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時代創新型城市發展的動力變革和路徑優化研究

黎曉春 常敏

摘要：數字經濟是各創新型城市著力培育的對象，同時也構成城市創新發展最為關鍵的變量。在數字經濟驅動下，由創新主體、創新資源、創新空間、創新機制、創新文化構成的創新型城市發展動力系統正在發生變革。相應的發展路徑得以優化，全域創新理念推動創新型城市耦合發展，全域創新生態的構建驅動創新型城市協同發展，局部創新突破帶動了創新型城市整體發展。在具體對策選擇上，應堅持產業引領城市創新、著力打造全域性創新平臺、構筑數字經濟與創新型城市發展“共同體”、全力打造數字經濟條件下創新型城市長遠核心競爭力。

關鍵詞：數字經濟;創新型城市;動力系統;路徑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9092（2020）01-0093-007

2005年，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設定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奮斗目標。此后，天津、上海、杭州等地明確提出建設“創新型城市”。截至目前，全國共有78個城市（區）獲批試點建設創新型城市。與此同時，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取得了重大成效，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顯示，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總量達31.3萬億元，在GDP中的比重已經上升至34. 8%，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給我國國民經濟各部門、各產業帶來巨大的沖擊，對城市創新發展也產生了顛覆性影響。新華三數字經濟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城市數字經濟指數白皮書（2018）》中，上榜的100個城市涵蓋了絕大多數試點建設的創新型城市。數字經濟是這些城市著力培育的經濟對象，同時與城市自身融為一體構成城市創新發展的基本條件，深刻改變了我國創新型城市發展的動力體系、發展路徑。緊抓數字經濟發展的大潮流、大趨勢，夯實創新型城市發展基礎條件，突破轉型升級瓶頸限制，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創新發展理念、建設創新型國家目標的重要抓手。本文在理論上分析了數字經濟對創新型城市動力體系、發展路徑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給出相應對策。

一、研究回顧

（一）關于創新型城市發展方面的研究

1998年，英國規劃大師Hall開始關注城市與創新間的關系，將創新型城市界定為處于經濟和社會的變遷中，許多新事物不斷涌現并融合成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具有創新特質的城市。對于創新型城市更多的研究出現在2000年以后，以創新型城市發展動力系統構成為切入點，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關于創新型城市構成要素的研究。英國從事創新型城市研究的權威機構Comedia的創始人Charles Landry（2000）認為，創新型城市由7個要素組成，即富有創意的人、意志與領導力、人的多樣性與智慧獲取、開放的組織文化、對本地身份強烈的正面認同感、城市空間與設施等。我國學者周納（2010）認為創新型城市必須具備諸如創新主體、創新資源、創新機制、創新環境、創新績效等5個要素。二是關于創新型城市動力系統的研究。Hospers（2003）認為高密度互動交流的集聚，人口、文化、行業的多樣性以及可能引發大變革的不穩定性等，即上述各類要素的有機聚合能夠形成城市強大的創新能力。尤建新、盧超等（2011）將周納提出的5個要素進行了增刪，指出創新主體、創新資源、創新網絡、創新機制和創新文化共同為創新發展戰略提供支撐，成為創新型城市建設的內驅動力。另外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政府、企業、高校共同組成了“官產學研資介”系統（王宗榮，2010），是創新型城市建設的主要動力。三是圍繞上述動力系統的關于創新型城市發展對策的研究。代明、張曉鵬（2011）認為創新型城市應倚重創新型企業發展，這些企業產生于創新城市系統;高翔（2015）證明了提升城市人力資本水平能夠提高城市創新效率;代明、周飛媚（2009）認為創新型城市的造就、認定、識別、影響及輻射周邊要倚重其文化特質，建設過程中不但要強化創新型城市文化的共性特質，也要注重追求個性特質。邵安菊（2017）把包括上述各類要素在內的要素劃分為非生物成分和生物成分，構建了一個復雜城市創新生態系統，正是各要素的互動和循環流轉才構成了創新型城市發展的不竭動力。

上述理論為如何發展創新型城市給出了基本思考框架，盡管創新型城市類型多樣，一般均具備諸如充滿活力的創新主體以及集聚各種創新資源等幾個典型特征，這為本文有關動力系統的構建提供了重要啟示，創新型城市發展路徑、對策與這一動力系統的固有特質、發展變化緊密相關。然而迅猛發展的數字經濟深刻改變了動力體系各要素自身及其聯結狀態，這一結構的變化導致動力系統作用渠道、機制發生變化，必然引起創新型城市發展路徑的變革。但上述研究對數字經濟這一關鍵變量關注不足，據此給出的對策建議大多延續了傳統工業經濟條件下的創新模式、方法，難以適應數字經濟迅猛發展這一客觀條件。

