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民文出版數字化轉型研究

翟瑛棟 任憶冬

[摘 要] 通過實地調研15家民族出版社關于數字出版的技術理念以及民族出版的數字化轉型問題，指出我國民族出版社的數字出版實踐中存在著軟件短板、人才瓶頸、平臺建設不符合民族出版需求等諸多不足，認為各民族出版社的數字出版理念差異較大，理念制約數字出版實踐發展的現象十分明顯?；谡{研結果與理論分析，從外部制度創新、技術攻關和公共服務3個層面提出民族出版數字化轉型的可行性對策，即在合理范圍內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優先解決少數民族語言信息處理的基礎問題，以及建設具有公共服務功能的民族數字出版平臺。

[關鍵詞] 民文出版 民族出版社 數字化轉型 數字出版

[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18） 04-0093-06

[Abstract] By surveying 15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s about their ideas about digital publishing and problems that they have confronted in the process of digitization，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s include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team， the softwares and platforms do not meet the needs of digitization etc.. The views of digital publishing of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s are quite different， and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viewpoints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is very obviou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of dig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external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namely introducing the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in a reasonable range， giving priority to the basic problems of minority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building a 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platform with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Key words]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Digitization transformation Digital publishing

1 引 言

在中國出版語境中，“民族出版”隸屬于民族文化產業，是一項以中國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歷史、語言、文化、藝術、教育、科技、醫藥等知識信息為主要出版內容的出版行為[1]。民族出版具有傳播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促進民族間文化交流、傳承保護少數族裔語言與文化的平臺性及工具性職能，其繁盛將惠澤少數民族的現代化文化更新，強化國族認同，維護國家安全與文化主權，在多重社會與文化層面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近年來，伴隨信息技術不斷升級與新興出版模式不斷涌現，數字出版已成為中國出版界的熱門話題，并普遍被管理者和業界認為是出版產業發展的方向?！皵底殖霭妗彼斐蔀椤盁嵩~”。這種態勢一方面促使傳統出版社尤其是領導層加緊謀劃本社的數字出版發展戰略，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中國的“數字出版研究熱”。但是“數字出版”與時下同樣是熱詞的“全媒體出版”“融合出版”“網絡出版”到底是何種關系？沒人說得清，也很少有人探究。在數字出版研究熱潮中，亦有多份文獻對民族出版社的數字出版予以論述。文獻普遍認為我國民族出版數字化水平尚欠發達，其中論及民族出版數字化轉型機遇的觀點主要基于民族出版物的特殊屬性——印刷數量少、按需出版要求高、個性化特征強等，這些屬性不僅使民族出版適宜于數字化按需出版，且可能借助數字出版進一步豐富少數民族文化產品形態[2]。而文獻對民族出版面臨的數字化挑戰的解讀則多基于民族出版受眾有限、少數民族聚集區經濟與文化水平落后于內地的寬泛前提，所總結的制約因素與解決對策大多落在觀念、技術、人才與國家政策的宏觀框架之內，即民族出版從業者在觀念上尚未充分認識到數字出版的重要性，欠缺發展數字出版的必要技術條件與高端人力資源，解決方案系于公益性機制保障、觀念解放以及國家層面的財務支持與政策傾斜[3]。已有文獻均關照了民族出版的獨特性，但其所分析的問題、癥狀實際上是包括民族出版在內的整個出版行業面臨的共同問題。因此，進一步的研究需要結合中國民族出版數字化實踐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剖析其原因，并提出更為切實的發展理念。

本研究深入民族出版一線，力圖通過對第一手資料的掌握，發現民族出版數字化實踐中的特有問題。為此，筆者于2013年—2017年間深入15家民族出版社，對27位民族出版社的社長、書記、總編輯、副總編輯及資深編輯進行了深度訪談[4]。本文試圖在對民族出版的整體性關注中，盡可能凸顯處于不同體制、不同數字化發展水平的民族出版社存在的共性問題。

