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初漢族士人碑傳文中的“移情”敘事

范秀君

（泰州學院 人文學院，江蘇 泰州225300）

明清易代，漢族士人不但有故國淪亡，茍全性命于異族統治之苦，更有口難言與有筆難書的困境[1]（P159）。血腥的異族屠戮和接連發動的文字獄“所導致的政治壓力對各方面產生的一種無所不到的毛細管作用，尤其是自我禁抑的部分”，“形成了‘漣漪效應’，形成一種無所不在的心理壓力與滲透力”[2]（P396）。 清順治元年九月，弘光朝的陳洪范北使京城，“陷北諸臣咸杜門噤舌，不敢接見南人”[3]（P120），吳偉業（1609—1671）的驚悸之情至晚年仍刻骨銘心：“改革后吾閉門不通人物”，“吾于言動，尺寸不敢有所逾越。 ”[4]（P1132-1133)

這種“自我壓抑”的情緒雖造成漢族士人文字處處抑制，但其心跡在所撰碑傳文中時時表露。 “銘幽諛墓”[5]（P1527）雖受世人詬病，歷經易代之痛的清初漢族士人，借助撰寫碑傳文，對當下“形成一種強烈的意識及參照架構”，“關聯呼應”[6](P14-18），而非僅作應酬之文。 撰寫者不滿足于為人代筆的擬代角色或具有品評人物的類史官角色[7]，不斷介入碑傳文敘事話語的建構，“移情”敘事①法國傳記作家保羅·默里·肯道爾曾說：“所有的傳記都是在它自身內部笨拙地掩蓋著一部自傳”；美國傳記名家艾利昂·艾達尓（Leon Edel）將之稱為傳記作者的“移情”。 （轉引自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125 頁），自書幽情，呈現出不同以往的面貌。

一、碑傳文中的紀年敘事

錢謙益（1582—1664）指出：“南渡日，弘光改元，歲時家祭，稱崇禎年如故?！盵8]（P1604）清初南方士人心懷故國，不忍用弘光年號替代崇禎。 董含（1625—？ ）的《三岡識略》因其敘事以甲子系年，被檢舉“自卷首至十卷，俱但有甲子而無順治、康熙年號，是無正統矣”[9]（P127），即“不書清朝正朔”，毫無“正統”，列為“首罪”[9]（P100）。

清初漢族士人碑傳文敘事話語對明朝年號的堅持和對清朝年號的忽視或回避， 毋寧是書寫策略，更是立場——對清朝政權的不認同。 余懷（1616—1696）借古人故事“自我言說”：

人但知書甲子，不書宋年號者，有陶靖節；不知書甲子，不書劉豫僭號者；有趙德進，德進名

俊，官朝奉郎[10]。

余氏仿陶淵明的“陶潛寫法”[11](P333)，堅持故國年號書寫，來表達對故國情懷的堅守。 清初碑傳文敘述話語的年號表述大體有兩類情況：

（一）碑傳文中敘事紀年中明、清有別

即行文紀年僅標傳主明朝出生的年號及其享年，明朝的敘事紀年明確，清朝則用甲子紀年，避免出現清朝年號，多出現在明遺民的敘述話語中。 如趙士春（1599—1673）在《葵陽沈先生墓志銘》中說：

先生諱昌時，天啟改元貢，于廷授太湖訓導，再遷清流教諭，崇禎癸酉告歸?！壬匀f歷

乙亥年生，卒于今歲己丑，得年七十有五[12](P726b)。

文中四個時間點，關涉明朝年號及傳主享年，清朝則用甲子紀年。 趙士春是明崇禎十年（1637）進士，入清后不仕。 明亡后趙氏“隱居不出”，“其歿也，命以緇衣斂”[12](P595a)是典型的遺民風尚。杜濬（1611—1687）在《羽南先生墓志銘》中說：

記戊申之冬，羽南嘗細書一通紀生平本末授余，乞銘其生壙。己酉春余將渡江，……崇禎甲申，羽南以歲薦當貢，京師值變，故遂自廢，常閉戶涕泣，不理生產，家以中落?！鹉仙f歷之乙未末，享年七十五而卒[13](P64a-64b)。

文中明朝紀年，即“嘉靖”“萬歷”“崇禎”；涉及清朝用甲子紀年，如“戊申”“己酉”即康熙八年、九年。 杜濬為人“廉介”[14]；明亡后避地金陵，“冠蓋輻輳，諸公貴人求詩者踵至，多謝絕”[15]。 對新舊朝紀年方式正是遺民對現實的立場表達。

