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池》與《李娃傳》愛情主題的比較

(陜西理工大學文學院，陜西漢中723000)

唐傳奇與元雜劇的創作關系密切，元人石君寶的《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就改編自唐人白行簡的《李娃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情節的設計安排上，元雜劇有了自己的創新之處，形成了愛情主題上的同與異。近年來學術界對于二者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研究李亞仙人物形象的變遷、小說的愛情主題，以及透過改編的背后，來揭示當時普遍存在的從唐傳奇到元雜劇的改編創作共性問題的研究。目前看，研究者們對于二者之間的愛情主題差異成因的分析還不夠。因此，本文試圖立足于唐代與元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性，探求形成兩部作品中愛情主題差異的原因。

一、《曲江池》與《李娃傳》愛情主題的相同之處

《曲江池》改編自《李娃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的情感價值取向上，都存在著很大的相似之處。我們通過分析兩部作品中共有的愛情阻力與動力，能夠更加深刻地體會二者在展現愛情主題上的共同之處。

(一)二者愛情的阻力皆來自老鴇的貪婪

《李娃傳》講述的是滎陽生與妓女李娃曲折的愛情故事?！肚亍分袑铌柹臑猷嵲?，但故事大致沿襲了《李娃傳》中的基本情節，儒生與妓女之間的愛情是二者所反映出來的共同主題。圍繞著這一愛情主題的展現上，無論是《李娃傳》還是《曲江池》，都塑造了一個貪婪自私的老鴇，盤剝儒生，導致其最后落魄，淪為社會最底層人。圍繞二人的感情，老鴇都不同程度地對他們的愛情進行了干預?！独钔迋鳌分欣哮d與李娃密謀，耗盡了滎陽生的錢財，致使其以唱挽歌為生，誤了考取功名，被其父“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涑橹幗詽€，穢甚?！盵1](P108)當老鴇再次見到滎陽生時，非但沒有絲毫的同情，反而斥責李娃不該將他收留，“當逐之，奈何令至此?”[1](P108)

同樣，在《曲江池》中老鴇的貪婪自私，也成為二人愛情最大的阻礙。尤其是當儒生鄭元和落魄之后，老鴇多次與李亞仙爭論，心里始終盤算著“他若是見了元和這等窮身法潑命。俺那女兒也死心塌地地與我覓錢?！盵2](P268)她反復告誡李亞仙要遠離鄭元和，言辭中充滿了對鄭元和的蔑視。在整部雜劇四折中，第二折與第三折中，都用了大量的臺詞來展示這一矛盾沖突。正如高益榮在《元雜劇的文化精神闡釋》中所說：“元雜劇的愛情劇里，還有專門寫儒生和妓女戀情的，這類劇的模式與才子佳人愛情劇所不同的是，才子佳人所反映的往往是阻礙愛情的阻力來源于門第的懸殊、嫌貧愛富的家長的反對，而士子妓女劇中破壞他們愛情的力量主要是愛錢的鴇母和有錢的商人?！盵3](P121)由此可見無論是《李娃傳》還是《曲江中》，老鴇的肆意盤剝、貪婪自私，皆是橫在儒生與妓女的愛情之間共同的障礙。

(二)二者皆愛情的動力皆來自女子的癡情

無論是《曲江池》還是《李娃傳》，兩部作品中能夠最終將愛情進行到底，最大的動力都來自于女子的癡情。尤其表現在對愛情的追求上，李亞仙與李娃都表現出了堅毅決絕。在《曲江池》中，李亞仙是大膽癡情的，面對貪婪無情的老鴇，她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嘲諷“俺娘呵則是個吃人腦的風流太歲，剝人皮的娘子喪門。油頭粉面敲人棍，笑里刀剮皮割肉，綿里針剔髓挑筋。娘使盡虛心冷氣，女著些帶耍連真，總饒你便通天徹地的郎君，也不彀三朝五日遭瘟。則俺那愛錢娘扮出個兇神，賣笑女伴了些死人，有情郎便是那冤魂?！盵2](P267)不僅如此，伴隨著故事中雙方矛盾的不斷激化，李亞仙決然不顧老鴇的辱罵反對，誓死要和鄭元和在一起，“我和他埋時一處埋，生時一處生。任憑你惡叉白賴尋爭競，常拚個同歸青冢拋金縷，更休想重上紅樓理玉箏?！盵2](P272)在鄭元和遭遇了父親的毆打，奄奄一息時，為了能夠照顧鄭元和，李亞仙毅然決定自己為自己贖身。李亞仙在雙方愛情中積極主動，始終保持著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決心。

