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對《女神》褒獎與貶抑之原因考析

李樂平

(廣東海洋大學 寸金學院，廣東 湛江 524086)

在21世紀以來的多次聞一多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均有很多參會學者對聞一多1923年6月3日發表在《創造周報》第4號的《〈女神〉之時代精神》和同年6月10日發表在同刊第5號的《〈女神〉之地方色彩》二文看似矛盾的觀點表示疑惑。筆者認為，在《創造周報》發表前者之前，后者就已寫出并投稿給該刊，而絕非發表前者后才收到后者。因為當時聞一多是在大洋彼岸的芝加哥留學，僅郵寄稿件就需很多時日，況且刊物發表稿件亦需要一定時間周期。問題的關鍵在于，這兩篇詩評既同出自聞一多手筆，又幾乎同時發表，何以二者觀點大相徑庭，前者激情澎湃地對《女神》進行褒獎，后者則批評貶抑其失去了“地方色彩”。不僅如此，即便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棟霖等主編的權威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也只在其《研習導引》的“新詩之‘新’與郭沫若詩歌的評價”(1)朱棟霖：《研習導引》，載《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頁。中，列舉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中互相反對的核心觀點，卻并無任何原因的說明。就在筆者和教材編者電話探求其他問題并涉及該課題相關情況時，教材編者亦坦誠沒有對此做深入研究。(2)2019年3月29日晚上，筆者和朱棟霖先生的電話內容。因此，筆者萌發興趣，從聞一多當年的來往書信入手，探求其發表這兩篇詩評的緣由。

一、聞一多這兩篇詩評的基本觀點

首先，我們應該了解《〈女神〉之時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這兩篇詩評的基本觀點。前者開篇就對《女神》褒獎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底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根據法國著名文藝理論家丹納《藝術哲學》種族、時代等互相聯通的思想，他說：“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的產兒?！杜瘛氛娌焕闀r代底一個肖子”。聞一多給《女神》如此定調之后，就以其獨特視角從五個方面進行歸納：一是“二十世紀是個動的世紀。這種精神映射于《女神》中最為明顯”。二是“二十世紀是個反抗的世紀?！杂伞咨鞆埥o了我們一個對待威權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現代文明底一個特色”，因此“《女神》中這種精神更了如指掌”。三是“《女神》底詩人本是一位醫學專家?！杜瘛防锔挥诳茖W底成分也是無足怪的。況且真藝術與真科學本是攜手進行的呢。然而這里又可以見出《女神》里的近代精神”。四是“科學底發達使交通底器械將全世界底相互關系捆得更緊”，“因有史以來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沒有象今日這樣鮮明”，所以“《晨安》便是這種cosmopolitanism(即世界大同——作者注)底證據”。五是“物質文明底結果便是絕望與消極。然而人類底靈魂究竟沒有死，在這絕望與消極之中又時時忘不了一種掙扎抖擻底動作?！彪m然“二十世紀是個悲哀與奮興底世紀。二十世紀是黑暗的世界，但這黑暗是先導黎明的黑暗”；雖然“二十世紀是死的世界，但這死是預言更生的死”。因此“這樣便是二十世紀，尤其是二十世紀底中國”。(3)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載《聞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5頁。