（二）關于數字經濟對城市發展影響的研究

美國學者Lewis Mumford（1961）認為“技術方面的爆炸性發展，引發了城市本身發生極其類似的爆炸”。鄧波、王莉（2009），王婷、孫斌棟（2015）等進一步指出正是技術進步推動了城市發展，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知識和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將日益凸顯。延續這一思路，學者開始關注數字經濟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和本文主題緊密相關的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對城市空間的影響。Castells（1991）指出，在信息環境下勞動力地域分配、信息形成、生產擴散和選址的靈活性決定了新的產業空間分布，進而直接影響城市的空間分布。曾章帆（2015）將這種空間影響細化為生產組織方式變化與工業空間重構、工作生活方式變化與居住空間重構、消費方式變化與商業空間重構、休閑娛樂方式變化與文化空間重構、出行方式變化與城市交通空間重構。二是對城市功能的影響。與對空間的影響相應，孔江（2001）認為數字經濟條件下傳統的城市功能由內聚開始走向分散、功能分區出現融合、非物質化服務功能將不斷強化。城市的生活功能與工作功能融合并形成了“第三空間”，Chandler L.和RossP.（2017）認為人們對這種功能混合的空間需求在持續增長中。三是對城市創新活動的影響。近年，智慧城市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主題之一，劉巧、石大干等（2018）通過對中國171個地級市的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設顯著促進了城市創新水平的提升，平均而言可提升17%～19%。數字經濟對城市創新影響的重要途徑之一是構建新型創新生態?？祩?、姜寶（2018）認為杭州市以龍頭企業帶動產業生態，圍繞阿里巴巴集團等大企業布局建設數字經濟集聚區、產業基金、西湖大學、之江實驗室，深刻改變了當地的創新生態。

學者的研究注意到了數字經濟對城市本身的影響，尤其在創新空間、城市功能等方面給前述研究提供了重要補充，也成為本文重要理論基礎。但問題在于，這些對城市本身的影響對城市創新發展到底意味著什么、對要素的改變帶來哪些后果尚不明確，特別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及相應的新業態、新模式所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全領域的，現有研究只進行部分側面的研究，尚缺乏深入、系統的闡述。

綜合上述兩方面的研究以及現有的實踐情況，本文給出傳統經濟條件下創新型城市發展的動力系統模型，并著重分析了數字經濟對這一系統要素、結構形成的影響，這種影響使得城市創新發展路徑得以優化，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對策。

二、數字經濟驅動創新型城市發展動力系統變革

創新型城市的建設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核心任務是要激發企業及其他各類組織機構的活力，使其真正成為創新主體;要使信息、人才、資本等創新資源能夠為主體的創新活動提供直接有效支撐;要使創新空間在不斷動態調整中，有力承載創新主體、創新資源的各類活動，三者構成了城市創新動力體系的有形要素。此外，市場性的創新機制使得有限的資源實現優化配置，并解決成果市場化等問題，是創新活動重要的潤滑劑;創新文化為創新主體、創新資源提供更加持久的動力，二者構成了城市創新動力體系的無形要素。上述五種要素構成了傳統條件下創新型城市發展的動力系統，如圖1所示。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深入開展，數字經濟由各大城市著力培育的對象，迅速演變為城市創新發展的基本驅動力。但數字經濟并不是和其他要素一樣具有明顯的獨立性，它更多地是改變了城市創新動力體系要素狀態，在此基礎上使創新型城市發展的方向、模式、路徑均發生了變化。

（一）數字經濟驅動創新主體行為模式發生變化

數字經濟條件下創新主體撬動資源的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借助各類平臺發展是各類主體在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基本生存方式。在“雙邊網絡”效應作用下，越來越多的主體、資源被平臺整合，創新活動中的供給或需求通常是“1：N”的配比方式，供需雙方的價值交易更加便利。以貴陽大數據交易所為例，2018年該所共鏈入200余家優質數據源，其中涉及金融、政府、電商、電信、征信等30多個領域，極大便利了企業創新需求。從對城市發展的影響看，一是使得城市中小型、分散的創新活動日益重要。數字通信技術給企業創造了更高的自由度和生存條件，有學者發現，新興城市中數量眾多、功能多樣、規模微小且非?，F代的企業集中于街道或集市，以便進行多方密切的信息溝通。特別是借助于上述平臺等手段，這類主體小型、分散的創新活動日益發揮重要作用。二是使得跨技術、跨領域、跨行業的融合式創新行為日益常見，需要城市提供特定場景?；ヂ摼W、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不斷融合，軟件與硬件技術一體化銜接;價值鏈全鏈條的深度融合，各環節界限變得愈加模糊，原有的鏈狀結構逐漸發展成為環狀或網狀，傳統產業面貌發生巨大變化。數字經濟要求城市必須能夠支撐各類創新創造活動，為其發展提供必要場景。

