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提升服務業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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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增長受阻的根本原因是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后，造成經濟結構失衡、收入分配惡化。下一步，以刺激消費來提振銷量的政策已逐漸失效

消費對當前中國的經濟穩定增長至關重要。一方面，短期經濟維穩需要消費發力。居民消費具有黏性，波動率相對于投資較低。在經濟轉型，投資下滑較快的情況下，消費更為穩定，是經濟增長的“壓艙石”。另一方面，中國長期戰略目標的實現需要靠消費持續增長。中國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消費的穩步提升至關重要。若以2035年中國的人均GDP將達到16734美元為實現現代化的門檻，居民消費率需要比GDP增速高增1%，總消費率在2035年達到GDP的73%。

目前中國消費短期失速令人擔憂。國內消費較為疲軟，月度社會零售增速持續下滑并較長時間處于個位數。今年6月“國五”清庫促銷效果消退之后，7月社零增速僅為7.6%，較6月（9.8%）大幅回落，汽車銷售增速再次下滑轉負至-2.1%。另一方面以低價聞名的拼多多等網絡消費形式火爆之后，引起了社會對于“消費降級”的討論。

當前中國消費存在什么問題？制約消費的原因是什么？應該怎么解決？是本文主要闡述的問題。

當前消費問題不在總量而在結構

從總量來看，調整潛在低估因素后的中國居民消費率已處于合理水平。2000年后，中國的經濟主要由投資和出口拉動，消費率大幅下降至2010年的48.5%，于2017年后逐步回升至53.6%。國際比較來看，2016 年高收入國家平均的消費率為77%，居民消費率為59%，中等收入國家的消費率為60%，居民消費率為48%。美國2017 年的消費率達到84%，居民消費率達到70%。韓國的消費率為63%，居民消費率為48%。中國的總消費率、居民消費率均低于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而政府消費率已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考慮到統計年鑒對中國消費存在低估，實際消費率應大致上調10個百分點，調整后我國消費率已處于合理水平。

第一，中國的住房消費被嚴重低估。國家統計局使用建造成本（而非市場價格）乘以一個固定的折舊率得到自有住房的租金，會低估住房消費。更合理的方法是利用“市場價格×（貸款利率-通貨膨脹率）+折舊維修費用”來衡量住房消費。第二，某些服務部門，如醫療與公立高等教育等，為非市場定價導致消費被低估。第三，會計制度不同導致消費率低估。GDP統計中將企業消費列為運營成本，如交通工具消費、差旅費、娛樂費等。將上述消費重新統計，大致估算可知消費率大約會提高10%。2017年由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的總消費率為53.8%，經我們估算調整后為63%，已高于中等收入國家消費率的平均水平。由此來看，中國總體消費水平并未過低。

從消費結構來看，工業品消費高峰已過，服務業消費是未來消費增長的主要動力。從經濟結構來看，中國工業部門增長自2010年以來持續收縮，2015年后第三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已超過第二產業（圖1）。對標國際高收入國家，如美日韓等，要素層面的變化帶來的產業從工業到服務業的調整也是經濟發展必然的趨勢（圖2）。從供給來看，許多行業供給過剩已經進入去產能階段，工業品價格下跌，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從需求來看，隨著人均GDP的提高，工業品消費高峰已過。下游行業中汽車銷量持續下降，家電市場幾乎飽和，空調使用率遠高于歐洲，智能手機換代程度也高于西方國家。下一步要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則需要依靠服務業的消費。

中國當前消費的主要問題為服務業發展滯后，未來發展潛力巨大。

首先，服務業支出占比仍然較低。美國的服務性消費占比長期維持在60%以上，日本的服務消費占比也在達到55%-60%后維持穩定，而中國2018年服務業支出占比為44.2%，僅相當于日本1980年左右的水平（圖5）。其次，重要行業服務業供給不足。隨著老齡化的加劇，中國居民對健康、養老、醫療等方面的服務需求旺盛。但這些行業服務業發展較為滯后，供給數量不足，質量欠佳，不能滿足居民的消費需求。第三，生產性服務比重仍需提高。以研發、銷售、物流、售后服務等為主的生產性服務附加值高，在工業化后期是推動制造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方向。但2016年中國“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在服務業所占比重僅為3.8%，美國“專業、科學和技術服務業”所占比重也在8%以上。

第二，中國消費面臨需求側和供給側雙重制約。根據簡單的消費函數，消費需求主要由可支配收入（收入水平扣除稅負水平）和邊際消費傾向決定。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僅包括勞動報酬所得，還有財產性收入，也即財富效應對消費的促進作用，以及稅負水平是否合理。在邊際消費傾向方面，則主要關注預防性儲蓄對消費傾向的制約。預防性儲蓄指的是風險厭惡的消費者為預防未來不確定性導致的消費水平的急劇下降而進行的儲蓄，這種不確定性主要來源于支出的波動。具體而言，從需求側來看，有以下幾個因素可能導致了國內消費不振：

