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世界回響

葛承雍

一、中西交流認識世界

絲綢之路上的世界遺產是人類文明延續和進步的歷史見證，也是人類文明不可磨滅的記憶。保護、研究、利用這些世界遺產的文明成果，不僅是對人類過去文明成果的留存與尊重，更是對未來世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探索。

文明的交流互動是豐富多彩的，也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公元前5～6世紀東亞各國憑借大陸綠洲之路和草原之道，實現了遠眺天山以西的廣袤大地，其引起的文明影響輻射到歐亞大陸；同時先輩們利用季風特點揚帆遠航穿越海洋，闖蕩出連接南亞、西亞和北非的海道，從而啟發臨海而居的歐洲國家十幾個世紀后在航海大發現中開辟了璀璨的海洋文明，綠洲的陸地與蔚藍的海洋，分別聯通了歐亞大陸東西兩端，促使東西方文明彼此交流與融合，從而留下了豐富多彩的世界遺產。

2014年6月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曾經生活在亞歐大陸上的人們，跨越戈壁、雪山、沙漠層層地理阻隔，在這塊地球最大的陸地上演了波瀾壯闊的歷史活劇。沿著中西古道形成的交通路網上，不僅有商團、使團、僧侶、武士、牧民、工匠等連續拓展，還有他們攜帶的貿易商品與運輸的貨物，以及思想的交流、文化的借鑒、宗教的傳播，源源不斷地在這條東西方要道上被溝通、被交融。直到19世紀末，這個延續了幾千年的龐大交通網路，才被一個德國地質學家、東方學者費迪南·馮·李?；舴业谝淮喂诿麨椋骸敖z綢之路”。因為“絲綢”是兩千年來西方視野中最完美的東方符號。

絲綢之路，這個充滿傳奇色彩和神秘魅力的名字，從此以它古老的韻味散發出隱秘的幽香。直至目前，盡管人們還對“絲綢之路”能否全部概括東西方文明存在著爭議，還有“香料之路”“黃金之路”“玉石之路”“青銅之路”“琉璃之路”“皮毛之路”“陶瓷之路”等稱謂。但是“絲綢之路”作為古代東西方交流的代表符號逐漸傳遍世界，成為亞歐大陸之間互相影響的最廣為人知和不可替代的概念。

圖1：張騫出使西域壁畫，敦煌323窟臨摹

圖2：巴澤雷克氈毯，羽人與鳳凰

圖3：1977年日本考古者在伊拉克阿特塔爾發現人物頭像緙毛

古代絲綢之路作為不同文明交流、互鑒、融合最為生動的符號化象征，給人們留下了抹不去的記憶。從關隘到驛站、集市到商貿、信仰到宗教，歷史性的困頓矛盾和爭奪性的封鎖痛楚，此起彼伏的一些民族，像草原疾風一波蓋過一波。但是貿易帶來的利益，人種帶來的新奇，藝術帶來的互賞，激活了彼此接納、包容溝通的一條條新路，絲綢之路給沿途國家帶來休戚與共的依存感，命運共同的互助感，以及交流共享的價值感。

近代以來西方學術界研究文明起源的權威們，起初對絲綢之路并不重視，視野只到印度西部，雖然亞歐大陸是人類文明和世界主要宗教的誕生地，但他們認為近代封閉的亞洲和落后的民族無法與歐洲文明的搖籃相比，更不相信亞洲地區的古代輝煌和中國漢唐盛世曾經崛起的重要地位。隨著一個世紀的考古文物不斷被發現，他們才意識到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重要作用，才認識到亞歐有一條活躍的文明傳播道路，這是世界文明大熔爐的真正中心地。如果說西域中亞是四大文明交匯的十字路口，那么東亞廣袤地區構成的交通道路網絡狀布局，更是將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和日本諸島串連在一起，西方有史以來的文明中心誕生地與東方近距離的聯系成為了世界性課題開辟的新領域。

