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貿關系變局與中國經濟發展策略

馬曉河

我們應該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發展戰略，短期內通過需求結構調整推進中國經濟增長，長期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毫無疑義，這是由多種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其中對外開放，與美國改善經貿關系也是重要方面。但是，近期中美關系變化引起國人迷惑，為什么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關系都很好，唯獨這兩年突然會發生變化了，這對我國經濟會帶來什么影響，今后經濟發展走勢如何，宏觀上中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策略，針對這些問題本文擬作出基本解析。

中美貿易爭端加劇

外需面臨萎縮風險

中美貿易爭端對中國的影響已經顯現。下一步，中國對美外需還將萎縮。

我認為，中國跟美國的貿易談判可能會形成階段性休戰協議。但是，真正的中美貿易糾紛和政治、軍事、科技、金融領域的糾紛都不會徹底解決。從中國和美國兩方面看，目前，美國國內共和黨、民主黨、左派、右派，軍界、商界、學界的精英，都認為美國過去對中國的全面接觸、合作、交流吃了虧，戰略選擇是失敗的，現在應該改變戰略，應該從過去的接觸、合作、交流轉向全面對抗競爭。只是在對抗競爭的方式上鷹派與鴿派存在分歧。

但他們一致認為，中國崛起已對美國提出了挑戰，從現在開始就要遏制中國。盡管，中國認為世界足夠大，可以容納中國和美國共存，但美國不這么想，他們認為世界是美國的，貿易體系、金融體系、政治體系（聯合國）都是以美國為首建立締造的，他們無法忍受中國和美國“平起平坐”。

就當前的中美關系演變狀況看，中國同美國的貿易問題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背后有著復雜的政治、體制、經濟、軍事、外交之間的矛盾原因。歸根結底是老牌強國與新崛起中大國之間的矛盾。美國表面上在搞貿易保護主義，實際上它正在下一盤大棋，正在構建一項新制度安排，這種安排主要是針對中國。

第一，對盟友推行更加貿易自由化，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美表面在搞保護主義，實際上通過雙邊談判簽署“三零協議”，搞更長遠的、更新的貿易自由化，而這次美國聯合發達國家（利用發達國家與中國的問題同美相似）、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建立貿易“新群”，企圖把中國排斥在群外。

第二，在科技領域圍剿中國，在對美投資、科技交流、高端科技企業技術產品購買、5G應用、赴美就學、專家學術交流等方面，都收緊了口子。假定過去中美科技合作是互補關系，目前就是競爭關系，將來就可能是供應鏈脫離關系。

第三， 在金融領域制裁中國，給中國扣上匯率操縱國帽子，在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征關稅的同時，阻撓人民幣匯率按市場波動。

值得注意，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禁止投資行為，逮捕企業高管，阻止技術轉讓，限制科技交流，阻撓匯率波動，就是要切斷美國同中國的經濟技術聯系。如果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可能會導致中美產業鏈發生分離，科技關系脫鉤，人民幣國際化被阻斷。這會對雙方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也將是世界悲劇。

現在，美國正在退出“老群”、建立“新群”。聯合發達國家，拉攏發展中國家，把中國排除在外，對中國形成了圍追堵截圈。40年前美國是千方百計拉中國進群，40年后美國是千方百計把中國向群外推。在這種環境下，我國的戰略機遇期在哪里？就需要重新研究尋找。

當前，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非洲、拉美、東南亞國家在向中國學習，運用“中國模式”發展本國經濟。他們以為，中國模式的真諦就是大辦園區、招商引資，吸引世界500強到他們國家去，發展跟中國一樣的產業，生產跟中國一樣的產品，產品生產出來后，本國內消費不了，再向中國學習，向發達國家出口。這些國家成本比較優勢明顯，土地不要錢，環境污染少收費，匯率更低，生產出的服裝、鞋帽、電子玩具、家具、家電跟中國質量一模一樣，但價格更低。出口到發達國家更具競爭優勢，最后在供給環節上對中國形成了市場替代。

