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青-冬青-月白：耀州窯陶瓷五百年

文／康蕊君

在宋代的窯口中，幾乎沒有一個窯口能像陜西中部的耀州窯那樣在整個期間始終保持活躍而又成功的。窯場在銅川附近，西安以北約百公里外的黃堡，制瓷時間長，陶瓷種類異常多樣，陶瓷工匠不斷開發新的風格。從唐（618-907）的多樣化生產開始，到五代（907-960）創造出一種獨特的風格，到北宋（960-1127）發展出吸引國際觀眾的品牌，再到金代（1115-1234）重新塑造其形象，耀州窯燒制歷經了大約五百年。

“上善堂”是中國陶瓷收藏中少數專注于耀州窯陶瓷的收藏機構之一，其藏品數量超過一百件，可能是同類中最大的收藏，涵蓋了范圍極廣、質量超群的耀州窯文物，包括經典器形和極其稀有的標本，是耀州窯歷史的獨特例證。

耀州窯的歷史開始于唐代，作為一個陶瓷生產中心為當地提供陶瓷商品，滿足家庭、建筑和墓葬的基本需求。單色或三彩釉彩的簡單、多孔的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很實用，只有在沒有更好的材料時才會使用。然而，這些陶器以及在同一個窯爐里制作的小塑像和模型，代表著體面的墓葬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且在當時被大量生產（圖一）。彩色釉磚瓦同樣需要這些材料，這種磚瓦的應用使得寺廟和其他重要的建筑物脫穎而出。在原材料、制造技術或專業工藝方面，其制造要求不高，而且由于運輸會不必要地提高價格，所以這些工作更傾向于委托給當地的窯爐。銅川的窯爐是這些質量尚可的陶瓷的制造者之一。在唐初，這些窯爐主要是地方性的，其瓷器制品很難與當時其他地方制作的大量類似材料的陶瓷器區別開來，如河南鞏縣的瓷器。

在8世紀中葉，喪葬規則和喪葬習俗的變化改變了喪葬的重點，從而引發了陶瓷領域的革命。裝滿陪葬物品的墳墓隱匿于地下，很少被外界關注，或者更糟的是引起了盜墓賊的注意。而在這一時期，取而代之的是在祭祀儀式中更為公開的財力展示。瓷器的陪葬數量急劇減少，或換成易腐材料制成的廉價器具，因此，在唐代后期，陶瓷的生產已經縮水到以前的一小部分。

這種對陪葬瓷器的需求的轉變，對許多陶瓷窯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要求他們對其燒制活動進行徹底的反思。與此同時，自五、六世紀以來，在幾個窯口中都產生了一個相似的發展：往往在燒制質量一般的瓷器的窯口中，也會燒制出高質量的瓷器。盡管在原材料和燃料方面成本更高，并且由于燒成溫度較高，對燒制技術的要求也更高，這些器物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實用。到了8世紀中葉，幾個窯口已經把這些實用的器物發展成為美麗精致的器皿，瓷器突然成為高雅生活的追捧物品。

圖一 唐 三彩馬黃堡窯址附近墓葬出土圖片出自：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編︽唐代黃堡窯址︾第二卷，編號15

圖二 唐 耀州窯黑釉渣斗

圖三 唐 耀州窯白地黑花花紋洗

圖四 唐 耀州窯黑釉龍首水注

圖五 五代至北宋耀州窯天青釉十二曲洗

圖六五 代耀州窯青釉十曲花口碗

銅川窯是唐代轉型燒制這種瓷器的窯址之一。他們試驗各種可能性，生產各種不同類型的器物，包括白釉、青釉、茶灰褐釉、黑釉以及白釉銅綠彩。黑釉瓷器可能是唐末期最有名的器形（圖二）；陶工們開發了一種省時并極具吸引力的裝飾風格，通過將碗、碟或罐子幾次浸入黑釉中，在白色或素燒表面上形成對比鮮明的黑色斑點，或用黑釉描繪獨特的書法圖案（圖三），或飾以浮雕圖案（圖四）。

