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孔暉人君養心論

王 龍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上海200234)

一、引言

明弘治十七年，王陽明受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的聘請，由京師赴山東主持山東鄉試，擔任考試官。鄉試結束后，刻有《山東鄉試錄》(以下行文皆簡稱《鄉試錄》)一輯，內容是此次鄉試的試題及答案，具體的文章有涉及《四書》的三篇，《詩》《書》《禮記》《易》《春秋》各兩篇，《論》和《表》各一篇，《策問》五篇。關于王陽明此行以及《鄉試錄》的輯成，其《年譜》中也有專門的記載：“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秋，主考山東鄉試。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于圣學不明；綱紀不振，由于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御敵、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盵1](p1235)從《年譜》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下三點：其一，它交代了《策問》五篇的主題內容；其二，它指出了《鄉試錄》出自王陽明手筆，為其親作；其三，在第二條的基礎上，《鄉試錄》的輯成，因內容“皆有成法”，積累并擴大了王陽明的聲望。然而，《年譜》中的說法并非全部可取，原因在于《鄉試錄》的作者歸屬問題一直存在爭議，對此前不久彭鵬在《〈山東鄉試錄〉非出于王陽明之手辨 》一文中對各家觀點有著詳細的考辨，并結合當時明朝的相關科舉制度以及上海圖書館所收藏的《弘治十七年山東鄉試錄》刻本孤本，確證了《鄉試錄》非王陽明本人所作，而是此次鄉試中中選者的文章。[2]鑒于此，關于《鄉試錄》作者歸屬的問題可以蓋棺定論了。但這并不意味著降低了對其進行研究的價值，因為一方面它可以作為研究王陽明思想的輔助材料，其次對《鄉試錄》文本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價值。本文所采取的就是后者這一路徑。據上海圖書館所收藏的《弘治十七年山東鄉試錄》內容顯示，《論》一篇的題目為《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其作者為穆孔暉。筆者學力有限，愿就此文嘗試解之，不敢有所希冀，愿以就正于方家。

二、穆孔暉生平、思想介紹及其與王陽明的交往

穆孔暉(1479-1539)，字伯潛，號玄菴，東昌府堂邑人，今屬山東省聊城市人。弘治十七年，王陽明主持山東鄉試時，錄取穆孔暉為第一名，中解元。次年，中進士，選為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之職，期間參與《孝宗敬皇帝實錄》的編修。正德四年(1509年)，因得罪宦官劉瑾，被貶為南京禮部主事，后瑾敗又官復原職。此后歷任司業、侍講、春坊庶子、學士、太常寺卿等職，于嘉靖己亥八月去世，終年六十歲，死后贈禮部右侍郎，謚號文簡。穆孔暉一生為官清正廉明、直言敢諫，晚年歸鄉后潛心著書立說，同時講學收徒、接濟鄰里，在鄉間也有極高的聲望。因此在其死后，當地人為他修建祠堂，稱為鄉賢。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將其歸為北方王門一列，并配有文字小傳，有專門介紹：

“穆孔暉字伯潛，號玄菴，山東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除簡討，為劉瑾所惡，調南京禮部主事。瑾敗，復官。歷司業、侍講、春坊庶子、學士、太常寺卿。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陽明主試山東，取先生為第一。初習古文詞，已而潛心理學……蓋先生學陽明而流於禪，未嘗經師門之煆煉，故《陽明集》中未有問答?！盵3](p740)

可以看出，這段材料除簡單介紹了穆孔暉的生平之外，還涉及了穆孔暉的學術思想以及與王陽明的關系問題。對于生平問題，前面已有講述，茲不贅述。下面將對其學術思想及與陽明的關系依次進行簡扼說明。穆孔暉早年也曾泛濫于辭章之習，而后潛心鉆研程朱理學，結識王陽明之后受其思想影響，轉而研習陽明心學。他晚年篤信王陽明良知學說，又深諳禪宗頓悟之說，常取之與王陽明良知學說相印證，因此他的思想有著濃厚的禪學化特征。穆孔暉一生著述頗豐，著有《讀易錄》《尚書困學》《前漢通紀》《穆文簡宦稿》《大學千慮》《玄庵晚稿》等多部著作，但遺憾的是僅存有《大學千慮》一卷、《玄庵晚稿》兩卷、《穆文簡宦稿》兩卷流傳于世，其他皆不存。

