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節日重構與地方經濟發展互動關系研究
——基于閩東佳陽畬族鄉的田野調查

范譯馨 王 逍

(浙江師范大學文化創意與傳播學院，浙江金華，321004；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法學院，浙江杭州，310008)

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節日文化可謂源遠流長、豐富多彩。在傳統社會，民族節日主要以自然變遷為主。隨著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尤其是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轉型，傳統與現代的交織使整體文化生態產生嚴重振蕩，文化的復興與再造成為現代化追求過程中最鮮明的文化表征。而民族節日作為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也在這一進程中產生巨大變遷。一方面，各類民族傳統節日出現大規模復興與再造；另一方面，基于傳說、物產等文化資源建構的新興節日競相產生?？傊?，全國各地呈現出以地方政府為主導力量的民族節日重構現象，“傳統發明”式重構與新興建構型重構，成為當下民族節日文化的主要形態。

民族節日重構無疑是文化重構中的重要表現形態?！拔幕貥嫛痹从诿绹祟悓W家斯圖爾德提出的“文化適應”概念，屬于文化人類學的特殊進化論范疇，即“將其中有用的內容有機地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導致了該種文化的結構重組和運作功能的革新”(1)張維亞、嚴偉：《旅游文化理論與實踐》，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重構讓文化處于動態的再生產過程，使得文化再生產的實踐成為社會運轉的動力之一，因而“節日文化再生產”讓“文化資本化”具有自身的合理性。法國人類學家布迪厄將資本劃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三種基本形式，文化資本雖不直接體現為金錢，但在一定條件下可轉化為經濟資源。各類民族節日的興起，依托當地的自然資源稟賦和人文環境，在政府、專家、商界等多層面的參與支持下，開展民俗旅游、跨界合作、文化展演等，對地方經濟發展起著推動作用。

民族節日重構在融合傳統民間習俗的同時，集旅游、觀賞、展演、展銷等活動為一體。特別是在廣大少數民族地區，較為豐富的少數民族文化資源作為地方品牌符號，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突破點?！皬母旧现v，作為文化的節日符號的產生、發展及變化，總是與民族發展的緊急利益密切相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整個文化符號系統都處在嬗變與改造中，民族節日符號也就會在這一過程中呈現出新的特點及意義?！?2)馬翀煒：《經濟轉型期的云南少數民族節日符號》，《云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第67—71頁。民族節日的重構讓節日的內涵不再局限于農耕時代，凝聚情感、禮俗互動、娛神娛人的民俗范疇，而是具備了更廣袤的經濟背景和社會互動意義。

然而，民族節日重構過程中也難免產生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而忽略節日本質內核和民俗本真意義的現象。因此，民族節日的重構既有經驗價值可尋，也有長遠問題需要深入反思?；诖?，本文通過對福建省福鼎市佳陽畬族鄉的田野調查，對以上問題予以具體分析和回應。

2019年3月及2020年7月，筆者曾兩次來到佳陽畬族鄉，著重了解當地的節日文化活動。通過對當地的民族傳統節日及近年來新興的各類文化節慶進行文獻梳理、參與觀察、訪談調研等，發現該鄉的各類節日在民間自發與政府參與下，呈現出較為完好的活態存續現狀，地方民俗文化體系相對完整。同時，各類節慶的舉辦提升了佳陽畬族鄉的知名度，為當地經濟發展開拓了更加多元的路徑。因此，筆者從民族節日重構與地方經濟發展互動關系的角度，分析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對節日傳承重構的作用，以及重構后的民族節日對地方經濟發展的意義。同時，通過各類節日的開展現狀及其對民眾生產生活的影響，反思二者在互動過程中，如何既保持民族節日的傳統文化內核，又順應經濟發展需求，以期為其他民族地區節日重構提供借鑒。

一、佳陽畬族鄉環山面海的區位背景

福建省寧德地區福鼎市佳陽畬族鄉，地處福鼎市東北部，距市區22千米，鄉域面積73平方千米。2001年，從前岐鎮劃出佳陽、后洋、周山、佳山、龍頭灣、上庵、三丘田、安仁、象洋、蕉宕、羅唇、雙華等12個行政村，設立佳陽鄉，鄉政府駐佳陽村。12個行政村中，有7個山區村和5個沿海村。2009年，設立佳陽畬族鄉，使其成為福建省第19個畬族鄉和福鼎市第2個畬族鄉。目前，佳陽鄉在冊總人口約2.1萬，其中畬族人口8640人，占全鄉總人口約35.7%，回族約占總人口的5%。(3)資料來源：佳陽鄉派出所提供，2020年8月。

佳陽鄉背枕風景秀美的天湖山，東北毗鄰浙江礬山、沿浦、岱嶺、馬站等4個鄉鎮，東南面臨中國天然良港沙埕港，西與前岐鎮接壤，西南與店下鎮隔海相望。山海相連的佳陽地處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地貌以山地丘陵和內海為主，擁有內海岸線30.8千米。2020年8月，落成的沙埕港跨海大橋橫貫南北，實現“天塹變通途”的便利。寧東高速途經佳陽鄉13.5千米，高速及互通口建成后與“縱一線”(228國道)及連接線融會貫通，將讓佳陽畬族鄉具有福鼎“東大門”的重要交通位置。