公元前138年的中國漢代，從國都出發的張騫使團走向西域，開辟了前往西方的官方通道（圖1）。當公元前126年張騫出使回到長安時，不僅第一次帶回了外部的信息與知識，而且中國從此開始將絲綢、漆器、鐵器、銅器等大批物資傳到西方，也將良馬、玻璃、毛氈、亞麻、香料、胡椒、葡萄、石榴等引入中國，“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漢代中國開辟絲綢之路的價值不僅在于拓展了交通路線，更引導中原華夏文明由此開始有意識地關注外部世界，并大大延伸了本土文化的活動空間，此后中國歷朝都延續了這種對外交往的傳統，國家正史《西域記》和官方史書上的《西域圖記》不再闕失，通向世界之門被打開后，就再無封閉，并在唐朝達到了高峰。

漢唐時期，西域中亞由中國人的心靈邊界，變成了駐軍屯田、移民實邊的務實疆域，不僅將中國人的視野延伸了幾千公里，而且不再困于傳說的迷霧之中。長安、洛陽、大同、武威、敦煌、吐魯番、庫車、和田、喀什、碎葉、撒馬爾罕、布哈拉、伊斯法罕、巴格達、君士坦丁堡等古城猶如一顆顆明珠，成為見證絲綢之路歷史的“活化石”。

面對亞洲腹地沙漠、雪山、沙暴、干涸的自然環境，我們深深感嘆祖先的艱苦卓絕，贊美先人的不畏艱險。中國成為古代西方人追尋貿易的源頭，西方成為古代中國人主要出行方向，雙方存在著充滿誘惑的貿易利益，雙方都有著當時世界上最文明的區域。因而長距離的貿易需要接力般的傳遞，每一次貿易都不僅用“里程”衡量，還要用走完道路的時間以“年月”度量。在漫長的跋涉歲月里，中亞粟特人、南亞印支人、西亞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與中國人一起完成了對世界的認識，古文史書里的見聞記錄當然不足以概括人類共同的知識譜系，然而簡略文字里透露出的中國人的“世界觀”，表現出了海納百川的胸懷。

從地圖上看，絲綢之路是幾條迷人的飄逸曲線，但是人們越來越清楚，絲綢之路是一個相互聯系的道路網絡，連接了古代東方社會、南亞、中亞和西亞以及地中海地區。它通過促進技術和觀念的交流，對世界許多偉大文明的發展作了溝通，公元前5世紀南西伯利亞巴澤雷克古墓出土了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絲綢織物（圖2），哈薩克斯坦考古研究所發掘的公元前4世紀的絲綢殘片，克里米亞半島刻赤古墓發現的菱格紋漢綺殘片和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公元1世紀貴婦墓中發現的漢代漆盒，敘利亞帕爾米拉古城墓葬中發現的漢代絲綢（圖3、4），都表明了遠距離交流的路網為我們重塑已知世界提供了證據。

鑒于絲綢之路的世界影響，特別是選擇象征文化交流、貿易共享、文明交融的方式來重新締結世界各國關系時，學者們展開了對絲綢之路的多方面研究，力求從學術研究成果層面上給予完整系統的支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協調各國學者共同考察，1988～1997年做了十年交流之路綜合項目研究并形成概念文獻，2001年委托倫敦大學的威廉姆斯·梯穆教授將絲綢之路劃分為55個廊道，按照不同廊道進行單一或者組合申遺，促使絲路申遺進入可以操作的層面。經過多年的努力，終于在2014年6月22日以中國、哈薩克、吉爾吉斯三國聯合申報“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被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然而，這僅僅是對絲綢之路保護研究的一個開端，中國考古工作者已經在烏茲別克、伊朗等國展開了調查發掘，沿線國家合作發掘的遺址考古、出土文書、遺存文物、歷史地理、民風習俗等研究正方興未艾。作為世界遺產的絲綢之路在未來應該納入更多線路和廊道，拓展和吸收更多的國家積極參與其中，讓長安到羅馬全線貫通，重溫國際間交流對人類社會的造福，重新締結世界關系的新紐帶。

