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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三線建設移民地域身份認同研究

2019-10-21 22:49賢安紅
新生代·上半月 2019年8期
關鍵詞:身份移民研究

【摘要】:隨著社會的變遷與發展,移民的身份認同問題備受關注,不僅對個體行為的參照具有意義,而且對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有著重要影響。本文的研究對象,選取了我國自1964年開展的一場重大工業經濟戰略轉移所造就的近17年的大移民——第一代三線建設移民,從社會學的角度,應用口述歷史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法收集資料,并通過生命歷程的研究思路,探究其在地域身份構建過程中的影響因素,以及其地域身份認同的表現,發現第一代三線建設移民身份認同存在分化。

【關鍵詞】:三線建設 地域身份認同 歸屬感

一、問題的提出

1964~1980年的三線建設運動,歷時17年,歷經3個五年計劃,涉及中西部地區13個省、自治區,初步建成了戰略后方基地,是新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經濟建設運動。在“好人好馬上三線,備戰備荒為人民”口號的號召下,共400多萬人員遷徙到內陸地區。作為國家宏觀政策影響下產生的特殊群體,第一代三線建設移民是三線建設的主要參與者,因政治、歷史因素在青年時期從上海、沈陽、北京、青島等地遷至內陸地區,80年代之后,退休后選擇回到家鄉或是留在三線建設地區。由于社會文化環境的巨大變化,其身份的構建和認同也隨之改變。作為遷出地的“離開者”和遷入地區的他者,不同時代的移民都會面對社會認同和文化沖突,經歷身份認同與構建的過程。攀枝花地區作為三線建設時期成立的特區之一,在當時是重要的戰略后方基地,各地的移民來到攀枝花進行建設,對攀枝花城市的形成具有直接推動作用。當這些移民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在生活極度艱苦的情況下,他們的地域身份認同又如何?基于此背景,本研究選取攀枝花地區第一代三線建設移民作為研究對象,探究其內心身份認同的構建與表現,希望能為當代移民的安置與文化的和諧交流融合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近30年內國內有關三線研究成果顯著。一是著作方面,陳東林的《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是第一部系統研究三線建設的專著,對決策背景、實施過程、歷史評價、與西部大開發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究。二是三線建設所在各省區相繼出版了地方志、建設簡史,還有一些人物傳記和回憶文集也涉及三線建設。三是學術論文方面,關于三線建設的論文成果較多,截至目前發表了300多篇相關期刊論文,還有近30篇碩士、博士論文。但是,國內外對三線建設的研究視角及研究成果上多集中于宏觀視角,而微觀角度較少 研究方法上多集中于文獻歷史等資料研究,而實地調研較少 研究內容上多研究三線建設的背景、評價等,而關于三線建設給遷出地、遷入地帶來的社會、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影響較少 研究對象上多關注三線建設相關領導等,而對三線建設普通建設者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較少??谑鲈L談法作為重要的社會學研究方式之一,鮮少作為基本研究方法在三線建設研究的領域中發揮作用。筆者查閱相關文獻后,運用口述訪談的方法進行調研,以此來收集資料,更好地體現研究的真實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口述歷史研究方法進行研究,運用口述訪談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的收集,同時依據生命歷程的研究思路,對攀枝花地區第一代三線建設移民的生命事件進行生命事件分析。

深度訪談法適用于當研究者想要深入了解被研究者的內在世界,或者是希望了解被研究者對某一歷史事件、社會經歷、生活故事的看法、感覺、認知或意見時,是一種研究性交談,是通過談話雙方的口頭交流,對有意識要獲得的資料的收集和梳理。 運用深度訪談法收集資料,與第一代三線建設移民的生活背景相結合,得到一個完整的身份認同分析報告。

三、第一代三線建設移民地域身份認同的影響因素

1.政策因素:時代的選擇

攀枝花地區作為三線建設時期的重要特區,呈現出的特點是在建設初期,因其遠離中心城市,到處都是荒山野嶺,根據“先生產,后生活”的建設方針,攀枝花地區一切活動圍繞工業建設展開,生活設施極為簡陋,沒有基礎設施和社會依托。早期的三線建設者在到達攀枝花之后,受國家政策的影響,大多數人都一心秉持著把攀枝花建設好的信念,有訪談者表示:“攀枝花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樣,我就是攀枝花人,我家人也很熱愛攀枝花……”(吳先生,1945),像這樣的訪談者不在少數,他們在地域身份認同上沒有執著于自己參加三線建設之前的籍貫所在,而是認為自己在建設攀枝花的過程中,也扎根于這篇土地。當然,也有人認為,由于國家政策導致其不得不背井離鄉,有機會還是想回到自己的故鄉,其地域身份認同更傾向于自己原本的家鄉,來自武漢的潘先生(1936)則表示:“我覺得自己還是武漢人吧,我的父母、家人都還在武漢……”

2. 家庭婚姻:“家在哪兒,我在哪兒”

結婚意味著個體要離開原生家庭,建立新的家庭關系。擇偶標準會受到地域、政治、經濟、家庭環境和背景、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雖然現代社會婚姻關系受地域因素的限制越來越小,但在三線建設時期,婚姻的地域選擇對第一代三線建設移民的地域身份認同有重要影響。