2 民族出版數字化轉型問題及困境

整理綜合各位被訪者的回答，我國民族出版社的數字化轉型問題及發展訴求可歸納如下。

2.1 理念偏差：“內容數字化”的陷阱

盡管自2004年以來“數字出版”一直是出版研究的“熱詞”，但國內研究對數字出版的理解基本上從兩個價值維度展開：一是認為“數字出版”是已有出版內容（如圖書、期刊）的數字化。因為這種觀點很容易被傳統出版社理解，因而曾經大行其道。一是認為數字出版是一種新興產業形態，是一種新的知識傳播生態[5]，其中數字知識服務是最具增長潛力的數字出版形態。從調研情況來看，對數字出版的理解直接影響了對產業形態的選擇。比如民族出版社的《中國黨史》一書已完成在線電子書與閱讀終端應用（App）的開發；云南民族出版社的《普通話培訓讀本》錄制為音頻并上傳至網絡平臺，添加二維碼即可直接收聽內容，發行量達到15萬冊。四川民族出版社和甘肅民族出版社十分重視藏文圖書的數字化，已經建成前端網站和后臺數據庫，開發了XML、PDF和Word格式的電子圖書，并且均把目標定位于可以交易和傳播的藏文數字圖書館。與此同時，民族出版社也重視與社外企業合作，如延邊教育出版社與技術企業合作提供網上朝鮮文教育衍生服務?？傮w來看，民族出版社在數字化實踐中對3種產品形態較為重視：一是民族語言文本數據庫，但對數據庫的有效利用和商業開發還需進一步拓展；二是某一經典民族語言文本（或雙語文本）的音頻、視頻、App；三是極少數民族出版社開始重視由文本而產生的衍生數字化服務。目前來看，重點開展的是前兩種產品形態。

與技術理念緊密相關的是，民族出版社由于受宏觀環境影響，普遍認為數字出版十分重要，但其數字出版的發展動力主要來源于國家投資。很多出版社負責人并不諱言，基金扶持的數字出版物不受市場歡迎。用原民族出版社社長禹彬熙的話講，就是“很少有人看，看起來好像很棒，但實際上效果很差”。藏學出版社社長周華認為：“數字出版砸了很多錢，但很多錢都是亂砸，沒有任何效果”。數字出版基金是推動民族出版社數字化發展的主要動力。目前，如果沒有基金扶持，民族出版社與技術企業合作的意愿并不強。除了延邊教育出版社之外，民族出版社基本沒有與技術企業建立盈利模式的有益嘗試。從被訪者對本社數字出版概況的講述、分析來看，我國民族出版社領導層對數字出版的認識并非如刻板印象所言“不夠重視”，事實上是“十分重視”卻不知“如何重視”。被訪者均肯定數字出版的重要性，表示數字出版是未來出版社必然要考慮的轉型之路，但也誠如其所言，民族出版社數字出版業務的展開主要依靠國家資金支持，作出的嘗試限制在數字化本社既有出版物、構建民文出版數據庫等少數幾個領域，有些出版社甚至不具備數字化辦公系統。

2.2 技術不足：民文信息處理軟件尚不完善

被訪者普遍認為，民文信息處理是民族出版數字化的最基本要素。盡管民文出版是民族出版社相較于綜合性出版社最具特色之處，但顯然民文信息處理相關的技術性問題遠未得到解決。其一是缺乏能夠兼容少數民族語言的文字輸入軟件；其二是國家尚未出臺權威、全面的民族文字標準規范。這不僅造成具體編輯工作上的混亂，也作為一種技術壁壘阻礙其無法順利實現出版流程的數字化。

新疆人民出版社社長買買提江·馬合木提指出兼容漢文信息的軟件特別多，但兼容少數民族語言的軟件卻很少，希望國家扶持民文軟件技術的開發，對包括制版、排版、印刷等的民文相關信息處理技術給予支持。云南民族出版社副總編輯普毅對此有更加深刻的體會，他指出云南地區少數民族眾多，國家下發的民族文字出版資金雖多，但平均到每個語種上就很少。他特別提及，因缺少能夠涵蓋所有苗語譜系的中國官方苗文詞典，部分出版社直接引用國外相關著作，帶來意識形態安全方面的隱患。民文信息處理的不規范、不完善在民文軟件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且相對于參考國外工具書的編校行為，出版機構或因為想省事、或出于無奈而使用國外民文軟件的負面影響更大。云南民族出版社傣族老編輯坦言：