二、中西文明融合之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絲綢之路理解為一種和平之路、對話之路、交流之路，期望將靜態的記憶和凝固的歷史通過“世界遺產”激活起來，回到古典歷史的場景下用考古出土文物重構出五彩斑斕的景色，從而向亞歐各國和世界人民展示絲綢之路的魅力。

文物展覽是一個匯聚文明碎片、追尋散落歷史記憶的過程，在兩千年的文化變遷中幸存的文物，不僅是古代絲綢之路那段歷史最直觀的見證，也是能提供人們再認識絲綢之路文明的可靠信息。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900年是絲綢之路貿易的全盛期，無數的商品和人群沿著這條路網來往于中國、中亞和歐亞大陸之間，在如此遠距離的貿易路線上，商品的流動特別是奢侈品的需求使不同文化的藝術風格互相影響。觀察這個千年歷史進程中的文物，不僅證明是中國漢唐絲綢之路最繁榮的時期，也是中國推開世界之門后與其他文明互動最活躍的時代。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要求，我們以絲綢之路的“路”作為線性道路的起篇，“路”相通則繁榮，“道”封閉則衰敗，這也是世界遺產講述文明史的關鍵主題，按照遺產保護的邏輯規律從而帶動關隘保障、交通驛站、中心城市、商貿聚落、運輸工具、宗教傳播、文化藝術等一系列的展示。

圖4：地中海地區發現人物頭像緙毛壁掛

圖5：西漢驛置道里簿，內蒙額濟納旗破城子出土，敦煌懸泉置出土

圖6：1963年洛陽關林出土唐三彩駱駝

圖7：2001年甘肅慶城穆泰墓出土唐開元十八年胡人俑

圖8：遼寧北票馮素弗墓出土北燕鴨型玻璃注

圖9：陜西歷史博物館藏西漢金怪獸

首先從路網驛站來看，進入遺產名單的河南新安漢函谷關遺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遺址、甘肅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玉門關遺址、新疆克孜爾尕哈烽燧、哈薩克阿拉木圖州卡拉摩爾根遺址（伊犁河流域）等都是萬里絲路遺存的代表，從秦漢統一的中華帝國開始，就對道路與關隘進行嚴格控制，交通管制與防御制度非常完善，古道上的車輪印轍仿佛延長了不盡的遠行。一站接著一站的驛站展現了長距離交通條件下古人對荒漠戈壁、綠洲盆地、高原雪山、川道河流等自然環境的依托、利用和改造。公元前2世紀敦煌懸泉置烽燧遺址考古出土的漢代簡牘文書（圖5），不僅證明了當時的郵驛制度，而且記錄了往來各國使團的通過狀況。玉門關既是地理區域的東西分界標志，又是祁連山北麓河西廊道上最重要的關隘。沿著天山北麓和南道的驛站一直通往中亞腹地，從七河地區直接到達哈薩克斯坦中部和北部地區最捷徑的貿易路線途經卡拉摩爾根城，使得它成為絲綢之路巴爾喀什部分的重要中轉站，中西古道自此向西穿越外高加索地區到達亞歐的“界點”。

從中心城市來看，從漢長安城遺址和漢魏洛陽城遺址為出發點，交河、高昌、北庭故城遺址歷歷在目，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州碎葉城（阿克貝希姆遺址）、巴拉沙袞城（布拉納遺址）、新城（科拉斯納亞瑞?？ㄟz址）和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開阿利克遺址，都是進入世界遺產名單上的節點城市，見證了公元前2世紀～公元10世紀絲綢之路繁榮時期所起的重要推動和保障作用，印證了古代西域、中亞城市文化、建筑技術、多種宗教和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傳播。特別是位于今吉爾吉斯斯坦的碎葉城，中國唐代大詩人李白就出生在這里，它是公元7～10世紀楚河谷的重要中心城鎮，曾是唐“安西四鎮”之一的邊境城市，又是西突厥、突騎施汗國和葛邏祿汗國的首都，在中亞的政治經濟歷史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從人種民族來看，控制絲綢之路貿易的粟特人今天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在公元前2世紀這個在中國古籍中被稱為昭武九姓的中亞胡人充滿了商業的活力，到5～8世紀時幾乎壟斷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粟特胡人與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被認為是歐亞之間最重要的中間商。生活在索格底亞那（烏茲別克斯坦）綠洲的粟特人先后受到強鄰波斯、突厥等統治，作為不斷遷移的民族鑄就了流動移民的性格，建立了一個個聚落據點，直到長安、洛陽，漢唐古墓中出土了眾多的胡人形象俑，有商人、武士、官吏、侍衛、藝人、運夫等諸種造型，他們與面貌不同的黑人俑、蕃人俑共同構成了絲綢之路上人群東移的主流。

