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透支
——《文心雕龍譯注疏辨》出版感言

張 燈

經過二十余年的苦研苦耕，終于迎來了收獲的季節——拙書《文心雕龍譯注疏辨》的繁體字本不久前已由復旦大學出版社付梓面世了。至此，我確實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因為它是我后半輩子耗盡心血得來的學術成果。這些年來，除偶然也不得不寫一點懷人的、應景的文字外，我的所有精力全都撲在這項作業上面了。有人或許會問，《文心雕龍》原著文本不到五萬字，加譯加注再加辨誤析疑，真的需要花上二十倍的篇幅嗎？我要說，筆者其實是極為注重簡省筆墨的。以全書485則辨條言，盡管廣征博引，鋪得較開，卻皆為前人校注訓解的疏誤而發，自信尚無廢話，即沒有一條是無的放矢、嘩眾取寵、故標新異的產物。自宋元明清至當前，前人的研究不免會留下一些空缺，校注疏解中也存在不少舛誤，更還有許多引申闡發別出心裁，反將原著讀解領入歧途，而且陳陳相因，以訛傳訛。這些，都是頗值得學界認真思考的問題。拙著的探究工作，正是從這個基點出發，自己戲稱是學術上的“撥亂反正”。因此，我愿意寫下自己的一些感言。

跳槽的緣起

我原來是研究現當代文學和文藝理論的，寫文藝隨筆，作理論探索，主要的還是作品評述。因為另有本職，或教書，或做編輯，不是專業寫作者，只能見子打子，像小販一樣兜售點零星物兒。即便如此，也受許多限制。比如，想寫的或因犯忌而不能寫，不想寫的又不愿去作趨炎附勢的隨從。就這樣，二十余年積累下來的文稿，僅有十七萬字，雖亦匯攏而成《藝術魅力縱橫談》的小冊子，雷達先生所作之序也說了不少好話，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常在為自己的淺薄而慚愧。

1989年下半年起，我請了一年的創作假。當時并無明確的選題，僅僅為擺脫煩瑣的編務，想自己搞點研究。具體搞什么，一時尚無決斷，于是先抓武俠小說消遣。某天讀到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龍今譯》，覺得注釋可以商兌之處頗多，譯筆也較顯生澀。隨后又找來陸侃如、牟世金先生(合著)和趙仲邑先生的同名專著《文心雕龍譯注》，比《今譯》似乎要好些確些，但仍不甚理想。這三個本子流行較廣，學人多以其為讀解《文心》的首要依據。一頭要面向眾多初學的年輕讀者，另一頭又要面對年代久遠的艱深巨典，注解的準確穩實本已難甚；再加上原著以駢文寫成，譯作白話自也應體現其儷對美文的風韻吧！我有點躍躍欲試： 自己可不可以也來譯它一遍呢？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我翻譯了全書首三篇《原道》《征圣》《宗經》的文字。反復潤改后自己還覺著滿意，卻仍無把握，于是分別寄給北京和上海的兩位專家求教。碰巧的是我同一天寄稿，兩位也同一天收到，都在當晚作復，我又同一天收到了回函。他們都極表驚喜，鼓勵有加，希望我務必按自己的路子將全書譯完——他們是看到了拙稿與其他譯注本的差異。但他們也不約而同地囑我將視界放開闊一些，譯注辨析的參照點不宜光局限在這三個版本上。這本來就是我的打算，試譯三則僅僅是種試驗田而已。

在著手尋覓《文心雕龍》各種版本的同時，我已展開了自己的探究工作。雖說資料無法像前輩學者那樣收羅詳盡，但歷來的重要刊本，尤其是現當代學者諸多學術專著，都還算是相對完備了的，它們引領我去對照比較，去斟酌推敲，去辨識正誤，以求取對文本文意相對有最顯確切的訓解闡釋，疑義疏解、去謬存真的辨析條目自然也在此過程中產生。

這實在是苦透苦透的差事。這里需要格外地嚴謹細致，絕對不可馬虎潦草，所謂要能“斷以己意”，那是務需經過切實的詁訓，分辨出歧異而又有定見定識之后的一種水到渠成，與浮躁取謬、隨意圖新完全是兩碼事。即使在很小的節點上，我也嘗到了這樣治學的甜頭。如《序志》篇末贊辭有云：“逐物實難，憑性良易?！薄爸鹞铩币辉~，各本多解指“理解、掌握事物”，兩句謂追索萬物之理及真相本就很難，但掌握其規律則可顯得較為容易。表面看，譯解十分順暢，然又有一個不可通解處： 認知事物之難就難在把握其“性”也即其規律上，下句再說掌握其規律則易，豈非成了自悖式的解釋？這里或應疑訓解有誤。查核全書，筆者發現“物”“貌”等語，實為彥和專用的寫作概念，《明詩》篇有“驅辭逐貌”句，《詮賦》篇有“品物畢圖”“寫物圖貌”諸語，《物色》篇又有“寫氣圖貌”之說。這里的“逐物”，也即是“寫物圖貌”，引申指寫作事業，兩句應謂： 寫作事業本就極其艱辛，掌握規律則可較顯容易。這樣解句，既顯得文順意暢，更與全書講規律、談文術的主旨緊相契合。