黑釉瓷器制作相對簡單，許多窯場都在燒制。它們或許是最不被重視的瓷器。精細陶瓷中被追捧的是純白色和淡綠色的陶瓷，因為它們看起來分別像銀和玉。前者很難用非白色的材料燒制，并且競爭很激烈，河北的邢窯、定窯和河南的鞏縣窯已經在中國北方創造了這一類燦爛的瓷器。另一方面，高質量的綠釉瓷器只在遙遠的中國南方的浙江制造。因此，青釉瓷器的專業化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

在五代時期，青瓷成為窯場的主要產品。這一時期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這些窯場最有意思的一個時期，創造了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當時位于今浙江省境內的越窯所生產的瓷器受到歡迎很可能是促成這一發展的原因之一，但陶瓷工匠們并沒有模仿來自南方的陶瓷的形狀或圖案，相反，他們開發了自己的款式，想出了最新穎的裝飾方式。

盡管這些瓷器確實各有不同，例如，有些是白色的胎，而另一些則在深色胎上施以一層白色的化妝土，但它們卻表現出強烈的風格統一和共同的高質量。它們最獨特的特點是精美的釉彩，光澤迷人，呈柔和的綠色或精致的“天青色”（圖五-圖六）。很明顯，這種釉質之美使得許多瓷器無需雕飾（圖七-圖八）。另一些則刻以簡單的圖案，有時在碗底會添加一個小的裝飾（圖九-圖一一）。精細的深色線形圖案是用一種刻劃的方式，穿透釉下的白色化妝土，在灰色的胎體上刻劃出來的（圖一二-圖一四）。然而，到目前為止最引人注目的裝飾風格，是簡單的、大范圍的花卉圖案，用銳利的刀法深刻成高浮雕。這種方式在其他陶瓷燒制中無出其右，或許代表了耀州窯工藝的最高點（圖一五-圖一六）。

圖七 北宋早期 耀州窯青釉花形碗

圖八 北宋早期 耀州窯青釉花形盞一對

圖九 五代至北宋 耀州窯天青釉貼花龜紋碗一對

圖一○ 五代至北宋 耀州窯天青釉貼花飛鳳紋花形盞

圖一一 五代 耀州窯青釉貼鳳紋碗

圖一二 五代耀州窯青釉劃花卉紋盤

圖一三 五代至北宋耀州窯天青釉劃花唐草紋盞一對

圖一四 五代耀州窯青釉劃花唐草紋罐

圖一五 五代至北宋早期耀州窯天青釉剔花牡丹紋水注

圖一六 五代至北宋耀州窯天青釉剔花牡丹紋水注

圖一七 五代耀州窯青釉刻﹃官﹄字款碗

這種杰出的發明使得耀州窯聞名于世也就不足為奇了。五代中的后唐（923-936）時期，耀州窯的所在地首次被命名為“耀州”，此后不久，這個名字就與它的陶瓷聯系起來了。耀州陶瓷最早見于陶穀（903-970）所著的《清異錄》，陶穀是五代和宋初著名的作家和高級官員，今陜西彬縣人，此地距銅川以西只有五十英里。

在五代時期，宮廷指定窯場的燒制還沒有出現，但朝廷確實使用了作為貢品的高質量陶瓷。這些貢品在中國南方的越窯有所記錄，在北方顯然是同樣的習俗。在五代時期，一些耀州瓷器在燒制前會在底部刻劃“官”字款（圖一七），這與邢窯和定窯白瓷的做法類似。雖然這些瓷器明顯是在宮廷里使用的，但這一時期朝代政權更迭頻繁，目前還不清楚具體是哪個朝代。然而，這樣的“官” 字款瓷器往往遠不能代表當時最優秀的瓷器，而后者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購買。