1.居民收入在GDP分配中占比較低。收入增長是消費擴張的根本保障，但中國的GDP分配結構典型表現為國民收入向政府和企業（尤其是金融機構）傾斜，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近年來提升緩慢（圖4）。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8228元人民幣，折合約4270美元，僅為人均國民總收入的44%左右，且2008 年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多數年份低于人均GDP增速（圖5）。相比之下，根據海通證券測算的數據，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75%，日本為54%。居民收入分配比例過低，與中國偏好投資和重工業的經濟結構、國有經濟比重過高、行業管制和壟斷、金融壓抑等現象有關。

2.稅收制度不合理，工薪階層稅負過重，不利于消費潛力發揮。與低收入階層相比，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更高更穩定并呈現剛性特征，而理論上其邊際消費傾向又高于高收入階層，因此成為消費結構升級的中堅力量。但中等收入階層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工資薪金，成為個稅稅負的主要承擔者。2015年，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曾經指出：中國實際個稅納稅人口只有2800萬，占總人口不到2%。而這不到2%的納稅人口中，以工資薪金為主要來源的工薪一族成為納稅主力。

中國勞動稅楔的水平也很高，工薪階層肩上的稅負壓力不斷加大。根據網易數讀的測算，2016年工薪所得稅、勞務報酬所得稅、社會保障“五項”基金繳納總額在勞動報酬總額中占比為37.81%，意味著政府利用稅收手段占有雇員收入的份額接近四成。而 OECD 成員國2016的平均勞動稅楔為36.05%，并長期穩定在36%上下，這還不考慮雙方社會福利及保障的差異。當富人有諸多手段合理避稅的時候，收入來源單一的工薪階層賺得越多，個稅交得也越多;若想賺點外快補貼家用，也可能面對勞務報酬、稿酬最高達45%的稅率。由于我國稅收制度的不合理，真正的富人并未發揮出其對個稅收入應有的貢獻，導致個稅在我國未能起到收入分配調節的作用。

3.社會福利制度不完善，居民預防性儲蓄較高。在社保制度方面，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取消了公費醫療，國企改革中也出現大規模失業，同時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落后，公共服務提供不足，造成居民預防性儲蓄增加，阻礙消費傾向的提升。在社會保障支出方面，根據國家統計局科學研究院的數據，2008年-2015年中國人均社會保障支出由1428.5元提高至5742元，社會保障總支出占GDP的比重由5.9%上升至11.5%，但跟歐洲國家相比仍相去甚遠。

根據OECD社會支出數據庫（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2014年歐盟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高達28.7%，人均社會保障支出7903.4歐元，按當年匯率，約為中國的13倍，即使是占比最低的拉脫維亞，人均社會保障支出也達到1096.5歐元，社會保障總支出占GDP的比重達到14.5%，遠高于中國。在教育方面，中國高中教育普及率較高，但由于高中和學齡前教育階段不是義務教育，家庭教育支出較高。根據新浪網教育頻道發布的《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中國各階段教育支出均占家庭年收入20%以上，其中學齡前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26%，K12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21%，大學教育占家庭收入29%。而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費的50%以上。

在醫療方面，中國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較高。根據2018年全國基本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中國參加全國基本醫療保險人數13.4億人，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但大病保險仍存在較多局限。

4.房產和金融資產的財富效應無法發揮。財富效應指人們資產越多，消費意欲越強，前提是可支配收入隨著財產增值而提高。過去十年，得益于房地產市場的大牛市，居民的財富增長主要來自于房產增值，但是與房價上漲過快對應的負擔是居民債務的大幅上升，貸款的本息支出壓力持續上升，反而擠出居民消費。2015年之后的去庫存階段，房價一路飆升，2014年至2017年居民部門的杠桿率從36.4%飆升到49%，同期個人購房貸款余額從11.52萬億元攀升至21.9萬億元，同期出現居民消費支出持續下滑（圖6）。

此外，中國的資本市場存在很多問題，投資者保護機制不健全，上市企業的員工持股計劃較為缺乏。A股市場發展20余年，股指再一次跌落至3000點以下，中等收入群體金融投資的收益較低，難以通過金融資產增值發揮財富效應對消費的提振作用。