現在，傣族（語言文字的）軟件開發還是跟不上，排版、印刷都面臨實實在在的困難。云南的傣族生活在邊界線附近，對面就是緬甸，可以很自由地來往。國內幾乎沒有人關心傣文編輯軟件。西雙版納在軟件開發上投入比較大，但還是沒有緬甸那邊開發的好用，字體倒是好看，但是使用當中還有很多問題……做民族文字數據庫平臺工作量大，國家一共就給我們這么多錢，這么多人，這么多項目，我們也得考慮經濟效益。緬甸那邊倒是開發了很多編輯軟件，泰國也有開發。緬甸軟件開發估計有什么國際背景支持，白族的文字，緬甸也有相關軟件。有些編輯提出，如果我們國內不給他們提供相關軟件，他們就打算用緬甸的。我跟這些編輯比較熟，就提醒這涉及國家的主權問題，不要亂用，我們現在也在跟相關企業談，希望解決編輯軟件問題，但企業認為開發民文軟件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我們沒有技術實力開發這些軟件，也在到處爭取相關經費支持，但目前來看，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

對內蒙古教育出版社的訪談顯示了同樣的問題，總編輯巴音·巴特爾認為國家云出版平臺沒有充分考慮少數民族文字的獨特性，雖然現在有了蒙文軟件，但軟件之間互不兼容；國家尚未設立統一標準也致使格式混亂，“形成數據庫后沒法利用”。他明確表示：

這本是國家任務，蒙文信息處理必須發展。中國這么大，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必須用國家力量去解決它，把市場卡住，讓它開發，這是國家應該管理的問題。國家必須考慮到這個，積極去解決問題。不然就使境外文化勢力沖擊到我國。

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副總編劉錫國承認原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對新疆出版社的扶持力度“比內地任何出版社都要大”。他們目前最需要的是民族文字信息技術的提升，希望國家能出臺相關規定強制要求搜狗、微軟等輸入法加入民文輸入，以此擴大民族文字的傳播范圍。顯然，民族出版社雖有各不相同的語言出版任務，面向受眾有多寡之分，但大部分民文出版困擾于語言信息處理層面諸多基礎性技術空白或薄弱之處。受客觀條件制約，民族出版社不可能通過產業化手段自主改進，民族語言的規范制定也溢出了地方出版社的職能和權責。這使得他們極其依賴國家層面的力量介入，希望國家重視少數民族信息可達性問題，從軟件開發、標準制定、資金投入方面切實完善作為數字化轉型基礎的民族語言信息處理體系。

2.3 人才結構：技術類與民族語言類雙重缺口

人力資源是出版業作為文化事業運轉良好的重要保障，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表示目前民族出版的編輯梯隊缺乏年輕、具有數字出版知識儲備與民族語言能力的復合型編輯人才。擁有事業編制的中國藏學出版社表示因收入有保障、壓力小以及福利高，社內人才引進沒有很大問題，但數字出版方面仍然“人手不夠”。新疆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劉錫國介紹社內“技術投入錢多，研發人員少”“主要需要信息技術開發人才”。 廣西民族出版社社長、總編輯朱俊杰認為：“民族出版最大的挑戰是人才的挑戰，因為我們缺人”，“感覺力不從心，有些項目做不出來，因為沒人做，不止是我們出版社，我估計其他出版社也面臨著人才的競爭”。

不僅數字出版人才不足，少數民族語言人才也存在缺口。云南民族出版社副總編輯普毅表示該社的進人指標一直重點考慮少數民族編輯，該社有22個文種的民文出版任務，與工作需求不相稱的是少數民族編輯“基本招不到人，現在社會上少數民族語言專業的人才實在不多”。制約少數民族編輯發展的原因主要是現行職稱評定制度不合理：對少數民族編輯的考核以漢文為主，但少數民族編輯普遍不具備良好的漢語水平。而無法順利通過職稱考核導致許多編輯沒有職稱，每月收入在社內低水平徘徊，降低了編輯們的工作積極性，也導致人才流失。少數民族文字編輯的欠缺實際上造成了包括數字出版在內的整個民族出版發展瓶頸。解決此種問題牽涉高等院校專業設置、行業考核規則變更、民族政策等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人力資源的雙重缺口實際是民族出版社整體“品牌效應”不足和出版業面臨數字技術浪潮沖擊的集中體現。