作為一種據說是為帝王之家制作的瓷器，早期的耀州窯經常被認為與至今仍在傳說中的柴窯有關。據推測，柴窯的名字來源于五代后周世宗（951-960），是在明朝 （1368-1644）和后來的文學作品中被廣泛贊譽的稀有陶瓷之一。有關這一瓷器的歷史資料非常模糊，但認為它是一種精美的、最高階的青瓷，非常罕見，據說是在河南鄭州制造的。高質量的青瓷，在北方除了耀州窯之外，鮮有其他符合條件的。由于柴窯非傳統的、與皇帝有關的名稱，而且最早的記載見于曹昭的《格古要論》，該書寫于四百多年后，所以對于其真實性存在疑問。然而，在這一背景下，五代的耀州窯反映出了極高的工藝水平。

圖一八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紋葵花形盤

圖一九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交枝牡丹紋束腰淺碗

圖二○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交枝牡丹紋束腰盤

五代時期發展起來的浮雕雕刻風格雖然極具吸引力，但是曇花一現，宋初不久就消失了。他們是否依賴于窯場中個別工匠的杰出工藝，這些窯場當時還是小規模生產，是否僅僅是沒有擴大生產規模，抑或只是受到品味的影響或是窯場方向的整體變化，我們不得而知。無論如何，在宋代對精細陶瓷的需求激增，耀州窯開始了成功的新冒險，表現為大規模生產、鮮明的風格和一貫的高質量——這似乎是這一時期陶瓷生產成功的關鍵。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的窯口里。

耀州窯中，最引人注目的與五代風格的不同之處是青瓷釉的顏色由淡藍色變為更濃郁的黃綠或橄欖綠。這一轉變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窯爐的燃料據記載從木材變為煤。這一舉措可能部分是由于木材日益短缺，因為整個地區的森林遭到陶瓷行業砍伐，但也可能在于煤炭作為燃料的效率更高，而且這種燃料在當地存量豐富，價格便宜。煤的使用大大增加了燒出藍色釉所需的降低燃燒條件（減少氧氣）的難度，而氧化氣氛往往導致了更偏黃的色調。然而，奈杰爾·伍德（Nigel Wood）認為，當時耀州釉色轉變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釉料配方的改變，而不是因為用煤炭替代木材來燒制。

在五代時期，耀州的青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順應著唐代對綠釉陶瓷的看法，即可以聯想到精致的雕飾玉石，含蓄的藍綠色和柔和的裝飾可以轉移對材質的注意力。到了宋代，瓷器本身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地位，不再依賴于比附更為珍貴的材質。興趣的焦點得以轉向裝飾。

直到今天，“耀州”這個詞基本上代表了一種黃綠釉或橄欖綠釉、刻滿純“陶瓷”風格圖案的瓷器，這些圖案是由塑造黏土的一般方法所衍生出來的。這種裝飾在這種釉面上效果最好，因為在刻痕中釉色較深，形成較厚的積釉，從而圖案得到了強調。由于這種瓷器具有北宋的特點，窯場擁有了自己獨特的身份，“耀州”這個詞變成了一個標識。

宋代最經典的款式是雕刻有自然圖案的盤子和碗，如牡丹和其他花卉圖案（圖一八-圖三六），穿梭于荷花或水中的鴨子和魚（圖三七-圖四一）。還有模印的類似圖案，如蓮花、荷花、葵花（圖四二-圖四五），嬰戲牡丹（圖四六-圖四八），或者鳥（圖四九-圖五一）。無裝飾的器皿在同一時間繼續燒制（圖五二-圖五四），但它們變得更加稀有了。偶爾，陶瓷工匠也涉足極不尋常的主題、裝飾技術以及器形，通常是佛教的主題，這在其他的窯口沒有見到。例如，現在的收藏展示了飛天（圖五五）；另一個是佛教的四種“化生” （圖五六-圖五八）。這件獨特的刻有人物圖案的球形瓶（圖五九）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解讀，它描繪的是一位羅漢手持一顆珍珠馴服翼龍，羅漢代表著佛教中已經到達涅槃的“完美生靈”。另一個例子展示了一個更不尋常的主題，即用經典的中國諺語紀念兩個神話中的功績：夸父追日，以及精衛填海。

