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對家庭農場保費支出的影響

譚洪業 杜志雄 郜亮亮

摘 要：作為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關鍵舉措，以取消玉米臨時收儲制度為先導的糧食收儲制度改革一定會引起糧食生產者的響應和行為調整，規?；募彝マr場更是如此。依據這樣的假設，基于家庭農場購買保險的事實，利用實證檢驗方法對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應進行評價。通過全國家庭農場監測2016年和2017年糧食類家庭農場兩期面板數據，建立DID雙重差分模型進行政策效應估計，計量結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2016年在東北三省及內蒙古地區開展的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確實導致了這些地區糧食類家庭農場2017年保費支出的顯著增加。這一研究發現再次印證了家庭農場的市場主體特征，據此提出應在深化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的同時，積極推動農業保險升級創新，以更好適應糧食生產主體的需求。

關鍵詞：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家庭農場;農業保險;雙重差分模型

引 言

自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提家庭農場概念以來，以其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政策和理論層面開始得到高度關注，尤其是家庭農場發展迅速，蓬勃向上。截至2018年底，全國家庭農場達到近60萬家，土地經營總面積1 080萬公頃，年銷售農產品總值1 946.2億元，平均到每個家庭農場達32.4萬元，家庭農場已經成為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新生力量[1]。家庭農場是新時代最適宜、最合意的農業經營主體，更是新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的核心所在[2-3]。

家庭農場可持續發展離不開農業保險的有效支持。長久以來，由于保險市場存在發展滯后、保險外部性、系統性風險、信息不對稱以及保險合同的高交易成本等缺陷[4-6]，導致我國農業保險普遍存在“保險失靈”、參保意愿不高、實際投保率低下等問題[7-9]。但家庭農場規?；?、集約化、市場化的生產經營特征，也造成使其需要面對更大的自然和市場風險，一旦風險發生，損失不可估量[10]。因此，家庭農場對農業保險具有較高的現實需求與高度依賴[11-12]。從政策層面看，國家支持農業保險發展的政策信號也十分明顯：2014年銀監會與農業部聯合發布《金融支持農業規?；a和集約化經營的指導意見》、2019年財政部和農業農村部發布《關于加快農業保險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2020年農業農村部制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高質量發展規劃（2020-2022年）》等文件，強調著重完善針對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金融支持和保險服務，以滿足其多層次、多樣化的農業風險保障需求。

2004年建立并漸趨完善的糧食收儲制度，在促進糧食生產、穩定糧價波動、保證種糧收益等方面作用突出，已經成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農民持續增收政策體系的最重要構件[13]。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糧食供需結構矛盾開始激化，出現糧食供給“三高”、糧食價格“三個倒掛”、托市政策“兩板一箱”和“供需失衡”等一系列問題[14-15] 供給“三高”是指糧食產量、進口量和庫存量持續快速增長;糧食價格“三個倒掛”是指糧食產區與銷區、原糧與成品糧、國內外糧食市場價格“三個倒掛”;托市政策“兩板一箱”是指現有糧食托市政策遭遇成本“地板”、價格“天花板”和補貼政策接近“黃箱”上限的局面; “供需失衡”主要是指玉米與稻谷產需過剩、大豆產需缺口的農產品供需不平衡狀態。，這既扭曲了糧食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又導致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于是，基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的現實需求，2016年以取消玉米臨時收儲制度為開端的新一輪糧食收儲制度改革拉開序幕，同年3月正式取消在東北三省及內蒙古自治區實施了長達8年的玉米臨時收儲制度，并建立“市場化定價+生產者補貼”的收儲新機制。

隨著時間的推移，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應也逐漸顯現。從運行效果來看，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在優化玉米產業鏈、調整糧食種植結構、完善市場價格和理順供求關系等方面作用明顯。然而，玉米價格下跌、短期內賣糧難、農民種糧收入賠本和種植結構調整混亂等問題不斷涌現[16-17]。對家庭農場而言，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的風險沖擊同樣顯著：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導致家庭農場收入下降顯著，規?；洜I意愿降低，甚至在部分地區出現了規?；洜I“開倒車”現象[18-19]。那么，面對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的政策沖擊，對家庭農場的保險行為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家庭農場是否會選擇農業保險的風險管理工具？以及農業保險未來完善的方向又在哪里？ 這些問題的回答不但能夠從側面評價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一、理論與邏輯分析

