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學研究理論的發展與繼承

于溪

摘要：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七十年以來，在社會建設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不僅僅體現在政治理論和國民經濟等方面，在思想文化上成果亦是顯著。當前，中國處于新時代，歷史也即將開始新的篇章，中國的史學研究正呈現出新的活力。如何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近代史學的研究特點與成果顯得尤為重要。無論是“革命史觀”還是“現代化敘事史觀”，它們都在中國近現代史學研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指導中國的近代史史學研究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成就。厘清七十年的史學研究理論的發展與繼承，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國近代史研究理論的發展脈絡，更加有力地推動中國近代史理論研究的新發展。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革命史觀”;“現代化敘事理論”

文章編號：978-7-80736-771-0（2020）01-001-04

一、以馬克思革命史觀來詮釋近現代史

馬克思主義影響中國的部分不僅僅是在政治方面，在歷史敘事上也有著深刻且悠久的影響。在建國前的革命戰爭年代，革命史觀隨著馬克思主義一起交織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其以鮮明的政治色彩影響到對中國歷史的階段分析上，并且以革命、起義等群體性質的運動為研究主線，輔之階級分析，對中國近代歷史敘事中進行了線索式的構建。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的史學研究者所面臨的任務不僅僅是修正之前將歷史與革命通過多種千絲萬縷、似是若非的多重隱晦筆法來對“反革命人物”和“反革命行徑”進行歷史上和道德上的批判與譴責，他們多了一項重要且必要的任務，即對成為官方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進行學科化的構架，將其能夠充分且適用的運用在歷史學科中。聶好春在《建國后毛澤東對中國史學的影響》中講道：“建國后毛澤東已注意到按照歷史學科本身應有的建設特點和規律，用心地考慮這一學科的發展規劃。還關心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基礎建設工作”。徐秀麗概括到：“1949年后，唯物史觀指導下的革命史學由邊緣走向中心，由異端變為正統，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便全面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絕對支配地位”。在這個階段中，以胡繩為代表的資深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者在針對近代中國的歷史分期上依照自己的分期依據進行了激烈的討論。這些資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者們在建國之前就已經開始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來闡釋中國近代歷史上的現象與人物評定，他們掌握了深厚的史學運用功底以及成熟的政治見解。1954年2月，胡繩通過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談到對近代中國歷史進行分期的標準，胡繩表述到：“在敘述中國的近代史時，主要的任務是在說明什么，以什么來做基本的線索”?；诖祟惖臉藴蕦徟?，胡繩反對用帝國主義不同的侵略形態和單純地用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這兩類標準對中國近代歷史進行分期。胡繩主張“按照中國近代史的具體特征，我們可以在基本上用階級斗爭的表現來做到分時期的標準”。即以太平天國、甲午中日戰爭以及辛亥革命這三次歷史事件背后的階級運動作為劃定中國近代歷史的標準。并且胡繩對建國后的歷史學教科書編寫問題提出建議，主張中國近代歷史應該按照蘊含在中國社會中的“階級”之間斗爭與聯合進行歷史分期。胡繩的分期標準受到了孫守任的質疑。同年12月，孫守任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的商搉》一文中，對胡繩提出的“革命高潮劃分標準”上就近代中國的國情進行了分析與論證，強調近代中國社會蘊含的各類交織復雜的矛盾運動。為了印證其劃分標準的合理性，孫守任引證毛澤東關于矛盾的論證內容，并將主要矛盾的變化運動過程作為自己對近代中國歷史分期的劃定標準。圍繞著近代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史學界主要以胡繩為代表的“階級斗爭”和孫守任為代表的“主要矛盾”為兩大陣營，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這兩類學說所依賴的史觀認識論都可以在當時的中國政治環境中找到相同或者類似的語錄，比如引用蘇聯史學家的階級革命論述，并且與20世紀50年代社會環境中的“革命”氣氛相吻合，對于堅定政治立場有著指引性的作用。同樣，矛盾論作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當時的史學研究有著獨特的見解和指導作用。徐秀麗針對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快速確立主導地位原因分析中，指出：“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強制”。這場論戰最后以胡繩為代表的“階級斗爭”劃分依據的推行落下帷幕，實際上在1951年5月，毛澤東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中就可以針對中國近代歷史的敘事主旋律體會一二了，毛澤東提出：“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任務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诔涑庠谖迨甏袊鐣摹案锩敝餍梢约皣翌I導人的史學研究傾向，胡繩及其“階級革命”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劃分標準成為官方史學也就不足為奇了。徐秀麗認為，“胡繩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說成為中國近代史主流話語體系的核心，對近代史研究的影響既深且廣。此后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和論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為主線，以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維新、義和團、辛亥革命‘八大事件為中國近代史基本內容?！边@種明確主線的史學研究，最終形成了“形成排他性的敘述框架”。