隨著收入的提高，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將發生改變，具體而言，食品、衣著占比降低，教育文化娛樂醫療等支出占比穩步提升。但服務業的發展不僅是需求問題，同時也是供給問題，需求必須要能有相應的供給來滿足。中國居民消費面臨供給側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服務業發展相對落后。在服務業管制和開放不足的情況下，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服務整體質量與效率不高，中國各個收入階層的群體都時常會覺得難以獲得滿意的服務性消費，上學難、看病難的問題時常成為社會公眾熱議的話題。消費領域出現了“沒錢消費”和“有錢沒地方消費”的雙重困境，即需求和供給雙雙抑制了消費的擴張。

伴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未來主要有三大消費群體的需求面臨供給不足的問題：1.老齡人口總量和比重將快速增長，老齡化加劇消費結構變化，突出表現為對醫療保健、休閑養生、養老產業服務等相關服務性消費的需求將呈持續快速增長趨勢。2.隨著“二孩”政策的落實，新生嬰兒明顯增長，也將對生育、家政、幼教等相關服務行業的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3.隨著中等收入群體的不斷壯大，以大學生為代表的消費觀念新、對收入預期高、消費傾向高的新生代消費群體崛起，不僅會帶來金融、休閑娛樂、旅游、教育、社會服務需求的提升，還會催生新的消費場景和消費模式。以上三大群體成為消費的主要力量，有助于支撐中國下一階段的消費穩定增長，但當前服務業的發展未能滿足他們更高的消費需求，供給短缺的問題較為突出。

以醫療資源為例，中國每千人醫院床位數遠低于發達國家，每千人內科醫生數量也遠低于發達國家，甚至低于部分發展中國家，醫療資源仍然匱乏。

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后是消費增長受阻的根本原因

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后，造成經濟結構失衡、收入分配惡化等問題，不利于消費長期穩定增長。經過多年的改革，中國在商品市場化方面取得了極大的進展，但要素市場化的改革明顯滯后。資本、勞動力和土地要素的價格沒有反映真實的市場供需關系，但卻為中國的高投資和高出口創造了成本優勢，這是過去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支柱。然而，扭曲要素市場要付出代價，目前我國要素市場不僅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還存在政府尋租空間，導致居民收入分配比例較低、貧富分化等問題。此外，要素價格的制度性和政策扭曲，使制造業部門優先獲得資本、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安排，直接擠占和侵蝕服務業的要素投入，阻礙了服務業的發展。要素市場改革滯后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1.資本市場發展不健全，難以為居民的財富保值增值。中國金融體系長期以來都是銀行主導，直接融資市場不發達，金融市場行政干預與機制設計進一步限制了股市的發展。

首先，上市制度主要采取核準制，利用監管機構的行政權力干預股票發行。由于審核較為嚴格，管制了股票供給數量，導致上市企業稀缺殼資源炒作、股價資源配置效果減弱、上市企業過度包裝、權力尋租滋生腐敗等問題。而當前推出科創板并試行注冊制這一舉措則有利于減少行政監管，放寬上市條件，改善融資體系，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從而促進股市的健康發展。

其次，懲罰力度過輕，投資者難以受到保護。我國法律對部分違法行為處罰過輕，與違法獲利金額相比難以對企業形成有效震懾，從而使得違法造假行為嚴重危害投資者權益。

第三，退市機制不嚴，降低市場活力。由于殼資源稀缺，退市指標單一等原因，2001年至2018年，A股退市企業僅為99家，整體退市率長期低于1%，遠低于美國市場6%左右的退市率?？苿摪鍙膰劳耸械脑O計也有利于退市效率大幅提升，從而引導A股構建有效的退市制度。

2.人力資源配置不夠市場化。首先，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部門的事業制度阻礙了合理資源配置，限制專業化人才的自由流動，使公共服務布局結構不合理，資源分配不均衡。事業單位編制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一種鐵飯碗制度，市場經濟制度下應該逐步取消。取消事業編制能夠激發教師和醫生等從業人員的積極主動性，釋放創造力，更能推動服務質量與效率的提高。

其次，戶籍制度制約了人員的自由流動，阻礙城鎮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比較來看，中國城鎮化率遠低于美國，戶籍城鎮化率更低。根據Wind有關數據，2018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9.6%，戶籍城鎮化率為43.4%，而美國的城鎮化率為82.3%，相差23.6個百分點。影響消費的因素還不是“戶口”本身，而是與戶口掛鉤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福利。生活在城市中的、沒有當地戶口的農民工通常沒有養老和醫療保險，他們的子女也不能上城市地區的公立學校。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欠缺導致農民工需要進行更多的預防性儲蓄而壓制消費意愿，這就要求對背后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