(一)山海經濟資源豐富

1.茶葉資源可觀

佳陽畬族鄉的山地資源主要包括茶葉、蘑菇、水果、盤菜、御豆等特色農產品。其中，茶葉種植歷史悠久，是當地最主要的經濟作物。據清嘉慶《福鼎縣志》記載：“茗澤山，綿亙數里，地多產茶，故名?！?4)嘉慶《福鼎縣志(八冊)》(卷二·山川)，嘉慶十一年(1806年)刊本。又據民國時期《福建之茶》記載：“北路包括舊福寧府屬之福鼎、霞浦、壽寧、福安、寧德等縣區……雖窮鄉僻壤，無不有茶樹之種植，產量之多，幾占全省總產量十分之七，其繁盛蓋始于海禁通后?！?5)唐永基、魏德端：《福建之茶》，福建省政府統計處，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版，第13頁。由此可見，歷史上福鼎茶樹種植的普遍程度和產量較高，茶產業的獲利也相當可觀。但由于舊中國國力衰弱，福鼎茶葉總體發展不夠理想。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福鼎茶產業進入緩慢復興期。自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福鼎茶產業進入快速發展期。尤其是2007年以來，福鼎白茶產業經過轉型升級，獲得飛速發展。而佳陽作為福鼎的土茶重鎮，現有連片老樹土茶總面積6000多畝，占全市土茶總面積的1/3，有茶園1.17萬畝。(6)資料來源：佳陽鄉政府提供，2020年7月22日。為推動佳陽畬鄉茶產業發展，鄉政府大力扶持泰美、鼎白、恒春源、本境等本地龍頭茶企，通過“公司+合作社+基地+農戶”的模式建立公司與茶農的長效聯結機制，帶動茶農人均年增收2萬余元，大幅提升了農民的收入。同時，佳陽鄉整合利用連片老樹土茶與泰美等成熟茶企達成合作，成功申報成為中國“貢眉之鄉”，為佳陽鄉今后的茶產業發展奠定基礎。

2.漁業資源富饒

天然良港沙埕港為佳陽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海洋資源。沙埕，又稱沙關，以虎頭鼻和南鎮鼻間的水域為入?？?，是閩浙海岸的交界地。沙埕港兩岸彎曲狹長，輻射沿線村鎮眾多，自東向西，佳陽鄉便分布于港灣北岸。據清光緒《福鼎縣鄉土志》記載：“縣沿海水道之咽喉，三面距海，商賈輻輳?！?7)《福鼎縣鄉土志》，引自周瑞光：《福鼎舊志匯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03頁。以前，還會有“牙人”(8)牙人：舊時居于買賣雙方之間，從中撮合，以獲取傭金的人。從沙埕港來村里收購制作船只龍骨的木材，時至開漁季節更是有大批海鮮可從碼頭購買。從中可見，沙埕港的進出口貿易和海岸資源為當地經濟和村民生活水平帶來長足影響。明清時代的沙埕港，作為我國東南沿海的重要經濟貿易口岸和政治要塞，至1906年正式開埠，成為福建茶葉、明礬等日用品出口的重要交通樞紐。經歷中日戰爭爆發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因國防建設需要關閉沙埕港，時至改革開放后才陸續恢復了水運、貿易等職能。(9)福建省福鼎縣委員會文史編纂委員會：《福鼎文史資料·第7輯》，內部發行，1988年，第101-102頁。

目前，佳陽鄉在沙埕港的天然優勢下，灘涂面積2000多畝，沿海3萬口漁排網箱養殖，并改造升級為藍色海洋漁業帶，是福鼎市海上魚苗、成品魚、餌料的交易中心，年餌料交易額近億元。安仁漁排養殖協會作為海上藍色經濟帶的龍頭，海區養殖中心推動當地大黃魚、鱸魚、石斑魚、白對蝦的規?；a。同時，通過海上養殖綜合整治，佳陽鄉大力改造、清退舊漁排，注重保護生態環境，新型漁業等生態養殖項目發展前景良好。

(二)民族文化底蘊深厚

濃厚的民族文化構成佳陽鄉別具一格的人文風情。漢族、畬族、回族為當地主要的民族構成，各民族長久以來散雜居的居住方式和團結的民族意識使佳陽畬、漢、回之間歷史深厚的族群互動十分融洽和諧。佳陽鄉各民族以包容開放的心態和高度自覺的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團結共同體，促進了當地民族文化的傳承發展。2020年，佳陽畬族鄉被福建省民族與宗教事務廳設立為第一批全省民族團結進步重點區重點單位。