類似的例子尚可列舉許多。我總覺得，《文心雕龍》的字詞句、篇章表意等基礎性研究，確還有不少值得進一步推勘的地方。有位專家曾肯定地說過，《文心雕龍》的研究已做得差不多了(指字詞句的基礎性研究)?；蛟S是這位先生出過?？蔽谋?，但怎可以此蓋住眾多專著而將己作樹為標范呢？所以有專家說，此乃狂妄淺薄之見。我則是選定24篇重要篇目，從析疑入手，逐字逐句地斟酌，寫下辨析條目，又據已有的新見新識將原文重新翻譯一遍，形成了第一本專著《文心雕龍辨疑》(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1996年召開的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第五屆年會上，筆者提交了大會發言《關于龍學研究中的“三欠”問題》，明確指出《文心》研究中存在著文字詁訓欠妥、文本?？鼻飞?、文意把握欠確的缺失，用事實回敬了上述說法。這以后，自己的探索工作便始終沿此朝向前行，一直沒有停歇過。

同樣耗盡心力的還有全本的白話語譯工作。按比例看，譯文不過僅占全書篇幅的十分之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卻絕不會少于整個工程的一半。每字每句每篇譯文，我都反反復復地作了潤改。我始終認為，像《文心雕龍》這樣的駢儷之作，顯然不宜用一般的白話散文譯之，而更得格外地講究譯筆的遣詞、句式和文采。二十余年來，我一直在摸索，想尋找一種與駢對原著能同趣互映的語詞句型組合，以利體現駢美的原文。實踐中或許算是找到了一些感覺，因而對拙譯提出了兩條硬性的規定： 其一是要求譯文大體是原文的一倍。嘗試的結果發現這二比一的比例正相合宜，拉長了顯冗，壓縮了則干。其二，譯文基本都采用類乎白話文的排比句式，來對應原作的排偶文句，力求顯現其獨特風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刻板的苛求是自己折磨自己。但是，翻譯絕對又應是一種創造，我于是只能勉力為之。效果也許是好的，可以舉一段譯文作例子?！段锷返脑挠幸韵赂骶洌?/p>

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日出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連]形： 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

拙書的譯文則作以下譯解：

所以，“灼灼”二字寫出桃花的明麗，“依依”一語極盡楊柳的柔順，“杲杲”的狀寫勾畫陽光燦燦的圖景，“瀌瀌”的描述展現雨雪漫漫的形貌，“喈喈”連聲仿效黃鳥的和鳴，“喓喓”疊音模狀草蟲的叫聲。再如“皎日”表現光亮，“嘒星”形容細微，一個字即已窮盡景態；“參差”狀荇菜長短，“沃若”言桑葉鮮潤，兩個字則又寫透物貌： 一律采用以少總多的寫法，外物情貌便都狀寫無余了。

譯解是否準確妥帖，應由學界去評說，但可以補充一點的是，原譯的“一個字即已窮盡物態……兩個字則又寫透形貌”句，付印前還更換了二字，即將“物態”易為“景態”，“形貌”改作“物貌”，目的僅僅是為了避免與上文“形貌”一語的重出。筆者始終認為譯文務應嚴謹考究，這個路子想是不會錯的。眾多學者費大力氣予注予譯，且不說尚有信實不足處，“雅”字的目標則恐怕大多都未能達到。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遺憾。張光年先生或有感于此，1983年推出六篇《〈文心雕龍〉選譯》，以后增補至三十篇，結集稱名為《駢體語譯文心雕龍》。他在序言中說：“人家是那么漂亮的駢體古文，我用語體駢文翻譯出來，力求(不能完全做到)上下句對偶相稱，平仄協調。還力求(不能完全做到)一句古文譯成一句語體文，不失原意?！贝笤娙说恼Z譯，自然文筆雅麗，句型工整，對諸多注家譯文的欠缺應是一種補足，甚至可以說是樹起了一桿標的。但因張老的語譯基本屬“直譯”的性質，故訓解要求或應嚴格些。恕我不恭，在將原著語辭準確無漏地譯釋出來方面，個別地方似尚可值得推究。如原著首篇首句“文之為德也大矣”，張老譯作：“文的來頭大得很??！”“文之為德”是否即為“文的來頭”意？“來頭”一語乃當代口語，不能說口語不應進入譯文，問題是其含義比較廣泛，可指人和事的來歷、勢頭、力度等等，盡管讀者能夠大致體察到譯句的含義，但從訓詁嚴謹的角度言，表意仍恐會有不確切感。接下去又有“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兩句，譯文作“日月交輝，高懸出天文的形象”?！隘B璧”二字指日月如璧，輪番照耀大地，譯文似未予清晰地傳導；“垂”謂布，“麗”為附著意，后句言顯示出天上無比璀璨的景象。這一訓解若不誤，張譯是否尚有一些缺憾呢(這后一條意見書中雖無剖述，現在補出卻也未必嫌晚)？或許有人會說這是挑剔，但我則認為是對譯事該有的要求，尤其是對《文心雕龍》這樣簡約而駢美的古典名著。真正嚴于詁訓的是楊明照先生，他在《〈文心雕龍〉有重注必要》一文中引他著中的“鬼神之為德”“中庸之為德”“酒之為德”等句相較，指出“造句和用意極為相似”，“都應作功用講”，“‘文之為德也大矣！’猶言文的功用很大??！”釋此“德”字既確又透，堪稱訓解古文的楷模。我開始試譯之時尚未見到楊文，首句的眾多歧見也讓我幾度反復地推敲，最后譯定為：“文章作為一項德業，實在是夠盛大的了”。我想，“德業”一語由“功用”之訓轉來，譯句又與原文語詞貼切相應，再三再四地斟改也應是值得的。