從商業運輸來看，駝鳴馬嘶，古道載物，充滿艱辛，古代商路即使暢通無阻，徒步也非常漫長，因而運抵貨物的工具異常重要，西亞的單峰駱駝和中亞的雙峰駱駝成為東西方都認可的最佳運載動物。漢代隨著北方草原和西域駱駝源源不斷進入中原，其吃苦耐勞的性格受到運夫的喜愛，從漢至唐出現了大量以駱駝為題材的造型藝術品，唐代栩栩如生的駱駝形象成為絲綢之路上忠實的記錄（圖6、7）。西域的良馬更是秦漢以來謳歌的對象，絲綢之路上絹馬貿易一直興盛不衰，唐代來自西方的駿馬被塑造成五彩繽紛的陶俑和三彩俑，即使被深埋進墓葬的暗角，至今仍是藝術的精品。

從貿易物品來看，為了獲得巨額利潤，香料是商貿路網中極重要的交易對象，經過長達萬里的馱隊轉運后，能賣出原價上百倍的價格。中古時期香料成為東西方都認可的高價值貨物，是交換絲綢、黃金和珠寶的硬通貨。西方引以為榮的玻璃更是絲路上的傳奇，埃及與西亞誕生的玻璃飾珠在公元1世紀經過古羅馬吹制技術發展后，大秦（古羅馬）從漢代到魏晉南北朝向中國出口了許多玻璃珠飾和玻璃容器，隋唐隨著波斯薩珊“五色琉璃器”的大量出現，玻璃成為來自西方奢華的裝飾品（圖8）。中國史書記載來自西方的象牙、玳瑁、犀角、琥珀、珊瑚、金銀器、波斯錦等物品琳瑯滿目，制造技術和紋樣圖案成為東西方的共享，一個世紀以來的考古出土物品就是絕好的例證。

從宗教共存來看，中哈吉三國在地理上是亞歐交通的十字路口，也是多元文化板塊的結合部，自古以來宗教文化交匯并存，被稱為“世界宗教文化的大運河”。聚集在這一區域的粟特人、突厥人、波斯人、中國人和其他民族信仰著不同的宗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佛教和薩滿教等互相滲透并存，教義的差異形成了信仰的獨特，但求同存異、平和相處、融合薈萃，從而為后世留下了風格各異的文化寶庫。雖然各種宗教有消長起伏，但中外學術界對早期希臘化佛教石雕像、佛教舞伎供養壁畫、長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洛陽景教經幢、景教敘利亞文十字墓石、祆教祭祀盤、龜茲摩尼教陶祖、摩尼教繪畫文書等宗教實物的研究，都是東西方宗教文明格局的標志，也是世界級的經典見證。

從藝術紛呈來看，藝術作為人類文明的起點，文明需要藝術，藝術傳播文明，絲綢之路上的藝術豐富多彩，體現了文化精神產品的結晶，傳播了民族文化藝術成就，多年來各地收藏的從金怪獸（圖9）、金虎牌圓飾到玉羽人奔馬、草原游牧民族喜聞樂見的壯熊、奔鹿、雙駝、鷹鷲、盤羊、翼馬、對龍諸種形象一一出現。從樂舞陶扁壺、胡人說唱俑、胡騰舞俑到吹奏胡人俑、胡人頭塤、戲弄俑，農業定居民族喜歡的異域藝術風格造型俯拾皆是。既有貴族的高雅藝術，也有民間的習俗表達，不但是追求審美的精品力作，而且都是胡漢相融的真實再現。

