最早的分析樣本也表明，建立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二世紀。

這些結果對于觀察秘魯北部沿海早期國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它們不僅提供了有關加伊納索群遺址棲居的重要信息.而且有助于建立維魯政體控制河谷的年表。的確，根據威利的說法，該遺址的建立與河谷北部邊緣耕地面積的擴大，以及與擴大現有灌渠系統所需的巨大公共勞作密切相關。根據這種情況，該遺址的建設是維魯領導人政治成功的物化標志，以及有可能是社會新秩序的出現。因此，從這個放射性碳斷代項目獲得的數據似乎證實了福格爾的假設，即在公元前二世紀的某個時間.維魯形成了一個早期區域國家，這些證據要求重新評估該地區早期國家的性質。

這些結果提出了有關秘魯北部沿海原始國家發展的概念問題。根據現有的年代學證據，有人可能會認為，維魯政體的領導人是“沒有與其他先前國家接觸”而第一個采取步驟建立起一個功能國家的。但是，考慮到這一地區其他主要聚落的年代學仍然存在較大的缺環，這里早期國家跡象已經從考古學上得到了論證，其中包括瓦卡斯·德·莫切這一公元300年后的最重要中心，這樣的結論似乎為時過早。實際上，雖然托皮克、沙普德萊納和烏西達在城區部分進行的發掘工作揭示了一種長期和不間斷的棲居.最深棲居層的絕對年代——與這個引人矚目的首都建立相伴，并可能與另一個早期國家的本地形成相伴——尚未獲得。同樣的困境也影響到早期的莫切河谷聚落，在那里，社會政治轉型的重要跡象已經從考古上做了論證，包括塞羅·阿雷納（Cerro Arena）和塞羅·歐瑞佳（CerroOreja）。

未來另一條可能更有成效的研究路徑是，可以將原始國家發展的概念先擱置一邊.直到更多的放射性碳斷代數據公布，不是探索秘魯北部沿海國家是否是單中心的國家發展，而是探究多中心國家發展的可能性。從那里每條沿海河谷的環境、資源、貿易通道等方面都略有不同的背景，將討論從莫切社會是否是安第斯地區發展起來的第一個國家.轉向在幾個世紀里秘魯北部沿海同時出現的許多不同原始國家是如何形成的。

方法

通常情況下，發掘根據遺址的地層學進行，一般以如下順序為特點：壓實的粘土地板、垃圾充填層、平整的充填層、壓實的粘土地板，如此反復。除了其中一個樣本外，所有的樣本都來自封閉的地層（粘土地板下面），以保證結果的質量。此外，所有樣本都是“短壽命”的有機物（如食物遺存或屋頂茅草），減少因“舊木效應”（“old wood effect”）而得到過早年代數據的機率。所有的樣本都由作者用干凈的不銹鋼工具從其考古學背景中提取，并直接用箔紙包好。在野外實驗室內，每個樣本都被檢查，放在干凈的箔紙里并裝袋。瓦卡·加伊納索樣品的所有放射性碳年代數據都根據INTCAL04轉換為日歷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