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抗戰時期中共的宣傳工作

翟意安

【摘 要】 在八年抗戰期間，蔣介石國民政府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中國共產黨以宣傳工作輔助武裝反擊，迎擊國民黨的進犯。毛澤東對此發布了眾多關于宣傳工作的重要指示，為打退國民黨的進攻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 毛澤東 抗日戰爭 反擊反共高潮 宣傳

抗日戰爭期間，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是中國抗戰能夠取得成功的關鍵原因之一。而在此期間，兩黨之間除卻抗戰初期的合作，此后則齟齬不斷，亦不容諱言。蔣介石國民政府雖然囿于抗日大義及國內外各種因素的抗日壓力，不敢貿然公開地和中國共產黨決裂，而其間針對中共的各種限制和打壓措施則不絕如縷，乃至于掀起了三次駭人聽聞的反共高潮，試圖消滅中共。面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咄咄逼人的進攻，中國共產黨除了軍事上的反擊之外，在宣傳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毛澤東非常重視宣傳工作，對于國民黨的三次反共高潮，毛澤東做了很多重要指示，為中共打退國民黨方面的進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之重視宣傳工作，和他本人的經歷有密切關系。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之時，毛澤東就曾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他采取了合理的宣傳策略，不僅維護了國共合作，而且為北伐戰爭打下了群眾基礎，對促進國民大革命高潮的到來發揮了積極作用。在 1929 年 12 月28、29日召開的古田會議上，在毛澤東起草的八個重要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又稱《古田會議決議》）中就有關于宣傳工作的規定，其中指出：“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由這個宣傳任務之實現，才可以達到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政權、消滅反動勢力、促進革命高潮等紅軍的總任務。所以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若忽視了這個工作就是放棄了紅軍的主要任務，實際上就等于幫助統治階級削弱紅軍的勢力?！盵1]

抗日戰爭爆發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也在宣傳工作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1937年9月7日，毛澤東發表文章《反對自由主義》，把“見群眾不宣傳，不鼓動，不演說，不調查，不詢問，不關心其痛癢，漠然置之”視為“自由主義”的一種表現予以抨擊。[2]

據1939年底周恩來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所作的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報告，“大概自抗戰以來，黨之宣傳鼓動的動員，在群眾中所開展的局面及其影響，要比其他工作來得廣泛?！敝泄苍谌珖鞯匕l行報紙、雜志，出版宣傳鼓動書籍、發展宣傳鼓動組織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及論新階段，單在上海便行銷了10萬部上下?！盵3]據不完全統計，在整個抗日階段，中國共產黨方面單單署名“毛澤東”而發表的關于宣傳工作的重要文件即不下40余件，其中包括《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對八路軍政治工作的幾點意見》（1940年8月13日）、《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19日）、《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增強報刊宣傳的黨性》（1942年9月、10月）、《關于敵后工作方針、政策和任務的指示（節選）》（1943年7月30日）、《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等等，加上聯合署名（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等）的文件，涵蓋抗戰的各個重要歷史階段，涉及抗戰的各個重要層面[4]?？梢哉f，中共在宣傳戰線上取得良好效果，和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各級領導的重視及切實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反反擊第一次反共高潮

國民黨方面針對中共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在抗戰進入到相持階段后，日本近衛文麿內閣于1938年1月16日，1月18日，12月22日發表三次對華聲明，從聲稱“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到要求“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聯合起來，共同實現相互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的所謂“近衛三原則”，對中國軍民展開其宣傳攻勢。在此背景之下，汪精衛悍然于1938年底出逃越南河內，發表擁護近衛內閣滅華主張的“艷電”。蔣介石國民政府雖然開除了汪精衛的黨籍，卻又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開五屆五中全會，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通過《防制異黨活動辦法》，決定設置防共委員會，嚴密監視共產黨和一切進步力量的言論和行動。后又以胡宗南所部進攻陜甘寧邊區，以閻錫山部隊發動“十二月事變”[5]，以蔣閻軍進攻中共太南區和太岳區等。中共一面抗議，一面對此進行了有理利有節的反擊。