（二）數字經濟持續賦能各類創新資源

數字經濟使得創新資源本身特質發生了重要變化，也對創新型城市發展產生了新的需求。數字或信息作為生產要素進一步獨立，能夠和技術、資本、人才一樣可以被方便快捷地獲取與處理，各類資源的聯結、流動越來越依賴于數字及相應的技術;人才成為最重要的創新資源，傳統公司轉型以及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治理、瓶頸突破，最終都取決于人力資本的存量、增量及相應的結構，人才成為數字經濟各“神經中樞”的結點。這些變化導致原有各類資源的能級水平不斷提升，成為解決城市發展瓶頸的重要手段?；A設施方面，高速、穩定、大并發的城市數字基礎設施正在不斷完善，支撐無人駕駛等人工智能的發展;產業發展方面，以武漢東湖大數據交易中心、杭州錢塘大數據交易中心為例，二者均以“大數據+產業+金融”的業務發展模式推動數據資源開放、流通和應用。近年，金融領域借助數字經濟技術產生了諸多模式、產品，對解決企業融資問題起到了一定作用;創新活力方面，圍繞數字經濟領域人才年齡層次低、能力強、生活品質要求高等特點，各地紛紛增強城市宜居性，以杭州、南京、成都等地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通過降低準入門檻、增強政策優惠力度展開“搶人”大戰，這與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緊密相關。

（三）數字經濟驅動創新空間實現新一輪有機更新

數字經濟與城市發展緊密結合，城市空間更加強調對各類主體和資源創新、創造活動的承載能力。傳統工業社會中，技術、產業空間需求強，城市通常是機器大工業生產中心、商業貿易中心和人類主要聚居區。而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需求遠小于傳統產業，其云、網、端等設施必須與現有基礎設施結合，相關技術、產品、產業的馴化、發展必須借助城市提供的場景，極大驅動了城市空間的有機更新。這種更新是部分強化與部分消解并進的過程，城市中心仍然是快捷、準確的信息集散地，相應的高新技術企業、服務型企業或企業高層管理機構仍將向城市聚焦，城市中心區仍然是金融和主要經濟活動中心，部分甚至會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增強。而原有需考慮交通和通訊條件而集中布局在城市中心區的產業部門，受數字經濟影響會向城市四周呈連續性的放射狀有限分散。數字經濟對城市空間的另一影響是城市功能布局發生變化。城市更加重視社會功能的發揮，更加關注提高基礎設施、醫療設施水平以及提供更多教育和就業機會，且與城市空間更新同步，這些功能向著更為均衡、普惠的方向發展，除滿足市民常規需要以外，要為創業創新提供綜合助力。

（四）數字經濟亟需創新機制與創新文化建立

除上述三種有形要素外，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創新型城市發展特別需要無形要素的支持。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要求城市形成足夠的基礎支撐，包括高水平的基礎設施建設;要求逐步培育相關市場，讓數字能夠真正成為驅動經濟發展要素;要求形成對數字經濟主體及其創新行為的包容氛圍，使顛覆傳統的技術創新、模式創新得以實現。一方面必須要破除數字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公平競爭、開放協作、監管得當的市場環境，補齊知識產權服務、社交聯動機制的短板，解決數字經濟條件下城市治理組織、模式、機制滯后問題。另一方面必須圍繞人才這一主體資源，打造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創新文化，繼續發揚雙創文化，使企業家、各類人才、科技工作者充分釋放創新活力。

三、數字經濟驅動創新型城市發展路徑優化

伴隨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國城市格局出現新的變化。除傳統一線城市外，近年新崛起的“新一線”創新型城市，如杭州、成都等地多為伴隨數字經濟浪潮興起的城市，目前已經形成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為代表的8個數字經濟城市生態群。受數字經濟影響，這些城市的創新發展的動力體系發生變化，相應的發展路徑得以實現優化。