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官方史學之后，便開始了它的“范式”過程，并且帶來了持續性的影響。關于“革命史范式”的發展成熟期的劃定，康華認為自新中國成立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當然這是一個動態的論證過程，并非以某一會議判定“革命史范式”成熟。而“革命史范式”完善的結果就是…革命史范式理論體系日趨完善，不僅對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社會發展階段有了明確的認識，而且對歷史發展動力、歷史規律等史學理論問題也達成了共識”。這種關于歷史研究的共識，實際上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國歷史學者們的史學研究進程，使得他們對于中國近代歷史新的方法理論開創和研究理論的探究呈現出異常平靜的局面。簡婷認為在“革命史范式”的指導下，此后的近代史研究基本遵循著階級斗爭的線索來對兩大過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而開展論述”。研究主線的確定，很容易將史學研究局限在某一特定的領域，但凡有一絲的“越界”便會被定義為“異端”，研究領域的過度集中便會產生研究成果的過度解讀。而以后發生的“史學革命”恰恰可以對此印證。對此，聶好春分析“史學革命”與當時的“左傾”思想的關系，并在《建國后毛澤東對中國史學的影響》一文中指出：“從‘史學革命發生的全過程可以看出，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左的情緒是‘史學革命得以生成的社會背景，陳伯達的具體策劃直接導致了這場荒謬‘革命的發生”。在“史學革命”期間，“革命史范式”發展到了頂峰，卜憲群認為“十年浩劫中，除了若干考古和史料整理工作尚命懸一線外，其他正常的史學教學、研究和出版工作完全停頓，史學研究成果乏善可陳。而‘四人幫所炮制的‘影射史學‘批儒評法等以篡黨奪權為目的的‘史學話題，隨意捏造和歪曲歷史，致使史學完全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令人扼腕”。

二、近代史學的重塑時期

1978年，中共中央開始“撥亂反正”。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清理歷史學領域“左傾思想”成為了史學研究新的“解放”。1979年，在史學領域“撥亂反正”的先鋒者一黎澍，在《中國社會科學三十年》中，總結出來幾點經驗教訓，他認為史學研究必須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堅持從事實出發，提倡歷史學必須從科學本身的規律來研究，同時反對歷史學研究中的本本主義和從任何主觀意愿出發的研究。與歷史發展規律相似的是，若想證明新的主張是對的話，必須先去否定舊的存在。在史學界思想解放的潮流下，史學家們開始探究被“革命史觀”過度否定的合理之處和被“革命理論”全面肯定的不足之處。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被史學界探討最多的領域則集中在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這一獨特的領域。而此時的史學研究者似乎已經適應“革命范式”下的階級斗爭理論，徐秀麗提出：“在階級觀點籠罩一切之時，史學界大多數人主張階級斗爭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胡繩提出按照近代中國階級的斗爭與聯合來進行歷史分期，隨著“革命史觀范式”的正統地位的確立，中國史學界開始以“階級”關系來分析歷史，對近代中國中存在的“地主階級”、“農民階級”、“帝國主義階級”、“資產階級”等等來進行歷史現象或活動背后的“本質探索”等研究。在這一時期，關于歷史發展的動力探源激發了歷史研究者們新的研究熱情，史學界經過了“生產斗爭動力說”、“社會經濟發展動力說”等各類歷史發展動力論證之后，劉大年在1979年發表文章，指出：“人類社會發展前進，歸根到底，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前進?！钡瑫r，劉大年又強調：“經濟發展，生產力的前進，不能自然而然地改變歷史，要通過階級斗爭、偉大的革命運動來變革歷史”。這種既肯定生產力對于社會變革的決定作用，又肯定階級斗爭、革命運動對社會變革的推動作用的“生產力動力說”，連同“生產斗爭動力說”和“社會經濟發展動力說”并未在中國史學界達成所謂的“共識”，也并沒有與“革命史觀”一樣被確立為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中的“范式”。這場乘著“思想解放”順風車的史學討論讓史學研究者們看到了不同的史學研究成果。中國的形勢政策再次影響到了中國近代史研究。只是此時的史學界經過了七十年代末期的“撥亂反正”，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禁錮之地”，同時重新煥發出新的研究生機。在此之后，之前被過度肯定、無限放大的農民運動以及被全盤否定的一切改良性質的運動以另一種歷史評述再次回到了中國的近代史研究當中。

三、“現代化敘事”史觀下的中國近現代史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史學家開始有了新的思考方向，即近代中國的走向問題，或者說近代中國的主題是什么。部分史學家開始以“改革開放”為研究的落腳點，在他們的推動下，“現代化敘事”開始活躍在史學研究領域。與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不同的是，八十年代形成的“現代化敘事理論”形成了其獨特的樂觀主義風格敘事，無論是在研究方向還是研究主題上，此時的“現代化敘事理論”中充斥著積極樂觀的一面。李懷印總結道：“1980年代和1990年代現代化史學家之歷史表達的特點是樂觀主義，或者說是對西方的‘良性影響，以及有助于中國現代化進程并預示后毛時代發展的經濟、社會、國家、文化中‘現代因素增長的偏好”。