眾所周知，高風險是農業作為弱質性產業的主要標簽之一，而政策風險已然成為諸多風險的重中之重。除了傳統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以外，技術風險、經濟風險及制度風險等應運而生，農業風險的內涵和外延正在不斷擴大。與此同時，不同類型風險錯綜交織也逐漸成為現代農業經營的顯著特征[20]：制度變遷導致市場結構不穩定放大市場風險;市場體系與市場機制不健全引發制度風險;農業技術的“非獨享性”以及市場需求的“易變性”引致技術風險等。加之農業風險固有的風險發生頻率高、風險單位大、農業生產伴生性強、災害損失高等特點[21]，使得農業風險難預測性和不可控性進一步加強，農業風險一旦發生，其危及范圍和致損程度將成倍增加。事實上，政策風險或制度風險一直是我國農業發展道路上難以逾越的障礙。這是因為，我國農業發展素來秉承“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投入”的思路，政策始終是發展農業的關鍵支撐[22]。而農業政策的不穩定、政策決策失誤、農業經營體制轉換甚至農業制度改革與變遷等因素，必然會導致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市場銷售等產業鏈各環節的劇烈變動，進而增加農業不確定性預期。

而家庭農場規?；a又使其面臨多種風險威脅，需要承擔多重風險損失。一是家庭農場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商品化決定著在農業生產和農產品銷售等環節，家庭農場勢必面臨農業技術、生產融資、市場價格、宏觀政策等多方面、多樣化的風險威脅[23];二是土地的規?；a經營需要家庭農場投入大量的設施、人員、技術和資本等專用性資產據《中國家庭農場發展報告（2017）》，隨著家庭農場土地經營規模的增加，家庭農場的拖拉機、插秧機、聯合收割機和烘干機擁有數量整體呈上升趨勢，農機裝備總價值同樣呈上升趨勢;同時，隨著土地經營規模的增加，家庭農場自有倉庫面積和自有曬場面積也呈正向增加趨勢。 ，而高專用性資產則帶來了市場交易過程中“敲竹杠”的機會主義風險;三是家庭農場將經營管理觸角延伸到整個農業產業鏈的同時，也將農業風險逐步滲透到物資購買、生產、銷售過程中，涉及資金、技術、人員等各類生產要素[24]。進一步看，傳統小農戶可以通過兼業生產抵抗農業風險，農業甚至可以完全淪為家庭副業;而家庭農場既要面對農業生產的多重風險威脅，又喪失了兼業經營的風險管理工具，一旦遭遇風險，必然要承擔遠高于小農戶的風險損失。

家庭農場是當下所有農業生產主體中最“能夠對不斷變化的市場迅速實施沖擊反應式調整”的主體[25]。事實上，面對高昂的市場風險威脅，農業保險已經成為家庭農場風險管理的首要選擇。一方面，傳統的、非正規的風險應對措施已然失效[26]。家庭農場規?；蛯I化的生產方式意味著家庭農場不宜采用多元種植結構、保守農業品種和技術的事前規避措施，而事后社會網絡內部風險統籌方法存在內部規模有限、信息不對稱、收入變動協同發生等問題，難以實現完全帕累托有效的風險配置?？鐣r期收入轉移措施同樣面臨流動性約束和民間金融信貸滯后的困境，風險規避的作用和效率較低[27]。另一方面，農業保險功能齊全、機制完善和作用突出等功能漸趨明顯。農業保險作為WTO認可的“綠箱政策”，其不僅具有損失補償、資金融通和社會管理三大功能，而且在穩定市場價格，減少政府財政負擔、促進農業產出、擴大農業生產規模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等方面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28]。同時，隨著正規風險應對機制，尤其是專門針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商業保險和政策保險的不斷完善，農業保險已經成為了現代農業風險管理的主要措施和有效手段。于是，農業保險順理成章成為家庭農場風險管理的“優選策略”。

基于農場主“經濟人”假設，出于農場經營的獲利性目的，規避風險以實現利潤最大化是擺在每一個農場主面前最現實的問題。沒了兼業化經營的收入來源，大規模、專業化、農場式的生產卻催生了農場主較高的保險需求和參保意愿[29]。再者，農場主相對較高的個人素質 《2017年家庭農場監測報告》顯示農場主的平均年齡為46.16歲，50歲以下占65.21%，遠遠高于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47.13%的比例，農場主平均年齡明顯低于全國農業從業人員平均年齡;農場主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和高中為主，占比高達72.62%，而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43.45%的農業從人員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全部家庭農場中，接受培訓的農場主占比高達83.73%;其中糧食類農場主接受培訓的比例為80.57%。也不斷深化其農業保險認知水平，從而形成了相對較高的風險預期、保障預期和收益預期。最后，較高的保險收益預期又不斷刺激著農場的保險需求[30]。因此，參保成為了農場主的理性選擇。

