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宗教改革與禁止行乞原則

【摘要】： 1517年，馬丁.路德發表了《九十五條論綱》，拉開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在隨后發的一系列文章中，路德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神學思想，其中對文本最重要的是“因信稱義”，基于這個思想，路德延伸出了禁止行乞原則，并發動了一場旨在消除乞討群體和改變救濟窮人方式的濟貧改革。然而，禁止行乞原則不是濟貧改革的等同物，而是濟貧改革的一個步驟。筆者認為，路德的“禁止行乞”原則不僅有效地減少了德國的行乞者數量，還使更多的窮人獲得了幫助，更在歐洲掀起了一場近代早期的社會改革運動。

【關鍵詞】： 馬丁.路德 濟貧改革 禁止行乞

在基督教的傳統中，“上帝之愛和兄弟之愛不可分割……上帝之愛是體現在兄弟之愛中的，接濟貧困者則是兄弟之愛的主要表現形式?！?貧窮和軟弱的窮人可能會令人厭惡，但是他可能是受難基督在塵世的化身，“忽視窮人就是拒絕上帝”。 因此，接濟貧困者便成了基督教慈善、救濟的代名詞。此外，在中世紀時，歐洲的施舍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施舍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強調上帝之愛和鄰里互助，而是與救贖、贖罪相聯系 窮人不僅是基督的化身，還被視為幸運秩序的一部分，“富有和貧困是互補的。富人需要感激、恭敬窮人，他們的禱告者幫助他們獲得救贖?！?在這種觀念的指引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窮人獲得了物質幫助，但也侵蝕了信仰的純潔性，后來形成了職業的乞討群體。

托缽僧修道會是修道院改革的一個結果。教會可以接受世俗的饋贈，因此在中世紀時，教會已經擁有龐大的地產“9世紀初，巴黎圣日耳曼修道院已擁有地產3.65萬公頃，圣烏爾利希修道院屬于窮困修道院之列，仍有莊園203處?！? 12世紀中后期，教會逐漸形成了煉獄、共苦、贖罪券等理論，同時，拉丁基督教會內部興起了以效法基督、過貧困生活為重要特點的修道運動，托缽僧群體開始形成。這些托缽僧，拋棄世俗財產，視金錢為罪惡，效仿基督和早期的“使徒”游走四方，傳播福音，以行乞為生。在16世紀時，歐洲的托缽僧修道會已經十分龐大，他們是職業行乞者，是路德最反對的群體。

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歐洲自然災害、戰爭、疾?。ê谒啦?、瘧疾等）頻發，隨之而來的是歐洲青壯年人口銳減，無人贍養的老人、寡婦和孤兒的數量驟增，他們是真正處于赤貧狀態的人，也是社會救濟的主要群體。還有一部分是由于各種原因破產失地、陷于赤貧狀態的人，但是許多人肢體健全卻不愿意勞動，還有的人假冒貧困，專門靠救濟為生，甚至同時領取多個機構的救濟金。甚至，還有假冒窮人加入行乞大軍，把乞討變為一種發財致富的職業，更有甚者通過自殘身體等極端的欺詐行為來乞討。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路德雖然強調禁止行乞，但主要是禁止專業的、欺詐的和不受約束的行乞，而不是忽視那些非自愿貧困的行乞者的需要，例如，路德在《九十五條論綱》中說到，“基督徒須知，赒濟窮人，或貸款給缺乏的人，比購買贖罪票好得多?！?（第43條）