實際上，二三十年代流行的“現代化敘事”中彌漫卻是的“民族悲情”。這類差別這也與當時的中國社會狀況有關。當時的史學研究者在“現代化敘事”的理論指導下，對中國現代化進程充滿了同情，對“破壞”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各類活動則抱以悲憤之情，不惜對此持之完全否定的態度。蔣廷黻是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卓越的史學研究學者，他以“現代化敘事”來構建近代中國的歷史敘事，針砭時弊。正如他講道的那樣：“中國能近代化嗎？能趕上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蔣廷黻以日本、俄國、土耳其三國的近代史為例，用以探討中國的復興、富強之路，分析中國為什么不可以現代化背后的原因，對此提出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專制的民族國家作為國家現代化的堅實基礎。相反地是，半個世紀之后的中國，再次興起的“現代化敘事”不再是探討中國能不能現代化，而是中國如何現代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八十年代時期的“現代化敘事”很大程度上是受當時的改革開放影響，史學研究者楷書主動且自覺地將中國的近代歷史與西方各國的歷史進行聯系，以求力證出中國近代史時一部“現代化的歷史”。

從這兩種敘事理論呈現出的差別背后的原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社會背景的變化與差異。同時，八十年代的“現代化敘事”與三十年代的“現代化敘事”不同之處還表現在歷史學家們的政治訴求中。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時期的“現代化敘事理論”聚焦在中國現代化失敗的背后原因剖析中，他們將失敗的原因與西方國家相比較，最后強調建立起專制政體的必要性，以及選舉出一位具備高執行力的領袖，從而建立起具有民族主義的專制政府，以期推動中國現代化。顯然，對于三十年代的史學研究者來說，他們的政治訴求聚焦于期望建立起可以保障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強大政府。八十年代的史學研究者與二三十年代的史學研究者不同的是，他們已不必擔憂中國政府能否保障并且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和落實，中國共產黨已經承擔起建設現代化建設的任務了，此時的史學研究者已經將“現代化敘事”的主旋律由能不能現代化轉向為如何進行現代化。不難看出，“現代化敘事”“回暖”的重要原因，正是八十年代的史學研究者將中國改革開放作為中國近代史的新的論據，以論證中國近代史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

隨著“現代化敘事”的回暖，中國史學研究者并沒有將“現代化敘事”的回暖變成持續性的研究熱潮。中國史學研究者似乎對于這類“宏大敘事”的史學研究理論不再感興趣，他們轉向被此前研究忽略掉的空白領域，在這一時期，格各個領域的史學研究如雨后春筍般呈現出來，如地方史、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婦女史等，而歷史學與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結合使得中國史學研究領域更加細致。董叢林認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若從較長時段的情況來看，覺得從1990年代以來，有宏大選題、宏觀研究相對減少，而細微選題、微觀研究相對增多的趨向”。這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史學研究，可以填補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空白領域，進而推動某一特定領域的研究形成熱潮。同時，這種“微觀”研究的結果也日漸明顯，即形成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式的研究狀態。在近代史史學研究中，如何整合“研究碎片”，抽象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則是中國當代學者需要深思考慮的。

四、中國近代史進入研究的新時代

無論是“革命史敘事”還是“現代化史敘事”，在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中都有被攻擊或批駁的地方，這就要求中國近代史研究必須建立起或依托于符合中國復雜的歷史進程的史學研究理論，也就是適用于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史學理論?！案锩窋⑹隆焙汀艾F代化史敘事”，其理論基礎都以學習借鑒改造西方的史學研究理論為主。這類“舶來品”似乎無法完完全全的說服史學研究者將其單獨地用在中國近代史的史學研究中。李懷印認為僅從現存的敘事理論人手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去重新架構一個新的敘事理論，無助于保持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研究的活力。在中國史學發展的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立起根植于中國國情的史學研究理論，需要中國史學研究者深厚的學科素養以及宏大的歷史格局。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近代史學如何成為一門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科學?；仡欔P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歷程中，關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與當時的政治尤為密切。中國的史學發展從古到今極易與中國的政治相聯系?！斑M入近代后，由于政治變革成為歷史的主旋律，所以近代史學為政治服務的色彩就更為濃厚”。分析總結“史學革命”的經驗與教訓，面向現代化進程的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聯系，辨析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便成為了中國史學研究者需要思考的問題了。正如卜憲群所講到的那樣，“在總結歷史教訓基礎上，新時期史學不再簡單附屬于現實政治的需要，更不會因從屬錯誤政治而歪曲歷史事實”。

新時代給予史學研究者新的任務，在概括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主題與規律中，聯系中國近代歷史事件，不飾政治色彩，力求客觀真實，將歷史背后的真相照以現實，做到以史為鑒，深刻展現歷史的學科作用，這才是將歷史科學發揮最大用處的途徑，同時這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