3 民族出版數字化轉型困境原因分析

統觀上述訪談中析出的要點，不難發現民族出版社的數字出版實踐多是國家政策導向下的產物，主動出擊探索數字化出路的單位很少。絕大多數領導者的思路可納入“申請專項資金—比照內地經驗復制成功案例—在實踐中出現不足繼續尋求幫助”的“外援模式”?；谶@一思考模式的種種發展訴求必然呈現為對國家新聞出版主管部門、國家民委、地方自治政府等多重上級管轄部門與權力方的持續“呼吁”與“希望”。訴求集中體現為減少項目審批的不確定因素、更迅速地下放款項資金，但其內部的人才和運營結構卻難以發生根本性的、符合數字出版要求的變化。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民族出版社數字化轉型的外援模式？理念落后、人才缺乏、技術不足都是原因。民族出版社領導層的技術理念基本停留在“原有出版內容數字化”的階段，這主要有3方面原因：一是國內研究沒有為數字出版產業的發展提供足夠的智力支持；二是由于民族出版社的領導層絕大多數在50歲以上，學科背景以文學、歷史、哲學、民族學為主，對新技術的接收屬于較“遲鈍的一代”（當然不排除個別領導對新技術十分感興趣）；三是如夏德元在《中國出版數字化轉型中的文化沖突》[6]一文中所表明的，民族出版社內部原有的企業文化、氛圍并不適宜新技術的迅速采納和傳播。所謂人才問題是指民族出版社（其實也包括中國絕大多數非民族出版社）內部技術人才較少，有些出版社只有1—2名數字技術員工，人才結構不適合數字出版發展的整體潮流。所謂技術問題，主要是指與民族出版社合作的技術企業本身對出版業有隔膜。由于資本的逐利本性，一般也不愿意與出版社建立長期的合作模式與利益分配模式，往往是一個項目結束了合作也就結束了。更有如北大方正、清華同方等大公司盡管長期致力于傳統出版社編輯系統及平臺開發服務，但其開發過程缺少與傳統出版企業尤其是民族出版社的溝通協調，也沒有建立雙方認可、民族出版社歡迎的利益分配機制，因而國家耗費上億的編輯出版系統仍然處于調試階段。

民族出版社絕大多數是公益性出版單位，一定意義上講是原有事業單位的延續和改良?，F有體制設計既考慮到了我國民族出版的獨特性及其在保存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質中的重要作用，也考慮到了民族出版社普遍“品牌效應”較低，抵抗外部風險能力較弱這一現實。但這也造成了市場機制較難以在民族數字出版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管理部門受制于“中央—地方”二維的信息不對等而無法做出合理判斷，從而造成資源錯置與浪費的可能。一方面，國家管理部門十分重視民族出版社的數字化工作，原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民族委員會都有專門基金可供申請?？墒?，這些宏大的“數字出版工程”有不少只是看上去很美，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并不高。另一方面，民族出版社確實面臨許多急需數字化的問題，如民族語言處理軟件，各語種的交易、信息分享平臺建設等方面迄今少有所作為。一個健康的文化機構的發展必然離不開友好的外部環境與運行有序的內部運營機制，但僅就數字出版來看，民族出版社過于依賴外部環境，而幾乎不探索內部運營能夠有何作為的被動現象，折射的不僅是民族聚集區文化經濟欠發達的特殊困境，其自身能動性的匱乏也清晰地反映出我國現行公益性出版機制中欠缺與數字出版相關的行之有效的激勵制度與創新服務平臺。

4 民族出版數字化轉型對策

需要深思的是，有無可能以及如何改變民族出版社在數字化過程中過分依賴“外援”的現狀？解決問題的難點在于民族出版社作為“委托-代理”體制的實踐主體，內部機制創新的可能性極小，創新動力也不足。這就決定了其必須依靠外度制度和外部力量。具體對策建議從外部制度創新、技術攻關和公共服務3個層面提出。