穆孔暉一生僅在北京、南京兩地為官，晚年稱病告老還鄉，而王陽明則一生奔波于吳、越、黔、贛、閩、粵之地?？梢?，兩人在生活、為官上的交集并不多，因此就兩者關系而言，筆者認為比較重要的交集有以下三處：其一，便是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陽明主持山東鄉試時，錄取穆孔暉為第一名、中解元，這表明王陽明對穆孔暉青眼有加，按照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說法，兩人也由此結成了座主門生之誼，這就為日后穆孔暉拜在王陽明門下埋下了伏筆，也為穆孔暉接觸到陽明心學提供了契機。其二，正德四年(1509年)，穆孔暉因得罪宦官劉瑾，被貶為南京禮部主事，此時王陽明任南京兵部尚書，兩人同朝共事。因此穆孔暉得以在公務之暇經常聆聽王陽明講學，系統地接觸到了陽明心學，進而轉入對陽明心學的學習，這對他日后學術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也使他成為了陽明心學的忠誠擁護者。其三，正德六年(1511年)，與王陽明一起為會試同考官，錄取王道為進士(王道即是王純甫，與穆孔暉為同鄉關系)，并于次年同王道、黃綰、徐愛等同時正式拜入王陽明門下，成為王陽明所收的一批早期弟子。由于這次拜師涉及人數眾多、意義重大，故在《年譜》中也有記載：“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三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谷、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及黃綰、應良、朱節、蔡宗兗、徐愛同受業?！盵1](p1235)至此穆孔暉的身份多了陽明心學傳人一項，成為了陽明心學在北方傳播的星星之火，這為日后陽明心學在北方地區的傳播和北方王門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但誠如黃宗羲所言，在王陽明的全部著作中未能發現其與穆孔暉的問答、書信等相關材料，這對研究穆孔暉與王陽明的關系而言不能提供助力，著實令人可惜。

三、穆孔暉《論》中的人君養心思想

“養心”之說，最早起源于孟子。孟子講“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盵4](p339)朱熹注曰：“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盵5](p374)可見，這里的“欲”是指人的耳目四肢之欲，是人本能的欲望，孟子認為“養心”最好的方法是克制減少這種本能的欲望。如果能減少這種欲望，人的本心即使有所喪失，也不會失去很多；如果欲望很多，那人的本心即使有所保留，也是剩下極少的了。孟子之所以如此重視養“心”，是因為在孟子看來“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起點，孟子講“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4](p191)“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4](p309)即是此意。同時后者也表明在孟子那里，心與性是一脈相承、高度統一的，所以孟子才有“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4](p301)的言論，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孟子“養心”的目的是為了“盡心存心”，進而“知性養性”，最后達到“知天事天”與天合一的境界，這是就“養心”的境界而言的。穆孔暉自幼學習孔孟圣賢之書，不能不受之薰染而有所感發，因此可以預見他《論》中的人君養心思想即脫胎于此，接下來就其具體內容分析之：

首先，人君之心的性質。穆孔暉認為人君之心是天地間黎民萬物之主，國家的禮樂、刑政、教化都出自于人君之心。因此人君之心應當是至公、至正、至善的，非此不能絕天下之私、息天下之邪、化天下之惡：“人君之心，天地民物之主也，禮樂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無以化天下之惡?！盵1](p855)此其一。其二，穆孔暉認為人無論賢愚與否，內心深處都有善與惡的萌芽存在，最后發展成善還是惡，關鍵在于培植以善還是引誘于惡，人君之心也是如此。但由于人君處在高位且孑然一身，而君子小人環于四面，人君不從于賢人君子之向善，便受小人佞臣引誘逢迎而趨惡，因此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沒有不善不惡的中立情況存在：“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人君子之是與，則小夫憸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盵1](p856)鑒于此兩者，人君之心應當養之以善，使之成智。