從文化交融來看，文化是東西方往來背景下的民族血脈，是不同民族的精神家園，也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支撐。例如出土文物既有哈薩克考古出土的馬具牌飾，又有吉爾吉斯雪豹帶扣；有新疆新出土的格里芬噬虎金飾、鷹形金飾，也有源自伊朗的漢代羽人造型；有起源于西方怪獸的藝術作品（圖10），也有西方傳來的東羅馬酒神銀盤；有手持三叉戟的胡人銀箔飾片，也有胡漢爭打馬球壁畫。多樣化的文物反映了絲綢之路活躍的文化互鑒，不僅融合西方文化因素的遺產比比皆是，而且是外來文化與中華文化基因相協調的展示。

三、中西風物巧奪天工

絲綢之路是橫跨亞歐大陸的東方與西方的文明交融，但是最核心的推動力還是貨物貿易，道路的暢通為長途販運的商隊提供了便利，“物產于四方，貨交于南北”?！敖z綢”無疑是東西方都感興趣的物品，但是陸上絲綢之路最早流通的貨物可能是皮毛、馬匹、駱駝、山羊等，甚至是“奴隸”交易，“絲綢”這種人類創造與自然生成的物品最早何時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主要內容，還在繼續等待亞歐大陸上考古的新發現。

核桃、石榴、無花果、蠶豆、豌豆、葡萄、苜蓿、菠菜、萵苣、黃瓜、芫荽、芝麻、大蒜等，源于食物擴大與補給的貿易最容易被人們銘記，而香料、金銀器、玻璃、棉布、罽錦等人工制品或其他技術領先的物品也迎合了人們的迫切需要，納入中國人的知識譜系。然而千年之后遺存下來的物品自然也成為了珍稀的文物，尤其是帶有地域性的流行藝術品，更引人注目。

多年來出土的文物中，既有以前少見的印章、戒指、項鏈，帶宗教銘文的十字銅扣，也有大型的壁畫、石刻、雕塑，有些物品的制作完全是為了審美，東西方的能工巧匠創造出當時能夠想象出的藝術風物，它們在人類對美的永恒探索中達到了當時的頂峰。

圖10：斯坦因所獲樓蘭希臘神話赫爾墨斯緙毛壁掛，蛇繞神杖，是外交傳令使節和商貿保護神。

圖11：陜西歷史博物館藏西漢鎏金銅蠶

圖12：漢代希臘文鉛餅，推測是帕提亞安息國人帶來的，甘肅平涼市靈臺縣出土

圖13：碎葉城出土唐杜懷寶碑

圖14：1983年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出土的鎏金銀壺

圖15：北朝，六馬拉車太陽神錦，青海都蘭熱水墓地出土

黃金以其耀目的色澤和穩定的特性很早就受到古代人類社會的青睞。歐亞草原古部族有意識開采金礦、制作黃金制品約始于公元前三千紀。自青銅時代以降，中亞草原的部族首領或貴族就形成了以黃金裝飾人身、兵器、馬具以象征地位和權勢的習俗。哈薩克國家博物館的金器提供了很好的線索，有益于比較中亞草原、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帶、中原地區在銅石并用時代至戰國末期這一時段內金器形制、功能、流行、演化等情況以及中亞草原的用金習俗和黃金藝術在不同時期逐漸經過中國北方向中原地區傳播、影響的過程，以及中國北方、中原地區對這些外來因素吸收、融合的過程。