（一）全域創新理念推動創新型城市耦合發展

數字經濟對城市發展本身造成的影響，從橫向上看是全域性的，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區域;從縱向上看是不可逆轉的，數字經濟的特性使得城市生活、創新創造活動被加速整合在一起，每一部分都不再能單獨發揮作用，全域創新理念被越來越多的創新型城市接受。這些影響具體表現為，城市信息流更加高效便捷，促進了城市全面覆蓋、充分感知的智能化;政府、企業和居民以大數據為基礎進行決策，城市治理更加精細化;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調節更加充分，促進城市資源配置更加高效;醫療、交通、教育等服務的質量及便捷性得以提高，促進不同區域、不同群體的共享，促進城市發展的普惠性;提高清潔能源使用，減少有害物質排放，提高環境、生活質量，促進城市發展的宜居性。智能、精細、高效、普惠、宜居，正是當下我國城市發展理念變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數字經濟條件下實現創新發展所必備的條件。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各項傳統功能與創新功能形成深度耦合，這是數字經濟條件下創新型城市發展的必經之路。例如，2016年杭州市提出全區域協同、全要素配置、全鏈條融合、全方位保障、全社會動員的全域創新格局，就是以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為背景的行動部署，2018年“三化融合”（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城市數字化）的發展路徑提出使這一理念越發清晰。

（二）全域創新生態的構建驅動創新型城市協同發展

生態、合作、賦能、共贏已經成為數字經濟時代創新型城市發展的基本趨勢。全球化的今天，要素全球流動、人才與關鍵技術融為一體、資本追逐人才技術的局面已經形成，影響著一個城市的創新走向，單純某一政策措施已很難起到應有的作用，打造創新生態是必由之路。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和科技政策辦公室聯合發布的《美國國家創新戰略》把創新生態系統視為實現全民創新和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其中創新主體是政府、企業、高校和各階層勞動者，創新要素構成包括了教育、科研、基礎設施及相應的人才政策等，這與本文上述動力系統的構成非常接近。生態問題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型城市發展中受到廣泛重視，產業生態、金融生態、人才生態、知識產權生態均不可少。根本原因在于，數字經濟的平臺化、融合性需要大中型企業與初創期企業共生，生產型企業與服務型企業共榮，上下游、價值鏈協同，政產學研資合作共贏協同創新。具體如，杭州市發展數字經濟特別關注通過構建產業發展平臺、促進開放協同發展的產業生態;金融生態在深圳市創新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17年底，深圳的私募股權、創業基金管理人數量達2255家，管理基金規模1.67萬億元，分別占全國的18%、15%，有力支撐了深圳市的全域創新發展。

（三）局部創新突破帶動創新型城市整體發展

在考慮數字經濟影響的創新型城市發展中，我國各城市局部的創新切入點差異較大，但均具備一個共同特點，即把數字經濟同時作為培育對象和創新發展基礎對待。一線城市綜合優勢明顯。以上海市為例，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致力于建設高效密集的信息交換樞紐、存算一體的數據中心資源高地以及深度感知的新型智慧城市應用標桿;數字運營領域，大數據管理部門運營成效明顯高于新一線城市;創新要素集聚領域，致力于打造“高峰型+樞紐型”的數字人才體系，發揮長三角龍頭城市引領作用。新一線城市則更加注重選準發展的側重點。如成都市以打造數字產業集群、創新信息服務產品供給為主線，大力推進數字技術與各領域、各行業的深度融合;杭州市提出以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城市數字化“三化融合”為主線，打造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近年在城市數字化方面則以交通領域為切入點建設“城市數字大腦”，并正在向城管、衛健、旅游等領域延伸。盡管重點不一，各地均把數字經濟發展與城市本身發展、創新型城市發展融為一體，著力完善基礎設施、優化發展環境、打造產業發展空間、加強資源培育。

四、數字經濟時代創新型城市發展的對策思考

在數字經濟的影響下，創新型城市發展正在邁向創新動力系統重構、創新范式遷移、創新路徑優化的階段。各創新型城市的發展應以自身稟賦為基礎，堅持產業引領創新，強化全域性平臺支撐，構建城市與數字經濟的發展共同體，打造長遠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一）堅持產業引領城市創新

產業創新發展方向、創新發展績效即代表了城市創新發展方向及其績效，創新型城市發展根本上仍要以產業發展為引領。一是強化主導產業引領能力。以主導產業引領各類主體研發、創新投入方向，引導各類資源向創新性、成長性產業集聚，使企業、院所、研發機構真正成為創新主體。圍繞主導產業，強化各類主體、資源數字經濟行為能力，堅持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加快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深入融合，提高企業運用數字技術進行決策、管理的能力。二是充分發揮現有第三產業服務能力。我國與數字經濟相關的技術儲備、創新能力、新增產值均呈現由第三產業向第二、第一產業逐次遞減的狀態。應充分發揮現有第三產業優勢，圍繞主導產業，借鑒阿里云與?？低暤雀呖萍计髽I建立基于云平臺的戰略合作模式，快速提升主體、資源創新能力。三是提升龍頭企業帶動能力。充分發揮數字經濟融合特性，支持龍頭企業、研發機構建立市場化特色性開放平臺，著力推進“行業云”“行業大數據”平臺和工業互聯網產業建設，發揮其生態聚合作用，帶動一批中小型企業完善區域產業形態，進一步打造以數字經濟為引領的現代產業體系。