從這篇對《女神》高度贊揚的詩評可以看出，聞一多對郭沫若是多么崇拜。然而令人絕對想不到的是，就在此后一周，聞一多竟然“翻臉”貶抑《女神》，又在《創造周報》發表和《〈女神〉之時代精神》觀點迥異的《〈女神〉之地方色彩》。如果認為前者的寫作是聞一多受丹納的種族、時代等思想影響，那么后者的闡述則具有《藝術哲學》的種族和環境等內容的質素。和前者開篇就將《女神》定性具有“時代精神”的寫作方法相同，后者一開篇就亮出其核心觀點：“一般的新詩人”，也只是“作時髦解的新”，具有“一種歐化的狂癖”。尤其“他們的創造中國新詩底鵠的，原來就是要把新詩做成完全的西文詩”。郭沫若的“《女神》不獨形式十分歐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歐化”。這不僅表現為“《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國的多”，而且“《女神》中底西洋的事物名詞處處都是，數都不知從哪數起” 。雖然當時詩人喜用洋文以顯擺學問，但聞一多卻說《女神》“最明顯的缺憾那便是詩中夾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論及《女神》精神的歐化，聞一多認為“《女神》之薄于地方色彩底原因”，并不全在“作者所居的環境”，而“疑心或就是《女神》之作者對于中國文化之隔膜” 。雖然聞一多堅定認為“愛國底情緒見于《女神》中的次數極多”，而且“比別人的集(即詩集——作者注)中都多些”，然而他又說郭沫若在《女神》中“鑒賞中國文化底地方極少了，而且不徹底”。聞一多批評郭沫若在《女神》中崇拜西洋文化的內容很多，包括“他所謳歌的東方人物如屈原，聶政，聶荌，都帶幾分西方人底色彩”；而且，“他愛莊子是為他的泛神論，而非為他的全套的出世哲學。他所愛的老子恐怕只是托爾斯泰所愛的老子?！痹诖?，聞一多認為郭沫若“富于西方的激動底精神”，是因 “對于東方的恬靜底美當然不大能領略”。(4)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載《聞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23頁。

就在聞一多批評《女神》缺乏地方色彩的同時，他也提出自己的詩學主張，即“總以為新詩徑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他不要作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作純粹的外洋詩，但又要盡量底吸收外洋詩底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后產生的寧馨兒?！庇绕湫略娙瞬荒堋巴浳覀兊摹駮r’同我們的‘此地’”，這樣，“我們自會有了自創力，我們的作品自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舊藝術，又不同于中國以外的洋藝術。這個然后才是我們翹望默禱的新藝術”。因此，聞一多主張節制盲從歐化的情緒，他說：“那便是我要時時刻刻想著我是個中國人，我要做新詩，但是中國的新詩，我并不要做個西洋人說中國話，也不要人們誤會我的作品是翻譯的西文詩”。就在這篇詩評文章中，聞一多還將《女神》缺乏地方色彩的原因，歸結為并非郭沫若“不愛中國”，而是不愛“中國底文化”。聞一多將他和郭沫若的愛國特點進行了比較：“我個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態度不同之處是在：我愛中國固因他是我的祖國，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種可敬愛的文化的國家”；“《女神》之作者愛中國，只因他是他的祖國，因為是他的祖國，便有那種不能引他的敬愛的文化，他還是愛他”。聞一多認為，“愛祖國是情緒底事”，而愛文化則是“理智底事”。針對當時所謂“世界文學”的提倡，聞一多強調：“只有各國文學充分發展其地方色彩，同時又貫以一種共同的時代精神，然后并而觀之，各種色料雖互相差異，卻又互相調和。這便正符那條藝術底金科玉臬‘變異中之一律’”。(5)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載《聞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23頁。

二、聞一多寫作《〈女神〉之地方色彩》的過程

現在我們需要研究的是，聞一多何以要寫《〈女神〉之地方色彩》批評郭沫若的《女神》？現在可以推想的是，當時的聞一多要挑戰權威。他說：“我們若有創辦雜志之膽量，即當親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而“要打出招牌，非挑釁不可”。因此聞一多對梁實秋說：“你的‘批評之批評’一文非作不可。用意在將國內之文藝批評一筆抹殺而代以正當之觀念與標準”，“要一鳴驚人則當挑戰”。(10)聞一多：《致梁實秋》，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216頁。為挑戰權威打出招牌，聞一多早在1922的上半年就已制定了一個宏偉計劃。論據則為他于同年5月7日給聞家駟信之內容：“我現在又在起手作一本書名《新詩叢論》。這本書上半本講我對于藝術同新詩的意見，下半本批評《嘗試集》、《冬夜》、《草兒》(《冬夜》是俞平伯底詩，《草兒》是康白情底詩，都已出版)及其他詩人底作品?！抖埂返着u現已作完。但只這一章，全書共有十章?！本驮谶@封信中，聞一多還說：“我很相信我的詩在胡適、俞平伯、康白情三人之上，郭沫若(《女神》底作者)則頗視為勁敵?！?11)聞一多：《致聞家駟》，載《聞一多全集卷》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頁。雖然該信沒有透露聞一多要寫批評《女神》的信息，但從他之“《女神》雖現天才，然其technique(即詩藝——作者注)之粗簉篾以加矣”(12)聞一多：《致梁實秋、吳景超》，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頁。的內容中，即可看出端倪。當然，從現有資料看，聞一多的《新詩叢論》最終沒有完成。雖然如此，但畢竟他在清華時就已寫出了《〈冬夜〉評論》，并在留學美國后又相繼寫出《〈女神〉之地方色彩》等文章。