當再次審視收儲區開展的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可以肯定收儲制度變遷帶來的不確定性變化勢必進一步激發收儲區糧食類農場的參保行為。這是因為，糧食收儲制度改革既打破了原有的農產品供需均衡局面，又引發了收儲區農業生產、土地租金、糧食銷售、市場價格等環節的連鎖反應，尤其是進一步放大了政策風險、收儲風險、價格風險等風險威脅，提高了農業生產不確定性預期，從而直接影響農業生產成本和種糧收益 顧莉麗等調查發現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后，在玉米收購市場上并未出現多元化的市場主體，“糧食多了、渠道少了”的現象開始出現，農民賣糧的效率低，存在大面積“壞糧”風險[31]。就玉米而言，2016年玉米價格“幾近腰斬”，如綏化地區潮糧（含水30%以上）價格由2015年的每斤0.7～0.8 元降至最低的1元3斤，大量規模經營農戶出現虧損[16]。同時，以玉米“臨儲價格”簽訂的土地租金合同由于取消臨時收儲制度而成為“高價地租”，規模經營主體再次面臨高地租成本問題[32]。李娟娟等調研也發現2016 年和2017 年玉米生產者補貼標準公布和補貼發放皆在當年秋糧上市之后，且關于補貼持續的時間未有明確規定，增加了農戶在是否流轉土地、按什么價格流轉及選擇何種作物生產方面的決策風險。并且，規模經營農戶種植收益的減少直接削弱其還貸能力，加之銀行為規避風險，對涉農貸款發放更為謹慎，使規?；洜I主體再貸款難度增大，進一步影響其生產積極性[33]。央視2017年4月曝光：春耕之前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四省區的農業主管部門，仍然沒有對社會公布2017年的農業補貼政策，農民心急如焚。并坦言：東北農民種地如“押寶”[34]。。就收儲區糧食類家庭農場而言，由于身處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的漩渦中心，不免首當其沖承受著來自制度變革的種種危機。因此，為進行風險規避和保證種糧收益，收儲區家庭農場會更加傾向于通過正規保險來應對農業生產的風險困境和不確定性預期。

總而言之，東北三省及內蒙古地區率先開展的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帶來的制度變遷和政策不確定性，必然影響收儲區糧食類農場的生產經營和收益預期，進而會左右農場主的保險行為;但是，在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區農場主參保率相對較高的現實情況下《2017年家庭農場監測報告》顯示2017年收儲區糧食類農場參保率高達85.36%，而全國糧食類農場參保率為75.62%，非收儲區參保率僅為68.64%。也就是說，收儲區糧食類農場參保水平不僅高于全國水平，而且遠高于非收儲區參保水平。，繼續擴大保費支出、提高保費額度成為農場主應對風險沖擊的最優選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說：在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2016年在東北三省及內蒙古自治區開展的一系列糧食收儲制度改革措施，會導致收儲區糧食類家庭農場2017年保費支出的顯著增加。

二、數據來源與統計描述性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自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聯合開展的全國家庭農場監測活動，該監測活動覆蓋全國31個省，各省選取2～4個監測縣，每個縣選取30～50個樣本農場，全國共計選取了3 000多家樣本家庭農場，監測內容涉及與家庭農場生產經營相關的各個方面。監測活動自2014年開始，對樣本農場進行了連續4年的持續性追蹤監測。由于以取消玉米臨時收儲制度為開端的新一輪糧食收儲改革開始于2016年，因此本文選取并使用2016和2017兩年糧食類家庭農場本文糧食類農場定義為小麥農場、玉米農場、水稻農場和大豆農場四種類型。東北及內蒙古地區作為我國主要的大豆產區，大量農場將大豆作為主要種植作物，并且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同樣會涉及到“糧改豆”種植結構調整，因此將大豆農場同樣歸于糧食類農場之中。追蹤數據為分析樣本。

2016年樣本總量為2 998戶，其中糧食類農場1 215戶（收儲改革區489戶，非收儲改革區726戶;2017年樣本總量為2 880戶，其中糧食類農場1 164戶：收儲改革區487戶，非收儲改革區677戶）。