同樣，在《李娃傳》中，當李娃再次見到受父親毒打，奄奄一息的滎陽生時，李娃表現出了深切的關心與自責。面對老鴇的極力反對，李娃也不再是對她言聽計從，充當她覓錢的工具，而是毅然提出抗議，表現出愿意為他而自己贖身的決絕，“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舍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佑，無自貽其殃也。某為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余，愿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1](P108)。李娃也表現出了自己的果決與癡情。

李娃與李亞仙，雖同為妓女，身份卑微，但她們都有著獨立的人格尊嚴，敢于同惡勢力斗爭，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這成為二者感情能夠維持下去的最大動力。因此，在愛情主題的展現上，李娃與老鴇特色鮮明的人物形象，對于強化作品的主題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二者的愛情皆屬于“才子佳人”型敘事模式

兩部作品主題最大的共同之處，還在于都具有一定的反禮教性，歌頌了理想的愛情，反映人們美好的愿望?！独钔迋鳌分?，李娃本是青樓歌女，雖然得到滎陽生的追求，甘愿為他放棄考取功名，但她終究是風塵女子，按照當時儒家規定的倫理道德，她與滎陽生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在封建禮教面前，李娃沒有選擇的權利。同樣《曲江池》中的李亞仙與李娃一樣，也面臨著相同的困境。當愛情遇到了來自外界的阻力，是選擇妥協還是選擇斗爭到底，兩部作品均給出了同樣的答復。李娃與李亞仙都大膽地邁出了這一步，面對窮困潦倒的書生時，不僅沒有嫌棄他，反而頂著老鴇的刁難、反對，敢于向惡勢力抗議，自己為自己贖身。如上面提到的女子的癡情，成了這兩部作品愛情的最大動力。在這樣的愛情中，女子的身份雖一直不被認可，但作者也在盡全力塑造她們的與眾不同。兩部作品中都提到故事最后，男子功成名就歸來，女子表現出了異常的識大體。李娃選擇遠離滎陽生，李亞仙規勸書生父子二人和好，最終二人皆得到了封建家長的認可，雙雙都得以收獲圓滿的愛情。這是封建禮教作出的妥協，也是相同主題之下，創作者對于男女這份美好愛情的贊美，表達了自己最美好的祝愿。

此外，兩部作品在愛情的變現方式上，依然屬于傳統的才子佳人戲曲模式。李亞仙與李娃雖為風塵女子，但皆異于尋常人，不僅模樣出眾，而且才藝超群，可以稱得上是“佳人”。滎陽生與鄭元和從小家境殷實、飽讀詩書，身上肩負著科舉的重任，自然可以算得上“才子”。正如《詩經·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才子遇見佳人自然會成就一段佳話，只是這段戀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會經歷艱難險阻。李娃與李亞仙的愛情受到了各方勢力的阻撓，只有憑借著對于美好愛情的向往、積極地爭取，最終才可能收獲圓滿。這樣的結局雖然帶有創作者濃郁的理想色彩，認為美好的愛情是可以戰勝封建禮教，獲得世人的接受和認可的，但這完全符合傳統的才子佳人模式，并沒有脫離才子佳人戲曲模式之窠臼。所以，兩部作品都借助著傳統“才子佳人戲曲”的模式，傳達著創作者共同的愛情理想。

二、《曲江池》與《李娃傳》愛情主題的不同之處

盡管《曲江池》與《李娃傳》在愛情的主題上有相同的展現，但是就唐代與元代文人的社會處境來看，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兩部作品在愛情主題上又呈現出著各不相同的特點。

(一)《李娃傳》注重對現實世界的探索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繁盛期，文人士子們雖有著一定的社會地位，但門閥士族制度的存在，依然是擋在文人理想與現實間無法逾越的鴻溝。一方面《李娃傳》中試圖通過塑造李娃這一妓女形象，讓她在與士子的愛情上，能夠出足夠大膽地去追求，再以慣常的才子佳人式敘事模式，讓故事擁有大團圓式的結局，一反以往的門第氏族聯姻，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當時門閥士族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小說在情節的安排上，仍然表現出了對理教的妥協與讓步。李娃雖然大膽、具有反抗精神，愿意擺脫自己的妓女身份，幫助滎陽生考取功名。但是，當滎陽生功成名就歸來之時，出于身份地位的懸殊，李娃表現出了妥協和退縮?！捌淠暧龃蟊?，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愿以殘年，歸養小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従此去矣?！盵1](P109)滎陽生也沒有提出挽留，甚至對于父親當日的責罰，父子再次見面之時，已經忘掉了這一切，又能夠和好如初，父子之間嚴格地遵守著父為子綱的倫理道德規范。多重主題相互交織著的，始終都沒有擺脫封建禮教對于人性的束縛?！独钔迋鳌吩谕讌f與對抗的交織中，雖有著對男女愛情積極探索的一面，展現了封建禮教之下，文人士子們壓抑掙扎的內心，但并沒有徹底突破封建牢籠的束縛，僅僅只是對現實世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曲江池》注重對理想世界的虛構