佳陽境內人口以漢族為主，而畬族大都是明末清初自福建羅源、浙江蒼南等地遷進遷出，最終落腳前岐鎮、佳陽鄉等地，依山傍水而居。另外，現居于佳陽境內的丁姓回族，“明永樂二年(1404)由泉州陳埭輾轉遷至福鼎縣(現福建省福鼎市)前岐佳陽丁家坪和東章各村……丁姓回族實際上其生活習俗已與漢人無異”(10)福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鼎縣志》，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120頁。。本地的郭姓回族則來源于惠安，明正統年間遷居至過洋坪等地。漢族、畬族、回族歷經歲月的洗禮，在互動融合中逐漸形成整體性的民俗認同“共同體”。所謂“民俗認同”，指的是“以民俗為核心來構建與維系認同和傳承傳統的意識與行為”(11)張舉文：《民俗認同：民俗學關鍵詞之一》，《民間文化論壇》2018年第1期，第9-14頁。。如今，雙華畬族“二月二”會親節，羅唇畬、漢正月十八“冥齋節”，佳陽畬族“弼公節”等傳統節日跨越百余年延續至今。而流傳于當地的畬族歌謠、諺語、民間故事等口頭傳統資源也十分豐富，經過挖掘被收錄于省、市、縣(市)三級民間文學集成卷本。另外，畬族提線木偶戲和畬歌都以畬語為語言載體，保留了畬族文化的本真。除此之外，畬族舞蹈、畬族服飾、織裙帶、婚嫁、民族體育等地方特色文化，在這里也保持著較好的傳承保護現狀。

(三)紅色文化資源突出

佳陽畬族鄉周山村的紅色文化在浙南閩東革命史上具有非凡意義。位于閩浙邊界的佳陽鄉周山村便是歷史悠久的紅土地——鼎平革命發祥地，葉飛、粟裕、劉英、龍躍等革命先輩曾在此奮戰。閩東作為革命老區有著長期的革命斗爭歷程。20世紀30年代，閩東革命在這里迅速發展。1934年，閩東革命風暴推動閩浙邊界的福鼎東北部與平陽南部工農運動蓬勃興起。1935年6月，閩東特委在福鼎周佳山成立中共鼎平縣委，開辟了鼎平革命根據地。中國鼎平縣委舊址和紅軍挺進師曾駐扎在周山村周氏宗祠。同年10月，劉英、粟裕率領工農紅軍挺進師與葉飛領導的閩東紅軍獨立師會合后，在閩浙邊界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在閩浙邊界臨時省委和紅軍挺進師的領導支持與當地民眾的配合下，1936年底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而抗戰爆發后，閩浙邊界的革命力量繼續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堅持不懈斗爭，直至解放戰爭勝利。

目前，周山村還保留紅軍練兵場遺址、鼎平縣委舊址、紅軍洞舊址、上東區蘇維埃政府舊址、周建生烈士故居、革命先輩辦公舊址等場所。同時，為緬懷先輩，在社會各界的支持幫助下建立周山革命陳列館，投資20余萬元。周山根基深厚的紅色文化資源在今天仍然發揮著重要的革命歷史價值和愛國教育意義。福鼎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福鼎市中小學生實踐基地、中國小記者福鼎實踐基地等也在周山村設立。讓我們銘記歷史，推動紅色文化代代傳播。

二、佳陽畬族鄉民族節日重構機制及主要類型

(一)佳陽民族節日的重構機制

社會學中的“機制”，是指在事物各部分存在的前提下，以一定的運作方式來協調各部分之間的關系，使之相互聯系共同發揮作用。此處的節日重構機制，指的是通過民眾、地方政府及專家、商家等社會力量相互協作，其中既有在傳統節日基礎上共同為節日增添內容以進行“再造式重構”，也有根據發展需求對節日進行從無到有的“創造式建構”。代代延續的節日記憶融合日常生活的印記，以共有的情感產生自身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認同，形成節日重構的內部因素；而政府、專家、商家等外部力量的參與，將民間傳承留存的節日文化，通過拆解和再生產呈現出有別于以往的面貌，成為節日重構必不可少的外部因素。而民族地區節日的重構機制，更加呈現出經濟發展需求下，政策傾斜與文化自覺對節日重構的推進。以下對佳陽畬族鄉節日重構機制中的內外部因素進行具體分析。

其一，民族政策的支持和鼓勵是佳陽畬族鄉民族傳統節日重構的重要力量。1956年，當時的福鼎縣唯一的少數民族文化站(現為福鼎市畬族文化館)在佳陽鄉雙華村成立。作為國家在閩東設立的7個文化站之一，該文化站對當地畬族乃至整個地域范圍內的文化生態保護起到了很大作用。除此之外，福建省寧德市畬族文化保護條例中明確，市人民政府設立寧德市畬族文化保護專項資金，輔助畬族各項文化事業，鼓勵和支持開展民族節日。從理論實踐的指導到財政物資的傾斜，少數民族政策對佳陽鄉民族節日的傳承重構以及當地文化生態多樣性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其二，經濟水平的提升是佳陽畬鄉節日重構的條件和目標。在市場經濟發展需求的驅動下，以文化促經濟的發展模式已被應用到社會各個領域。通過民族節日的重構，促進地方產業轉型升級，吸納社會關注從而達成多方合作，進一步提高整體經濟水平。佳陽畬族鄉的節日重構，有助于優化當地餐飲、住宿、商貿等方面的產業結構，打破民族地區較為閉塞的交流空間，為地方發展注入新能量。除此之外，佳陽鄉在重構的節日中注重整合多方資源，以“農旅結合”“茶旅結合”“漁旅結合”和村企共建等方式帶動當地產業發展。