三、聞一多和郭沫若詩學追求的差異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尚未出國仍在清華學習的梁實秋和吳景超在給聞一多的信中說，他們的文學社擬創辦清華《月刊》，并發表聞一多的《〈冬夜〉評論》和梁實秋的《〈草兒〉評論》。聞一多收信后當即回復：“月刊之議，我始極贊成，繼而反對，終而睡了一晚覺，復又贊成了?！敝匀绱?，他說因為“辦出版物還是極有興味的一件事。我所以反復懷疑終歸贊成者，正為此興味所迷耳。我所謂興味者非視為兒戲也。實則我的志愿遠大的很?！备鶕熬俺惾龡l理由”，即“一、與文學社以刺激，二、散布文學空氣于清華，三、與國內文壇交換意見”等內容，聞一多說他“以為比較地還甚微瑣”，因為其“宗旨不僅與國內文壇交換意見”，而且還“徑直要領袖一種之文學潮流或派別”實為極端唯美主義。其實，聞一多的《〈女神〉之地方色彩》，不僅是他《新詩叢論》的組成部分，也是他當時唯美主義的宣言，和其發表《〈冬夜〉評論》的初衷一脈相承。所以聞一多在該信中還說：“我們皆知我們對于文學批評的意見頗有獨立價值；若有專一之出版物發表之，則宜受群眾之注意——收效速而且普遍”(13)聞一多：《致梁實秋、吳景超》，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1頁。。聞一多如此熱情支持清華文學社創辦刊物，起因于他留學美國前的1922年5月對俞平伯是年3月出版的《冬夜》詩集的評論。由詩人兼理論家朱自清為之作序的《冬夜》出版之后，當即就獲得文壇的叫好。聞一多雖也很快發聲對《冬夜》評論，但卻以批評為主而且語氣強烈，不僅從內之情感和外之音節兩個質素批評《冬夜》，更極力反對《冬夜》中俞平伯所謂“詩底進化的還原論”實踐，即擯棄高雅、還原歌謠或民歌形貌、追求平民內容，并因此將其定性為“這條迷涂便是那畸形的濫觴的民眾藝術”，“作詩該當怎樣雍容沖雅，‘溫柔敦厚’”。(14)聞一多：《〈冬夜〉評論》，載《聞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4頁。然而《冬夜》卻為主張“新詩革命”的胡適詩派所推崇，因此聞一多這才認為“《評冬夜》因與一般意見多所出入，遂感依歸無所之苦”。尤其當時聞一多尚未在詩壇發表過任何作品，所以深切感受到當時倡導“為人生而藝術”派的同人刊物“《小說月報》與《詩》必不歡迎”。雖然“為藝術而藝術”派的同人刊物“《創造》頗有希望”，但因“邇來復讀《三葉集》，而知郭沫若與吾人眼光終有分別，謂彼為主張極端唯美論者終不妥也”。正因如此，他才說：“吾人若自有機關以供發表，則困難解決矣”；更何況“吾人之創作亦有特別色彩。寄人籬下，朝秦暮楚”，“作品之值價何在？”(15)聞一多：《致梁實秋、吳景超》，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頁。