（二）同一作者撰寫碑傳文敘事紀年先后有差

即前期碑文紀年僅書明朝年號，清朝用甲子；后期文中通用清朝年號。 方祖猷觀察到從康熙十五年到十七年，黃宗羲（1610—1695）所撰碑文傳主生卒年皆不書年號[11](P278-279)，采甲子紀年。 如《談儒木墓表》中說談遷“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月一月也”[16]第十冊(P269)，“丙申”即順治十三年?！恫橐葸h墓志銘》中記其“生某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卒某年戊午三月一日”[16]第十冊(P378)。 康熙十九年后，順治、康熙朝年號常出現在黃氏撰碑傳文中，他一方面承認亡國，一方面承認清朝的合法性[17]。 如《先妣姚太夫人事略》中就開始書清廷年號：“先妣姚太夫人，生于萬歷甲午十二月，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八日，享年八十有七。 ”[16]第十冊(P543)但黃氏本時期所撰碑傳文因傳主身份其紀年有別，《汪魏美先生墓志銘》中寫墓主卒年“乙巳七月十三日，終于寶石僧舍。 ”“乙巳”為康熙四年（1665），汪魏美即汪沨，不書康熙年號表達對友人氣節的尊重。 在《陳定生先生墓志銘》說陳定生（1604—1656）：“生于萬歷甲辰十二月九日， 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 ” 受陳氏長子陳維崧（1625—1682）請囑而作，“從京師函幣寄余，求銘幽石。 ”[16]第十冊(P397)此時維崧入職明史局，接受清廷仕祿。

康熙二十一年后，黃氏所撰的碑傳文都出現清朝年號。 如《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志銘》敘魏學濂（？ —1644）后人，“子三人，允枚，順治戊子舉人”[16]第十冊(P415)。 至此，偏激的民族主義已經失去了它的合理性

[18]，遺民領袖黃宗羲開始正視并承認清朝爭政權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二、碑傳文中對“忠”“孝”觀念的不同敘事話語

清初碑傳文在敘事中有明顯的“抑忠揚孝”的話語脈絡。 在國亡君殤的嚴酷語境下，言“忠”在士人的話語體系中成為禁忌，多以隱晦曲折的敘事話語表述。

（一）碑傳文對“忠”敘事話語的隱晦表達

清初碑傳文有關“忠”的敘事話語表述，有兩個層面：一是用傳奇筆法小說家言傳遞對前朝的忠貞不貳。 二是“忠”的日常實踐，即勇于任事，教化民眾。

1.用小說傳奇筆法，表達內心幽情。 如杜濬在《瘞老仆骨志銘》中記載其兄家老仆胡義勤：

生平魯笨不識字，獨嘗竊聽一二忠孝節義古語，輒堅守不知變通?！刃种畾{，義勤逾年而后知，知則大慟，即日皇遽從千里外奔故鄉，哭先兄，跳擲號吼，嘔血數升，遂得喘咳疾。因寄食養病于先兄之壻曹氏家居一年。 病少間，曹役使之，義勤慨然嘆曰：“吾聞忠良之臣不事二主姓，仆猶臣也。 今曹氏雖吾主翁壻，然其姓則曹，是亦二姓矣。 吾奈何遂事之？ 五十老奴而仰面又一姓，良足羞也。 且吾未嘗受先主翁命事之，尤無名。 ”[13](P69a-69b)杜濬運用傳奇筆法，記述老仆雖形容鄙陋，但為人“孝順”“樸實”，為主人千里奔喪突出義勤之“義”，以不事二姓來彰顯義勤之“忠”。

崇禎十五年游京師時，杜濬觀察世變：“世道之不可為，皆由于人心之無情。 臣無情則不忠，子無情則不孝，妻無情則不貞”[13](P28b)。 入清后杜濬堅志不仕，勸孫枝蔚（1620—1687）拒薦博學宏詞，“毋作兩截人”[13](P28a)。杜氏碑文中借老仆之忠義批判當世變節士大夫的無情，諷喻時世之情溢于言表。