圖二一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紋卷口盤

圖二二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紋卷口盤

圖二三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劃牡丹紋缽式碗

圖二四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紋笠式碗

圖二五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交枝牡丹紋碗

圖二六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劃牡丹紋輪花口碗

圖二七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劃牡丹紋輪花口碗

圖二八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紋輪花口碗

圖二九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花交枝牡丹紋碗一對

圖三○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花富貴牡丹紋碗

圖三一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花交枝牡丹紋笠式盞

圖三二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交枝牡丹紋碗

圖三三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花牡丹紋碗

圖三四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劃牡丹紋碗

圖三五 北宋至金 耀州窯青釉印纏枝花卉紋碗

圖三六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花卉紋花口碟

圖三七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劃泳鵝戲魚紋盤

圖三八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海水游魚花口盤

圖三九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海水游魚紋花式碗

圖四○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花海水游魚小盞

圖四一 北宋 耀州青釉印花水波魚螺紋十五瓣形盤

圖四二 北宋 耀州窯青釉瀝粉蓮花劃花水波紋束口碗

圖四三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菊花紋宮碗

圖四四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葵花紋碗

圖四五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蓮花紋八方盤一對

圖四六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花嬰戲牡丹紋盤

圖四七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花童子戲蓮紋笠式盞

圖四八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花嬰戲牡丹紋碗

圖四九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花池蓮鴛鴦小盞

圖五○ 北宋 耀州窯青釉灑粉堆花喜鵲登梅紋盤

圖五一 北宋 耀州窯青釉瀝粉堆花喜鵲登梅紋盤

在耀州陶瓷工匠所嘗試的更加大膽的裝飾工藝中，復雜的鏤空結構，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等一些瑰麗獨特的香爐上可見一斑；或者可參考波士頓美術博物館Charles B. Hoyt收藏的裝飾有龍頭和五腳鏤空架的器物（圖六○）。

圖五二 北宋 耀州窯青釉菊瓣洗

圖五三 北宋 耀州窯青釉花形碗

圖五四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劃牡丹紋花口缽

圖五五 北宋至金 耀州窯青釉印花飛天故事紋碗

圖五六 北宋至金 耀州窯青釉印徐福出海故事紋及“趙”字款盞

圖五七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花摩羯童子御螺紋盞

圖五八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花摩羯戲珠紋碗

圖五九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夸父追日、精衛填海故事紋鼓腹瓶

除了碗和盤以外，其他種類的耀州瓷器在數量上相對稀少。除了香爐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器形，例如瓶（圖六一-圖六二）、缽（圖六三）、壺（圖六四）、尊（圖六五-圖六七）、渣斗（圖六八）、香爐（圖六九）、枕和用于各種用途的蓋盒（圖七○-圖七一），例如裝棋子或化妝品，后者在內部有三個小容器，呈花狀布置并彼此連接。特別要提到的是藏品中的凈水瓶（軍持）（圖七二），這是除了香爐之外，佛教相關的最重要的器形之一。耀州窯也制作各種人像或動物主題的作品，如小型人像（圖七三），動物主題的執壺或酒杯（圖七四），還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著名的高大的人物像，據信描繪了7世紀時的著名醫師孫思邈（圖七五）。