其次，人君養心的目標：養善成智，成天地黎民萬物之主。穆孔暉明確提出了“養善成智”的觀點，他認為養心以善，長久下去心自然而然就會達到“智”的層次：“所以養其心者，不至于有鴻鵠之分，不至于有一暴十寒之間，夫然后起居動息，無非賢士君子之與處，而所謂養之以善矣。夫然后私者克而心無不公矣；邪者消而心無不正矣，惡者去而心無不善矣；公則無不明，正則無不達，善則無不通，而心無不智矣?！盵1](p856)從這段材料中也可以看出，要達到所謂“養善”的境地，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養心者，即人君要專心致志、持之以恒，不能一曝十寒，為外物所分心；一是要人君在日常生活中親賢臣遠小人，自覺只與賢人君子相處。做到養心以善之后，則自然私心克公心立、邪心消正心立、惡心去善心立，此三心立則人君無不英明，在治理國家時政令上行下傳無不通達順暢，由此人君之心也就自然達到了“智”的境界。穆孔暉以“智”論心并非隨意取之，而是受啟于孟子與齊王的一段對話：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盵4](p264)

在這里孟子通過比興的方式，將自己向齊王進言獻策比作“一日暴之”，將奸邪佞臣向齊王進讒言比作“十日寒之”，此消彼長齊王僅存的那點善心的萌芽也被消磨殆盡了。由此告訴齊王要專心致志，不能一曝十寒，如此才能做一個明智的君主。穆孔暉“養善成智”的說法顯然與孟子這里所講的有著異曲同工之處，這也就印證了上文提到的穆孔暉人君養心思想淵源的問題。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人君之心養善成智只是一個開始，只是完成了短期的目標，其長期的、終極的目標在于人君依托此心興禮樂修教化，從而絕天下人之私心、息天下人之邪心、化天下人之惡心，真正成為天地間黎民萬物之主：“夫然后可以絕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修教化，而為天地民物之主矣?！盵1](p856)

再次，人君養心的方法：他養與自養。他養即君子之養：“世之人君，孰不欲其心之公乎？然而每失之于邪也；孰不欲其心之善乎？然而每失之于惡也；是何也？無君子之養也?！盵1](p855)穆孔暉認為世間的君主都想要建立善心與公心，但是卻總是流失于邪惡之心，其原因在于人君之心沒有受到君子之養。而君子養之的具體形式則是君子以其義理之學克制人君之私心，使其公心日益壯大；以其剛大之氣消除人君之邪心，使其正心日益增強；以其正直之論化去人君之惡心，使其善心日益革新：“夫惟有賢人君子以為之養，則義理之學，足以克其私心也；剛大之氣，足以消其邪心也；正直之論，足以去其惡心也；擴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強，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盵1](p856)在穆孔暉看來君子之養是人君養心的輔翼，是人君所必須依賴的，為此穆孔暉還列舉了三代之際的史實加以論證：“昔者太甲顛覆典刑，而卒能處仁遷義，為有商之令主，則以有伊尹之圣以養之，成王孺子襁褓，而卒能祗勤于德，為成周之盛王，則以有周公之圣以養之；桀、紂之心，夫豈不知仁義之為美，而卒不免于荒淫敗度，則其所以養之者，惡來、飛廉之徒也?！盵1](p8550太甲能夠改過自新處仁遷義成為商朝的一代明君，是因為有圣人伊尹為之輔助；周成王年幼繼位而最終能敬德修德成為周朝的盛王，是因為有圣人周公為之輔佐，而桀紂之君均知仁義為美，卻最終走向了荒淫無度，是因為有惡來、飛廉這樣的奸佞之徒伴之左右。因此穆孔暉更加強調君子之養的重要性，他認為人君之心要想養善成智，則賢人君子之養一日不可或缺，同時還要遠離佞臣小人，如此才能不為心之智否而困惑。