而發達國家也在按照市場比較優勢原則，選擇增加印度、越南、印尼、菲律賓、柬埔寨等國家產品的進口，梯級減少對中國的進口。因此，中國模式輸出的最終結果是，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領域培養了一批競爭對手，他們正在市場上聯合起來把中國擠出勞密產業市場?？梢?，如果我國不及時調整自己的戰略，中國將會在新一輪的全球貿易過程中被邊緣化，美國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國邊緣化，如果我們不改變，邊緣化進程將會加快。

現在，如何應對國際環境變化，我們到底有什么牌？中國政府作出了正確選擇，2018年9月24日，國務院公布了“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和中方的立場”，“八個堅持”，從“八個堅持”看到，中國政府應對是對的，非常理性。主要是：第一，維護國家的尊嚴和核心利益;第二，繼續推進中美關系健康發展，就是不對抗;第三，要推進多邊貿易體制;第四，保護知識產權;第五，保護外商在華的合法權利;第六，繼續深化改革開放;第七，共贏合作、互利共贏;第八，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八條都是正確的，值得贊賞。

結論是，面對當前世界政治經濟環境，中國從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科技實力等方面仍然沒有力量去改變世界。跟鄧小平時代相比，只能說國家經濟實力增強了，但還沒有上升到足以改變世界的那種程度。在美國加強攻勢下，我們如何選擇？第一，是要在條件還不具備時強勢走向世界中心，刻意追求改變世界，帶來的成本是什么，需要考慮。第二，是要借勢，借美國的勢、借世界的勢，積極發展壯大自己，還是封閉自己國家，把自己關起來，跟世界隔離？這種選擇需要理性和智慧。因為，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是美國聯盟遍布世界，我們體制跟現有世界貿易體系、政治體系有很大差異，在此情況下怎么走向世界是需要思考的。

國內結構性矛盾突出

經濟出現穩中向下

當前，在我國遇到外需萎縮、出口風險加大的條件下，我們應該轉向國內，轉變發展方式，調整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短期內通過需求結構調整推進中國經濟增長，長期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因為我國有近14億人口做支撐，完全有條件做出這種選擇。但是，以下問題使我們的選擇遇到了困難：

（一）從2010年以來，中國的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增長率都在下降。2010年投資名義增長率23.8%，此后一路下滑，下滑到2018年1月-12月5.9%，消費名義增長率從18.3%下降到2018年12月份8.2%。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從低收入向中高收入邁進時，投資率上升，消費率下降，經濟增長快是必然的。但是，當一個國家從中上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時，投資率下降、消費率上升，經濟增長放慢。從經濟增長的歷史增長曲線分析，投資率是先上后下，消費率是先下后上。當前中國正處于這個節點上，從中高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按道理投資率應該下降，消費率上升，經濟增長放慢。但是，近幾年來，我國投資增長率不斷下降，消費增長率也在持續下降。投資率下降是必然的，因為公共投資經過幾十年的高增長，投資空間在變小，投資邊際效率下降，此時消費增長應該加快，由此改變國內需求結構。

一個國家從中高收入向高收入邁進時，一旦從投資打頭轉向消費打頭，經濟增長必然要下降，任何國家都這樣，因為投資的特性是少數人決策、短期見效快，是非理性。這種特色跟中國的體制結合得天衣無縫。消費是人人決策，漸進式見效，理性消費。一旦從投資打頭轉向消費打頭，經濟增長必然下降。但我國遇到的問題是，在投資增長快速下降中，消費增長率不升反降。有人說，我國消費率不是大幅度上升了嗎？真相是在投資增長率和消費增長率雙雙下降過程中，由于投資增長率下降快于消費增長率，使消費在GDP中的結構比例明顯上升，而非消費增長率加快引起的。為什么？體制出現問題了。

比如，目前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有利于投資，不利于消費。第一，多年來全國各級政府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大，政府是搞公共投資主體;第二，企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上升，企業又是生產投資主體。兩個主體國民收入占比越來越高，顯然有利于增加公共投資和生產投資。但是，作為消費主體的居民，占國民收入份額不斷下降，當然就不利于消費。

