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經濟帶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的耦合協同文獻述評

蘇聰文

摘 ?要 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厘清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內涵、梳理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影響機制的基礎上，對二者耦合協同發展的相關研究進行了述評。

關鍵詞 長江經濟帶;產業轉型升級;綠色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明確指出，長江經濟帶的高質量發展是國家高質量發展的引擎，“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綠色發展是其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前提，而產業轉型升級是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任務。研究新時代長江經濟帶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的耦合機制，對推動新時代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當前關于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產業轉型升級的相關研究

產業轉型升級的研究始于上世紀50年代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其后Walt Whitman Rostow（1959）、Albert Otto Hirschman（1983，1985）等發展經濟學者對其進行深入研究，推動該領域研究沿“產業轉型升級內涵——產業轉型升級測度——產業轉型升級影響因素——產業轉型升級路徑”邏輯脈絡開展。

（1）產業轉型升級績效評價。評價指標體系對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進行了綜合考慮，如曹賢忠、曾剛（2014）構建包含抗風險能力、技術創新能力、經濟效益、資源利用和環境污染五個維度的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權TOPSIS法對蕪湖經濟技術開發區2005-2010年轉型升級評價指數進行了測算。孫理軍和嚴良（2016）基于全球產業鏈（GVC）視角，構建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維度，對中國2001-2012年制造業轉型升級績效進行了綜合評價和國際比較。翟璐、劉春芝（2018）則以遼寧省工業轉型升級為研究對象，選取2000-2015年相關數據，從結構優化與驅動、企業產品競爭力和綠色生產三個維度對轉型升級績效進行了評價。

（2）產業轉型升級影響因素研究。如肖興志和李少林（2013）利用1998-2010年省級面板數據驗證了環境規制強度對產業升級方向和路徑的積極影響，且存在空間異質性;原毅軍和謝榮輝（2014）同樣證實了這種積極影響和空間異質性，但指出環境規制對產業轉型升級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這一推論得到鐘茂初等（2015）、童健等（2016）的實證支持。此外，全球要素分工、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新型城鎮化形成的基礎設施空間溢出及人才集聚等均被證明對產業轉型升級有顯著影響（Duke & Kammen，1999;Butler et al.，2011;金京等，2013;吳福象、沈浩平，2013;李燁等，2016）

（3）產業轉型升級路徑研究?，F有關于產業轉型升級推進路徑的研究多為規范研究。如金碚（2011）結合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資源環境條件和產業結構體系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提出中國工業轉型升級應實施能源資源戰略重大調整、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在新的更先進的技術基礎上全面提升各個產業的自主發展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徐麗梅（2015）借鑒澳大利亞和日本沿海經濟帶發展的成功經驗，提出長江經濟帶應通過建立區域協調機制、加強流域立體交通建設、推進城鎮化進程并加強金融創新，以實現產業轉型升級。此外，健全的制度、充足的資金、全方位的創新驅動、增長空間巨大的內需等，均可作為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有效路徑（Saxenian & Hsu，2001;Gereffi ，2009;Azadegan & Wagner，2011;劉英基等，2015;吳傳清，2015）。此外，朱曉霞和郝佳佳（2015）通過測算出口技術復雜度，結合脈沖響應和協整分析結果，對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兩種產業轉型升級路徑進行了對比與選擇。

二、綠色發展的相關研究

綠色發展概念由綠色經濟概念發展而來，最初由英國環境經濟學家David Pearce在其著作《綠色經濟藍圖》（1989）中提出。此后國內外學者遵循“綠色發展內涵——綠色發展測度——綠色發展驅動因素——綠色發展戰略”邏輯開展了大量研究（Mendonca et al.，2010;David & Daniele，2012;Bina & Olivia，2013;張葉和張國云，2010;胡鞍鋼，2012）。