石君寶借助《曲江池》為知識分子編織了一個美麗的夢。正如幺叔儀在《元人雜劇與元代社會》中提到：“盡管元代書生幾乎沒有蟾宮折桂和結婚姻于高門的可能性，但在愛情劇中，他們又無不克服重重障礙，仕宦上一舉成名，愛情上如愿以償。雜劇作家們在真實地揭示書生窮愁潦倒和為世俗鄙薄的同時，又為他們編織了愛情與仕宦統一的輕飄飄的美夢，聊以寄托不平、感傷、失望等等極其復雜的心理?！盵4](P52)所以相較于《李娃傳》主題的多元展示，《曲江池》所表達的主題則相對鮮明很多。石君寶為我們塑造了敢于大膽追求自己婚姻幸福的李亞仙，“如今奶奶年已六十歲了，情愿將亞仙身邊所有，計算還你，勾過二十年衣食之用，贖我亞仙之身，與元和另尋房屋居住，教他用心溫習經書，待到來年選場，必稱其志?！盵2](P272)作為青樓女子的她，敢于為自己贖身的愿景，傳達出了她過人的膽識。面對鄭元和父子反目，她表現得非常識大體，對鄭元和進行勸說“今幸得一舉登科，榮宗耀祖，妾亦叨享花誥為夫人縣君，而使天下皆稱鄭元和有背父之名，犯逆天之罪，無不歸咎于妾，使妾更何顏面可立人間?不若就厭衣的裙刀，尋個自盡處罷!”[2](P275)李亞仙以死相逼，主動承擔過錯，對鄭元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終使令父子二人得以冰釋前嫌、和好如初。在與鄭元和的愛情上，李亞仙占據著主動，始終在積極地爭取，雖身為青樓女子卻異于青樓女子，她用自己的行動贏得了鄭父的認可，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中，女子的不幸正是源于地位的卑賤，身為妓女的李亞仙卻能夠反轉自己的命運，得到世人們的贊許，這足以證明了《曲江池》濃厚的理想色彩。此外，與滎陽生不同，鄭元和的身上也體現著一定的自我意識。表現的尤為明顯的是，在他淪落為靠唱挽歌為生時，不僅沒有得到父親的幫助和諒解，反而遭到了他的毆打與羞辱，這極大刺傷了他的自尊心。當再次見到自己的父親時，他的態度是相當堅決的，“從今以后，皆托天地之蔽佑，仗夫人之余生，與父親有何干屬?而欲相認乎?恩已斷矣!義已絕矣，請夫人勿復再言?！盵2](P275)在面對封建家長的淫威之下，鄭元和走了一條異于滎陽生的道路，他不再是軟弱的接受父親毆打自己屈辱的現實，而是在自己考取功名之后，再次見到的父親時公然的挑戰。同樣，在重視尊卑等級秩序的封建社會里，敢于封建家長權威，這也是不現實的。因此，關于兩部作品的主題，一個是積極地探索，反抗中交織著妥協，一個是作家為文人士子，編織了一個仕途與愛情皆成的美夢。他們在自我權利的追求上，各自所表現的又是各不相同的。

三、《曲江池》與《李娃傳》愛情主題差異的原因

一定的時代背景影響著作家的創作心理，創作心理的差異性，又在文學作品中得以直接的展現。我們可以通過對時代背景以及作家創作心理的分析，探索造成同一題材的兩部作品愛情主題所存在的巨大差異的原因。

(一)截然不同的社會背景

一定的時代有一定的文學作品?！独钔迋鳌放c《曲江池》在主題上所表現出的巨大不同，主要是由于所處的時代環境所決定的。唐朝與元代，文人士子們社會地位是不同的。唐代是一個重視科舉取仕的朝代，讀書求取功名，是眾多文人們長期以來的夙愿，也是家族對他們的期待，文人士子們有著一定的社會地位?！独钔迋鳌返拈_篇寫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群，深為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為其志也?！盵1](P103)滎陽生的父親對他的科舉之路寄予了厚望，科舉致仕是當時文人士子們必須遵守的傳統儒家道德規范。不僅如此，在《李娃傳》誕生的唐朝時期，理學得到極大地發展，理教不斷強化對人們的束縛，因此妓女在當時是不被士人們所接受的，文人與妓女也只能逢場作戲。表現在唐傳奇中，雖然李娃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最終卻不得已向封建理教妥協，選擇離開滎陽生。她盡管最終得到了認可，還被皇帝冊封為汧國夫人，但是這種理想化的處理，也只是表達了作者最美好的訴求，畢竟僅限于文學創作之中，現實社會是斷然不被接受的。