3.土地市場化進程落后。經濟發展越落后的地區，政府對于土地市場的干預程度越高，越傾向于采用低價、定向的方式出讓土地。城市土地管理體制落后，使得城市土地未能有效利用。在小城鎮發展的思路下人口與經濟仍然在大城市集聚，一二線城市GDP增長強勁，特大城市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但由于土地資源受到國家高度的計劃控制，其地區間分配并未與經濟發展格局完全匹配，土地供給接近于均勻化。

2003年以來國家出于區域均衡發展的考慮，土地供應向中部和西部傾斜，到2017年，東部、中部和西部的供地面積分別占供地總量的37.4%、27.2%和35.4%。土地供給向中西部城市傾斜，人口卻向東部沿海地區的大都市圈集聚，這就使得東部城市用地壓力趨緊，房價上漲過快，居民債務持續攀升，擠壓消費意愿。

如何激發消費潛力、推動消費穩定增長？

以刺激消費來提振銷量的政策已逐漸失效。隨著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社會財富的積累，耐用品等商品消費相對飽和。以汽車行業為例，中國已經歷了三次刺激消費政策，但刺激效果卻逐次減弱。2000年以來，我國頻頻以降低車輛購置稅和汽車下鄉補貼等普惠政策刺激汽車消費，在2015年第二輪購置稅減半政策頒布之后，國內發達城市汽車普及率已達到較高水平。

截至目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已與汽車銷量出現背離。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綜合司的有關數據，對比美國汽車保有量，截至2018年，美國千人汽車保有量約為831輛，而中國僅有172輛。這說明居民對汽車的需求較低，即便重新下調汽車購置稅率，也難以實現2009年那樣的明顯反彈。這說明，以降低購置成本為手段很難提振國內消費需求，改革應將重點放在如何滿足居民消費需求和激發新的消費熱點上來。

現階段應加大要素市場改革力度，以提高供給水平為手段促進需求的增長，同時還能起到促進投資的作用。因此政府應深化要素市場改革，激發市場參與者的積極性，提高要素生產效率，落實服務業消費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1.勞動力市場放開人員流動，大力促進城鎮化。政府應該在城鎮化問題上繼續發力，并加大戶籍制度改革，逐漸縮小同城居民的社會福利差距、消除城鄉差異。將戶口與社會保障福利脫鉤，方便流動人口定居城市、上學就醫。實現專業人才的自由流動，這將在需求側上解決預防性儲蓄而壓制消費意愿的問題，激發流動人口的消費潛力。

2.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實施稅收優惠政策。疊加國際環境對中國造成的壓力，政府有必要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使勞動工資和居民收入快于GDP的增長。繼續完善稅收制度，下調個稅的邊際稅率，激勵中等收入群體創造財富。充分發揮稅收的再分配作用，解決我國收入分配惡化等問題。這些措施都將從需求側提升我國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從而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推動消費增長。

3.進行事業制度改革，允許教師、醫生逐步取消事業編制，放松對醫療、教育和其他服務行業的管制。加強事業制度改革、放松行業管制能加強市場化水平，促進競爭，激發教師和醫生等從業人員的積極主動性，釋放創造力。從供給側入手，以提升服務質量與效率為目標，提高服務業多樣性、倡導居民增加服務消費，推動我國消費結構升級。

4.以科創板為突破口，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把股市作為中等收入階層增加財富的突破口。設立科創板是我國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的重要舉措，是由審批制向注冊制改革的良好開端?？苿摪逋貙捔似髽I直接融資的途徑，提高了融資效率，使中等收入階層真正把股市作為增加財富的突破口。發展直接融資市場不僅促進了投資的增長，同時也為居民理財拓寬了渠道，使投資者能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是居民增加財富的突破口，為消費增長奠定需求側的基礎。

5.推動土地市場化進程，政策向大城市傾斜，促進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建設。提升城市內部規劃，統籌發展體育娛樂等公共設施。政府可以通過農村集體土地城市化、允許耕地指標省際占補平衡、城市土地供給增加市場化、與行政級別脫鉤、土地招拍掛改革等手段推動社會資源配置的平均分配、促進市場化改革，在提高政府財政收入的同時提升中國城鎮化建設。城鎮化率的提升，將從供給側給市場帶來大量的投資機會，帶動房地產、文化娛樂、醫療衛生等多個領域的消費需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政府應全面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放開服務業，在服務業為主導的時代中強化市場良性競爭，通過體制機制的完善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和服務業的充分發展。政府還應理清與市場的邊界、梳理政府職能，在掌握大方向的情況下允許自貿區自貿港等地區先行先試，調動地方在新一輪改革中的積極性。展望未來，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開放，跨越內部制度障礙，發揮各要素市場潛力，必能推動消費的長期穩定增長，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編輯：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