審慎從事，敢于質疑

治《文心》近三十年來，我始終抱著既小心又大膽的態度，說具體點，那就是： 審慎從事，敢于質疑。這是兩個基本之點。

不謹慎從事，不緊扣原著主觀隨意地闡解一通，那會將文本攪亂，錯謬迭出，貽誤后學，俗話稱之為“糟蹋圣賢”。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对徺x》篇有“并體國經野，義尚光大”兩句?！绑w國經野”語出《周禮·天官·冢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编嵶⒃疲骸绑w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标懙旅饕灿薪忉?，意謂營建京都宮城門途，如人之有手足四體；管理郊野丘田溝洫，如機之有經緯。這樣，“體國經野”后來成為固定詞語，泛指治理國家，含善規劃、有條理之意。

眾多注家訓“體”為劃分，釋“經”指丈量。確。但經譯者的引申發揮轉化為譯文，意思則又與原意相距過遙，有了根本性的偏差。牟本譯為“這些都是關系到國家的大事，意義是比較廣大的”，周注又譯作“都要考察國都體制，觀看田野規劃，推重重大的意義”，其余注譯如郭本、龍本、向釋本、《義證》等等，也都未能逸出這個譯解范圍。

描摹“京殿苑獵”，了解觀察自不可免，但何以牽扯到了“國家的大事”？又何需考察“體制”并觀看“規劃”呢？似乎，辭賦家都得如當今之各級計委主任，否則便難以命筆，這豈非成了笑話？本條二句是專對大賦而言的，篇幅長大，內容寬泛，故務應如“體國經野”一般來安排構筑，以做成結構完整、有“序”有“亂”的“鴻裁”。下句的“義”字，恐也不指含義、意義，其本訓指容止、儀態。兩句其實是說： (那些描摹京都殿宇、游苑狩獵，敘寫從征遠行、襟懷志趣的大賦)都有如經國治疆般地經營，體式崇尚昭明宏大。稍微細心點的讀者都會發現，整個這一段介紹漢賦崛起發展，劃出長篇大賦和短章小賦的區類，敘說二者當如何寫作，各有什么內容和哪些特征，何來意義及影響的述說？根本在于粗疏，不去審察整段行文的表意，不細致推究孰正孰誤，于是錯將比喻語辭當作實指來譯釋，譯意的走失也勢在必然。人們不妨比對一下，究竟哪一種譯解更顯得順貼合理些呢？

另可舉一個?？钡睦?，很小，卻極能說明《文心》研究中確實存有不少的空缺、罅漏和謬誤?！墩魇ァ菲小皶鯏鄾Q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兩句，各本的譯釋，“書契”一律解指文字。訓釋不誤，但無論如何均不能將各句銜連起來。上文提示語說，圣人的著述即經書有四種特征： 或語言簡練，或文辭繁富，或理思明辨，或蘊蓄隱曲。緊接著用十二句列舉若干經書(有的為暗舉)，闡述其各著的特點，惟此排在第七、八的兩句未指何著，緊挨而言的下句“此明理以立體也”豈非成了不可落實的空話？作為大家的彥和能如此不顧前后地行文嗎？這里的讀解肯定出了毛病。經反復思忖斟酌，終于霍然有悟： 書、契二字是否應當分訓？“書”指《尚書》，“契”謂文字，此言《尚書》的文字如何如何。古文之中，“書契”二字常常聯用而訓為文字，但單用“契”字也指文字，甲骨文至今尚有稱“契文”者。這就是說，在此處的語言環境中，二字分訓最為合理，即文本校為“《書》契斷決以象夬”，這樣正能使前后十二句表述句句順暢有指，沒有任何讀解疙瘩。與下篇《宗經》贊《尚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也完全的合拍合榫?；嗽S多心力，?？眱H僅添一個書名號，但自己覺著值得，因為畢竟掃除了文本的一處障礙，也已為后出的專著所采納。僅此一則小例，或多少可以說明，筆者是如何將小心和大膽結合在一起的。