但是到了元代，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由于元代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對于封建禮教的束縛和影響上，并沒有唐朝那樣明顯，從雜劇中可以窺見文人士子的地位、以及女性的地位在發生著變化。在對于個人幸福以及自我權利的爭取過程中，元代人們表現的更為決絕和大膽。在《曲江池》中，對于父親的無情，鄭元和向父權提出了挑戰，在他中舉以后，在態度上他表現出了自己的憤怒，這在重視儒家的倫理道德的封建時代是不被接受的。由此可見，封建禮教在元代的影響，在被弱化。幺叔儀在《元人雜劇與元代社會》中也曾提到：“他們在進入中原之前，剛剛脫離氏族社會不久，思想文化都處于比較幼稚和簡單階段?！盵4](P45)也正是有了這一變化，李亞仙在追求個人的幸福之路上，才能夠表現得義無反顧。因此，表現在雜劇中，除了來自于老鴇的反對，對于阻撓二人情感的其他勢力都沒有體現。尤其是故事的結尾，固然是皆大歡喜，僅僅只用了一首詞作為結束：“親莫親父子周全，愛莫愛夫婦團圓。鄭元和風流學士，李亞仙絕代嬋娟。曲池前偶逢情賞，杏園后益顯心堅。早遂了跳龍門桂枝高折，空余下蓮花落樂府流傳”[2](P276)。與唐傳奇中歷經波折終成正果不同，《曲江池》中滎陽生考取了功名，實現了光宗耀祖、封妻蔭子，在理想的結局中實現了儒家所倡導的人生之路。從這里也能夠明顯的感知，元代與唐代社會政治制度的差異，反映在社會意識形態上的不同，最終導致了《李娃傳》與《曲江池》雖為同源之水、同根之木，但也在相同之中變現出了巨大的不同。

(二)各自不同的創作心理

一定的社會制度也影響著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就形成了作家的創作心理?！独钔迋鳌返膭撟髡幱谖覈饨ㄉ鐣l展的上升期唐朝，傳奇中的滎陽生和眾多其他的儒生一樣，也都必須走科舉致仕的道路。因而即使是在儒生落魄以后，創作者為他設置的出路仍然是依靠科舉，這也是時代的必然?！肚亍芬苍跇O力地想走一條和之前相同的道路，然而畢竟朝代變了，文人的社會地位大不如從前，即使通過科舉考試，也不一定能夠得到此時統治者的重用。因而表現在作品中，劇作家為儒生編織了一個美麗的夢，也實現了仕途與愛情的統一。但《李娃傳》在故事的安排上，始終沒有擺脫封建禮教對人性的束縛。李娃作為一個風塵女子，按照禮教她是無法和儒生在一起的，即使她幫助了滎陽生，她的內心也是選擇放棄的。此外，還有鄭父所表現出的封建家長制，始終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烙印。因而在故事的結尾，作者為他們設計了一個理想的結局，李娃與滎陽生的愛情得到了鄭父的認可。滎陽生的科舉致仕之路，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而且還實現了封妻與蔭子，但這依舊是按照傳統的儒家意義上的規劃來走的。正如程毅中在《唐代小說史》中提到：“《李娃傳》的喜劇結尾，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人民群眾的理想，并沒有削弱多少整個故事的現實主義風格?！盵5](P136)作家的創作心理，影響著作品主題的表達?！肚亍返淖髡咭苍O計了一個大團圓的結局，鄭元和中舉歸來，在李亞仙的勸說下，父子和好如初，一家人幸福地在一起。寫到這里也就結束了，并未涉及他們的身后事。因為元代文人地位的低下，作者極力地展現了敢于突破封建禮教的人物形象，同時，給予了李亞仙深厚的期望，希望通過她來改變儒生的尷尬境遇。這也反映了社會地位的變化對創者的創者心理產生的巨大影響。

總之，《曲江池》與《李娃傳》都試圖通過對情節的差異性刻畫，愛情主題的差異性表現，來展示文人士子們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之下的遭遇，同時也寄予著自己的人生訴求，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