然而，行乞者不一定都是真正的窮人，但是行乞者和窮人如何區分呢？哪些人是真正的窮人，又應該得到真正的幫助呢？有學者將“基督的窮人”進行了劃分，這大概有四類。第一類，“基督的窮人”包括寡婦、孤兒、長期遭受不幸、意外或疾病的受害者，包括朝圣者和自愿的宗教貧困者，尤其是那些生活在郊區卻沒有捐贈和固定收入的人，而不包括那些因懶惰、酗酒或者賭博等自身原因造成貧困的人。第二類是“令人羞愧的窮人”，他們從繁榮中衰落，不能再維持與他們地位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并且受失去尊重的威脅比受饑餓的威脅更大。第三類是窮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工匠或者工人可能生病的孩子們，他們無法支付一般的或者漲價的面包或者中斷了不確定的工作流程。第四類包括被排斥的窮人——流浪漢、欺騙性的乞討者以及被英國的清教徒和17世紀的天主教倫理家指責為惡魔的娼妓。 因此，我們姑且做一個總結，那些因宗教價值和欺詐等主觀原因陷入貧困的人，是自愿貧困，不在救濟的范圍 而除此之外的其它種類的行乞者，是非自愿貧困的人，應該獲得救濟。不管他們屬于自愿貧困或非自愿貧困，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不應該行乞，也就是卡爾斯塔特所說的，“雖然上帝說窮人將常常與我們同在，但我們不應該有乞討者?！?/p>

至此，在16世紀時，歐洲社會乞討階層已經達到了歷史上種類最全、人數最多的狀態。這些行乞者給歐洲社會造成了極大的負擔，束縛了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此外，行乞行為也加重了普通大眾的經濟負擔，尤其是德國群眾，他們不僅要受到教會的剝削，還要受到莊園主的盤剝，甚至還要為這種乞討群體買單，生活苦不堪言。據路德觀察，乞討行為不僅充滿欺騙和詭計，還給德國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他說道，“所以估算每地每年負擔大約六十次款項 而繳納政府的稅，被羅馬教廷用其他方式所盜竊的財物，以及我們自己任意浪費等等，還未算計在內?！?他認為，德國人在這重重盤剝之下尚能維持生活，乃是上帝神跡之一。因此，在這個時候，一場關于禁止行乞的改革勢在必行。

路德推動禁止行乞改革的動因與當時德國的社會壓力有關，同時也是路德與天主教某些傳統決裂有關，其中救贖理念和社會倫理觀念的變化最為重要。首先，路德促成了從傳統的 “行為稱義”到“因信稱義”思想的轉變。羅馬教廷鼓吹“行為稱義”，將人的救贖與做善工、施舍、贈與相聯系，它使得基督徒相信只要做善工就可以自救。然而，路德認為，耶穌復活就已經為人類贖了罪，人不需要通過其它行為來免除煉獄的痛苦，基督徒單憑對基督堅定的信仰就可以成為義人，也就是“因信稱義”。所以，在路德看來，外在行為于靈魂無益。此外，路德在《論基督徒的自由》（1520）中，明確地將人的本性分為屬靈的和屬血氣的兩種， “行為，不論其性質如何，與里面的人沒有關系。反之，只有心里的不敬虔與不信才叫人有罪” 所以路德認為全靠對基督的信仰便可凈化“里面的人”。然而，路德這樣做并不是說我們不應該行善，而是應該鼓勵人們的善行，善行 “只是叫身體順服，潔除身體脫離一切邪情私欲，我們的目的全在驅除私欲?！@樣一個人絕不能懶惰，因為他身體所需的常壓迫他，強迫他行善，好叫身體順服?！?因此，善行成了馴服身體，使人成為上帝兒女的一種外在行為，只有對上帝的虔信才是成為義人、獲得救贖的內在條件和必要條件。