在到攀枝花參加三線建設之前已經結婚的三線建設移民,其地域身份認同更傾向于原生家庭所在地,來自四川省南充市劉女士的敘述:“現在好多人都回老家去咯,說是家人孩子都在那邊……”一些在到攀枝花時單身的三線建設移民,在擇偶時會選擇同樣在攀枝花地區參加三線建設的人,結婚后有單位分房的便留在攀枝花地區,在攀枝花生活多年后,認為自己就是攀枝花人。來自湖南的吳先生,由于娶了自己領導的女兒,便一直扎根在攀枝花,加之作為一個孤兒,在老家無牽無掛,告訴筆者他就是攀枝花人,他熱愛這片土地。另外一些人,由于其和原戶籍所在地的聯系一直并為中斷,社會關系網絡在分布在原籍,三線建設結束便選擇回到家鄉。

3. 戶籍制度:“我是哪里人”

由于三線建設國防的重要屬性,攀枝花特區以及特區政府的成立,來到攀枝花的三線建設者,戶籍隨單位遷到攀枝花地區。隨著三線建設結束,有機會返回原籍,一些在老家還有住房的人選擇回遷,但也有許多人因為一些客觀因素只能留在攀枝花地區,來自上海的李先生(1940)表示:“回去,當然是想回去啊,可是哪里有錢買房子……”雖然戶籍制度松動,但是住宅也成為影響其選擇的重要因素,這部分人的身份認同是矛盾的,由于客觀因素的影響,不得不承認自己攀枝花人的身份,但內心還包含著對原戶籍所在地的身份認同,直接影響著其歸屬感和認同感。

四、三線建設移民地域認同的表現

1.語言的分化與融合

語言作為文化傳播的媒介,作為群體符號邊界最清晰的標志,語言的延續與融合是地域身份認同的重要體現。在族群內部,語言主要以代際傳承和橫向傳遞的方式延續。攀枝花位于四川的西南邊界,主要以四川話為主。但是由于三線建設移民來自全國各地,攀枝花地區的語言呈現出各地區相融合的特點。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出現了特有的廠域語言,在語言認同上出現了多樣性的特點,來自武漢的潘先生則表示:“在攀枝花呆了這么多年,我什么話都會說,你讓我說武漢話也可以,四川話也可以,普通話也可以,湖南話也行……”語言的相互交融,使他們在語言的使用上,逐漸擺脫了單一語言的束縛,但是四川話仍然是攀枝花地區主要使用的語言,筆者的訪談對象里面,大多能夠清晰準確的使用四川話進行交流。

2.飲食習慣

作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飲食習慣能很大程度上反映個體的生活軌跡。中國地大物博,各個省份、地區的飲食習慣皆不同。同語言相似,由于攀枝花地區匯集了全國各地的移民,飲食上也呈現出各個地方相交融的特點。四川口味仍然占據主體地位。來自沿海地區的人口味偏清淡,而四川口味偏辛辣,有訪談者表示,一開始到攀枝花的時候,在食堂吃飯會選擇一些比較清淡的飲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能夠接受一些偏辛辣的食物。但是自家做飯時仍會偏清淡,可以看出來,在飲食習慣上,這部分人的地域身份表現還是比較明顯的,這樣的現象在其子輩會有所差異。

3. 發展地區的選擇:“落地歸根”或“入鄉隨俗”

“落葉歸根”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認知。是否“歸鄉”也成為移民發展的一個重要選擇。對移民而言,對故鄉的認同主要是地域感和群體感。對于攀枝花地區第一代三線建設移民而言,他們的“落葉歸根”意識還是相對較強的。由于國家政策的影響,他們早期的工作、發展是無法進行自由選擇的,但是隨著三線建設的結束、單位制的解體以及戶籍制度松動等歷史事件的影響,在他們人生的中年時期,有機會選擇屬于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時候回家鄉還是留在攀枝花發展,就成了他們必須要做出的決定。選擇回家鄉發展的人,親人家屬都留在家鄉,對家鄉有強烈的認同感及歸屬感,而留在攀枝花發展的人,在長期的生活及工作中,對攀枝花產生了認同感及歸屬感,但也有這樣一部分人,雖然留在攀枝花,但是在被動地選擇的情況下,其認同感和歸屬感都更偏向于自己的故鄉。

五、總結與討論

本文基于國家三線建設大背景,運用口述歷史研究方法,通過對政治移民地域身份認同構建的過程描述,試圖從社會影響、家庭影響、個體選擇等影響因素探究造成個體身份認同及其認同分化的深層次原因。

在探究第一代三線建設移民的地域身份認同構建過程之中,基本遵循生命歷程研究思路。從社會層面而言,政策下的移民導致了攀枝花三線建設移民在遷入地處于被動選擇,在嚴格的戶籍制度下,他們在工作上的地域流動性上缺乏自主性,從而決定了大部分三線建設移民生活的地理位置,進而影響他們對于其家鄉及攀枝花兩地的歸屬感。與此同時,從個體層面而言,政策因素、家庭婚姻以及戶籍制度等等進一步強化他們對于家鄉及攀枝花的認識,并影響他們在婚姻、就業等人生大事上選擇地域的問題??傮w而言,攀枝花地區第一代三線建設移民在其和地域身份認同上存在分化,這樣的分化一直延續到其子代,其具體情況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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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李向平,魏揚波.口述史研究方法

作者簡介:賢安紅(1995—),女,漢族,四川省攀枝花市人,學生,法學碩士,天津師范大學社會學專業,城市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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