1970年考古發掘的哈薩克斯坦“黃金武士”，也稱為“黃金人”，其特有的原型來自古代斯基泰人戰士形象。整套盔甲由 4000 余片黃金經鍛造、沖壓、鏨刻等加工工藝制造而成，已成為哈薩克斯坦國家歷史的象征之一。其他高級墓葬中出土過金制耳環、手鐲、發簪、衣服墜飾、獅子形象的小型圓雕，以及鑲嵌綠松石和紅瑪瑙珠的金制酒杯，這些黃金制品主要是貴族日用的奢侈品，象征地位和財富或為宗教儀式中使用的祭祀品。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用黃金裝飾人身的習俗在中亞草原地區已經形成。

中國是最早發明桑蠶絲織的國家，1984年出土于陜南石泉縣漢代鎏金銅蠶，呈昂首吐絲狀，雖然全身九個腹節長5.6厘米，但鎏金工藝為這枚金蠶增色異常（圖11）。距今3800多年前，地處關中周原的周人已經開始種桑養蠶、綴絲織綢，《詩經·豳風》中描述“女執懿筐， 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產業逐漸傳入巴蜀等地，不久遍及中國。金蠶作為漢代絲綢之路開鑿的文化符號和形象代表，成為西方地中海羅馬人流傳最久遠的神秘幻想物。

1981年在開疆拓土的漢武帝埋葬地陜西興平茂陵，出土了轟動一時的鎏金銅馬，作為國家一級文物，生動地展示了漢代追尋西域汗血寶馬的愛好，上至漢武帝下到衛青、霍去病莫不如此。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之一就是尋找良馬，積極從西域引進馬種以增強騎兵戰斗力，屢屢遣使“持千金與金馬”至大宛求馬，并將長安魯班門改名為“金馬門”。這匹金馬可能是鑒定大宛馬的“馬式”，確定選擇良馬的標準。漢代彌漫著追求“天馬”的社會風習，為后代“既雜胡種，馬乃益壯”鋪設了道路。

絲綢之路上貨幣的變化亦是重新認識世界的重要物證。貨幣是交易的媒介，必須要投入一定的數量才能在貿易圈流通。大國鑄幣權是掌控國際貿易圈的重要手段。近一個世紀以來，在中國與中亞地區陸續發現了從希臘鉛幣、羅馬金幣、波斯銀幣、拜占庭金幣、阿拉伯貨幣到嚈噠、貴霜、突厥等國的錢幣，而在里海周邊發現的中國漢五銖錢、唐代開元通寶等，都說明隨著貨幣本身的傳播，不僅是貨幣相關文化符號的傳播，更是絲路經濟圈交錯影響和接受回應的證據（圖12）。珍稀的是，安息鉛幣、月氏貨泉銅母范、漢佉二體錢都非常罕見，特別是突騎施錢是吉爾吉斯斯坦考古發掘的貨幣，它受到中國外圓內方銅錢的影響，構建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動態圖景。

在絲綢之路上十分活躍的基督教東方教會聶思脫里派，東傳進入中國后自稱景教。2006年在洛陽發現的殘存石刻經幢，為公元829年鐫刻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并記載了洛陽信仰景教的教徒和神職人員一同為“安國安氏太夫人”立幢的事跡，其十字架藝術造型為中古外來宗教留下了憑吊的記憶。

始建于公元5世紀的碎葉城，位于吉爾吉斯斯坦托克瑪克西南附近，王昌齡“胡瓶落膊紫薄汗，碎葉城西秋月團”曾使多少人對這塊土地魂牽夢縈，中國唐朝大詩人李白就出生這里。它作為唐朝“安西四鎮”之一，又曾是西突厥、突騎施和葛邏祿“三國演義”的中心。1982年出土于阿克·貝西姆遺址的《杜懷寶敬造一佛二菩薩碑》，題銘上文字為“安西副都護、碎葉鎮壓十姓使、上柱國杜懷寶”（圖13）。史書記載唐高宗、武則天時期杜懷寶曾為安西都護、金山都護、庭州刺史，他在主政碎葉城時期平定控制西突厥，并在遙遠的邊疆城鎮為其母造像冥福。這塊珍貴漢文碑刻現藏于吉爾吉斯斯坦斯拉夫大學契古博物館，是第一次到中國展出。

