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儒家倫理透視中國古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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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毫無疑問，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政治有著強大的積極的反作用；另一方面，因為官方倡導鼓勵，傳統儒學逐漸成為古代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隨之而來的是儒學對權力運作的影響與改變。儒學一直是古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禮”，即通過禮儀來規范社會生活。從這一角度正很好的解釋了為何儒學被稱作“禮教”，孔子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即以禮治國，這一主張在漢代以后一直主導著中國社會。同時自漢確立的儒學的“官學”身份且過去兩千年中部分借助于這種身份而對中國社會發展及民族精神積淀產生了極其深刻的整體性影響，其內在的復雜性和與中國社會之間的聯系值得我們研究。

儒學自產生以來，就作為一種思想和政治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它在自身的發展和演變中又逐漸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成為皇權統治的重要工具。每個王朝建立之初幾乎都要解決權力的合法性問題，而中國古代王朝的合法性建設直到漢朝時才有大的起色，大一統理論于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君權神授”，“天人感應”正式形成，重點強調君權受于天，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蕶嘟浻伞疤煲狻钡氖谟?，劉氏王朝就有了存在的合法性，漢武帝時多次封禪，與這就不無關系。西漢王朝吸取秦王朝悲劇崩潰的歷史教訓，摒棄法家暴力手段而采用新儒學來進行思想大一統的方式讓儒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至此，中國儒家思想所建構的政權合法性已經不只是一個理論范疇，更參與了體制建設。隨著主流意識形態的確立不可避免的是儒學的制度化，儒家的用人原則指導著官吏的選拔，用儒家道德標準解決法律問題，總而言之，儒家思想已經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可見，儒學不僅有著自己的外在存在形式，更可以內化于國家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和人才選拔制度等更具剛性的國家機器制度結構中，彰顯以儒學為中心的皇權專制文化的整體性和皇權體制各個結構部分間的內在關聯。一個理論成為國家體制的合法性論證工具、并據此與該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諸結構結合、嵌入。

一般認為，古代皇權專制呈現出加強趨勢，并在清雍正時期達到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頂峰，但其實該觀點有些違背實際情況?！凹畜w現在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占據統治地位，儒學價值觀由禮儀而成為制度化的存在，使得價值觀因此而落細落小落實。所謂落細，是因為禮儀滲透于日常生活細節中；所謂落小，是因為禮儀覆蓋了每個社會成員和每個社會角色；所謂落實，是因為禮儀具有規范人們行為的操作性?！盵1]儒學統治地位涵蓋范圍甚至包括皇帝，如宋明兩朝士大夫對皇權就有著明顯的限制作用。宋朝時甚至達到了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地步，士大夫正是儒學所物化的形態，為皇權套上了枷鎖，與皇權處于一種制衡的狀態，從整個過程來看，皇權雖然與儒家展開斗爭，但始終也沒跳出這個框架。

一般而言,我們今天所謂的“倫理”,其實與“道德”往往是在同一意義上使用的,即無論是“倫理”,還是“道德”,“都是指群居生活中人們所必須遵循的規則和習慣,以及由于這種遵循所形成的德性或品質?！盵2]以明朝為例，黃仁宇教授在《萬歷十五年》中說道：“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3]萬歷皇帝寵愛鄭貴妃，想讓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成為太子，遭到朝廷上下一致反對，“國本之爭”僵持了十年之久，最終以皇帝屈服而告終，皇帝的一己之力根本就無法撼動由來已久的道德傳統。受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道德成為約束人的主要手段。文官集團看上去是人民的公仆，實際上卻是權力的源泉，他們占據倫理道德的最高點，擁有對道德的詮釋權，對皇帝做出任何違反“傳統”的事處處指責，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皇帝納入他們所設置的規范，讓他做符合規矩的事。所有的行為準則都是由儒家意識形態所衍生出的一整套體系，它以思想行動上的一致保證整個體制可以運行，又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保證社會的不亂套。

儒學的制度化一直到清末才遭到破壞，“隨著中國現代化過程而產生的制度變革，使得原來與傳統制度融為一體的制度化的儒家逐漸失去了其原有的體制性支持，特別是科舉制的廢除，使得儒家的傳播、儒家與權力之間的關系被割斷，進而造成了儒家‘魂不附體’的狀況”。[4]知識分子失去精神支柱，皇權面對的是一切待新的各種制度，科舉制的廢除對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社會沖擊可見一斑。

綜上，對儒學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從整體上把握中國皇權文化的本質，使之成為一種特殊的透視中國古代社會的視角。儒學制度化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與政治興衰有著重要影響，因此儒學制度化的兩面性，對我們今天處理文化與政治的關系有著借鑒意義，同時對儒學的研究，也有助于我們對今天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

參考文獻：

[1]陳衛平.儒學制度化的得失[N].光明日報,2015-07-06.

[2]張傳有.倫理學引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黃仁宇.萬歷十五年[M].北京:三聯書店,2003.

[4]干春松.儒家的制度化重建:康有為和孔教會[A].制度儒學[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