當然，質疑不是目的，它僅僅是一種手段，是解開疑團的基礎。你還得走出第二步，第三步，將正解(包括勝解)和闡述落到實處，才可望真正的有些學術建樹。筆者深深感到，要使學術探求有科學的推進和提升，淺嘗輒止不行，那樣只能追隨在他人后面人云亦云；別出心裁也不妥，因為一旦失卻嚴謹，往往容易出現改正為誤的謬說。這里，應當有兩個方面的突破。其一是朝著客觀的方向，即對已有的成果作鑒辨識別，認清是非判明優劣，學術總是在糾謬、取正、從優的過程中前行的。其二是朝主觀的方向使勁，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學養，深思熟慮，提煉出切實可靠的學術見解。這樣，質疑便有了歸宿。

向權威挑戰

《文心雕龍》問世1500年來，花引蜂蝶，有眾多學者為其考訂注疏，留下的專著為后人提供了許多真知灼見；現當代出版的注本釋本譯本則更多，為普及推廣這部名著作出了突出貢獻。著述者多為專家學者，有的還被尊奉為權威，他們書中難道也會出錯？是的，很遺憾，此中仍還有不少疏漏、失確，甚至是謬誤，務應予以指出糾正。這就是說，我們首先會遇到向權威挑戰的問題。筆者曾經作過一個比喻，說這樣做猶如輕量級找重量級比賽拳擊。但只要踏上學術探索之路，這恐怕就是難以回避的問題了。

這里可以舉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事類》篇有這樣兩句話：“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弊置姹硪馇宄?，疑點在一“千”字上。范文瀾獻疑曰：“彥和語即本《淮南》文?！痘茨稀酚直尽秴问洗呵铩び帽姟菲?。數千似當作數十，數千不將太多乎！”楊明照的意見正與之相反：“按古人為文，恒多夸飾之詞，舍人于前篇言之備矣。如雞蹠數千，即為太多，則所謂周游七十二君者，其國安在？白發三千丈者，其長誰施耶？《呂氏春秋·用眾》篇：‘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與蹠同)數千而后足?！巧崛舜宋?，本《呂子》也。且本篇立論，務在博見，故謂‘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皆喻學者取道眾多，然后優也?！贝苏f早在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文心雕龍校注》新版中提出，繼后推出的注本譯本除郭注本外，文本一律據楊校寫作“數千”。盡管楊校細致精當，提供了許多卓見卓識，但這里的一字之爭，是應當肯定范注確而楊說非的。我們該回到彥和的原句上來。這是駢對為文的兩句，前句說一皮無法成裘，系實言直敘，那么，對仗工穩的后句，也絕然不會取用夸張的修辭格。這是無可置疑的，顯而易見的，不然，寫出這樣的跛足文句，彥和豈能成其為理論大家？

此例之中又還套有一例。1967年臺灣學者張立齋出版的《文心雕龍注訂》取范說：“‘千’字當為‘十’之誤”；1982年同一作者所著的《文心雕龍考異》(二著皆為正中書局版)則又?！笆睘椤扒А?，并說：“血流可以漂杵，一食何妨千蹠，皆在夸飾之列，況呂氏之作可征乎。范說非?！睂W術見解的更改是常有的事，但將原有的追隨者轉為爭論對象，采用如此的口吻，實在欠妥，更何況新取的意見是看似依據強硬，卻仍有明顯的破綻，經不起推敲的呢？

筆者將這種現象稱作“名人效應”，也可稱之為“權威情結”。學界確乎普遍存在著一種跟風的不良習氣。只要是大人物大專家講的、寫的，不對也對，不深也深，一味趨從，競相闡發，甚至還奉上許多天花亂墜的贊譽，殊不知這樣做不僅阻遏著學術研究的深入和提升，更還會張揚誤識而使之成為學術定論的。