對于不同的消費主體來說，不同的收入分配結構也會影響消費。把城鄉居民按照五等份劃分，目前我國居民收入結構是階層固化、分化，想消費的人錢少，不想消費的人錢多。2000年-2017年，按照五等份法，20%的高收入家庭和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比發生了變化，2000年城鎮居民跟2017年相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與20%的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家庭的3.6倍，2017年擴大到5.62倍，農村居民則擴大了3.01倍，就是說農村差距擴大更大。

這種收入結構對消費有什么意義呢？意義就在于，越是中低收入人群邊際消費傾向越高，越是高收入人群邊際儲蓄傾向越高。我國的居民收入結構恰恰是，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利于邊際消費傾向高的中低收入群體，而越來越有利于高收入者，但高收入者不消費。再看社會保障，經過多年努力，我國解決了中低收入者社會保障“有”的問題，但還沒解決“高和優”的問題。比如，60歲以上農民每人每月基本養老金只有85元，這無法使他們能過上一個體面的養老生活。從宏觀層面看，我國遇到的現實矛盾是，在需求側，低收入者沒錢消費，中等收入者有錢不敢消費，高收入者不愿意消費。在供給側，大量制成品產能過剩，有人說這些產能是低端產品、低質量產品，但到商店去看看，電冰箱、洗衣機、電腦、手機，哪個不合格？哪個不優質？就是沒人買。關鍵是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給不及時。

2013年以來，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分配差距并不是向好的方面轉化。2018年與2013年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與20%低收入家庭的差距，從10.78倍擴大到10.97倍。絕對額擴大更驚人，2013年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比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多了43054元，到了2018年多了64200元，這期間擴大了21145元。

多年來，我國已經出現了一個很大問題，就是消費增長慢于儲蓄增長。2000年跟2017年相比，我國消費從3.9萬億元增加到36.6萬億元，但人民幣儲蓄卻從12.38萬億元增加到164萬億元，目前已經超過180萬億元，儲蓄增長快于消費4.8倍以上。有幾個問題需要研究：第一，高收入階層不消費，存錢;第二，中等收入者有點錢不敢消費，存錢;第三個，大量的國有企業也存錢。最后導致我們儲蓄增長快。儲蓄從中長期是要變為投資進而轉換成產能的。

（二）從供給側看，實體經濟發展處于低谷階段。

第一，在制造業領域，中低端產業投資擁擠，產能過剩，中高端技術門檻高，體制制約，進不去。

第二，實體經濟所需的營商環境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目前國務院實行“放管服”是正確的，在現實經營活動中，我國企業營商環境還需要繼續改善，審批多、許可發放多、稅費多，影響企業發展。歐盟曾對中國做過調查，當前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出臺的一些條例，影響投資者進入市場的各種法規條例就有1800多條。近幾年，有的地方政府還增加了對企業管控的條例。

第三，民間創新缺乏動力。一般來說，創新分為兩種，國家創新和民間創新，當前中國最缺乏的是民間創新。中國產業要邁向中高端，最大問題就是創新。這兩年中國進步最大的是國家集中式創新，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既要靠推，又要靠拉，推拉結合。拉靠集中創新，國家通過在關鍵環節、重要領域創新把產業結構水平向上拉;推是靠民間創新，民間創新是眾多企業極力創新推進產業結構整體升級。多年來，我國創新的拉力強、推力不夠。為什么？因為我國體制結構適應于拉國家式創新，不適應民間創新。民間創新需要三個基本條件，都需要通過改革。

第一，市場主體創新需要充分的市場自由，市場自由需要減少審批和行政許可發放，現有體制還達不到。第二，市場主體創新需要有公平的競爭環境，這就需要不斷減少買方、賣方壟斷，我國買方、賣方壟斷太多。我國的生產要素包括水、電、路、氣、網、房，價格都高于世界同等發展水平國家，更高于發達國家。壟斷抬高了要素成本價格，導致企業生產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升高。第三，創新需要無邊界。創新者在中國邊界限制太多，查找個科技文獻資料都上不了國際網站。

