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敘事與反思
——《老生》與《耶路撒冷》的比較淺論

黃 萍

（漳州城市職業學院 學前教育系，福建 漳州363000）

賈平凹的《老生》與徐則臣的《耶路撒冷》這兩部長篇小說都于2014 年推出，并且它們還同時獲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志舉辦的“當代·長篇小說年度論壇” 評選的“長篇小說（2014）年度五佳”。 這也是本文將其進行比較的主要緣由?！独仙芬砸粋€唱師的口吻，敘述了中國近100 年的歷史發展進程；《耶路撒冷》則以四個出生于20 世紀70 年代中國小鎮的年輕人為主線，通過他們“到世界去”，尋找心中的“精神寓所”——“一種讓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1]（P284）的過程，也講述了中國這100 多年的歷史變遷。 兩部作品都試圖通過對中國近百年社會發展的深切關注與呈現來反思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得與失，它們在創作中既有相似的一面，卻也表現出諸多的不同。

一

賈平凹在《老生》的“后記”中談到：“那我就是有責任心的人么?，F在我是老了，人老多回憶往事，而往事如行車的路邊樹，樹是閃過去了，但樹還在，它需在煙的彌漫中才依稀可見呀”[2]（P289），“時代風云激蕩，社會幾經轉型，戰爭，動亂，災荒，革命，運動，改革……太多的變數呵，滄海桑田，沉浮無定……到我年齡花甲了，卻怎能不想不講??！ ”[2]（P291）因此，他的《老生》以四個相對獨立又略有關聯的故事，講述了中國近100年的歷史。 小說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革命戰爭寫起，寫到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文革中農業學大寨、1978 年改革開放直至21 世紀的經濟建設，可謂具時代視野。當然，必須指出的是，《老生》主要是從農村的變遷來呈現中國近100 年的歷史， 賈平凹力圖通過陜西幾個鄉村的變化以及一些人物如老黑、 馬生、老皮、墓生、老余、戲生等的生命歷程來反思這一歷史進程。

應該說，在《老生》這部小說中，賈平凹更主要的是去呈現與反思中國這近100 年的歷史發展中所出現的問題。比如他以馬生等人來反映解放后土地改革中存在的問題。由于中國農民“他們最原始的愿望同一種狹隘、自私混雜在了一起”[3]，這導致了土地改革政策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偏差。 而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大力發展市場經濟，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急劇上升，但是因為市場經濟監督管理機制還不夠完善，市場經濟倫理發展還不到位，于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就暴露出了各種問題。 如在小說的第四個故事中就以當歸村的農產品例， 典型地反映了這些年來國內在經濟發展中尤其是食品生產領域所出現的突出問題。 小說寫到，當歸村種植的豆芽、西紅柿、黃瓜、韭菜農殘超標三十倍。

“有人正蹲在門口用舊牙刷在刷一堆長了綠毛的嫩核桃仁。 問：刷這干啥？ 說：賣呀。 問：顏色都這樣了還能賣？說：用福爾馬林一泡就白了?！盵2]（P239-240）小說還通過戲生謊稱拍到老虎的情節來影射2007 年的周正龍假老虎事件。 毋庸置疑，我們國家在百年的歷史進程中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老生》這部小說除了反映這些歷史成就外，之所以聚焦于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與問題，是基于中國知識分子一向就肩負著的愛國心與社會責任感：他們希望通過深刻的反思，糾正時弊。

徐則臣的《耶路撒冷》以花街四個年輕人為主人公，在對他們故事的敘述之中帶入中國當下社會現實并往前追述了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 小說尤其關注國內近二十年來城市的發展與城鎮的衰退，一開始就借著歸來者初平陽的目光批評中國城鎮的發展。他寫運河兩岸的蘆葦、菖蒲和野草都消失了，河岸變成石頭與水泥的堤壩，房屋則不僅越蓋越高，隔三岔五還有高樓大廈在不斷地拔地而起。中國富有特色的城鎮如今跟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都沒有什么兩樣了。而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及快速城鎮化卻導致了鄉村驚人的衰退，甚至是農村空心化：“現在滿村找不到三頭牛，牲口都不喂了，耕種收全是機器，再過兩年，干活的人也沒了，都出去掙錢了”， “若從生活質量論，現在的鄉村絕不是一片樂土”[1]（P176）。 “城市像惡性瘟疫一樣迅速蔓延，運河以南的地皮一天能漲兩次價。 ”[1]（P487）

而除了呈現與批評近二十年來城市與鄉鎮發展的問題，國內在這一階段所發生的歷史大事件與社會現象，如2008 年汶川大地震、2003 年非典、1997 年香港回歸、大城市板房、社會消費化等也一一出現在了小說中。