（二）統計描述性分析

1.糧食收儲改革與農場保費支出分析。樣本農場平均保費支出呈遞增態勢，但與非收儲區農場相比，收儲區糧食類農場收儲改革之后保費支出增幅顯著（見表1）。（1）不考慮收儲改革差異，總體來看無論是全部農場還是糧食類農場，2017年平均保費支出水平都要高于2016年。其中，全部農場保費增幅為0.244萬元，而糧食類農場保費增幅略高，為0.427萬元。保費支出的遞增態勢可能與農場的經營面積有關，隨著經營規模的不斷擴大，農場需要支出更多的保險保費經計算，2016-2017年全部農場的平均經營面積分別為357畝和394畝，農場平均經營面積穩步提升;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農場保費支出水平也呈現遞增趨勢。。當然，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場主保險意識和參保意愿的增強。（2）進一步考慮糧食收儲改革差異，收儲區和非收儲區糧食類農場平均保費支出水平同樣遞增態勢。具體來看，收儲區糧食類農場平均保費支出水平由2016年的0.386萬元迅速增加至2017年的1.377萬元，增加了0.991萬元;而非收儲區平均保費支出則由2016年的0.581萬元緩慢增加至2017年的0.607萬元，僅增加了0.026萬元?？梢悦黠@看到，收儲區糧食類農場2017年保費支出不僅高于全部農場和糧食類農場，而且也與非收儲區形成鮮明對比。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后收儲區糧食類農場保費支出增長明顯。

2.農場主特征、農場生產特征與農場保費支出分析。（1）農場主特征層面。男性、具有高中以上學歷、具有非農就業經歷和接受過專門培訓等個體特性的農場主會有更高的保費支出水平。例如，接受專門培訓的農場主無論是2016年還是2017年，相比未接受專門培訓的農場主都有著更高的保費支出水平（見表2）。同時，筆者還發現農場主特征與保費支出間的時間趨勢特征。如果不考慮農場主個體特征的差異，就時間維度而言，無論在哪種個體特征情況下，2017年家庭農場的保費支出水平都明顯高于2016年，即保費支出呈現遞增的時間趨勢。（2）農場生產經營特征層面。事實上，農場經營特征與農場保費支出之間存在的種種關系，其本質上反映的是保險支付能力與風險致損程度兩個關鍵因素對農場參保行為的驅動力影響。例如，2017年家庭農場收入顯示（見表2）：收入低于20萬元的農場保費平均支出僅為0.591萬元，而收入達到100～200萬的農場保費支出高達1.330萬元，收入高于200萬元的農場保費支出已達到1.957萬元;隨著農場收入等級的提升，農場平均保費支出日益上漲。同時，2017年家庭農場經營規模顯示：50畝以下經營規模的農場保費支出僅為0.297萬元，而規模達到1 000畝以上的農場保費支出已增至2.182萬元;可見，隨著農場經營面積的增加，農場平均保費支出同樣節節攀升。當然，再次從時間維度來看，無論在何種生產經營特征下，農場2017年保費支出水平都要高于2016年，保費支出的時間趨勢特征再次被印證。

從表2的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農場主個人特征還是農場生產經營特征，都可能會與農場保費支出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并且，保費支出時間趨勢特征明顯，在時間維度上呈現出遞增態勢。因此，為保證后文計量檢驗的正確進行，需要采取嚴格的多元回歸分析方法以控制農場主和農場生產經營的相關特征變量，而且也需要通過時間虛擬變量方法來控制計量模型中存在的時間趨勢特征。

三、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一）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保費支出。本文采用家庭農場保費支出水平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全部樣本中糧食類農場平均保費支出為0.71萬元，最小值為0萬元，最大值為10萬元。

2.核心解釋變量：糧食收儲制度改革。本文通過采用交互項的方式刻畫政策效應，即通過地區虛擬變量（糧食收儲改革區=1，非糧食收儲改革區=0）和時間虛擬變量（2017年=1，2016年=0）的乘積作為文章研究的核心解釋變量。

3.控制變量?；谝延邢嚓P研究，并考慮到農場主特征、農場生產經營特征等因素會對家庭農場保費支出產生影響，本文選取性別、年齡、教育、戶籍、非農從業經歷、專門培訓和規模經營年限代表農場主特征，選取登記注冊、示范農場、是否入社、農場收入、勞動力占比、是否貸款、土地規模、租金水平、農機價值、作物種類、是否獲取補貼代表農場生產經營特征，共同作為控制變量。