圖六○ 北宋 耀州窯青釉香爐高20厘米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

圖六一 北宋至金 耀州窯青釉刻蓮紋雙龍耳長頸瓶

圖六二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劃牡丹紋梅瓶

圖六三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柳條紋缽

圖六四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纏枝牡丹紋執壺

圖六五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牡丹紋花口尊

圖六六 北宋 耀州窯青釉荷口尊

圖六七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牡丹紋荷口尊

圖六八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紋渣斗

圖六九 北宋至金 耀州窯青釉印花鼎式三足爐

圖七○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蓋盒

圖七一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蓋盒

圖七二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牡丹紋凈水瓶

圖七三 北宋至金 耀州窯青釉人物坐像

圖七四 北宋 耀州窯青釉牛角杯一對

圖七五 北宋 耀州窯青釉人物像高45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六 北宋 耀州窯青釉印“政和”銘牡丹紋小盞一對

圖七七 北宋 耀州窯柿釉花口碗

圖七八 北宋至金 耀州窯柿釉笠式盞

圖七九 北宋至金 耀州窯黑釉銹花盞

圖八○ 北宋至金 耀州窯黑釉銹花盞

圖八一 北宋至金 耀州窯青釉刻花蓮紋折沿盤

圖八二 北宋至金 耀州窯青釉刻花蓮紋折沿盤

北宋是陶瓷達到社會頂層，進入宮廷的時期。耀州窯雖不屬于宋代五大名窯之列，但在清代藏品中可以找到其代表器物，盡管數量似乎比其他窯的器物少。與上善堂收藏類似的耀州窯器物，分別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從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皇帝陵寺廟遺址中發掘出48件明顯出自耀州窯的青瓷器碎片，包括碗、碗蓋、碟、執壺、盒，其中一只碗也與圖三四非常類似。幾件作品也以宋朝年號命名，如康寧（1068-1077）、 大 觀（1107-1110），或政和（1111-1117）（圖七六）。

體現宋代精英對耀州窯的青睞的一個重要發現是位于西安附近的藍田呂氏家族墓，距離耀州不遠。墓中包括一些迄今為止已知的最精美的耀州陶瓷器，部分在口沿處鑲有金或銀邊。其中有一對與圖六類似的十瓣茶盞，有配套的架子，至少有一件用墨題上了呂氏家族的姓氏“呂”，表明這些瓷器是這個重要家族特別委托耀州窯生產的。在四川成都以東的遂寧發現的重要的南宋（1127-1279）收藏中，包含兩件耀州窯器物，其中一件碟與圖三七相關，但僅以波浪裝飾。盡管他們的生產中心遠離任何海外港口，但宋朝的經典耀州青瓷廣泛出口到亞洲、北非和東非，甚至到達穆斯林統治下的西班牙。

圖八四 北宋至金 耀州窯青釉刻花荷蓮紋盤

圖八五 金 耀州窯青釉刻蓮花紋碗

圖八六 北宋至金 耀州窯青釉刻花水波蓮花紋碗

圖八七 北宋至金 耀州窯青釉刻花菊紋碗

圖八八 金 耀州窯青釉刻菊花紋盤

圖八九 金 耀州窯青釉刻花葵花紋盤

圖九○ 金 耀州窯青釉刻花天鵝紋碗

圖九一 金 耀州窯青釉刻花犀牛望月故事紋盤

圖九二 金 耀州窯青釉刻花犀牛望月故事紋盤

圖九三 金 耀州窯月白釉盤

圖九四 金 耀州窯月白釉碗

在宋代，富含鐵的褐色釉被復燒，釉色變為更淡的銹褐色的“柿子紅”，類似于河北的“紫定”（圖七七-圖七八）。在北方的許多窯爐中心，這種銹褐色釉也被用來在深褐色或黑色的釉面上形成鮮明的對比，但都沒有耀州窯的“柿子紅”那樣醒目，這種釉被用來創造獨特的濺射形狀圖案（圖七九-圖八○）。