1940年1月15日，以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第一二〇師師長賀龍、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等人名義致電林森、蔣介石等，抗議國民黨方面對中共“游而不擊”和“破壞抗戰”的污蔑，電文列舉八路軍抗日事實，“群以八路軍抗敵所及，東至于海，北至于沙漠，可謂處在國防之最前線。敵國來華四十個師團中，與八路軍新四軍作戰者十七個師團，占全數五分之二以上。兩年半中，八路軍新四軍所有防線，未嘗后退一步，歸綏、大同、張家口、古北口、北平、天津、煙臺、青島、徐州、浦口、南京、鎮江、無錫、蕪湖，離城十里八里即飄揚我祖國國旗者，始終是八路軍新四軍。兩年半中，我八路軍傷亡達十萬，而敵偽傷亡則達二十余萬，我軍俘虜敵偽達二萬，繳獲敵偽槍支達四萬?！狈磽魢顸h所謂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謠言，又列舉平江慘案[6]、確山慘案[7]等一系列國民黨部隊殘害中共抗日軍民的反動行徑，抗議國民黨方面的倒行逆施，力請蔣介石派遣陳誠“親臨前線，實地考查，究竟傷亡幾人，俘獲幾事，復地幾里，攻戰幾回，后方之紛擾幾端，道路之阻撓幾次，俱可一覽了然?！盵8]

對于中共的抗議和請求，國民黨當局視而不見，從華北、華中西北各地，對中共抗日根據地發動了一系列武裝進攻，除前述“平江慘案”、“確山慘案”外，又制造了殘害中國抗日軍民的 “深縣慘案”[9]、“太河慘案”和“雪野事件” [10]等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

對于國民黨方面的進攻，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在軍事上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反擊，另一方面，也在宣傳方面進行了堅定的回擊[11]。毛澤東在反擊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際，就多次做出反對摩擦、反對投降的講話或者指示。

平江慘案發生后，延安各界萬余人舉行集會，追悼平江慘案烈士，并通電全國強烈抗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演說，揭露了國民黨的反動罪行。

1939年12月3日，閻錫山挑起“十二月事變”。12月6日，毛澤東和王稼祥致電朱德、左權、彭德懷，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等，指出：

“晉西南閻（指閻錫山——原注）部新舊兩軍已發生嚴重武裝沖突，表現著山西舊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質是對抗日的叛變?！薄胺葱萝姺纯谷盏奈溲b叛變，可能在晉西南、晉西北再擴大化”。我們的方針是：“速即通知進步分子，立刻警惕，準備堅決應付事變。對叛軍進攻決不讓步，堅決有力地給予還擊，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對叛軍口號，但不要反對閻?！薄霸谛萝妰妊杆凫柟厅h的領導，不可靠者斷然撤換”?！鞍寺繁旧韲兰泳?，以防意外，并應給新軍以鼓勵、掩護和支持”?！皶x西南、晉西北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們絕不能放棄?！盵12]

同月，閻錫山再次挑起晉東南慘殺案[13]，毛澤東和王稼祥亦于次年1月5日致電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等，指示他們即日著手以犧盟會負責人名義，“寫一本東南七縣慘殺記，內容記載晉城、陽城等七縣慘殺經過，廣發本地及西安、重慶，并送一本來延安?！盵14]

同時，針對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的進攻，1939年12月23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反摩擦問題。毛澤東發言指出：“陜甘寧邊區的武裝沖突自今年三月起，七、八、九三個月停頓了，現在又發生武裝沖突，并且有中央軍參加。隴東、關中對邊區關系很大，我們不能讓步，現在國民黨抓住我們不愿破裂統一戰線這一點，準備搞大摩擦，但也不能認為便會是公開的“剿共”戰爭，國民黨怕公開。我們對付的方針是反摩擦，但方法要靈活?，F已發出通電號召全國反對摩擦。針對山西晉綏軍的進攻，毛澤東指出：“現在閻錫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軍便是投降，樣子上還未投降，實際上已反共，樣子上還沒公開反共。我們要利用閻的這種矛盾，在擁閻之下反閻，在這種矛盾之下我們可以取得勝利?！泵珴蓶|意識到“國民黨自五屆六中全會以后以軍事反共為主了，與過去以政治反共為主不同?！F在，我們要提倡堅持性頑強性?！盵15]

除了武裝進攻，國民黨方面對中共武裝的宣傳攻勢也是喧囂塵上，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此亦不遺余力地予以反擊。12月27日，《新中華報》刊載毛澤東向該報記者談話，駁斥國民黨某戰區司令長官部通報所散布的謠言。該通報稱：“據報，毛澤東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屬各負責人報告，李立三率領七百三十人，內有俄人及蘇聯飛機多架，將乘反攻敵人之際奪取中央政權，以蘭州為中國之莫斯科?！泵珴蓶|駁斥說：“這種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樣由中國的戰區司令部發出，未免奇怪”?！耙磺邢胩魟訃卜至褱蕚渫督等湛艿娜?，造作了千百件情報，但這一件是最拙劣的”?！啊畩Z取中央政權，好大題目！明明是奪取邊區，還在今年七月就把邊區的旬邑奪取了，近日又奪取了邊區的鎮原、寧縣兩城，飛機大炮全使用上來了。據聞還要奪取邊區的慶陽、合水、淳耀、富縣，打下奪取延安的基礎。前面是日本人大塊地奪取中國國土，后面是中國人小塊地奪取陜甘寧邊區?！盵16]