從聞一多這段書信內容可知，他之所以支持清華文學社創辦刊物，就是要為社友們創造發表自己理論主張或創作的園地。但我們重點分析者并不在此，而是聞一多擔心他原本認為“為藝術而藝術”派的“《創造》頗有希望”， 卻因“邇來復讀《三葉集》，而知郭沫若與吾人眼光終有分別，謂彼為主張極端唯美論者終不妥也”。聞一多這段話的含義非常明確，但卻省略了一個重要內容，即他和文學社諸多社友，都是主張極端唯美論者。這段話實際是省略大前提的關系三段論，可將該推理整理恢復如下：吾人是極端唯美論者，郭沫若和吾人眼光不同，因此謂彼為主張極端唯美論者終不妥也。關于此問題，筆者在21世紀初就發表過專論(16)李樂平：《聞一多文藝思想論——兼駁其并非“極端唯美論者”說》，《文藝爭鳴》2001年第4期。，因此不再贅述。那么現在，我們分析當時自稱極端唯美論者的聞一多，和其認為并非極端唯美論者的創造社魁首郭沫若，他們的詩學追求究竟有哪些不同。既然聞一多說“邇來復讀《三葉集》，而知郭沫若與吾人眼光終有分別”，就讓我們先從《三葉集》中，窺探聞一多認為郭沫若并非極端唯美論者的理由。郭沫若說：“我常希望我們中國再生出個纂集‘國風’的人物——或者由多數人組織成一個機構——把我國各省、各道、各縣、各村的民風，俗謠，采集攏來，擇其精粹的編集成一部《新國風》。我想這定可以為‘民眾藝術的宣傳’”；“我們要宣傳民眾藝術，要建設新文化，不先以國民情調為基點，只圖介紹些外人言論，或發表些小己的玄思，終竟是鑿枘不相容的”。(17)郭沫若：《致宗白華》，載《郭沫若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頁。和郭沫若理念不同，當時聞一多極力反對所謂民眾藝術的宣傳，他認為詩應“‘藝術化’，因為要‘藝術化’才能產生出藝術”。因此，聞一多堅決反對當時其所認為的“村夫市儈底口吻”， 尤其“叫囂粗俗之氣”(18)聞一多：《〈冬夜〉評論》，載《聞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4頁。的所謂平民內容入詩。不僅如此，聞一多更在致梁實秋信中談及《紅燭》的修改，直言說：“要的是你們的意見，我并不想討大眾的好”(19)聞一多：《致梁實秋、吳景超》，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頁。。雖然聞一多承認當時其“基督教的信仰已失”，但“那基督教的精神還在”他“心里燒著”，他還“要替人們consciously(即自覺地——作者注)盡點力”，然而他又說：“我的詩若能有所補益于人類，那是我的無心的動作(因為我主張的是純藝術的藝術)”。(20)聞一多：《致梁實秋》，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頁。聞一多和郭沫若詩學追求的差異當然并不僅在于此，其他諸如郭沫若厭惡形式，而聞一多追求形式；郭沫若“寫”詩主張自然流露，聞一多則強調“做”詩要加工提煉等等。所有這些，都構成他們文藝思想的差異。這即聞一多之所以最先寫出《〈女神〉之地方色彩》，以之挑戰被譽為開一代詩風、震撼人心的戰鼓和鼓舞人心的號角之《女神》的原因。