當然，楊先生治《文心》精當深湛，他與王利器先生被譽為校訂勘誤的“兩大功臣”是當之無愧的，“數千”之校不過是偶然的疏失，其他校訂則又精彩紛呈。如《樂府》篇有“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兩句，前句“致”字不可通，紀(昀)評改為“制”，以后各家多沿用，1959年的楊校本也校定為“繆襲所制”。但是，唐寫本文字又作“繆朱所改”，“朱”字“改”字的出現想也不至于無緣無故吧！再往深處探索，《晉書·樂志下》有明確記載： 三國時，魏國繆襲、吳國韋昭都曾受命改曲，那么，唐寫本“改”字不誤，“朱”字則應為“韋”字之誤，“蓋草書‘韋’‘朱’形近”，故將文本校定為“繆韋所改”，這樣，文本與史料、異寫與辨證完整地諧合，楊校達到了何等精細的程度！

同樣為著名專家寫的《今譯》本，卻沒有楊校這樣的精度?！对徺x》篇贊辭有云：“析滯必揚，言庸無隘?！蓖踝C據唐寫本改二字，校定為“抑滯必揚，言曠無隘”，各本均無異見，《選譯》《今譯》亦然，但訓釋卻令人哭笑不得——二本注文均為“抑滯： 抑后，后面抑，即欲抑先揚?！弊g文則互有不同?！督褡g》譯作：“對抑止停滯的一定要加以發揚流動，內容廣闊而不窄隘?！薄哆x譯》本后句同，前句則為：“修辭下抑后一定上揚?！北M管其注釋本作了說明，舉司馬相如《子虛賦》寫云夢澤即取用這種手法，但仍無法彌補注與譯全不相扣的疏誤，表意也模糊不清，讀者不知彥和究竟在說些什么，哪里還有權威性可言？其實，兩句言漢賦“鋪張揚厲”(楊校語)的風貌特征，謂描狀靜止平板的事物都可以使之靈動飛揚，言辭曠放又有如江河無阻無擋，毫無向后抑或先揚后抑的含義嘛！再則，反襯手法與先揚后抑(或先抑后揚)，恐也不該混為一談吧！

舉出不少實例，為的是說明自己的權威觀。筆者是極其敬仰專家學者的權威論著的，全書征引他們的述說已達數不清程度便是明證。但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權威性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別人硬貼上去的，它是在學術實踐中自然形成的一種客觀存在，是經過積累、深化、提煉后成為普遍認同的一種真知灼見。另一方面，權威性并不等同于萬能性。專家學者即便在總體上、諸多方面的論斷有其權威性，卻也無法保證在每一個節點上的見解都確鑿無疑，此即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之謂也。所以，既要充分尊重權威，遵從他們的科學論述，但也不宜盲目迷信，將謬誤也奉為圭臬。這中間，鑒辨是必不可少的，膽識也是不可或缺的。

挖一口深井

除了朝客觀方向求取突破和推進，又務須要求自己在主觀上作出刻苦的努力。兩方面的互動相加，才可望獲取有價值的學術建樹。筆者的探究工作也是雙管齊下的，但鑒于以往寫的文字涉足古典文學領域相對較少，學養受限，因而盡量要求夯實自己，反復審核本人見解的正確性合理性，也即在主觀層面上筆者花費了更多的力氣。

如《祝盟》篇的“太史所作之贊，因周之祝文也”兩句，唐寫本則作“太祝所讀，固祝之文者也”。這里的“贊”字，具體指漢代帝王葬禮所用的哀策文字。唐寫本的后句，顯然欠合乎邏輯，哀策講究文采，其他祝文難道就不求文采了？所以，好些主張依唐寫本校訂的注譯本，譯后句仍據今本文字。前句的“太史”則有歧見。周注釋本說：“太祝： 《后漢書·百官志》太常卿屬下有太祝令，‘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又太史令，‘掌天時星歷’，不管讀祝?！睏钚Ｕf同?？磥龛忚徲袚?，彥和“太史”一語似乎是用錯了。但是，古代職官禮儀極其繁復，不同情況下有不同規定，司職也恒有交叉。為探究竟，筆者查閱了《后漢書·禮儀志下》，其中詳盡記錄了漢代大喪禮儀的過程。從太子即位到靈柩起駕再到梓宮入穴，多次頌讀謚策，有太尉讀、太史令讀、太祝跪讀等儀式。疑團解開，能確知太史讀策的說法并不為誤。此例看似有現炒熱賣的味道，但因征之于史載，細斟細酌，不斷往深處探尋開掘，這樣得出的結論想來是準確的，也應當是有學術力度的。