其三，各民族的文化自覺是民族傳統節日重構的內在動力源泉。佳陽民眾對畬族文化的深厚情感為節日的傳承創新注入靈魂。無論是1962年原福鼎縣少數民族文化站站長藍振河組織的16人“福鼎畬女文藝演出隊”，還是剛剛成立的“佳陽畬歌畬舞隊”，也包括雙華畬族提線木偶戲、畬族服飾工藝、畬歌過海調等文化的傳承，佳陽鄉畬、漢、回多民族融合的草根文化力量以飽滿的狀態生生不息。正是當地民眾對自身文化的熱愛與堅守，才讓節日記憶綿延著古老文化的精髓流傳至今，并隨時代變遷而融入新的民俗事象，構筑起佳陽今日多姿多彩的節日形態和豐富的節日內涵。

綜觀佳陽畬族鄉的節日重構機制，通過民族文化自覺的內因和少數民族政策、經濟發展導向等外因，在民眾、政府及社會各界力量相互作用的推動下完成傳統節日形態的轉型。這不僅有助于喚醒民族血緣記憶和認同感，增強民族凝聚力的社會治理功能，促進當地畬、漢、回多民族一體化發展；更有助于通過節慶旅游、展演、商業合作等方式，將民族文化符號作為經濟資源不斷擴展，推動鄉鎮建立民族文化商品市場，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

(二)佳陽畬族鄉節日重構的類型

民俗文化具有流動性、變異性等特征，而節日作為重要的民俗文化，其重構符合文化變遷規律且具有普遍性。節日重構的類型，既包括在原有節日形態基礎上增添新內涵的傳統重構型節日，也包括出于某種需求而發明的新興建構型節日。正如張勃從節日起源的角度提出“建構型節日”以界定與自然型節日相對應的節慶，“自然型節日是在無意識狀態下通過人們的不斷實踐自然而然形成的節日，我國大多數傳統節日都是自然型節日；建構型節日則是少數人有意識發明的”(12)張勃：《當前語境下傳統節日的困境與出路——兼及建構新興節慶活動的一點思考》，《山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第49—53頁。。由于我國傳統節日最早的起源大都與農業社會的宗教信仰有關，通過神人靈魂溝通，祭祀儀式的目的是祈愿神靈保佑一方平安順遂、作物豐收、驅邪避禍等。而在日趨經濟化、現代化的社會中，更多的內在需求和外在發展條件，讓節日的產生及流變被賦予了更多層面的內涵，民族節日重構成為節日發展趨勢。

多民族融合的佳陽畬族鄉，除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國傳統節日外，還存在著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節日形態。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佳陽鄉傳統節日的重構進程與改革開放影響下的社會轉型基本同步。隨著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復和推行，民族節日獲得了身份的重新界定。羅唇“正月十八”冥齋節、雙華“二月二”會親節、佳陽“弼公節”等傳統民族節日在這一背景下，經歷了“傳統的再造”，從最初的民間自發進入重構時代。同時，通過當地特色資源的整合，牡丹節、風箏節、攝影節等特色新興節慶也先后閃亮登場?？傮w而言，目前傳承較好，且舉辦規模較大的節日，可歸為以下兩大類型。

1.傳統重構型節日：民族傳統文化的復興

傳統重構型節日在已有民族傳統資源的基礎上，通過多種外界力量的注入，賦予節日新的內涵特征。佳陽鄉文化生態基礎良好，節日記憶仍在民眾中廣泛留存，節日中保留的傳統民俗內容較為完整。羅唇村畬、漢“正月十八”冥齋節，雙華村畬族“二月二”會親節，佳陽村畬族“弼公節”等節日都已在該境內流傳上百年，吸引著當地畬族、漢族、回族等多民族共同參與互動。而作為少數民族地區，佳陽鄉的傳統節日重構重點以突出畬族文化特色為主。

(1)雙華畬族“二月二”節日重構

“二月二”是當地畬族民眾心中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節慶，自清順治三年(1646)至今已有370多年。相傳，“二月二”起源于清順治年間族人從浙南蒲門、甘溪一帶遷徙而至雙華的藍姓畬族，開基時遇一紅一青兩條大蛇，屢送至水口都會返回，因而族人答應為兩位神仙建起宮廟并年年做戲的故事傳說，與當地“五顯大帝”和“千里眼”“順風耳”的地方道教信仰密不可分。在歷史流傳過程中，每年農歷正月二十五左右，福頭便會請神下殿一直游神到“二月二”當天下午才將神送回。其間，還會在做福頭的人家門口搭起木偶戲臺為菩薩做“木頭戲”以酬神祈福。除此之外，基于畬族的族群認同和閩浙間親緣的交往互動，作為一年一度最大型的會親對歌節，浙南閩東的親戚會在“二月二”節日期間提著粉干等土產來家里做客，山野田間盡是對歌的畬族村民，對歌興起更可唱至天明。

在森林保護工作中，防火問題一直是一個難度非常大的問題。由于林區樹木都屬于易燃的狀態，因此林區中對于火源的監管就必須相應的嚴格。但是私自攜帶火源進入林區的人員防不勝防，這樣一來，就增加了森林防火工作的難度。再由于天氣等自然原因，樹木自燃的狀況也時有發生。這樣一來，林區的樹木就會大規模的減少，森林保護的工作也就難以實施。