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徐則臣還十分巧妙地借小說中的一些人物來勾連追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更遙遠的歷史。 比如，他借塞繆爾教授回溯三四十年代那段現在很多人都已遺忘的上海收容猶太人的歷史，借初平陽的導師顧念章、楊杰母親李老師、景侉子、秦環、易培卿等人的故事陸陸續續講述了解放前、解放初與“文革”時期的中國社會。 同賈平凹一樣，徐則臣在小說當中亦表現出了對中國近100 年社會發展進程的強烈關注，他試圖為此描摹出一幅完整而連續的圖景，并通過對這些圖景的闡釋來探尋未來之路。 小說篇名《耶路撒冷》指的不是尋求某種宗教的寄托，而是在思考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路徑與中國人的精神安放問題。

二

當然，《老生》與《耶路撒冷》這兩部敘述與反思中國近百年歷史發展進程的長篇小說在創作上亦凸顯了諸多差異。 這既有因作家個體固有的差異而產生的不同，但也在一定層面上反映出不同代作家創作視角及創作手法的差別。

（一）鄉村與城市

雖然同樣力圖表現與反思中國百年歷史進程，但兩位作家選擇的題材卻大不相同。 《老生》完全聚集于鄉村與農民。 解放初的土地改革與農業學大寨自不必說，發生的地點都在鄉村，但就是到了改革開放甚至是21 世紀之后，賈平凹的筆墨也幾乎全部集中在農村與農民身上。 事實上，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由于農民工大量涌進城市，很多農民的故事演繹場所已轉換到了城市；另外，離開農村的農民到了城市中，其思想也會因為環境的變化與眼界的不同而改變。 但是《老生》這部小說即使在講述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發展的第四個故事當中，也仍然將敘述重點放在農村。 戲生進城只是他農村生涯的一個小插曲，賈平凹以極短的篇幅簡要地敘述了他失敗的進城打工經歷，而后返回農村展開鄉村敘事。

《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曾在評價《耶路撒冷》時談到，這部小說讓他“既吃驚又滿意”[4]，他認為徐則臣為了展現現實的多重矛盾與沖突，將國際國內、城市鄉村、外省首都、文化界商界等多個方面并置起來書寫。 由梁鴻鷹的這個評價我們已可以看出徐則臣《耶路撒冷》視野的開闊與選題的沉重。 《耶路撒冷》故事主要發生地都在城鎮與城市。 一方面，初平陽、楊杰、秦福小、易長安四人均出身于小城鎮——花街。 中國的城鎮既有別于城市但也不是農村，或者說它正是介于城市與農村之間，徐則臣通過對城鎮的描寫與敘述把城市與鄉村聯結起來。 另一方面，由于初平陽、楊杰、秦福小、易長安長大后都到城市中謀生，因此，關于他們長大后的故事便主要在城市中展開。 當然，小說中徐則臣也借由初平陽寫的一些故事帶入農村的敘述，但如同賈平凹書寫城市一樣，徐則臣對農村的完全著墨在整部小說的篇幅中可以說是極為微小的。更值得關注的是，即使寫的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徐則臣選取的也依然是城市。

《老生》與《耶路撒冷》這兩部小說對鄉村與城市題材的不同選擇除了作家個人創作的差異外，可能也有中國當代作家代際之間隨著社會發展而產生的創作視角轉換的原因。 關于這一現象的討論最突出的莫過于孟繁華。

孟繁華在2012 年提出中國當代作家代際間創作題材不同與創作視角的轉換問題。 他認為，目前“50后”作家雖仍占據中國文壇主流[5]，但隨著“中國的現代性——鄉村文明的潰敗和新文明的迅速崛起帶來”，使這一百年來一直是中國文學主流的鄉村書寫遭遇到了不曾有過的挑戰。 而在這樣的挑戰中，一大部分以農村生活為創作對象的“50 后”作家基本還固守著過去鄉村文明的經驗。針對此種現象，他作出“鄉村文明的潰敗與‘50 后’作家的終結”同時發生的判斷。 同時，他也褒揚“70 后”作家對中國新文明即城市文化的書寫以及為中國文壇提供了“新的文學經驗”并呈現了“文學的新變”[6]。

“50 后”作家，除了王安憶始終孜孜不倦地書寫大城市上海外，其他作家的目光還是更多地對準農村，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勞》、賈平凹的《古爐》《帶燈》、劉醒龍的《天行者》等，都還是將農村作為他們書寫中國社會的重點。 而“70 后”作家，如徐則臣、田耳、馮唐、張悅然等，一開始就是以城市為主題。 徐則臣的《跑步進入中關村》《啊，北京》、田耳的《天體懸浮》、張悅然的《水仙已乘鯉魚去》、馮唐的“北京三部曲” 等都是書寫城市的佳作。 以孟繁華的觀點視之，《老生》與《耶路撒冷》呈現了“50 后”作家與“70”后作家創作題材上的差異。