早在漢代史書就列出的奇寶異物，例如夜光璧、明月珠、蘇合香、丹琥珀、駭雞犀、火浣布、綠水精等，今天逐步都被人們所認識，巧奪天工的物品絕不是浪漫的幻想，而是源自地中海、小亞細亞、波斯灣等地的特產。玻璃器上的鍍金工藝、金銀器上的鑄模鐫刻、五湖四海的奇珍異寶，無不展現了工匠非凡的創造力（圖14）。同樣，中國花紋緊蹙的錦繡絹帛、眼花繚亂的漆器制品、獨特紋飾的精美銅鏡，出現在西方商賈云集的市場里，絲國富饒的物產蜚聲羅馬。從東方長安到西方羅馬的絲綢之路，彰顯的就是古典的全球化圖景。

我們所見的珍貴文物中，有漢元帝渭陵出土的玉翼人奔馬、公元前39年的康居王使者冊、烏孫的金飾生命樹、哈拉和卓的魏晉木俑、公元706年的洛陽胡人牽駝壁畫、唐代高昌（吐魯番）去往京城的通行證“過所”、公元751年交河郡客使文書、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獅紋白玉”帶銙和玉臂環、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的八瓣蓮花描金藍色玻璃盤以及諸多唐三彩的駱駝和良馬，真是琳瑯滿目、精彩絕倫，都是國家一級品文物，盡管體量不是超大，但處處體現出歷史的震撼與藝術的磅礴力量。

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形態逼真、栩栩如生的胡人俑，他們深目高鼻、滿腮須髯，有的騎馬狩獵，有的負囊販賣，有的侍衛守護，有的彈奏演唱，傳神寫實、刻畫入骨，仿佛還帶著生前的體溫。真實的原物會讓人們更加重視已經消失的歷史演變。我們正是憑借濃縮藝術的胡俑講述生命的歷程，傳遞著千年以前的世界觀照，這些出土文物既是藝術的底本，又是歷史的證據，使我們體悟到當時胡漢相融的盛世，驚嘆外來文明的時尚。

當我們站在一幅宏大的絲綢之路地圖前時，我們再次意識到應該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文明的流動，文明的界限遠比我們想象得闊大。1959年新疆尼雅考古出土的蠟染棉布，不僅有希臘半裸女神提喀手抱豐饒角，還有希臘神話中與獅子搏斗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這是中國發現最早的蠟染棉布。1995年在新疆靠近樓蘭的營盤墓地發掘的錦袍上，竟有希臘神話中手持劍與盾的愛神厄洛斯形象。很難想象，古希臘的藝術當時怎么傳到中國成為精美紡織品上的珍稀圖案（圖15）。偶然的發現就有豐厚的文化遺產，未發現的不知還有多少，這讓我們更加相信，亞歐文明的聯系絕不是簡單的偶然的接觸。

中國圍繞絲綢之路的地理發現，知己知彼突破了條塊地域限制，推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建立了對其他文明的認知，這是絲綢之路歷史的正解，我們不贊成過于夸大這條路的價值，將一切東西方文明都歸于絲綢之路。但是一粒沙看世界，一朵花看天堂，一百多年來絲路沿線出土文物充分證明了各方的“文化認同點”，文物精華復原的歷史大時代和流動的絲綢之路，在人類發展史中留下了一個大版圖。在“絲綢之路”命名一百多年來，最初的歷史概念已被真實的歷史遺產所印證，它最終形成了一種更為開闊的世界觀與相對平等的交流方式，促成了中國與其他文明之間長久的互動。

在兩千年歷史發展過程中，亞歐大陸通過絲綢之路活躍著許多不同的民族與部族，遷徙輾轉與文化交融，貿易頻繁與宗教交匯，中國不斷發現著新世界，世界也逐漸認識了古中國。這是我們追憶文明、面向未來的目的，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