從清代順治年間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雙華“二月二”基本處于自然傳承狀態。新中國成立初期，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和政治意識形態的轉型，過去的傳統被視為不合時宜的糟粕。在弘揚社會主義新文化背景下，許多民間信仰和傳統節日因此陷入沉寂，部分節日活動局限于小范圍內。隨著20世紀60年代國內“文化大革命”前夜政治形勢的變化，1963年少數民族文化站組建的福鼎首支畬女文藝演出隊在節日當天登臺表演，此時的民族節日內容被“革命”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后續的節日內容中，還將馬仙宮作為革命的場所上演革命樣板戲、蹴球表演、畬家武術等內容。在節日前臺的場面上，“二月二”被賦予“革命”內容。而在節日的后臺里，傳統仍在暗中繼續保持，顯示了傳統民間文化的連續性。節日期間，游神、福戲、福酒等費用開銷主要由輪到做福的一房分攤，其他客人的招待由各家負責，節日花銷主要由民間自行承擔。從中可見，傳統畬族節日的傳承是基于本族歷史文化延展的內在需要，與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密不可分。

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初期的撥亂反正，當地民眾對節日恢復的迫切需求推動了新時代的民族節日重構。1983年，福鼎縣人民政府第一次作為節日的主辦方，參與雙華畬族“二月二”會親節，自此政府成為當地節日重構的最主要力量。雙華“二月二”進入重構階段后，具體變化表現在以下幾點：其一，節日的承辦主體發生轉變。雙華“二月二”自節日產生以來，第一次從民間自發組織轉變為政府主辦。其二，節日的參與人員范圍擴大。福鼎縣人民政府第一次主辦“二月二”歌會，同時邀請中央、省、市、縣黨政領導和各界媒體近300人參加，活動當天盛況空前，參與人數多達1萬多人。其三，節日的內容更加豐富。節日除保留以往的游神、會親、木偶戲、畬族武術、對歌等傳統民俗活動外，還增添了官方的對外展示內容。雙華村的廣場上搭起舞臺進行歌舞表演，民俗文化活動也由地方政府策劃，于村中不同地點按規定進行展示，節日活動場域得到擴大和轉移。

進入21世紀以后，尤其在非遺運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加大了對節日的保護力度。在政府力量主導下重構的畬族傳統節日“二月二”，逐漸通過媒體傳播進入外部世界。佳陽雙華畬族“二月二”歌會于2005年10月被列入福建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8年8月，被列入第一批福鼎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2015年，雙華畬族“二月二”會親節更是在國家民委的宣傳推動下走向海峽對岸，邀請港澳臺同胞前來參與，成為海峽兩岸港澳臺同胞交融匯聚的重要節日，具有了彰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宏大歷史使命。

(2)佳陽村畬族“弼公節”重構

佳陽村“弼公節”作為“紀念性”節日，其建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與鐘姓族人的自發組織及其強烈的民族文化自覺意識密不可分?！板龉潯币蜱娏煎?1780—1840)而得名。鐘良弼，原福寧府(今福建省霞浦縣)福鼎縣丹橋(現屬福鼎市佳陽畬族鄉佳陽村)人。作為清朝福鼎籍第一位畬族秀才，他在科考時不畏強權，為畬族人民爭取科考權益。這一義舉得到當地廣大畬、漢、回同胞的支持和愛戴。為紀念鐘良弼，其后人每年都于佳陽丹橋鐘氏宗祠為其舉行春秋兩祭的紀念活動，已有百年之久。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祭祀儀式曾一度停止，改革開放后才得到恢復。

近幾年，在21世紀的大背景下，特別是非遺保護的需要增強了對傳統文化的保護意識，“弼公節”由鐘姓宗族的節日轉變為佳陽地方特色的民族節日。2013年開始，弼公節的祭祀儀式與畬歌會相結合。2015年，“清畬族秀才鐘良弼傳說”被列入第三批福鼎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8年又成為寧德市第六批非遺項目。發展至今，節日突破了以往僅對祖先進行祭祀的活動內容，增添了以歌會為主的節日活動。在八月十五這天，佳陽村都會舉辦盛大的歌會來紀念弼公，《鐘良弼告阻考》成為每年歌會上必唱的保留曲目。同時，節日也融合畬族服裝表演、畬族提線木偶戲、漢族傳統歌手的閩南語歌唱、民族學校學生表演等節目來豐富節日形式。節日過程中的禮品主要由當地企業贊助提供。節日中祭祀儀式的時間由以往的春秋兩祭變為農歷八月十五的秋祭。而節日參與人員，也不再只局限于鐘氏家族，本地范圍乃至其他地區的民眾和各界社會人士也會前來參與。

“弼公節”的舉辦不僅以鐘良弼的故事傳說樹立了地方民族英雄的形象，增強了地方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同時，以名人特色建構地方文化品牌，有助于提升地方知名度，促進地方經濟等各項事業的發展。與此同時，鐘姓族人還成立了弼公民俗文化協會，從2019年開始以獎學金的形式鼓勵高考上榜的本族學子更加勤奮刻苦地讀書，體現了鐘姓族人高度的文化自覺。