黃宗羲在《蒼水張公墓志銘》中寫張煌言（1620—1664）兵敗被捕：

至寧波，方巾葛衣，轎而入。 觀者如堵墻，皆嘆息以為晝錦。 張帥舉酒屬公曰：“遲公久矣。 ”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余罪。 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后數日，送公至省，供帳如上賓。公南面坐，故時部曲，皆來庭謁。 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于側，皆視公為天神。 省中人賄守者，得睹公面為幸。 翰墨流傳，視為至寶。 每日求書者堆積幾案，公亦稱情落筆[16]第十冊(P293-294)。

黃氏運用春秋筆法，借用眾人、張帥、司道郡縣、仰慕者不同的視角，彰顯張煌言的社會影響力和人格魅力，展現其視死如歸的忠貞精神。 碑文煌言被捕入城時的畫面極具層次感：“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墻，皆嘆息以為晝錦。 ”“方巾葛衣”是典型的明朝故國衣冠，“晝錦”語出項羽所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20]，透露出撰寫者的史筆和心跡。

2.言“忠”之變體，即出仕為民，教化鄉里

黃宗羲言：“然士各有份，朝不坐，宴不與，士之份亦止于不仕而已。 ”[16]第十冊(P422)出仕新朝的明朝官員是“有虧于大節”的“貳臣”[20]（P50）。 龔鼎孳（1615—1673）仕清后以詩傳情：“不才失路，慚負良友”；“萬死殘人，遘天酷罰”[21](P2017)。 金之?。?593—1670）在《光祿大夫內弘院大學士岱輿高公墓志銘》中說：

甲申之變，抱封公痛哭幾絕，忍死避跡。會皇清定鼎，授官如故?！鹊渷y初平，修文伊始，

諸凡辨等威、定民志、端教化、正風俗，公悉心考訂，斟古準今，務得大體[22]（P451b）。

傳主高爾儼（1605—1654）仕清經歷相似，“明崇禎十二年進士，官編修。 順治初，授秘書院侍講學士?！盵16](P9499-9501)金氏仕清后上疏言事：“疏請先蠲畿甸田租以慰民望”[16](P9504-9505)；墓志敘述其入清后勤政為民，“職掌所關，必求與吏治民生，大有裨益”。

“遺民不世襲”，遺民雖對仕清心懷芥蒂，但鼓勵其子弟入仕后，做清白吏。 如金氏在《封文林郎陜西道試監察御史天全陸公墓志銘》說碑主陸公入清不仕，但勉勵其子中試后不負國恩，勤政愛民：

侍御初令保定，公以書勉之曰：“寒士幸第，不可有負國恩。聞保定邑小民貧，疾苦最甚，必為之父母者，一塵不染，乃為真愛民，愛民乃以報國。 ”“且吾家上世以來，素稱清白吏子孫，不可有玷先德。 ”[22](P497b-498a)

閻爾梅（1603—1679）在《杞縣馬進士墓志銘》中對傳主撫恤民眾，回護漢人大加贊揚：

丁亥九年，鹽城大盜攻新城，侍郎幾不免，盜退，遺有冊籍名姓，侍郎欲屠居民，上首功，公堅持不可。 因移署新城，坐鎮之，示淮民無反側意；又各處挾仇相詰首，公從容訊釋之，淮民大安[23]（P536a）。

清初無論是遺民還是貳臣，出仕為民，解民倒懸。 龔鼎孳認為：“論人于今日不難，救吾民則圣賢，虐吾民則寇盜，兩言決耳?！盵21](P1551)杜濬也說：“君子之學，‘出處’二者而已?！鎏帯?，‘處’以為身，‘出’以為民而已。 ”[13](P41a)因此，出仕為官，勤政恤民，都是“忠”的實踐，所謂“夫臣之于君也，事有不可為而為之，忠之至也；而其于民也，事有不可為而為之，仁之至也?！盵12](P736b)順治十四年趙士春勉勵其長子學為循吏：“五馬每思循吏傳，一言須效救時良。 ”[12](P647b)

教化民眾也是清初士人隱居鄉里時對“忠”的實踐。 金之俊在《前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靜涵張公墓志銘》中記述明朝戶部尚書張有譽入清后，參與地方事務，民眾教化：

甲午集子姓于宗祠，講學闡析微義，遠近赴者嘗四五百人。 每月課藝而差等之。凡以文字來質者，評論夜分無倦色，故公里文風士氣甲于一邑，公之教也?！河弦匦朽l約，公率子侄往蒞厥事，諸人講畢，公登廣布發明六言之義，懇切真摯，聞者無不感動流涕[22](P474a-475b)。