事實上，由于近些年“70 后”作家的異軍突起，他們亦得到中國當代文壇的廣泛關注[7]并被寄予厚望。張麗軍就認為，由于“70 后”作家有幸親眼見證了鄉土中國的現代化轉型，親身經歷了愈來愈快的城市化進程，親身體驗到傳統與現代、歷史和現實、物質同精神相互分離割裂的痛楚、掙扎與悲哀。 因此，“70 后”作家有責任也有使命深入廣闊的民間與繁復的歷史去呈現屬于他們這一代人的喜怒哀樂，去建立起專屬于他們的打通過去和未來的經典文學[8]。

（二）線性結構與網狀結構

雖然《老生》的主體故事采用倒敘的敘述順序，但這“倒敘”只是引子而已，之后對中國近100 年的歷史講述完全是按時間的順序進行。 因此，小說的敘述結構是線性結構。

而《耶路撒冷》的開頭跟《老生》一樣都是從后面的時間切入，但這一切入并不像《老生》那樣是一次性的技巧而已。 《耶路撒冷》主體情節——初平陽返鄉處理祖屋大和堂到處理完畢過程，其敘述看似按時間順序，但這主體情節在小說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徐則臣通過各個角色回溯花街與中國百年歷史。 回溯時，徐則臣并不采用線性結構的方式，而是隨著人物隨著情節不斷地回到過去又不斷地切回小說的主體情節時間。 事實上，《耶路撒冷》各章的題名已暗示我們這不是一部線性時間的小說。 《耶路撒冷》共11 章，每一章都以人物的姓名來命名，中間章是花街四個朋友揮之不去的內疚“景天賜”，其余各章分別是上半部下半部各出現一次但排列次序相反的“初平陽”“舒袖”“易長安”“秦福小”“楊杰”。 這種敘述結構可以稱之為“網狀結構”。 如果用“圖例”來表示這兩部小說對歷史的敘述，那么《老生》是一條平滑的直線，《耶路撒冷》則充滿了無序且長短不一的線段。

《老生》與《耶路撒冷》對線性結構和網狀結構的應用，我以為這也體現了不同代作家之間歷史觀的差異。 大部分“50 后”作家對采用線性結構來描述歷史有一種偏愛，似乎不用線性結構就無法呈現中國這百年的歷史巨變、中國民眾在其中所承受的苦難以及堅忍的品質。 如莫言的《豐乳肥臀》以時間為序塑造了歷經中國百年歷史、飽嘗苦痛但始終堅強的中國母親形象，余華的《活著》也是以時間為序講述了飽經百年滄桑與磨難的福貴的故事。 他們是認同“大歷史”的，認為歷史遠比個人重要也更有力，人物在歷史的洪流中只能隨波而行。而“70 后”作家雖然也受過“大歷史”的教育，但他們更關注一個個鮮活的個體，正如徐則臣在小說中所說的：“中國的年輕人如今像中子一樣，在全世界無規則地快速運動”[1]（P33），歷史有其洪流，但個人卻并不一定都被洪流沖走或在洪流中完全無法抵抗。 時間在流動，但并不那么有序或有力，于是，便有了《耶路撒冷》的網狀結構，也有了小說最后初平陽等人改變時間與命運的可能。

線性結構與網狀結構本身并沒有優劣，關鍵是敘述效果。 就這兩部小說而言，《老生》采用線性結構卻沒有豐厚的敘述，只是用了22 萬字的篇幅，百年時間的各個時段都極為快速地滑過，輕快而流暢。 而《耶路撒冷》除了在篇幅是《老生》的一倍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網狀結構在不斷地插敘、補敘人物的過去甚至于插入其他人物的故事，不停地拆解時間，拉開時間的寬度，因此顯得較為飽滿與厚重。

（三）人物主體性的有與無

這里借用哲學的主體性概念來討論兩部小說中人物的主體性。 《老生》中故事的講述者是一位唱師，身在陰陽兩界、活了百十來年、在葬禮上唱陰歌。 唱師雖然也為故事中的人物如老黑、墓生、戲生等唱陰歌，但這個角色是超脫于故事之上的；他看歷史，但他不進入歷史；他描述歷史，但不評價歷史。 因此，他是置身于故事/歷史之外的。小說中的其他人物無論是早期的老黑、四鳳、白土、馬生，還是后來的老皮、老余、戲生、蕎麥等人，也都只是隨著歷史的波濤沉浮，對于所發生的歷史事件，幾乎沒有思考、判斷與選擇的能力，可以說他們的主體性是缺失的。 除了主體故事之外，小說還把一位老師教習放羊的孩子《山海經》的情節串連在主體故事的四個小故事之中。 這位老師通過對《山海經》的教習談到：“人是產生一切災難苦厄的根源”，“當人主宰了這個世界，大多數的獸在滅絕和正在滅絕，有的則轉化成了人”[2]（P108），“現在的人太有應當的想法了，而一切的應當卻使得我們人類的頭腦越來越病態”[2]（P250-251）這樣的觀點。 這些類似于哲學或歷史的反思，但既超拔于故事之外，也似是而非，因此，“老師”這一人物的主體性也不確定。 劉大先曾嚴厲地批評《老生》中人物主體性的缺失。 他認為，《老生》中所寫的人物除了李得勝與老黑少數幾個，其余人物都缺少對生活的渴望與對未來的想象，表現得冷漠無知、愚昧無為且自私自利，只是被動地承受時代的擠壓。 而戲生雖然有所行動，但幾乎純是欲望驅使，其渴望與本能也是浮表化的。他批評賈平凹在小說中表現出真正的冷漠和超然，只是將所寫的那些農民作為對象，而沒有與他們同情共感，這樣一來：“不是歷史在撥弄人物，而是人物自己在歷史中內耗，人物從來對于歷史沒有自覺，更遑論他們永遠不會成為歷史的主體。 ”[9]