(3)羅唇畬、漢民族“冥齋節”重構

“冥齋節”在羅唇村已流傳400余年之久，該節日主要是為了紀念抗擊海盜和倭寇而獻身的馬氏三姐妹和馬元帥。當地民眾還在境內為她們建起馬仙宮(馬氏真仙宮)，并為其塑金身供奉為神明，也為馬元帥塑造神像與馬氏真仙一同供奉。每年正月十八，羅唇工口、柴嵐內兩村的畬、漢群眾便用粳米制作三個大冥齋供于神像前兩天兩夜來祭祀他們祈求太平。為了讓祭祀活動顯得更加隆重，村民還會從城關請來戲班在馬仙宮前唱戲三天三夜。冥齋節因其祈求太平的美好愿望和其中蘊含的道教信仰在民眾心中有重要位置而跨越時空延續至今，是當地畬、漢同胞一年一度隆重的節日。

現今的冥齋節仍較多地保留了傳統的民俗文化形態和內核。發展至今，政府較少地介入節日的舉辦中，節日開銷及籌劃由村民自行負責。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多重社會力量的影響，節日內容較傳統社會也有所改變。在節日形式方面，傳統節日內容與旅游經濟相結合。2006年，羅唇“冥齋節”參加了福鼎市太姥山文化旅游節的踩街活動，將畬族文化資源轉變為特色文化符號，獲得群眾的一致好評，提升了地方知名度。在節日性質方面，2013年“冥齋節”被列入寧德市第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具有了官方認可的文化身份。在節日參與范圍方面，參與人員由本村擴展到更大范圍。來自各地的游客也會在節日當天來到羅唇村與村民一道參加祭神儀式，更有閩浙邊界各地的攝影愛好者和畫家等藝術界人士前來采風創作，感受當地畬族村獨特的人文風情和民俗文化。

2.新興建構型節日：地方優勢資源的整合

新興建構型節日是在近年來社會發展需求下，立足當地資源特色，利用豐富多樣的展示、展演、采風等內容形式，從無到有地建構出一個特定的時空范圍。這類節日的主要目的在于聚集人流吸引外界關注，為鄉村開啟多元合作、互利共贏的振興之路。在佳陽畬族鄉，近年來牡丹節、風箏節、攝影節等節慶的舉辦，對地方經濟發展產生了較為顯著的聯動效應。

(1)彰顯地域特色物產的“牡丹節”?！澳档す潯被诋數啬档v史故事的人文基礎，以共有的集體記憶形成地方節日重構的文化共同體。周山村的牡丹花起源于清乾隆年間，乾隆皇帝為嘉獎周山先賢，下圣旨御賜“牡丹”和“芍藥”各一株種于周氏宗祠一二進之間左右花壇上。這株牡丹歷經抗日戰爭、“文化大革命”等劫難，數次遷移后不幸被盜，直至2014年周氏族人才聽聞其生長在三明永安一戶人家中。后歷經三年，牡丹終于在2018年12月23日榮歸故里。2018年，為慶祝牡丹回歸，佳陽鄉周山村舉辦了“福建·周佳山首屆南方牡丹文化節”。節日當天，畬族提線木偶劇、畬歌表演《傳承》等節目在節日中展示多彩畬族文化。牡丹節之際，周山村近500畝的牡丹園吸引眾多游客前來觀賞。同時，周山作為紅色革命老區曾是鼎平縣委和蘇維埃政權的所在地。周氏宗祠保存得較為完好。節慶活動的舉辦有利于深挖地域文化，彰顯歷史文化魅力，進而帶動當地鄉村旅游的發展。

(2)推動地方產業多元整合的“風箏節”。天湖山風景秀麗宜人，茶樹連綿成片，是佳陽本地龍頭茶企恒春源的生產基地。良好的自然資源奠定了“風箏節”建構的基礎條件。2019年，首屆佳陽天湖山“杜鵑花觀賞節暨風箏文化節”在佳陽畬鄉天湖山舉辦。風箏節以福鼎市佳陽畬族鄉人民政府為主辦單位，福鼎市茶文化協會協辦，本地恒春源茶葉有限公司作為承辦茶企統籌策劃活動。節日當天，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此看畬族竹竿舞、吃畬家烏米飯、品福鼎有機白茶、放風箏、賞美景。恒春源在本次活動中授牌成為“濰坊市風箏運動協會福鼎分會單位”，天湖山也成為“福鼎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攝影創作基地”?！帮L箏節”實現了地方政府與企業、民眾共謀發展的整合功能，在節日中既展示了特色民族文化，又推廣福鼎茶文化的同時，還跨越省市達成多方合作，擴大了佳陽本土文化及產業的知名度，為地方產業發展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推廣作用。