張有譽的行為與一般遺民無二致，“凡二十五年，不飲酒食肉，不入城市，不謁見官府”，但其避世不遺世，“故公里文風士氣甲于一邑，公之教也”，身體力行，影響鄉里，承載著社會教化重任。

（二）碑傳文中對“孝”行敘事話語的彰顯

相較“忠”之敘事隱晦，碑傳文中“孝”的敘事則較為張揚。 明清時期朝廷對《孝經》經典化的確立、政治宣教，士紳身體力行，“孝”成為日常人倫的基本規范，最終上升為國家意志，表達孝治天下的政教意涵[24]。

《孝經》立萬世人之則，《春秋》嚴萬世人臣之防。 故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春秋》即夫子之忠經也[25]（P122）。

清初碑傳文多次出現因“孝”棄儒，變儒為賈，以貨殖養親，孝敬父母的記載。 如杜濬在《孝逸先生傳》記載黃朝美棄儒從賈養親：

乃一旦，藎臣長跽白父曰：“今兒請從事于治生，用遂孝養之愿，而百指之累概不以貽父母憂，不識可許乎？ ”藎臣于是變儒服而游于賈，躬親其事，朝夕匪解，貿遷平恕，眾咸趨之，不數期而高堂之養可以列鼎[13](P59b-60a)。

這種專事養親的“純孝”成為清初漢族士人避世的借口，符合圣賢之道與儒家經典要旨，心行合一；明亡語境下，棄儒從商，也是漢族士人不再追求現實的功名，不再與聞新朝政治，在新的朝代里自我邊緣化[26]（P199），是易代之際“持孝盡忠”敘事話語的強力表達。

三、碑傳文敘事話語的“自我”凸顯

黃宗羲認為“夫銘者，史之類也”，“亦褒貶寓于其間”[16]第十冊（P161）。 墓志銘既為史類，敘述墓主生平要據實書寫；雖受人之托，寓褒貶于事跡的取舍。 如有所避諱，寫得模棱兩可，甚至面目全非，作碑傳無益，“則吾之所銘者，亦不知誰何氏也，將焉用之”[16]第十冊(P161)。

清初碑傳文的敘事話語中，撰寫者不再是隱藏在墓主背后記錄故事，而是站出來直接傳達心聲：既借與傳主相似的身份經歷來傳達苦衷，為其現實抉擇辯解；又主動參與建構傳主故事，借他人之杯酒，澆我心中之塊壘。

（一）介入自我故事，抒發內在幽情

撰寫者在敘述傳主身世時情不自禁轉述自我故事。 吳偉業在《白母陳孺人墓志銘》中敘述白母，雖歷經坎坷，最終病逝家中，得以善終，不由言及其母：

觀白母之灑然坐脫，何其有類吾母乎！ 吾母朱太淑人奉佛受戒者三十余年，白母年八十，吾母年亦七十有七，其終也?！瓱o何大亂，奔走流離，事定，庶幾奉兩尊人以終老，而不能已于北行，吾母執手長訣傷心，母子俱大病，恐遂不復相見[4](P1013-1014)。

“不能已于北行”指順治十年梅村被迫出仕的慘痛經歷；又《王母周太安人墓志銘》中說：

聞吾友之哭其母，余能無潸然承睞以追痛吾母乎？ 當世祖章皇帝之十載，詔舉遺佚，偉業與楚先為同征。 是時吾母朱淑人年六十有九，善??；長恐不復相見，吏趨上道急，母子日涕泣，目盡

腫[4](P1015)。

吳偉業不僅在碑文中敘述北征給其母子帶來的創傷，又引述其家細門孤族艱難的科舉歷程：

嗚呼！ 吾父亦窮諸生也?！岣钢新晥鑫?，屢試不收，而祖母湯夫人已老，家貧無以為養，吾母為余言之而泣。 余幸弋一第，竊喜有以慰母，而終有憾于吾父之不遇也[4](P1015-1017)。

梅村被迫出仕是自身的懦弱和對家族的保護等多重考量，這種抉擇的愧疚是其后期詩文反復詠嘆的主題。 易鼎后梅村隱居不出，“（順治）十年，吏部侍郎孫承澤薦偉業學問淵深，器宇凝弘，東南人才，無出其右，堪備顧問之選。 十一年，大學士馮銓復薦其才品足資啟沃”[14](P6552)。 雖然多次婉拒，但圣命難違，“老親懼禍，流涕催裝，同事者有借吾為剡天，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4](P1131)。 順治十年吳偉業北上途經淮安，曾感喟“我是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4](P398)，這種愧疚其晚年更為熾烈，“忍死偷生廿載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 ”[4](P532)梅村在碑傳文中自書幽情，渴望“歲月日更，兒子又小，恐無人識吾前事者，故書其大略，明吾未天下大苦人，俾諸兒知之而已”[4](P1133)。