《文心雕龍》五十篇編次有無顛倒錯亂，也是對研究者學養識力的一個驗測。最初或由《物色》篇引起，范注云：“本篇當移在《附會》篇之下，《總術》篇之上。蓋物色猶言聲色，即《聲律》篇以下諸篇之總名，與《附會》篇相對而統于《總術》篇，今在卷十之首，疑有誤也?！眲⑨屨f：“此篇宜在《練字》篇后，皆論修辭之事也。今本乃淺人改編，蓋誤認《時序》為時令，故以《物色》相次?！蓖踝C也以為：“范氏獻疑是?！┐似珊翁庡e入，則不敢決言之耳?！惫緞t干脆將篇次作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原四十二、四十三篇的《養氣》和《附會》移前為二十九、三十篇，《事類》第三十八移至三十二篇，《物色》篇又置于《夸飾》、《隱秀》之間為第四十二篇。依據是《序志》篇有“剖情析采”語，《養氣》、《附會》、《事類》皆屬“剖情”類，故前置與《神思》諸論相銜；而《物色》則屬“析采”部分，與劉釋論修辭的說法相近，因而插入趨后。有人提出的另一個理由是全書五篇為一卷，據《序志》有“崇替于《時序》，褒貶于《才略》，怊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等語，故《物色》當移前，《時序》則應移于十卷之首 (參見臺灣版《考異》)。這一篇次訛誤說影響甚巨，臺灣著名專家李曰剛先生撰著的《文心雕龍斠詮》(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印，1982年)，也據以重新編排了后半部篇次，只是并未完全依照郭本所列的次序。

這些均為大專家的意見，從還是不從，確實相當考驗人。

細酌各說，似都不怎么經得起推敲。據不完全的敦煌殘本看，唐時本書篇次已定，所列十五篇(完整的十三篇)與今本次第合。接下來，迄今能見的宋元明清版本，除宋本《御覽》篇載有佚外，其余如元刊至正本、王惟儉的《訓故》本、梅慶生的音注本，以及日本所藏的幾個版本，篇目編次也一律不見差錯，何以沿一千五百年而來的今本突然又有編序的訛錯了呢？篇次誤排的版本依據絲毫未予提供，也無法提供，僅歸咎于“淺人改編”，在印刷條件很不發達的古代，這實為極難想象的事。深入一步探究，可知全書五十篇，分為十卷，每卷五篇，乃后人為編纂齊整而設，并非按類剖劃(明楊升庵批點曹學佺評《文心雕龍》列篇而不分卷即可為證)。由于總論五篇，文體論二十篇，以致造成依類定卷的錯覺。如若真的如此，《序志》具有“以馭群篇”的獨立性，與《時序》、《才略》等均不類，豈非也應自成一卷？至于說《序志》所列篇名可標明篇第也不確。彥和是撮舉選舉，并非全列，怎可作為篇次排列的依據？紀昀總其成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實已說得非常明白： 《文心雕龍》“分上、下二篇。上篇二十有五，論體裁之別；下篇二十有四，論工拙之由，合序志一篇，亦為二十五篇?！笨梢姽湃艘辔磳⒕淼木幣藕皖惖臍w屬完全等同起來?；氐健段锷匪撝畠热?，劉釋的“論修辭”說顯然欠妥，《義證》已指出：“按劉永濟在下邊對本篇的解說，也不限于‘論修辭之事’”，因《物色》并未如《比興》、《夸飾》那樣專論修辭手法，也不像郭注所言屬“析采”即論述藻采的運用，而是闡述文學描寫與自然景色的關系，與《時序》等篇論文學與時代、與作家才分、與文學鑒賞等關系相協，列于此處正得其所哉！將本篇論題縮小到僅涉藻采或修辭事，自會懷疑篇第有誤，問題恐出在注釋家自身的理解上了。

只要不斷地深入，學術探索就可望有所進取，筆者在《隱秀》篇的校訂上就頗有體會。全書之中，此篇最為特殊，即由于版本缺失一頁，引錄不全的宋本《御覽》未列該篇，元至正本起各刊本皆缺四百余字。二百五十余年后稱找到佚文，明末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予以納入，清黃叔琳輯注本亦予采用，廣為流傳后遂有完篇的今本。但由此又帶來了補文真偽的論爭，至今未有結論。筆者覺得，作為學術課題，真偽之辯可以繼續；但從讀解文本、把握原著論旨的角度看，補文理當納入殘文，即便其并非原著之舊也應如此。要將這兩點區分開來。試想，原文論隱論秀(指復意含蓄和篇有警策的兩種手法)，殘文則呈現一種論隱有之、舉例闕如，言秀無論、僅舉一例的狀況，如何能做到論述的完備？細酌殘文，又可發現為銜接殘篇文字，似已留下有文人作過文句修潤的痕跡(如本當有的“晦塞為深，雖奧非隱”二句八字，諸多刊本皆不列；“隱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兩句，則又簡縮為“秀句所以照文苑”即值得思考)。用心良苦，意在補漏。但缺失逾半，怎么補救都無法使之成為完論；只有暫時擱置真偽之辨而將補文納入篇中，方為頗佳的一種選擇。至于有的專家竭力貶斥補文，將其說得一無是處，那是因為先認定其屬偽而出現的偏執，這里就不予展開了。