(3)展示秀美山海風光的“攝影節”?；诩殃杻灻赖淖匀伙L光和獨特的畬鄉文化，佳陽畬族鄉政府與寧德市攝影家協會聯合，在佳陽舉辦第一屆“多彩佳陽，山海畬鄉”攝影比賽。作品以佳陽地方風物為主題，征集時間為2020年4月至9月，比賽將會評選出優秀作品給予頒發獎項并予以報酬。同時，2020年8月24日，由市攝影家協會打造的首個市級“攝影小鎮”在福鼎市佳陽畬族鄉揭牌。揭牌當天，在佳陽鄉鳳陽廣場上展示了本次攝影比賽的獲獎作品。當晚，在佳陽鄉鳳陽廣場還舉辦了“草根畬鄉，悅舞佳陽”畬族傳統歌舞表演，吸引了諸多鄉民和社會人士的關注。節日晚會上表演的舞蹈節目由近期佳陽鄉畬歌畬舞隊的村民利用晚上的業余時間自行編排，顯示出畬族青年男女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也為佳陽畬族文化的活態傳承提供了平臺。佳陽攝影節借助“攝影小鎮”的良好平臺深挖地方性特色資源，吸引更多人來佳陽攝影、觀賞，同時借助攝影家協會的媒體資源擴大對佳陽鄉的宣傳力度，進而推動地方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綜合發展。

三、佳陽畬族鄉民族節日與地方經濟發展互動關系思考

(一)節日重構與地方發展互動關系呈現

節日與地方經濟發展之間具有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宏觀意義上，“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同時也都是文化活動，都具有文化意義。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和經濟成為人的生命行為的一種共同體、一種共生態，從而在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共生互動關系”(13)胡慧琳：《文化經濟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頁。。當下經濟發展的需求改變了節日傳統的面向，從而進入重構時代；而節日重構后增添的經濟職能使節日具有了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作用；同時，較好的經濟水平又為深化地方傳統節日的保護與傳承提供基礎性支持。結合佳陽畬族鄉田野調查的具體情況，節日重構與地方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主要在以下三個層次得以呈現。

首先，節日重構體現出經濟發展的普遍需求。節日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和相應的社會價值是其產生、留存、發展、演變的必要條件。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下，出于經濟發展需求和經濟價值考量，無論是以政府為主導力量的節日重構，還是民間自發產生的節日流變，都充分體現出經濟因素的引領導向。從佳陽鄉節日變遷的過程來看，傳統節日的起源通常也與經濟因素相關。傳統社會，民眾依托節日的形式向神靈祈愿來表達風調雨順、平安順遂的訴求，反映出他們在現實世界中對良好生產條件和生活水平的向往。而放眼當下，對地方白茶產業、特色養殖、民俗旅游等方面的發展需要，帶動了畬族傳統節日的重構和特色新興節會的出現。這些與經濟發展相關的內在需求，都表明了節日所獨具的社會價值。

其次，節日重構為地方經濟發展增添活力。民族節日重構讓其具有了更加寬廣的節日時空。重構后的節日，承載著聚集人氣、整合資源、交流互動、商貿往來、宣傳展示等社會功能。節日中特有的狂歡娛樂、儀式活動、服飾飲食等內容，讓其可在某一固定時空范圍內引起“非?！钡那楦泄缠Q。例如，本地雙華村畬族青年藍家鳳創辦“金鳳畬族服飾”，他的畬族服裝工藝曾在“二月二”節慶中向游客演示，節日成為地方產業對外展現交流的窗口。另外，在文化同質化現象頻繁出現的今天，特色節日符號的重構可以凸顯本地文化資源稟賦，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對佳陽畬族鄉各項節日的深入了解可知，大部分節日活動除傳統民俗傳承外，在政府組織下結合地方優勢資源塑造畬鄉品牌形象，推進多方合作來激活產業轉型升級，吸引外來游客和投資商。

最后，節日重構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創新式地保護傳統文化。由于文化資本對經濟發展的帶動，文化作為資源資本在現代語境中存在合理性。正如劉曉春認為的，“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富有韻味的傳統文化等文化資本，從原先的民族國家現代話語的邊緣，開始上升為一種能夠轉為經濟資本的文化資本，并日益商品化，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民俗文化以及其他傳統文化才有可能在現代話語中獲取合法地位，進而獲得廣泛的社會聲譽，提高民俗文化在社會符號等級體系中的位置”(14)劉曉春：《民俗旅游的意識形態》，《旅游學刊》2002年第1期，第73—76頁。。通過節日的重構對本土資源的宣傳，擴大了佳陽鄉對外界的影響力，有助于農民的增收。同時，近幾年福鼎白茶產業的迅猛發展，讓農民人均收入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民眾富裕起來的生活讓他們有了一定的精力來享受愉悅的節日氛圍，同時有一定的財力來支撐節日舉辦的相應開銷。因而，整體良好的經濟水平為節日的產生、發展、演變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節日重構與經濟發展互動關系反思

節日重構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需要以辯證的態度進行反思。特別是針對傳統節日，政府及各類外部力量的介入或多或少會涉及如何平衡民俗“真實性”的問題。這也涉及當下民俗學界普遍探討的“民俗主義”這一概念，即“無數脫離了原先的母體、時空文脈和意義、功能的民俗或其碎片，得以在全新的社會狀況下和新的文化脈絡中被消費、展示、演出、利用，被重組、再編、混搭和自由組合，并且具備了全新的意義、功能、目的以及價值”(15)周星：《民俗主義、學科反思與民俗學的實踐性》，《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第5—14頁、第158頁。。民俗主義正在成為滲入生活的常態化現象，文化的產業化、商品化也已基本成為當代中國的現實。