4.1 合理范圍內引入市場競爭機制

如前所述，“管理部門政策扶持——出版單位跟隨政策”得做法并不能讓民族出版社普遍完成數字化轉型，其數字出版發展水平整體較差。如何使民族出版社把政府主管部門的轉型目標內化為單位自己的發展目標，需要回歸制度設計原點。在明確數字出版是行業發展所趨、政府政策導向的背景下，重新探詢數字出版究竟能為我國民族出版帶來何種效益？根據相關研究，數字出版能夠扭轉民族出版印數少、個性化強而不適合大規模產業化運營的劣勢，極大節約出版成本。以蒙文出版為例，傳統出版中的蒙文排版支出占全書成本的1/2—1/3左右，數字技術則能使排版費用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到1/4左右[7]。多樣化呈現形態的數字出版物還能為高等教育不夠普及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帶來更多雅俗共賞的出版物，同時順應數字時代讀者的新閱讀趨勢，實現出版物社會效益的最大化?？梢?，民族出版數字化轉型是符合出版物市場價值規律、能夠推進中國公益出版影響的文化事業，在合理范圍內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并不會破壞其公益性目的，反而能夠充分調動民族出版社投入數字出版的積極性，提高數字出版效率。具體而言，在民族數字出版領域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可從3個方面加以理解，分別是：運用市場手段高效配置公益出版資源；為多元資本進入提供制度框架；市場輔助出版單位優化數字出版方向。

運用市場手段高效配置公益出版資源不是否認民族出版的公益性。民族出版的首要目標是完成黨和國家意識形態傳播使命，保障少數民族的“基本文化權益”。為達到這一目標，政府需要加強對民族出版社的監管。正如訪談中民族出版從業者所談及的：“數字出版從上層來說國家還是支持的，在下層執行的時候還是有點偏”（甘肅民族出版社社長、總編輯劉新田語）。借助市場化手段，政府能夠以更為明晰的賞罰標準，將更多資金給予那些數字出版物水平高、數量多、能夠最好地服務少數民族及相關讀者的出版單位。

為多元資本進入提供制度框架主要解決訪談中被訪者們普遍提到的，民族出版社在與社外企業合作項目時，經常因無力提供更多的資金或利益回報而遭到拒絕。企業的逐利特性是市場基本運行規律，若單純從道德責任層面呼吁企業為民族出版提供服務，無疑是不現實的。實際上，目前出版單位與社外企業發生關系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將技術性工作外包給其他企業，如委托科技公司研發相關軟件，付費購買網站等；其二是尋求企業資本對出版項目的支持，如藏學出版社與深圳民間資本合作開發有聲讀物，青海人民出版社總編輯認為數字出版“主要還得借助一些社會力量”。前者是一種正常的經濟交易，而后者則可充分將民族出版社在民族特色文化資源方面的壟斷性優勢轉化為經濟效益，補貼民族出版的巨大虧空，減輕國家財政負擔。

市場輔助出版單位優化數字出版方向主要針對民族出版社的數字出版物“沒人買，也沒人要”的癥狀。改革、轉型都是為了文化事業更好地發展，而不是為了數字化而數字化。民族出版社客觀上不具備營利性出版企業的市場敏感度，經常性地在選題策劃上忽視市場需求，由此難以在大眾閱讀需求和出版人工作理想之間點燃互動激情，也無法實現出版成本的回籠。借助市場化手段進行充分的市場調研，使民族出版的數字化行動有的放矢，才有可能達成出版單位與讀者大眾利益雙贏的格局。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一直是公益性出版的重要議題之一。民族出版社的管理中最優權力結構的安排更牽涉復雜的理論、政策與文化安全考量。盡管如此，在堅持民族出版基本發展路線的基礎上，市場機制在合理范圍內的引入仍是具有多重積極意義的可行方向。

4.2 優先解決少數民族語言信息處理的基礎問題

民文軟件開發是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涵蓋軟件研發和推廣應用的全過程，涉及成立專門機構、設立專項基金執行從基礎研究到技術攻關、從技術標準研究到技術規范制定、從專題研究開發到推廣應用、從技術推廣到產品運營的系統、全面規劃。研發民族文字處理軟件，目前技術之外的主要制約因素在于部分譜系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尚未制定信息處理標準，需由自治區政府或國家有關部委組織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專家、計算機專家依據3項國家標準、ISO-IEC 10646國際標準編碼起草具有普遍應用價值的標準，并在調研與比照國內外通用慣例的基礎上，提出一系列準確、統一的少數民族語言字符集編碼、字母區鍵盤布局、字模數據集以及輸入法、字庫字形等標準，如此才能順利導向民族文字處理軟件的開發，實現民族文字與漢字及其他語言的兼容性處理。在研發民族文字處理軟件的過程中，應重視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對周邊文化的輻射作用，不應滿足于最低限度的編輯功能。同時，還需考慮民族文字處理軟件在出版應用過程中轉換是否順暢、能否與流行的系統軟件兼容。此外，應招募、吸引盡可能多的民間字體設計團隊來豐富民族文字處理軟件的字體、美化其字型，使民文軟件擺脫“邊緣”“落后”形象，與時代審美相符。