1940年1月1日，毛澤東在給中共山東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創刊一周年紀念題詞中提出動員一切力量，“反對任何投降妥協的企圖”。[17]

1940年1月30日，中央書記處發布關于反頑進攻的指示：

朱彭楊劉鄧，并轉告朱、徐、陳羅：

對河北與山西境內的任何軍隊，不論是中央晉綏軍及石友三，如果他進攻八路地區，我應在自衛原則下，在有理有利條件下，堅決反抗并徹底消滅之。應號召我八路全體軍隊，號召兩省全體人民，堅決打擊一切從抗日陣線后面進攻者，應公開普遍宣傳“從抗日陣線后面進攻的就是漢奸”，“打倒進攻八路軍的漢奸”，“打倒進攻決死隊的漢奸”，“打倒破壞抗日根據地的漢奸”。只有造成全體軍民反漢奸反進攻的熱潮，并給實行進攻者以徹底打擊，才能停止那些陰謀家冒險家的詭計，才能分化他們內部，才能使動搖的軍隊不敢參加進攻，才能與努力進行軍隊中統一戰線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緊）作有效的配合。此方針同樣適用于山東，望山東亦堅決這樣做。[18]

2月1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大會，發表題為《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的講話，“揭露和譴責汪精衛同國民黨頑固派里應外合地反共和破壞抗日;駁斥國民黨頑固派借統一之名行專制之實的假統一”。[19]

在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帶領下，至1940年3月，抗戰時期國民黨方面對中共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反擊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1 月6日，國民黨政府發動“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事后，蔣介石于1月17日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進攻江北新四軍，誣蔑新四軍為“叛軍”，并聲稱要將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

中共中央立即著手進行反擊。1月10日，毛澤東和朱德、王稼祥致電彭雪楓，張云逸、鄧子恢，李先念等，指出：“你們應根據中央十二月十五日指示之十大理由，公開宣傳，并發反共軍?！薄澳銈儜_寫信給反共軍首長如湯恩伯、李仙洲、李品仙等，將此類信件公開印刷分寄反共各軍，爭取他們共同抗日，勸告他們停止反共?！薄叭缒銈冃麄鞴ぷ髯龅煤?，可以動搖反共軍官心軍心，遲延其進攻速度”?！澳銈兊男麄鲗θ魏尾筷牰既幦≌?，不要傷其官長，他們過去抗日成績應加贊語?！薄靶麄鞴ぷ魅醯牟筷?，各首長應親自動手，親自檢查，務使措詞恰當，宣傳有力。擊破反共軍十分之七靠宣傳?！盵20]

1月13日，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發表抗議國民黨軍包圍皖南新四軍的通電。通電說：“我江南新四軍軍部及部隊萬人遵令北移，由葉挺等率領行至涇縣以南之茂林地區，突被國軍七萬余人重重包圍，自魚（即6日）至文（即12日），血戰七晝夜，死傷慘重，彈盡糧絕?！薄霸趹鸲分袚@包圍軍消息，此次聚殲計劃，蓄謀已久，布置周密，全為乘我不備，誘我入圍，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等語?！薄拔野寺奋娦滤能娗笆苋哲娭畳呤?，后受國軍之攻擊，奉命移防者則遇聚殲，努力抗戰者則被屠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通電要求國民黨中央立解皖南大軍之包圍，開放北上之道路。[21]

同日，毛澤東又同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陳毅，彭德懷、左權，葉挺、項英、饒漱石，周恩來、葉劍英，指出：“同意劉少奇、陳毅十二日電[22]，蘇北準備包圍韓德勤，山東準備包圍沈鴻烈，限電到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攻擊，以答復蔣介石對我皖南新四軍一萬人的聚殲計劃。如皖南部隊被蔣介石消滅，我應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韓德勤、沈鴻烈部，徹底解決華中問題?！彪妶筮€指出：“周、葉正在重慶抗議，我們正用朱、彭、葉、項名義發出抗議通電，望電達茂林被圍部隊，如無法突圍應再堅持十天，可能有辦法。為應付嚴重事變，華北準備機動部隊應加緊，重慶、桂林、西安、洛陽各辦事處應即刻準備好對付蔣介石襲擊。皖南事變應公開宣傳?！盵23]