（二）模型設定

本文采用DID模型實證分析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對家庭農場保費支出的影響，具體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yit表示第i個農場在t年的保費支出水平;Ai 是地區虛擬變量，表示農場i是否屬于糧食收儲改革區：農場位于東北及內蒙古地區則Ai=1，否則為0;Y為時間虛擬變量：時間為2017年則Y=1，2016年則Y=0;Ai·Y是地區虛擬變量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是反映政策效應的關鍵解釋變量;Zit 表示一系列隨時間和農場變化的可觀測的控制變量，包括規模經營年限、農場收入、土地規模、農機具價值、租金等變量;Xit 表示一組不隨時間變化，或隨時間同等變化的可觀測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教育、戶籍、非農從業經歷等;ai 表示非觀測效應，μit 表示隨機擾動項。模型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3。

即，通過計算不同年份家庭農場保費支出（y）的平均差值在兩個不同地區的差別，從而得出2016年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對家庭農場2017年保費支出影響的估計值。

四、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實證檢驗

1.內生性問題。就本研究而言，實證檢驗過程中可能存在三個方面的內生性問題：自選擇問題、遺漏關鍵解釋變量問題和非觀測效應問題。

第一，農場主對項目參與的“自選擇”導致內生性問題。在項目評估的實證研究中，要得到無偏和一致的估計結果，需要保證項目參與的嚴格外生性假設，即不存在項目參與的自選擇問題。不過，本研究中自選擇問題基本不存在，外生性假設成立。因為，2016年在東北三省及內蒙古地區實行的糧食收儲制度改革是國家行政決策的結果，具有完全的外部性和強制性，農場是否參與其中完全取決于其所在區域是否屬于收儲改革區，并不是農場主按照自我意愿進行選擇的結果。即，自我選擇的內生性問題在本研究中基本可以忽略。

第二，遺漏關鍵解釋變量。在計量檢驗過程中，遺漏關鍵解釋變量同樣會造成嚴重的內生性問題，影響估計結果穩健性。就本文而言，農場保費支出不僅是農場主根據農場生產經營進行決策的結果，保險品種、保費費率等外生農業保險服務水平同樣是影響保費支出的關鍵解釋變量。但問卷中并沒有直接反映農場外部農業保險服務水平的變量，所以計量模型中可能會存在遺漏關鍵解釋變量引發的內生性問題。因此，本文嘗試采用縣域變量與年份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來作為這一關鍵解釋變量的代理變量：一方面既可以控制縣級層面的影響因素，進一步保證檢驗結果的高可信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農場外部保險服務水平的動態發展狀況。

第三，非觀測效應影響。農場保費支出水平不僅會受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的影響，農場主的性別、教育程度、工作經歷等農場層面非觀測效應，甚至是否有參加保險的傳統習慣等村級層面非觀測效應，都會影響農場的保費支出。因此，有必要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隔離出各類型的非觀測效應，以保證最終計量結果的無偏性和有效性。

2.估計方法。根據數據特征和研究需要，本文按如下方法進行實證檢驗。

第一，對兩年混合數據采用DID-OLS估計方法進行初步估計（表4第1列）。雖然簡單的OLS估計方法會存在計量結果穩健性較差的問題，但可以反映整體趨勢，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第二，考慮到兩期面板數據結構特征，繼續采用非觀測效應面板數據模型（表4第2列和第3列）。一方面，利用該模型可以控制農場層面甚至農村層面的非觀測效應，進一步保證計量結果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文章同時進行了隨機效應（第2列）和固定效應（第3列）兩種面板估計方法進行計量檢驗。當然，LM檢驗在1%的顯著水平上拒絕了混合估計，Hausman檢驗也在1%的顯著水平上拒絕了隨機效應估計，也就是說固定效應模型更加適合本文研究需要。

（二）估計結果

1.無論采取何種計量模型，可以發現收儲區與年份交互項的系數都為正數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也就是說，2016年在東北三省及內蒙古地區實行的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確實導致了收儲區糧食類農場2017年保費支出的顯著增加，再次印證了本文假說的正確性。

2.DID固定效應模型顯示，收儲區與年份交互項的系數為0.827，且在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也就意味著，在其他條件既定的情況下，2016年糧食收儲制度改革會使收儲區糧食類農場在2017年保費支出平均增加0.827萬元。同時，DID混合效應模型估計結果和DID隨機效應模型估計結果也證實了上述論斷的真實性。