四、聞一多寫作《〈女神〉之時代精神》的過程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即可看出聞一多挑戰郭沫若的必然性。但聞一多何以又寫出與《〈女神〉之地方色彩》觀點迥異的《〈女神〉之時代精神》呢？這是因為郭沫若對《〈冬夜〉〈草兒〉評論》的肯定。后來，聞一多、梁實秋合寫的《〈冬夜〉〈草兒〉評論》幾經周折，終于在1922年11月以“清華文學社叢書”名義出版。其后，除東南大學的學生胡夢華來函表示支持外，并未被當時的評論界看好，相反卻有諸多反對之聲，這在聞一多的書信中就有反映。他說：“北京胡適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稌r事新報》附張《文學旬刊》上都有反對的言論”(21)聞一多：《致父母親》，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頁。。聞一多所說《努力周刊》的反對聲音，當是該刊署名“哈”者《一段短評》的“冷嘲熱諷”。(22)梁實秋：《清華八年》，載《秋室雜憶》，中國工人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頁。雖然聞一多對此“并不奇怪，因這正是”他“所攻擊的一派人”，他“如何能望他們來贊成”。(23)聞一多：《致父母親》，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頁。但就在山重水復疑無路之時，卻突然柳暗花明，1922年12月27日聞一多收到梁實秋的信，其中轉述了寄自日本的郭沫若夸贊他們《〈冬夜〉〈草兒〉評論》的信函內容。聞一多給梁實秋復信說：“接到你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信并《努力》之評論。實秋，我們所料得的反對同我們所料得的同情都實現了。我們應該滿意了”，“郭沫若來函之消息使我喜若發狂”，“我們素日贊揚此人不遺余力，于今竟證實了他確是與我們同調者”。驚喜之余，聞一多還剪下一張《密勒氏評論》選征中國現代十二大人物的票格，投票給郭沫若作為回報。雖然他說：“本來我們文學界的人不必同軍閥，政客，財主去比較長短，因為這是沒有比較的。但那一個動作足以見我對于此人的敬佩”。(24)聞一多：《致梁實秋》，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頁。

郭沫若給梁實秋的信究竟說了些什么，讓聞一多如此激動呢？這在聞一多收到梁實秋信之當日的“致父母親”中做了說明。他說：“今早得梁實秋信稱郭沫若君曾自日本來函與我們的《冬夜草兒評》表同情。來函有云：‘……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見兩顆明星，如在蒸熱的炎天得飲兩杯清水……在海外得讀兩君評論，如逃荒者得聞人足音之跫然’”；“總之假如全國人都反對我，只要郭沫若贊成我，我就心滿意足了”。(25)聞一多：《致父母親》，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頁。聞一多太在乎《〈冬夜〉評論》的反響了：他此前就給梁實秋寫信說“《冬夜評》發表后有何影響，確寄我一讀”，“萬里之外不能握三寸管以應敵操戰，真恨事也”。(26)聞一多：《致梁實秋、吳景超》，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頁。就在得知郭沫若信之內容這種亢奮狀態下，清華文學社因經費困難而停止叢書繼續出版計劃，聞一多這才回信梁實秋，讓他暫?！丁磁瘛抵胤教厣返耐陡?，而俟其專講優點的下篇寫好后，一并投稿給《創造周報》發表，為的是怕創造社同人誤會。聞一多在此所說的“下篇”，實際就是《〈女神〉之時代精神》。因此，就在半年之后的1923年6月3日，《創造周報》先發表了聞一多的《〈女神〉之時代精神》，一改《〈女神〉之地方色彩》中之批評態度，而充分肯定《女神》“不獨喊出人人心中底熱情來，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種熱情”(27)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載《聞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頁。。