（二）著力打造全域性創新平臺

數字經濟驅動下的全域創新理念必然需要全域性創新平臺的支撐。一是把握城市數字化創新發展方向，全域性提升基礎設施水平。借鑒杭州、上海發展方式，以城市交通、區級精細化管理為突破口建設城市大腦，大幅提高城市交通及城市管理效率，并逐步拓展醫療、環保、城管等方面應用。這一過程中應重點關注主導性產業發展需求，完善其必要的數字基礎設施。二是把握主體創新行為模式的變化，全域性推進服務機制變革。在重點關注大型企業、機構的同時，適應創新活動分散、小型化的發展要求，服務上努力向中小型企業、機構傾斜，不斷提升服務的精準性、靈活性、高效性，以此倒逼城市管理向組織扁平化、行為網絡化變革。三是把握城市空間更新進程，優化政策作用機制?；A設施、城市功能、產業空間的數字化、均衡化、人文化將使創新活動遠遠溢出現有產業園區、特色小鎮等范圍，各類政策措施應更加關注創業、創新本身而不應以劃定的區域為限，特別應尊重創新的自組織過程，不斷發現、培育創新增長點。四是充分整合城市存量資源，集聚高端創新要素。通過“數字技術+市場機制”的模式，突破即有區域限制破解住房、醫療、教育等配套服務難題，并借助數字經濟的開放、共享、交互等特點為要素賦能，推進資本鏈、創新鏈、產業鏈有效對接，提升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

（三）構筑數字經濟與創新型城市發展“共同體”

數字經濟全方位、深層次地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結合，它不僅僅是城市著力培育的發展對象，二者已經成為相互促進、共同生長的“共同體”。一是堅持以數字、技術為紐帶聯結共同體不同部分。必須著力突破公共數據壁壘問題，完善非公共數據的數字交易市場、創新數字交易方式，進一步降低創新成本。通過這一進程，強化共同體不同部位的數字聯結，提高不同部位運作的高效性、協同性。二是著力數字經濟創新主體與創新型城市的共同成長。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體系，在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公共產品提供等方面，不斷拓寬各類主體參與創新型城市發展的渠道，通過政府購買服務、PPP等模式努力使更多有能力有意愿的主體、資源參與到創新型城市建設中來，技術性增強創新主體與城市發展的粘性，達到共同成長的目的。三是著力形成對創新行為的包容能力。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創新常常顛覆傳統思維、傳統模式，城市應在提供必要的資源外，在法律、法規許可的范圍內接納各類技術創新、模式創新，在發展、磨合中尋找治理、規范的路徑方法。在數字經濟特別是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要使城市真正成為實測及驗證場地，不斷根據馴化結果做出相應的改變。

（四）全力打造創新型城市長遠核心競爭力

數字經濟時代高科技人才、企業及其他要素全球范圍選址，著重尋找與其自身價值觀或心靈需求最為契合的場域，開放、多元、包容的文化是最主要因素之一。創新型城市發展不論采取哪種模式、哪種發展路徑，文化均構成其最重要的核心競爭力。創新型城市應以更加寬廣的、更具特質的城市文化建設滿足一流企業、一流人才的發展需要，加快推進以文化人、以文鑄城、以文興業、以文惠民工作，貫徹落實創新文化興盛行動。一是要深入挖掘傳統文化。以傳統文化定位城市發展坐標，逐步形成延續歷史文脈、激發文化創新的魅力創新城市。重點結合現有數字技術創新傳統文化外在表達形式，豐富文化活動載體，推動承載本地文化的企業品牌建設。二是要不斷弘揚創新文化。借鑒《深圳文化創新發展2020（實施方案）》做法，規劃創新文化發展目標及運作方式，特別考慮各類數字經濟人才的歸屬感、認同感，促進各類文化機構和組織繁盛，以吸引、留住創新型人才。三是營造安心創業氛圍。針對數字經濟要素特點，迎合青年科技人群需要，打造青春友好城市，鼓勵組織更多的創業社群、舉辦更多創新大賽和創業活動，策劃吸引年輕人參與的富有創造性的文體活動。

（責任編輯：徐東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