1月1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葉劍英并告彭德懷、左權、劉少奇、陳毅等，指出：“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爸醒霙Q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爸挥忻土覉詻Q的全面反擊，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佳電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24]

蘇聯方面也很關注皖南事變，1月16日，蔣介石在重慶接見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崔可夫，后者以皖南事變相詢：“余在城內聽得許多謠言，謂次此貴國軍隊之參加皖南沖突者，多至七萬人，雙方皆有損失，甚至有軍長、參謀長被俘虜者?！笔Y介石矢口否認：“余昨接一函，亦如此謠傳，實則絕無此事，即或不免小部隊之沖突如過去蘇北、魯南、河北一樣，亦絕不至有如許大軍行動?！盵25]然而第二天，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即發布通電，誣蔑新四軍為“叛軍”，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并將葉挺交軍法審判。

蘇聯方面考慮到以中國牽制日本的“北進”計劃，不希望國共內耗。1月20日，季米特洛夫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到：“僅通報給您個人，蔣介石請莫斯科將最近的事件（指皖南事變——筆者）視為地方上的軍事事件，不要賦予它政治意義并廣泛宣傳。他保證，這個事件不會影響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的關系和它們今后在對日斗爭中的合作。新四軍的高級軍官將被釋放?！盵26]

1月21和22日，中共中央接連給季米特洛夫發去兩封電報，聲稱“蔣介石已決定破壞國共合作。我們不得不在政治、軍事和組織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在政治方面，我們徹底揭露蔣介石在破壞抗戰、破壞統一方面的反革命陰謀。對此無可論如何不能保持。但我們還是要采取防御立場，在堅決繼續進行抗戰的口號下動員群眾，反對內戰。目前我們只公開反對何應欽，不觸及蔣介石本人?！薄霸谲娛路矫?，決定暫時防御戰，今后，如有必要，將采取反攻步驟，向甘肅和四川兩省突破?！薄霸诮M織方面，一旦需要，我們打算關閉八路軍四個辦事處，即重慶、西安、洛陽和蘭州辦事處?！盵27]

1月29日和2月1日，毛澤東也兩次給季米特洛夫發去電報，匯報蔣介石的反共措施和中共的對策，社會各界對皖南事變的反應，聲稱“我們必須準備全面抗擊蔣介石。今后要么他作出讓步，要么是同他徹底決裂?！盵28]

2月4日（日期是根據文件上的發文編號注明的。電報稿是季米特洛夫在1941年1月4日起草的——原注），季米特洛夫發電報給毛澤東，聲稱：“我們認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們不應把方針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張維護統一戰線的民眾，竭盡共產黨和我們軍隊的一切努力來避免內戰的爆發?！盵29]

2月13日，毛澤東在收到季米特洛夫上述電報后，發電報給季米特洛夫，認為蔣介石欺軟怕硬，應對其采取強硬態度：

您的來電收悉。我們作出的決定符合您的指示，與您的指示沒有分歧。但是達到團結的方法在于，必須改變我們對蔣介石向我們施壓的態度。我們越堅決，蔣介石就越有可能作出讓步，我們越對他作出讓步，他就越會進攻，那時決裂將是不可避免的。

蔣介石欺軟怕硬，你對他的政策越硬，他就越軟越讓步，或者相反。因此我們打算對他實行硬的政策，否則我們就可能輸了。

其實，從去年反共浪潮高漲時起，我們就采取了堅決反攻的態度，表明我們不怕分裂，經常給以反擊，不做任何讓步。結果在4月至9月期間我們取得了局勢向好的方面的轉變。在去年10月至12月，反共高潮再次開始時，為調解局勢我們采取了溫和的態度，發表了表示我們溫和態度的11月9日電[30]，并決定從安微南部撤走自己的軍隊。但蔣介石將此視為我們怕分裂，加緊進攻我們，結果今年1月13日，從皖南回來的幾萬新四軍部隊被他消滅，他發表了1月17日的反革命命令。