五、郭沫若何以夸贊聞一多及聞一多寫作這兩篇詩評的原因

在此亦應說明的是，郭沫若從日本來函對《〈冬夜〉〈草兒〉評論》表示夸獎，除了當時他們詩學追求相近的因素之外，并不排除因聞一多在《〈冬夜〉評論》中，將《冬夜》和《女神》進行比較并贊揚后者，尤其對《女神》的褒獎竟達五處之多。聞一多說郭沫若是“極少數”具有“幻想力”的詩人，更肯定其詩具有強烈的情感，除其“《新陽關三疊》之外”，當時出版的詩集“差不多都非好詩”。為貶抑《冬夜》詩句“其直如矢，其平如砥”的“淺薄”，聞一多例舉《無煙煤》中“云衣燦爛的夕陽/ 照過街坊上的屋頂來笑向著我”，以之說明“包括了多少意思”；為證明“《冬夜》里句法的簡單”，聞一多又摘取《密桑索羅普之夜歌》中的詩句“??！我與其學做個淚珠的鮫人，/ 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淚偷生，/ 寧在這縹緲的銀輝之中，/ 就好象那個墮落了的星辰，/ 曳著帶幻滅的美光，/ 向著‘無窮’長隕！”據此聞一多說：“象《女神》這種曲折精密層出不窮的句法，那里是《冬夜》夢想得到的??！”他認為俞平伯的《冬夜》缺乏意象，即便“意象很好頗有征引底價值者”，也遠非郭沫若《筆立山頭展望》之“彎彎的海岸，好象Cupid(即丘比特——作者注)底弓弩呀！/人底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等詩句“意象奇警，而且思想雋遠，耐人咀嚼”。(28)聞一多：《〈冬夜〉評論》，載《聞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80頁。聞一多如此褒揚郭沫若，這就不能不讓郭沫若投桃報李來函夸贊了。

其實反過來說，聞一多也是如此。尤因他的《〈冬夜〉評論》當時正被批評者們嘲諷，因此聞知郭沫若對他和梁實秋的夸贊內容后，在海外的他如同遇到知音，很快就寫出充分肯定《女神》內容的《〈女神〉之時代精神》，這便是聞一多寫作這篇詩評的直接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則是聞一多對于郭沫若的態度，雖然始終處在矛盾狀態，但畢竟非常崇拜他的才華，“受郭君人格之影響最大”，“生平服膺《女神》幾于五體投地”。(29)聞一多：《致梁實秋附信》，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頁。因此聞一多在清華時就“每每稱道郭君為現代第一詩人”(30)聞一多：《致父母親》，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頁。。甚至在他留學赴美的船上給清華校友寫信，也信手拈來郭沫若《密桑索羅普之夜歌》的詩句借以抒情。(28)聞一多：《致吳景超、顧毓琇、翟毅夫、梁實秋》，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頁。就因誰也否定不了《女神》在當時的影響和成就，而在“若要抵抗橫流，非同別人協力不可”，并且當時“只有《創造》諸人”(29)聞一多：《致梁實秋》，載《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頁。情況的推動下，因《女神》在詩壇的顯赫地位，聞一多終竟掙不脫對郭沫若的崇拜，寫作《〈女神〉之時代精神》并在《創造周報》發表。無獨有偶，聞一多最先寫作的《〈女神〉之地方色彩》，也有其直接和根本原因。直接原因是他挑戰權威欲引領文學潮流，“以與《創造》并峙稱雄”，根本原因則是他和郭沫若詩學追求的差異。雖然二人都曾聲稱“為藝術而藝術”，但聞一多當時更強調純藝術而無任何功利追求，而郭沫若當時在宣稱“藝術為藝術”的同時，卻又將藝術和人生相結合。當然，我們并不否認聞一多這兩篇詩評都有過分褒獎或貶抑的絕對化內容，原因則為其“性格，喜歡走極端”(30)聞一多：《論文藝的民主問題》，載《聞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頁。，這就使他在分析時，無論肯定或否定，都將他所闡述的內容發揮到極致。

根據以上梳理，可以明晰聞一多何以先發表褒獎郭沫若《女神》內容的《〈女神〉之時代精神》，繼而又發表認定《女神》是歐化狂癖的《〈女神〉之地方色彩》。這謎團解開，帶給我們文學研究者一個啟示：學術研究不能簡單地只看文本表象，而應深入到文本表象背后進行探究。否則，就只能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不可能得出正確結論，甚至會誤入研究的歧途。當然，就此具體問題而言，聞一多是個復雜存在，在這“金銀盾”中，我們可以窺見很多豐富內容，尤其當時只有23歲的他之文藝思想的階段性表現，如要真切明白其相關表述的原因，就必須深入研究他當時發聲的背景，乃至多維的流派問題及復雜的人際關系。只有這樣，才能獲取正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