（1）綠色發展績效評價研究。以區域為研究對象的文獻中，評價指標體系多涵蓋生態、經濟、社會三個領域，如郭永杰（2015）從經濟增長綠化度、資源環境承載力、政府政策支持度三個維度測度寧夏縣域綠色發展水平;馬雙和王振（2018）則從綠色生活、綠色生態、綠色生產三個維度對長江經濟帶城市綠色發展績效進行評價，發現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水平空間異質性顯著，其中杭州、昆明和貴陽位列前三，宿遷、婁底、鄂州等資源型城市則普遍落后。以產業為研究對象的文獻中，評價指標體系強調生態環境與技術創新的統一，如何劍和王欣愛（2017）從綠色效率指數、效率變化指數、技術進步指數三個維度，運用SBM- Malmquist模型測度了長江經濟帶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并在區域協同視角下對產業綠色發展博弈進行了探討;吳傳清和黃磊（2018）采用熵權TOPSIS法，從資源利用效率、環境治理強度、創新驅動能力、增長質量水平四個維度對長江經濟帶工業綠色發展績效進行了綜合評價，并構建耦合協調度模型對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水平與綠色發展效率耦合機制進行檢驗，發現二者處于中高級協調階段。

（2）綠色發展驅動因素研究。李華旭等（2017）在對長江經濟帶11省市綠色發展水平評價的基礎上，構建面板數據回歸模型對水平差異背后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發現技術創新能力、城鎮化率、政府規制因素均顯著正向影響綠色發展水平;和立道等（2018）將綠色發展劃分為能源消耗、環境質量、空氣污染三個維度，發現財政分權下的環保支出對能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有積極影響，但對空氣污染的改善不顯著。

（3）綠色發展戰略研究?，F有相關研究以規范研究為主。以長江經濟帶為例，肖金成、劉通（2014）構建“三圈模型”，分析了自然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交互機制，提出長江經濟帶應具備識別能力、投入能力、評估能力三大綠色發展能力，制定綠色規劃、綠色金融和綠色財政三大綠色發展戰略;任勝鋼和袁寶龍（2016）提出以轉型升級和協調發展實現長江經濟帶產業綠色發展，其中轉型升級包括調整長江經濟帶能源結構、推動現代農業生態化、傳統工業高端化等五個舉措，協調發展包括綠色承接產業轉移、基于生態承載力優化產業布局、構建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三方面。同樣，付保宗（2017）提出長江經濟帶應著力升級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布局、加強跨區域協作，并建議強化節能環保準入約束。

三、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的關系研究

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的關系研究源自于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的爭論，經典理論有“波特假說”（Michael，1991，1995）及“環境庫茲涅茨曲線”（Grossman & Krueger，1991，1994），其后國內外學者從經濟發展、環境污染的內涵及外延進行拓展，大體分為兩部分：

（1）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之間單向影響效應研究，此類研究多從產業轉型升級或綠色發展的子系統進行探討，但分歧明顯。如從影響效應看，認為環境規制對產業轉型升級存在正向影響（Hamamoto，2006;Yang et al.，2012;Costantini & Mazzanti，2012;肖興志和李少林，2013;原毅軍和謝榮輝，2014;童健等，2016）或負向影響（Popp & Newell，2012;李強和丁春林，2018）;從影響類型看，認為環境規制會影響產業空間分布（Ederington et al，2005;Mulatu et al，2010;彭文斌等，2015），但不影響產業技術升級（鐘茂初，2015）;類似的，認為產業結構優化對環境質量改善有顯著作用（Lan et al，2012;楊建林和徐君，2015）或沒有顯著作用（Streufert et al.，2003;韓峰和王琢卓，2010）。

（2）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之間的內在作用研究。此類研究較為匱乏，同樣從產業轉型升級或綠色發展子系統進行探究，如李強（2017）選取2003-2014年數據，構建耦合協調度模型對長江經濟帶108個城市產業升級與生態環境優化的耦合機制進行研究，得出長江經濟帶屬于產業升級滯后型、且二者耦合協調度不斷提高的結論。

四、研究評述

縱觀已有研究成果，國內外學者對于產業轉型升級和綠色發展分別進行了大量研究，較為系統地介紹了產業轉型升級和綠色發展的內涵、度量工具及影響因素。但現有研究多從各自領域進行獨立研究，對于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二者關系研究較少，且以定性研究、描述性研究為主，缺少以實地調研數據為基礎的計量實證分析;以長江經濟帶為研究對象，對于產業轉型升級和綠色發展耦合機制的研究則更為缺乏。然而，已有研究表明，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互為前提，又相互促進，將二者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產業轉型升級、綠色發展的影響機制，切實推動二者長效發展。鑒于此，在厘清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內涵、度量方法的基礎上，以長江經濟帶為研究對象，構建相關計量模型，剖析長江經濟帶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的耦合發展特征及其時空演變趨勢，探究長江經濟帶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的耦合影響機制，對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應成為長江經濟帶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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