另有一則?？被蜻€相當有趣?！蹲鄦ⅰ菲靶⒊煞Q班伯之讜言，貴直也”句，本勉強可通，卻不夠順溜，王證據有板本“言”下有一小寫的“二”字，以為是重字符號，故添一“言”字，校句為“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言貴直也”。但筆者又想，此小寫的“二”字，可否視為乙正符號(稍有連筆即酷似“乙”字)？那么，逗號宜移前一格，校句應作“孝成稱班伯之言，讜貴直也”。這是其他諸本皆無的校訂，非為標新，乃是依據前人提供的點滴啟示，再經獨立思考而有的結果。至于確否，自有待于學界鑒辨，但起碼做到了文順句暢，也說明了筆者是如何對待校注譯釋工作的。2003年12月，本書上編《新注新譯》單獨由貴州教育出版社刊行后，反響確實較好，兩位專家先后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書評，肯定拙書取得的成績，也透露了作者此中的艱辛和磨難。筆者并無就此歇一歇的想法，我將鼓勵當作鞭策，又用六七年時間對全書再做精耕細作的修訂，因而有了今天奉獻的這本較為完整的書稿。

感言說完，似還應贅述一句： 為撰著這本書稿，我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

首先是精力心血的投入。我深知，蠟燭的光焰在燃燒中閃爍，學術的成果靠心血來澆灌，要認真切實地做點學問，務須有吃大苦耐大勞的精神。這是從起步直至完稿就一以貫之的認識。再加上長期以來總有編務雜務纏身，我的撰述于是不得不加倍努力，比其他同行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上文種種舉例可折射出筆者耗力之巨外，另還可提供些數據作補充說明。自1992年筆者先只身調回上海后，除必不可少的本職工作和吃飯睡覺外，每天工作約十四個小時，其中起碼有六到七個小時用于《文心》研探。1995年起，我受點照顧擺脫了行政雜務，此后仍每日苦耕十來個小時，并堅持十余年之久，全書殺青、潤改修訂都在這一時段里完成。此間筆者基本不看電視，沒有娛樂，全身心地投入了治學之中。單以僅占十萬字篇幅的譯文為例，每一篇的修改潤色一律都在十二遍以上，多的則自己也難以計數了?？梢哉f，筆者就像是一名手工裁縫，《譯注疏辨》乃是一針針一線線綴縫而成的成品。

其次是身體虧了垮了。竭盡思慮與元氣損耗往往是聯袂而至的。古人早有論述，道理筆者也懂，無奈謀事未果只能顧此失彼。最初出現的是短暫性暈厥，大概只有幾秒鐘。詢問醫生，說可能是“咳嗽性暈厥”，問題不是很大，于是并未將它當作一回事。多少年以后作腦部CT檢查，才發覺后腦有一個腔梗灶。近幾年來，眩暈來了，失眠來了，消瘦來了，耳聾也來湊上熱鬧……這些，看起來似與學術無關，但我知道，它們無疑都是殫精竭慮的副產品。不過我并不失悔。人生一世，白駒過隙，能留下點有價值的東西，恐比渾渾噩噩活它百歲更有意義。所以，有人若要問我是如何從事學術探索的，我想歸納的第一句話就是： 生命的透支！