唯有運行流暢、穩定耐用、美觀新穎的民族文字處理軟件，才是具有文化競爭力與吸引力的產品，才能持續服務本土用戶，并在與國外民族文字處理軟件的爭奪戰中取得勝利。民文軟件的推廣過程，考慮到越來越多的用戶習慣在電腦、手機終端打字，民族文字處理軟件勢必要突破DOS環境而進入更多新媒體場景中。政府管理部門或可出臺政策，以補貼方式激勵搜狗輸入法、百度輸入法、訊飛影音等文字輸入、轉換軟件涵蓋以解決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字庫、輸入等問題。

4.3 建設具有公共服務功能的民族數字出版平臺

民族數字出版平臺應建設成為國家級的、公益性質的數字出版公共服務平臺，為薄弱的民族出版提供數字化公共服務，改善民族出版社的經營環境，減輕出版單位數字化運營的成本投入。數字公共服務平臺面向民族出版社公開，具有信息共享功能。為更好地助力出版單位數字化，平臺應具備如下幾個功能。

其一，出版信息共享與智庫服務。出版信息包括選題資源與專業出版知識，可分別構建選題資源數據庫與專業知識檢索庫。民族出版社在選題上難免有交叉，不同出版單位也可能有相同的語種出版需求，為規避重復出版，選題資源數據庫必不可少。這可以為兄弟出版單位在選題時提供共享、比較和篩選的參照藍本。平臺還可集合高校、研究機構等優勢民族研究專業或跨專業專家擔當選題資源數據庫的顧問，以學界優質研究成果和集體智慧指導、補充出版選題。作為信息共享的一環，平臺亦可提供整理過的民族理論、民族政策、民族宗教、民族文化、民族習俗和禁忌等知識，幫助民族出版社內漢族編輯、民族編輯快速學習和掌握民族學科知識，提升職業素養。

其二，版權交易服務。中國少數民族眾多、歷史悠久、文化資源豐富，許多民族文化擁有超越國界的影響力，如蒙古文化、藏文化、彝文化、西域文化、古納西文化等均是全球范圍內文化研究的“顯學”。其中，有關民族醫藥、民族文化和民族風俗類的出版物具備在國外市場進行版權交易的影響力。利用我國出版物“走出去”戰略及其配套政策，為民族出版物提供整合品牌、面向國際的版權交易窗口。一些擁有與中國少數民族同族人口的國家，如蒙古、韓國、朝鮮、印度、尼泊爾、緬甸等周邊國家均是潛在的市場，可發揮民族出版的特色優勢，打造與中國經濟地位相符的文化輸出實力。

其三，對接“互聯網+”的新媒體宣傳與營銷服務。網絡書店、配送服務已深刻改變了中國讀者購買、閱讀的生活方式與消費習慣，民族數字出版平臺應順應這一趨勢為民族出版物開辟交易、支付的中轉空間與適應于大眾消費的傳播渠道。以便捷的搜索技術、多樣化的品種選擇擴大民族出版物的受眾面，并可充分發揮長尾效應，為小眾的民族出版物尋覓更多的傳播機會。

注 釋

[1]滿福璽.民族出版業發展導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31

[2]鄧秋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少數民族文字圖書出版概覽與走向[M].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91

[3]文獻參見：廖健太.中國當代民族出版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08：204-208；吳柏強.地方民族出版社數字化轉型升級之困境及對策[J].出版廣角，2017（2）：77-79；馬國林.基于新媒體背景的民族出版數字化分析[J].企業改革與管理，2015（11）：203

[4]調研與訪談的出版單位有：藏學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教育出版社、新疆少兒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甘肅民族出版社、廣西民族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內蒙古教育出版社、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延邊人民出版社、延邊教育出版社。

[5]張大偉.果殼網：如何在web2.0界定數字出版的邊界[J].編輯學刊，2016（2）：10-14

[6]夏德元.中國出版數字化轉型中的文化沖突[J].學術月刊，2010（4）：27

[7]廖健太.中國當代民族出版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08：208

（收稿日期：2018-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