其次，對于路德來說，他的“禁止行乞”原則也是對基督教宗教生活的傳統實踐和形式的攻擊，他反對托缽僧依靠行乞來維持生活和凈化靈魂。他認為，真正的區別不是財富的多寡，而在于非自愿貧困和自愿貧困 前者是上帝創造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后者則是人為的。 他鄙視那些自愿貧困的“職業”乞討者，而主張對那些非自愿貧困，即困難群體給予幫助。在《九十五條論綱》中，路德明確提到：“基督徒應該被教導去幫助窮人和借予需要幫助的人，這比他購買贖罪券要好得多?！?他明確地將乞討群體分為普通乞丐、浪人、職業朝圣者和托缽僧等，并對不同群體實施不同的策略。首先，他認為應該停止建立早已泛濫的托缽僧修道院，“主張把十個或盡可能多的修道院合并成一個，予以充足供給，讓僧侶們用不著再行乞?！? 路德認為應該“在整個基督教國禁止行乞。沒有一個基督徒應該去行乞！” 這些人具有勞動力，可以依靠自己的勞動和雙手養活自己，他們的乞討行為給普通人造成了巨大經濟壓力。此外，路德觀察到，這些人的講道和聽人認罪 “只會在神甫和修道士中間制造仇恨和嫉妒，冒犯大眾?！? 所以，在路德看來，這些“職業”乞討者對德國社會而言百害而無一益。

最后，路德主張條件允許的基督徒要對處于困境中的兄弟施以援手，鼓勵其他基督“赒濟窮人，或貸款給缺乏的人” ，以幫助他們脫離困境。路德在抨擊行乞行為時，也鼓勵窮人通過勞作來養活自己和家人 ，他認為每個人不應該甘于貧窮，“若他想發財，讓他從事耕種，從土地里去尋求他的財富” 最后，他認為教會財產應該用來做有意義的事情，例如，為了防止青年被惡魔和異教的誓言約束以及被天主教的謬論所迷惑，“應該用教會財產的1/7來資助教區內的貧困學生” 。

1522年，路德、卡爾斯塔特主持了維騰貝格的濟貧改革，而1523年的《萊斯尼?；鸸褚幷隆房梢哉f是路德對該改革的延續。在該規章中，共同基金柜至關重要，它直接關乎到濟貧改革的成敗。路德規劃了萊斯尼?；鸸竦呢敭a、儲備金與收入七個主要來源 同時為了避免以權謀私、濫用資金的情況，路德在人員的設置上注重分權與節制，此為一大壯舉。路德規定基金有九種使用方式，其中有四條是關于救濟窮人的。例如，“第4條，窮困而且無法獲得親人支助的人，要給予他們逐出、衣服、食物及照顧 第5條，孤兒在他們能夠賺取他們的面包之前都提供給養，資質好的男孩送他們進學校并給予食物。其他的，交給他們勞動、手藝及買賣。窮困的年輕孤女，要引導并支助他們走向婚姻生活 第6條，工匠以及羞于乞求的人，如果因缺乏工具無法從事他們的手藝，必須替他們先墊支，讓他們能夠工作，然后依他們的狀況，讓他們歸還資。如果不可能歸還，要以基督的愛寬赦他們 第7條，那些到郊區來要以誠實的工作賺取面包的外來人，若一時未能找到工作，要接納支持他們，不要讓他們陷入傷害及罪行（偷搶）之中?！?/p>

由此可見，路德關于基金使用方式更多地是一種基于扶持每個人從窮困走向自力更生的出發點，而這正促使歐洲的救濟觀念“從單純的互惠施舍轉向利他施舍” 雖然禁止行乞原則和濟貧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當時歐洲的濟貧觀念，但是因時代限制，并沒有獲得預期的結果“從中溢出的錢財并未自然而然地找到他們通往窮人腰包的路……并沒有證據證明這種花費的所有錢都流向了窮人?！?，但是筆者認為，路德通過他的“禁止行乞”原則和濟貧改革減少了德國的行乞人數，使更多的窮人獲得了幫助。此外，路德倡導建立的“共同基金柜”或者稱為“共同錢箱”為近代的濟貧改革和福利改革提供了模板，很多學者將現代福利社會的奠基人追溯到路德也是基于這個原因。