《耶路撒冷》則不同，小說中的人物角色雖然不是徐則臣自述的“邊緣人”，但也不是能夠掌握歷史乾坤之人，他們只是中國千千萬萬普通的民眾之一。 事實上，小說借《我看見的臉》《你不是你》等幾篇初平陽寫的文章刻意寫了許多沒有名字的人，這即是以他們來代表中國民眾的整體。 值得注意的是徐則臣的寫法，他賦予了小說中所有人物以強烈的主體性。 初平陽、秦福小、易長安、楊杰等人自不必說，小說寫的就是他們的精神歷程。 此精神歷程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他們對景天賜自殺事件的內疚持續與不斷回顧；其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不斷地觀看并思考中國這百年來的歷史尤其是近二十年的社會發展。 就是初平陽文章中寫到的各式有名無名的人物也都陷入無盡的社會思考與精神追求之中。

小說最后的“心安”不僅是初平陽等四人對景天賜事件的釋懷，更是他們找到了解決中國社會癥結的方法。他們在游走“世界”、在苦苦思索之后，終于發現，返鄉重建是最好的道路： 掉在地上的都要撿起來[1]（P609）。 鄉村應是安放鄉魂的領地，《耶路撒冷》中的人物——這些普通的中國民眾始終在參與歷史，也回應歷史，他們也相信歷史可以自他們的手中改寫。

（四）時間的靜止與流動

比較兩部小說的結局是頗讓人尋味的：《老生》結束于老唱師的死亡，那學習了《山海經》的放羊孩子在唱師死亡的現場，但他并沒有因為學習顯示出對未來的思考與把握，而是一如既往的懵懂。 就如以上所討論的，這個孩子也是缺失主體性的，所以，他并不代表任何意義，我們也無法通過他在《老生》中看到未來。 而《耶路撒冷》中，秦福小是花街四個好朋友中最早找到解決社會癥結方法的女子：她出走“世界”十年，最后返鄉，“香甜，寧和，篤定，有種滄桑閱盡的美”[1]（P313），因為“她用人生幾近半數的時間才弄明白，從哪里來必須回到哪里去”[1]（P400）。 天送是秦福小的養子，我們當然可以期望，由這樣的女性養育出來的孩子將是全新的一代，他既不同于初平陽、楊杰這一代，更不同于易培卿、景侉子的上一代。 天送象征著中國的未來與希望，不僅秦福小他們要把掉在地上的撿起來，天送這一代更會接著秦福小們未能撿完的繼續下去。

不同的結局呈現出小說家對時間不同的態度。 《老生》中的人物在代際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差異，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小說中的時間是靜止的。 盡管小說中出現了許多年輕人，像老黑、白土、馬生、戲生、墓生等，但他們并沒有表現出年輕人優于老一輩的特質。 雖然賈平凹說過，小說篇名為“老生”指的是唱師與每一個故事中“總有一個名字里有老字，總有一個名字里有生字”[2]（P294），但我以為這“老生”更恰切的理解應該是指小說中這些雖然年輕但與老人無異的年輕人。 《老生》中有朝氣的年輕人是缺席的，《耶路撒冷》則十分鮮明地表現出時間的流動，雖然它的敘述結構是網狀式的。 初平陽一代當然有別于甚至是超越了初醫生一代，而易長安與易培卿父子則更明顯地體現這一點。 同時，小說也暗示了天送這代表未來的一代還會更勝于初平陽這一代。

李敬澤認為，《耶路撒冷》是一部正面強攻我們時代的作品，它表現了“一代人的復雜經驗”[4]，并且還贊賞它為陷入僵局的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創作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本。 的確，徐則臣很好地回應了人們對“70 后”作家的期盼：他們已能夠建立起“屬于這一代人打通過去和未來的經典文學”[8]的責任與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