2015年10月寫定于上海

并非贅語

“感言”寫完，總覺得還有一些話是應該說一說的。它們不屬感言范圍，然棄之則可能會帶來缺憾，故這里還是用“贅語”形式將它寫出，好在文字不長。

其一是要表白，今后將不準備再搦筆為文了。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先是耳朵壞了，突發性的，殃及雙耳。某天早晨參加個會，瞬息間發覺聽力下降，辨音模糊。當時我并不怎么著急。直到早年的一位學生，現已任三甲醫院的五官科主任，告訴我這類神經性耳聾目前尚無治愈的辦法，這才讓我緊張起來，中醫、西醫、中西結合再加偏方、秘方輪番療治，也配了價格不菲的助聽器，均無顯效。作為一名文化人，不時要發出點自己的聲音，要與外界有交流、碰撞乃至于論辯，一旦聽力受損會帶來多大的苦惱！然而禍不單行，不幾年慢阻肺又纏上賤軀。疾患的折磨已難經受，不料更重的精神打擊有如炸雷般地劈來： 2014年歲末，拙荊因猝發性心力衰竭而棄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迎來了《譯注疏辨》的出版。悲多于喜，交雜翻滾，很長一段時間里，不知自己在做些什么，也不知下一步還要做些什么。也是在這段時日，我先后驚悉了王運熙先生、王更生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一方面深感痛惜，另一方面也倏忽意識到自己的年齡——在專治《文心》的同時，我曾寫過多篇懷人的文章。他們往往年長，有的還是長輩，我寫紀念文字理所當然；現在，是不是已到該由他人為我寫祭文的時候了？但是，懷念兩位師尊的文章必須寫，癱在床上都務必寫。我給張文勛老師寄了書寫了信，表達了參加2015年昆明年會的意愿和顧慮。張老幾次熱情函邀我與會，就這樣，我拖著支離的病體，不顧醫生勸阻，孩子反對，只身從上海趕赴昆明。這實在是一次冒險的遠行。戚良德先生事后在文章中說我面容、步履“清癯”而“蹣跚”(見《中國文論》第三輯279頁)，其實又何止這些，赴昆明我只背了個雙肩包，下車時匯入人流趔趔趄趄前行，下石梯曾被人輕輕擠搡一下，幾乎跌倒釀成大禍……為的是什么？僅僅為將《憶王運熙、王更生兩位師尊》的文章在年會上念一念，獻上晚輩深摯的哀思?；蛟S是皇天佑我，8月8日上午，我在開幕式上誦讀此文，下午又接上海電話，說《文匯報》也于同日刊出。這是我三年來寫的唯一的一篇文章。我與友人說，這是不得不寫的文字，不寫良心難安的文字??！因此，所謂不再為文的說法得稍作注解，即系統性的課題研究已經無力為繼了，“小令”或許會有，但也不會多。

其二，既已宣告擱筆，我似應將筆名“張燈”的由來簡述一二。此筆名是為悼念我唯一的舅父而啟用的。舅父張路先生畢業于杭州藝專，豐子愷先生弟子，全國著名的版畫家，上世紀五十年代因眾所周知的原因由北京掃至哈爾濱，又成了北大荒畫派的一名創始人。粉碎“四人幫”之后他興奮已極，出席除“四害”后的首屆全國美展，正值伏天，冒酷暑四處奔走，看望朋友，更兼好喝一口并亂吃亂喝，由此染上了爆發性肝炎，醫學上稱“急性黃萎縮”?；氐焦枮I便即發作，來勢迅猛，各項體征指標急驟下降，一天一個樣，家母欲飛往哈市也都趕不及了。我與舅父相處時日有限，但卻知他是苦出身，杭城求學時常穿木屐過冬，原因是外公并不支持他深造……為緬懷才華卓然卻又命途多舛的舅父，我在1979年10月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第一次用了“張燈”的筆名，意謂： 黃泉路上張起一盞燈，舅舅您老人家走好！后來刊出的多篇拙文續用此名，賴不掉了，就這么沿用下來。

其三，回歸本書，想糾正一下錯謬之處。因為是文字障礙頗多的古文文本，又用繁體字排印，故筆者親自參與了一、二、三校的?？惫ぷ?，即使在病痛心痛最甚的終校期，我仍咬牙逐字逐句地校訂，相信錯謬處不會很多，因辦事細心可算我的一大長處。然而書稿印出翻開扉頁，即讓我大吃一驚： 短短的“作者簡介”欄，連標點僅三百字，竟然有了三處更動。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理事，社科系列研究員”的三個短句，均為介紹作者身份語，宜用逗號隔開，本人提供的電子版稿本正這樣標示。出書時卻改了標點：“……會員?！硎?，……研究員?！辈⒘械脑捲跄芤痪淠┯镁涮?，二句末又用逗號呢？即使全用句號也還可以說得過去嘛！

另一處則是改正為誤的例子，將“譯筆”改成了“釋筆”。原稿說的“譯筆講究文采”，其實是王運熙先生對拙著譯文的評價用語(參見2015年8月8日《文匯報》，《文心雕龍新注新譯》序言中王老也說過同樣的話語)，是常用詞語；“釋筆”語以前則未聞未見，表意亦不大明豁，難道是指所有的行文？那筆者是不敢接受這一恭維的。

總之，指出上述數端，純為勘誤，希望有拙書者能作點更改，出版者也在付印底本上給予訂正。筆者不怨出版社，也不怨著手審定者(從未打聽、也未提過些許意見即可為證)，更不會怨責編杜怡順先生。他其實是一位非常稱職的編輯，既細心又有水平，為該書的校訂出力不少，將“前言”的征引部分單獨列出而設置“凡例”，顯得規范而條線分明，就是他提議并操刀的，因他深知筆者當時正陷于身心的雙重災情之中；接到新書，他同樣也是傻了眼的。我只能怨自己，多的精力都耗了，付印前為何不捋上一遍呢？這不是假話，書出之前我寫過一首七言“打油”，可表白當時寧可出書、不計健康的心態和目標。詩曰：

殘燈已屆古稀年，舊作重溫倍汗顏。

待到龍書全本出，黃昏抱病亦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