當然，筆者并不反對節日在流變過程中增添新的時代內容。地方節日的開發與重構對當地的產業轉型和地方經濟建設具有助推作用。正如學者周星指出的：“現代社會的民俗文化未必就一定是和商業文明及消費主義水火不容，恰恰相反，民俗文化要在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生根存活，反倒是借助商業消費的路徑才較有生機和活力?！?16)周星：《民俗主義、學科反思與民俗學的實踐性》，《民俗研究》2016年第3期，第5—14頁、第158頁。一方面，傳統民族節日的經濟功能、娛樂功能、社會交往功能在當下的商業時代更具普遍的價值；另一方面，新興節慶利用地方優勢資源和特色文化吸引大量外來游客和更多商業合作伙伴搞活地方市場、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節日的重構不能因盲目追求經濟利益，而脫離民眾這一文化傳承根基，忽視節日傳統文化內核和民俗本真。民族節日重構理應保留節日最本質的“非常性”，讓民眾在節日的儀式里體會到特定時空場域的心靈關照和精神慰藉。因此，唯有以“保護式傳承”和“創新式發展”的方式來對民族節日進行重構，平衡民俗文化傳承與地方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才能有效激活民族文化資源，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從整體來看，佳陽畬族鄉當前的一系列民族節日重構實踐總體成效較好。這些節日在重構的過程中，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基本保留了節日在民眾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世俗意義，展現了地方民俗文化的活態傳承。不過，通過深入田野調查及反思，仍發現其中的一些問題應當予以關注和完善，故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恰當定位民族節日重構的目標、內容及方式。通過對當地資源稟賦和文化積淀的深度挖掘，植入民族特色文化靈魂，避免千篇一律的同質化和程式化現象。同時，也要依據國內、國際市場的客觀需求，創新民族節日的形式及內容，從而更有效地搭建民族文化市場，實現地域文化資源資本化、產業化，從而實現經濟增長目標。

第二，確保民眾在地方文化傳承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古往今來，民眾始終是民俗文化傳承主體，更是節日群體文化的根基。政府作為民族節日重構的主導力量，應通過梳理地方文獻、深入基層調研、挖掘地方文脈等方式，與民眾進行深度的溝通和對話。關注底層的需求、傾聽百姓的聲音，讓民族節日的重構更加符合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

第三，延續民族節日蘊含的精神情感功能?！拔幕钆_，經濟唱戲”的模式雖具有合理性，但不應讓節日僅僅成為招商引資的平臺。通過合理保護節日中的傳統民俗文化，激發民眾共同的文化認同和發展需求，讓民眾在節日的儀式感中獲得精神滿足與文化共鳴。同時，還應努力弘揚民族節日重構中的民族團結精神，從中華文化認同的高度，增進節日中各民族的情感互動和友好往來。

因此，民族節日重構應確保文化傳承與地方經濟發展處于良性互動之中。在“保護為主，合理利用”的原則基礎上，遵循節日文化嬗變的本質規律，既不能一味地為創新而創新，從而忽略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核和民俗本真，也不能脫離節日傳承的主體而喪失民俗文化生長的根基，尤其應把握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度，注重保留民族文化特色。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可通過地方民眾、當地政府、專家學者、投資商等多方合力的推動，共同促進民族節日文化與地方經濟和諧同步發展。

四、結 語

在當今經濟迅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中華各民族的節日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現象。一方面，傳統節日在瀕危狀況下獲得復興與再造式重構；另一方面，眾多新興建構型節日也陸續出現。反觀節日重構的機制，其中既有民眾對自身文化發展的訴求，也有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制度性支持和社會各界力量的介入，在內外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推動節日的重構。與此同時，“以文化促經濟，以經濟興文化”，民族節日重構與地方經濟發展呈現出密不可分的雙向互動關系。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節日重構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要始終堅持民眾在節日中的主體地位，充分尊重民俗文化的內核本真和民眾內在的文化需求。

通過對以上民族節日重構的分析思考，我們不難發現，如何保持文化與經濟間的良性互動，讓民族節日重構更加合理完善，是任重而道遠的系統工程。因此，在重構中應以“保護式傳承”與“創新式發展”思路為導向，構筑民眾、政府、各界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文化建設共同體”，深入探索民族節日重構的內在理路和可持續發展。首先，地方政府應對節日重構提供制度性支持。一方面，在民族節日重構中對民眾進行政策指導和經濟上資助，積極發揮民眾這一節日文化主體，特別是草根文化精英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鼓勵文化專家和地方文化精英深度挖掘、整理、書寫具有地方標志性意義的民族文化記憶，在節日重構中彰顯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其次，提升當地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意識，使其參與到民族節日重構的進程中來，積極傳承保護地方文化資源，創新文化形態。最后，當外來資本介入民族節日重構，特別是對新興節日建構之時，應充分尊重民族文化多樣性，保留節日的內核本真，傳續節日的文化靈魂。

綜上所述，民族節日的重構需要民眾、政府、專家學者、外來資本等內外力量協同合作，完善民族節日重構機制，平衡文化與經濟在發展變遷中的關系，為當地營造良好的民族文化生長環境，進而促進文化資源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