（二）借他人之酒杯，表述我之心聲

清初碑傳文的撰寫者常常采用議論，表達對當世的觀察與理解。 黃宗羲撰寫的碑傳文常常采用敘議結合，闡發心曲，在《陸周明墓志銘》開篇議論：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俠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者！ 十年以前，余嘗從事于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16]第11冊（P304）。

黃氏在明末清初的活動分為兩個階段：先為監國時之卿相，從事抗清；次為新朝遺民。 其游俠時期，從順治元年福王在南京立國開始，至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南京戰役失敗止，為期十五年[11](P49)。

黃宗羲還通過傳主的人生經歷與當局的關系來表達對史事與時事的觀察與思考。 如撰于順治十四年《明皇中憲大夫太仆寺卿贈太嘗寺卿松槃姜公墓志銘》中借姜應麟（1546—1630）的人生來敘述明末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 文末《銘》中說：

古之君臣，亦惟師友；后之人臣，仆妾奔走。 師友之言，春溫秋肅，仆妾之言，屈曲從俗[16]第11 冊(P44)。黃氏在康熙初年的《明夷待訪錄》中對君臣關系的論述在這里已經萌芽[11](P84)。 《明夷待訪錄·原臣》中反思君臣關系：“出而仕于君者，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盵17]第1 冊(P4-5)其視碑傳為史，闡發對專制制度下君臣關系的幽明之見，“大凡古文傳世，主于載道，而不在區區之工拙”[16]第10 冊(P161)。

黃氏有時借碑主的人生選擇，從歷史或后世的眼光來審視自己。 在《蒼水張公墓志銘》，其篇首曰：

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于天地之間。 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常人藐為說鈴，圣賢指為血路也。 是故知其不可為而為，即非從容矣[16]第10 冊(P288)。

黃氏以“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來反思明清之際的生死問題，認為盡“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力，方是“圣賢指為血路也”。 撰于順治十一年的《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對崇禎朝君臣盲目赴死提出批評：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為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

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事也。 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于此也[16]第10 冊(P161)。

孫奇逢（1584—1675）認為：“竊意古來純忠大義不一途，應死而死，則死有攸關。 ”[27](P177)魏禧（1624—1680）將忠臣之死分為三等：“從容久矣視死如歸者，上也；意氣憤慨一往蹈之者，次之；平居無鞠躬盡瘁之心，及臨事時顧名思義，若不得已而以一死而塞責者，則未免有所希冀，有所安排矣，又其次也。 ”[28]不但為君王不應輕易身死社稷，大臣更不應一死了之，應擔負起為君討賊的大義。

碑文末黃宗羲突出張煌言反清的艱難卓絕，“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16]第10 冊(P294)。 話鋒一轉，“余屈伸養母，戔戔自附于晉處士，未知后之人其許我否也”[16]第10冊(P295)？ 黃氏以歷史的眼光審視自我：身體力行，既堅守遺民的身份，又入世經世，尋求“為來世開太平”之道[17](P541)，期許成為“與日月爭光”的“千載人物”。

清代漢族士人在碑傳文的敘事建構中，由于時代境況與個人的關懷及日常所見，形成強烈的意識及參照架構，體現了不同以往的敘事話語。 如同清初漢族文人在詩文中運用“面具”一技，傳情達意，既收匿名的效果，又具自我指染的作用，若即若離，左右逢源，憑藉藝事，在極為險惡的政治藩籬中找到脫身而出的曲徑[29]。 清初碑傳文的作者不僅以記錄者的身份為人代筆，不斷突破擬代角色或類史官角色，主動參與到傳主故事的建構中，移情敘事，凸顯自我的存在，自書幽情，達到以文傳情，關聯呼應時代的寫作目的。明清易代對漢族士人產生劇烈震蕩，在碑傳文的話語敘事中凸顯出“存真實以呼應現實”的“二義性”，即一方面忠實建立史實，一方面“關聯呼應”時代的表述[6](P18)。 因此，清初漢族文人在碑傳文“移情”敘事中，展現出建構他人故事即是自我幽情闡發的敘事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