還有，實體經濟融資難、成本高。比如2017年，A股上市企業將近3500家，總盈利3.3萬億元，其中26家銀行企業賺利潤1.39萬億元，其他的3470多家企業平均每家企業盈利只有5.5萬元。2018年A股上市企業3602家，盈利3.3833萬億元，其中32家銀行1.4893萬億元，其他企業平均利潤下降到5.3萬元。如果把上市企業中那些壟斷性行業扣除掉，其他上市企業平均利潤更低。2012年以來，我國居民買房還利息、企業貸款還利息總量已經連續多年大于GDP增量。比如2018年預測金融機構利息11.2萬億元，當年GDP增加大概是7.96萬億元，如此高的利息、如此低的利潤，制造業、實體經濟還能發展嗎？

（三）體制改革出現了結構性矛盾

我國體制改革目前遇到幾個問題：一是經濟體制內部部門之間出現了相互掣肘，改革的效用相互抵消。二是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行政體制出現了不協調。社會行政體制改革嚴重影響了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例如，收入分配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文化體制，都受到影響。三是對內開放已經適應不了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如果對內不開放或者開放緩慢，都將會嚴重影響對外開放。所以現在看，對內、對外開放現在已經融為一體，越來越需要對內開放。

對改革開放和宏觀政策的幾點思考

面對國內外變化，下一步我國經濟發展及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如何安排，有以下建議：

第一，對外應實行更高層次的開放。有幾條建議，一是不對抗，不爭做老大，要與美國尋找共同點，開辟更多的合作領域，尋求更大的共贏方案。二是擴大自己的朋友圈，要積極推進新的貿易自由化，趕快進行多邊、單邊的“三零協議”談判進程。與美國相比，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對中國更有利，我們有條件跟美國競爭，美國搞“三零協議”，我國也要搞自己的“三零協議”。三是開展務實外交，少說多做。特別是對外、對內，意識形態宣傳要適度，要理性，要淡化中國特色，不刻意輸出中國模式。四是改革自己，為取消最惠國待遇做準備。一定要適應全球化，改革不適應自由貿易的體制，加快國企改革，取消產業補貼。出口退稅完全可以取消。然后適當時機全面降低關稅，強調不強制實行技術轉讓。

第二，為擴大內需、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做準備。一是平等保護國有、民營產權，不搞歧視。民營產權、國有產權都一樣，都是自家人，應該在法律上一視同仁。二是繼續減少審批，減少行政許可發放，減少三種壟斷。我國的壟斷太多，行政壟斷、自然壟斷、市場壟斷，都要反對。三是要真正實行大幅度減稅降稅，降低增值稅率至少應該在5點以上才算大幅度。不但要降增值稅稅率，企業所得稅上也要減。四是實行所有企業當年的研發費加計扣除所得稅，凡是當年所有企業，只要你用于研發的投入，都實行加計加倍扣除。假如這個企業研發100萬元，當年直接扣除所得稅200萬元。對所有的企業，當年用于固定資產投資、設備投資要對等抵扣增值稅。就是說你這個企業當年固定資產投資用于設備投資的，當年一對一對的抵扣，100萬元投資抵扣增值稅100萬元。五是最大幅度降低中產負擔。這次個人所得稅中有幾個扣除是對的，但我覺得不夠，比如說能不能對中產階層的首套房實行免息貸款20年，只要第一套房貸款免息20年，還款額每年抵扣所得稅。大幅度提高基本養老保險標準，現在基本養老保險一個月85元不夠用，能不能每個月給他200元，老兩口每人200元，加起來400元，400元在偏遠地區過一個基本有尊嚴的養老生活，農村有上億老人，每人每月200元，一年2400億元，還不如奧運會投資3000億元多。

第三，支持民間創新，打造若干個公共服務平臺，讓創新者共享：第一，知識產權公共服務平臺;第二，科學儀器設備服務平臺;第三，專業技術服務平臺;第四，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平臺;第五，投融資服務平臺;第六，科技信息服務平臺。這些平臺任何企業創新均可以使用。不要搞選擇性政策，一定要搞公共性功能政策，誰都能用。

編輯：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