3.除收儲制度改革影響顯著以外，其他一些因素同樣對農場保費支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首先，加入合作社對于農場保費支出影響顯著，這可能是因為合作社作為農場參與市場競爭和降低交易風險的重要手段，選擇加入合作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場主具有相對較高的風險防范意識，從而也會傾向于進行農場參保。其次，農場經營規模也對保費支出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與已有的文獻研究結論一致：農業生產規模越大，風險損失程度會越嚴重，因而農戶參保意愿和保險水平會相對越高。再者，土地平均流轉租金水平同樣顯著地促進了農場保費支出，可能是因為土地租金水平直接決定著農場成本，而高額的地租成本需要降低風險損失以保證足夠的利潤空間。最后，農場是否獲得補貼對農場保費支出也具有正向影響，這或許一方面是由于補貼（尤其是保費補貼）作為一種轉移支付手段可以直接提高農場的保費支付能力，另一方面獲得補貼的農場可能是具有較高的經營管理水平，故農場主會更加注重農場的風險管理。

第四，筆者發現縣域變量與年份虛擬變量交互項在10%的顯著水平上正向作用于農場保費支出。雖然保費支出增加的水平十分有限，但是，這也反映出完善外部農業保險機制和提升農業保險服務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會利于引導家庭農場參加農業保險;可見，外部宏觀保險政策支持與保險服務體系完備對于家庭農場風險管理必不可少。

（三）穩健性檢驗

對模型參數回歸結果的分析驗證了本文研究假說的成立，但是為了再次驗證上述結論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需要進行穩健性檢驗。在解釋變量和估計方法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進一步采取縮小樣本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見表5）。

一方面，考慮到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可能會對不同類型糧食類農場影響不一;另一方面，出于穩健性檢驗的需要，本文進一步按作物種類差異分別對小麥類農場、玉米類農場、水稻類農場和大豆類農場進行了固定效應計量模型檢驗。但是，小麥類農場和大豆類農場的估計結果中F檢驗缺失，這主要是由于樣本量過少導致：總樣本中收儲區小麥類農場只有21個有效樣本，而非收儲區大豆類農場只有11個有效樣本由于小麥類農場和大豆類農場樣本量較少，DID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并不能真實反映變量間的因果關系，穩健性和可信性較低。因此，后文以玉米類農場和水稻類農場估計結果為準進行探討分析。。

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無論是玉米類農場還是水稻類農場，收儲區與年份變量交互項同樣呈現正向符號性，且都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具體來說，2016年糧食收儲制度改革非常顯著地促進了家庭農場參保，2017年玉米類農場平均保費支出增加0.592萬元，水稻類農場平均保費支出增加0.507萬元。這與表4的計量結果相差無幾，關鍵解釋變量的符號方向、估計值大小和顯著性水平也基本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認為本文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對糧食類家庭農場保費支出的模型設定和估計結果具有較強的穩健性，據此所得結論也具有較高可靠性。

五、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全國家庭農場監測2016-2017兩年追蹤數據，通過建立雙重差分模型（DID模型）實證檢驗了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對糧食類家庭農場保費支出的政策效應。研究發現;（1）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的保費支出效應顯著，尤其是促進了玉米類農場和水稻類農場保費支出的顯著增加。（2）家庭農場是否入社、經營規模、租金水平、是否獲得補貼等因素也正向促進家庭農場保費支出。（3）家庭農場保費支出受外部政策和保險環境影響，完善相關政策和保險制度必不可少。

可以認為，2016年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在引導種糧結構調整、發揮市場資源配置功效的同時，也將農業生產者直接暴露于市場風險之中。尤其是家庭農場作為規?；褪袌龌洜I主體，面對不確定性預期，更加傾向于采用農業保險的市場行為規避風險。因此，在糧食收儲制度改革推進過程中，需要不斷完善制度和措施來保障家庭農場糧食生產的穩定收益。（1）制定并完善糧食收儲、種糧補貼、收益補償、社會化服務等政策措施，及時采集并發布糧食規模生產、補貼標準、市場價格、制度政策等重要信息，保障家庭農場生產預期和種糧收益。（2）建立專門針對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保險制度，構建政策保險、商業保險、合作保險相結合的農業保險體系，探索產量保險、氣象保險、價格保險和收入保險等保險品種，開發“保險+期貨”等新型金融保險工具。（3）強化家庭農場風險自我管理，通過管理知識培訓、種植結構優化、社會化服務購買、產業鏈合作經營等措施，提升農場主風險識別和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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