與大多數北方窯口一樣，耀州的陶瓷生產并沒有隨著宋朝的南遷而停止。女真在建立金王朝并最終將開封設為南部的國都之后，陶瓷的需求和供給似乎都沒有減少。最不幸的是，黃堡窯的主要發掘報告（《宋代耀州窯址》，1998）并沒有區分北宋和金的發現，而是把它們都列在標題“宋”之下，從而浪費了一個有助于斷代的寶貴機會。因此，我們只能推測，在12世紀早期和晚期之間的窯口里可能發生了什么變化。

北宋的主要耀州窯生產線似乎一直延續到金代，雖然風格略有轉變，偶爾冒險嘗試更大的尺寸，并向更簡單但精致的大規模設計邁進，例如蓮花（圖八一-圖八六）、菊花（圖八七-圖八八）和其他花卉（圖八九），飛行中的天鵝（圖九○），或犀牛望月的圖案（圖九一-圖九二）。質量也有些差強人意，但可以相信是制作于金代更精細的產品之后。

除此之外，陶匠們還開始了宋以前風格的復興，與五代時期的風格更為接近，半透明的瑩潤的藍綠色釉質，很少或沒有裝飾（圖九三-圖九六），這些似乎重新出現在金代。這樣的作品有時候是由一種非常白的胎體制成的，所以釉色呈現出絕妙的“月白”色調（圖九七）。與當代品味一致的，是開啟了模仿青銅器的復古風格。

在元代，大多數著名的宋代窯口開始衰落。這些窯口的瓷器過于精致，以至于無法滿足元代對瓷器的彩色裝飾和大尺寸的新需求，這種需求推動了江西景德鎮的青花瓷的興起。耀州窯遺址報告并沒有延續到元代，而今天在耀州窯博物館保存的幾件作品被歸于13世紀的元初，其中包括一個玉壺春瓶。

黃堡的耀州窯顯然是領先的耀州瓷器燒制窯口，它定義了風格，并制造了質量最高的產品。在鄰近地區發現了其他幾個與青瓷相關的窯址，其中最著名的是立地坡、上店和陳爐，但都遠未達到黃堡窯的優越。在耀州窯最受歡迎的時期，即北宋和晉代，典型的耀州風格在河南被大量復制，例如在魯山、寶豐、內鄉、宜陽，特別是臨汝窯，有時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個別的作品很難區分。

耀州陶瓷的起源一直是不確定的。由于在臨汝的發現，經典的耀州青瓷在日本通常被認為與汝窯有關，但也并未辨明。在西方，耀州青瓷經常被稱為“東”瓷（Tung， Dong曾經的拼法），同樣是一個非常模糊的術語。中國的文字中有“東方”“東青”“冬青”等，或使用另一個“冬”字，可能是寫法錯誤。因此，它們與位于河南的宋代東都開封聯系起來，也與難以捉摸的北方“官”窯陶瓷相關聯。尤其是五代的耀州窯高浮雕陶瓷器，如圖一六，往往被稱為“東”瓷。宋代的耀州窯商品在西方主要被稱為“北方青瓷”，以區別于中國南方浙江的越窯和龍泉窯青瓷。

“冬青”這個詞今天被用于景德鎮的瓷器，指非常淡的水綠色的釉料與此相似，金代耀州陶瓷今天被稱為“月白”。1956年，陜西省博物館出版了《耀瓷圖錄》畫冊后，“耀州陶瓷”一詞才被廣泛采用。

陜西銅川的黃堡窯成功地燒制了五百年，成為全國最大的陶瓷窯口之一，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在宋代幾百甚至幾千個窯口的激烈競爭和不斷模仿中，他們設法保持了創新，保持了很高的水平。學者將耀州窯瓷器與中國最著名瓷器中的一個神話——“柴窯”及兩個真實存在——“汝窯”和“官窯”聯系在一起，這并非偶然。

圖九五 金 耀州窯月白釉雙耳罐

圖九六 金 耀州窯月白釉鼎式爐

圖九七 金 耀州窯月白釉貼花夔鳳紋鼎式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