綜上所述，路德基于自己的神學思想和德國社會情況，對行乞行為進行了改革。他通過“因信稱義”原則衍生出“禁止行乞”原則，直接否定托缽僧通過行乞獲得救贖的基礎，也否定購買贖罪券等外在行為是贖罪和通往天國的條件?！敖剐衅颉痹瓌t引發了濟貧改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獲得了教會基金柜持續而有效的幫助，歐洲各國也紛紛效仿，可以說路德引發的濟貧改革奠定了歐洲福利社會的基礎。路德禁止行乞的原則，促進德國大量的乞食修道院和兄弟團解散或者合并，使得窮人、破產者、孤兒通過教會的救濟免于饑寒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再次成功的機會。這些措施不僅減輕了德國社會的壓力，還逐漸形成了一種潮流，此后通過教會基金柜救濟成為了一種傳統。

【參考文獻】：

【1】本文使用的《萊斯尼?；鸸褚幷隆返淖g文為臺灣東海大學胡昌智教授在四川大學講學期間所譯。胡教授鼓勵我寫一篇關于禁止乞討原則的文章，本文的構思主要得益于此譯稿，在此特表感激之情！

【2】劉林海：《從互惠到利他——宗教改革時期基督教濟貧觀念的變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第81頁。

【3】Brian Pullan，“Catholics， Protestants， and the Poor in Early Modern Europe”，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35，No. 3， Poverty and Charity：Judaism，Christianity，and Islam （Winter，2005）， pp. 441-456.

【4】同上

【5】陳曦文：《基督教與中世紀西歐社會》，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67頁。

【6】Martin Luther， Ninety-five Theses （1517），in 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3rd .，trans.by Timothy F. Lull and William R. Russell ， MN： Fortress Press， 2012， pp.25.

【7】關于“基督的窮人”請參閱： Brian Pullan ，“Catholics， Protestants， and the Poor in Early Modern Europe”，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35， No. 3

【8】Abtuhung， p. 25， 11.18 ff.; p. 26，轉引自Carter Lindberg，“‘There Should Be No Beggars among Christians： Karlstadt， Luther， and the Origins of Protestant Poor Relief”，Church History， Vol. 46， No. 3 （Sep.， 1977）， p324

【9】[德]馬丁.路德：《路德三檄文和宗教改革》，李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2頁

【10】[德]馬丁.路德：《馬丁.路德文選》，第5頁。

【11】[德]馬丁.路德：《馬丁.路德文選》，第17頁。

【12】Ole Peter Grell ，“Review： The Religious Duty of Care and the Social Need for Control in Early Modern Europe”，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 39， No. 1 （Mar，1996）， pp. 257-263.

【13】Ninety-five Theses （1517）， in Luther's Works， Jaroslav Pelikan and Helmut Lehmann， eds. （Philadelphia and St. Louis， 1955 ff.） 31：29 （hereafter cited）.

【14】[德]馬丁.路德：《路德三檄文和宗教改革》，第68頁。

【15】[德]馬丁.路德：《路德三檄文和宗教改革》，第83頁。

【16】同上

【17】[德]馬丁.路德：《路德文集》（第1卷），雷雨田譯，上海：三聯出版社，第34頁。

【18】[德]馬丁.路德：《路德三檄文和宗教改革》，第83頁。

【19】[德]馬丁·路德：《馬丁·路德桌邊談話錄》，林純潔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345頁。

【20】[德]馬丁·路德：《萊斯尼?；鸸褚幷隆?，1523年，胡昌智手譯稿，2018年9月9日，第2頁。

【21】劉林海：《從互惠到利他——宗教改革時期基督教濟貧觀念的變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第80-85頁。

【22】Brian Pullan ，“Catholics， Protestants， and the Poor in Early Modern Europe”，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35， No. 3， Poverty and Charity：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Winter， 2005）， pp. 441-456.

作者簡介：裴玉方，1995年，女，漢，四川綿陽，碩士，四川大學，世界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