君子之養即為輔翼，則人君養心之說必有其主體。在穆孔暉看來其主體便是人君自養，自養之方式便是“持敬”。他認為人君如果沒有洞察幾微之明、專一篤志之誠，則雖有君子之養人君也無從效仿，況且君子之養不及于人君所自養。因此人君必須自養其心，并且這是外人所不能干涉的，而后才能有洞察幾微之明與專一篤志之誠。至于人君自養其心的工夫其關鍵在于持敬：“然必人君自養其心，而后能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以資夫人，而其所以自養者，固非他人之所能與矣……是以人君尤貴于自養也。若夫自養之功，則惟在于存養省察，而其要又不外乎持敬而已?！盵1](p857)“持敬”是程朱理學中修身工夫的重要一環，朱子甚至認為“敬”字是“真圣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6](p210)，為圣門第一義，不可頃刻間斷。在他看來“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6](p210)這就把“敬”與“心”聯系起來，“持敬”成了養心的重要實踐方法。對于“持敬”，朱子認為“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嚴格’，‘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盵6](p211)可見在朱子看來“持敬”并非只是抽象的理論，高高在上觸不可及，人的日常起居視思容貌做到合乎威嚴、端正嚴肅就是“持敬”了。穆孔暉的“持敬”思想便繼承于此，此篇《論》雖至此戛然而止，對“持敬”思想未曾涉及，但穆孔暉在其日后的著作中有著明確的表述，我們不妨借此從中窺一斑而知全豹。如其言：“問敬如何用功，《大學》亦未嘗明言。曰：言之奚矣。內而慎獨以誠意，外若十視十指之嚴，恂栗存于心，威儀肅于體，忿懥恐懼不得有于中，親愛賤惡不得僻于貌，莫非敬也，敬之為義，莫精于斯?！盵7](p637)此段話雖依托于《大學》原文，但從中可以看出穆孔暉認為人在應事接物時保持形體的威儀、情態的中節、情感的自然等都屬于在“敬”上用功，這無疑與朱子的“持敬”有著相似之處。接著穆孔暉又言：“是以威儀攝于能敬，筋骨束于有禮。何者？敬以制心則心存矣。心存則無動無靜常寂常明，本體不偏于未發之先，妙用不留于已發之后，無時不正矣?！盵7](p641)如此穆孔暉又回到了以敬制心、持敬養心的主題，通過肅威儀、束筋骨的方式于“敬”上用功，持“敬”以存心，心存則心之本體無動無靜常寂常明，于已發未發處始終保持中正的狀態，這整體就是一個養心的過程。

最后，關于人君養心的特點。穆孔暉認為人君養心的特點在于“慎”和“難”兩點。就其“慎”而言，穆孔暉認為人君之心養之以善，則其心就往“智”的方向發展，養之以惡則其心就往“愚”的方向發展，因此人君在養其心時不得不慎重行事。即其所言：“人君之心，顧其所以養之者何如耳？養之以善，則進于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故夫人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以不慎也?！盵1](p854)就其“難”而言，則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君子養之以善使君心智，小人養之以惡使君心愚，然而對于人君來說，君子小人之分是難以辨別清楚的，自然也難以做到擇善黜惡進而養心以善。其二是人君高高在上且孑然一身，而對其攻之者投間抵隙環于四面，人君難免成為佞臣小人攻擊的眾矢之的，因此對于人君養心來說難在難以不被小人所離間。穆孔暉講：“君心之智，在于君子之養之以善也；君心之愚，在于小人之養之以惡也；然而君子小人之分，亦難乎其為辯矣……則夫人君之心，亦難乎其為養矣。而人君一身，所以投間抵隙而攻之者，環于四面，則夫君心之養，固又難乎其無間矣”[1](p855)即是此意。這就要求人君必須要有洞察幾微之明與篤確專一之誠，前者使人君明辨君子小人之分，后者使人君篤信于賢人君子。

四、結語

至此，文章從人君之心的性質和人君養心的目標、方法、特點等四個方面具體分析了穆孔暉的人君養心思想。但仍有一些小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說明：其一，此《論》作于穆孔暉科舉考試的考場之中，在如此倉促的時間里、如此艱苦的條件下能作出這種上乘的文章，實屬不易。非才思敏捷之人無法做到，而這一年穆孔暉年僅二十五歲，因此堪稱青年才俊，無怪乎能得到王陽明的賞識。就其《論》而言，此篇文章短小精悍而邏輯嚴密，引經據典而字字珠璣，因此王陽明批語為“論能脫去浮詞可取”，此言可謂中肯之語。其二，此《論》雖名為《人君之心惟在所養》，通篇都在講人君養心的內容，但也可理解為通篇都不只是在講人君如何養心，其真實目的是為了告誡君主要親近賢臣君子遠離佞臣小人，察公私、識邪正、辨善惡，從而成為一位英明的君主。因此此《論》不是只談養心的義理性文章，而是針砭時弊的政論性文章，學者于此應當明辨。最后，如前所述，此《論》是穆孔暉于考場之中倉促寫成，是其早期作品之一，因此囿于時境難免有所顧及不到的地方，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和奠定了穆孔暉一生學術思想的基調，前文中提到的“問敬”的例子便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