從1月18日起，我們采取了新的態度。開始堅決反攻，表明我們不怕分裂。在政治方面，我們提出了善后辦法12條，我們自己任命了新四軍各級長官，在全國喚起了社會輿論，直至英美外交工作人員譴責蔣介石。我們從八路軍辦事處召回一些工作人員，拒絕參加就我們不想談的問題進行的談判，對親日派首領何應飲展開了廣泛的攻勢。在軍事方面，我們在反內戰的口號下準備實際力量，表明我們不怕內戰。如果他們進攻我們，我們就把他們擊潰。結果蔣介石采取了表示他可以作出讓步的態度，請周恩來尋找平息事件的方法。2月1日，將介石派飛機送葉劍英到延安轉達他關于平息事件的意見。他的措施是：（1）由新四軍建立一個軍團，歸八路軍指揮，但要由華中撤到北方。這個條件我們暫時還不能接受。

我們認為，國共分裂將來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現在。如果我們對蔣介石采取軟的態度，那肯定他將繼續進攻，如果我們在軍事方面遭到失敗，那就有分裂的危險。而如果勝利了，那他就會知道進攻我們的困難，這是一個不止一次得到驗證的規律。

目前仍然要實行我們采取的措施，利用日本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他1月13日殲滅新四軍的事件和他在1月17日關于新四軍“叛亂”的命令。在政治方面要繼續給他以反擊。把重心放在同以何應欽為代表的親日派的斗爭上，堅定地堅持我們提出的善后辦法12條，擴大宣傳，決不讓步。同時保留同他和解的可能性。

現在老百姓很氣憤，中間派同情我們，英美人士也遣責他。從來還沒有過像這次這樣大量的民眾站在我們方面。蔣介石已陷入孤立的境地;再過兩三個月，我們將獲得更有利的條件，那時就可以結束這個事件。

在軍事方面，繼續實行防御政策。他們若進攻我們，我們就定要把他們擊潰，堅決殲滅之，但不進犯。

日本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還是主要矛盾。在此基礎上國共合作方面有新的建議。近日日本人在河南省展開攻勢，因此蔣介石約20萬軍隊從反共戰線調往抗日戰線。他急于平息事件，派葉劍英到延安。在這個時候剿共軍對我們實行大規模進攻已經不可能。但我們的戰備工作不能減弱。我們越是做好準備，蔣介石就越怕分裂。

現在是我們爭取有利地位的最好時機，這個時機決不能錯過。但同時在運用我們的政策時，我們要十分謹慎，要斟酌所有可能性。我們向蔣介石提出的善后辦法12條如下：（1）制止挑釁;（2）取消1月17日命令;（3）懲辦皖南事變禍首何應飲、顧祝同、上官云相三人;（4）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軍長;（5）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6）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7）撤退華北的剿共軍（8）平毀西北的封鎖線：（9）釋放全國的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10）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11）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12）速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31]

事實證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策是成功的，在國內外輿論的一片譴責聲中，在中共決不妥協的堅決態度面前，蔣介石被迫做出讓步，停止向《新華日報》施加壓力，釋放被捕的中共黨員，發給中共部隊軍費等。[32]

反反擊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5月至7月，受國際形勢變化（蘇德戰場、共產國際解散等）響，國民黨頑固派策劃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積極發起針對國民黨的宣傳攻勢，最終擊退了他們的進攻。

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為委員會主席團為適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作出《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國民黨借機大造反共輿論，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取消邊區割據”。6月9日，何應欽、白崇禧、胡宗南等在陜西耀縣舉行軍事會議，策劃進攻陜甘寧邊區。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軍事會議，部署進攻陜甘寧邊區，準備分九路閃擊延安。7月2日，胡宗南電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準備，待命行動。

共產國際早在準備解散之前，就曾致電中共，提示其警惕國民黨方面的挑釁：

據我們得到的情報，國民黨在加緊收集材料，以便向中共提出嚴重的指控，說它破壞抗日戰爭，制造同中央軍部隊的沖突，組織和支持反政府暴動，目的在于公布這些材料，進而在外國人眼中抹黑中國共產黨。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由于在林川岷縣地區[33]進行的對日作戰，國民黨軍隊和中共軍隊發生沖突，國民黨人就會在其報刊上發起對中共不利的挑釁性叫囂。國民黨人會為自己的利益廣泛利用這次沖突。

我們認為，共產黨人絕不應允許發生沖突。再者，共產黨人應該開始做解釋工作，通過報刊使中國社會了解中國軍隊同日軍的真實斗爭情況，以防國民黨展開宣傳活動，指責共產黨在軍事上無所作為。[34]

中共對此予以高度重視。5月18日，關于在陵川、林縣一帶避免與國民黨軍發生沖突一事，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指出：“國民黨正在尋釁發動反我斗爭，因此我軍配合作戰部隊必須避免與國民黨軍隊任何沖突，避免給國民黨任何借口，該地敵、我、友三方情況如何望即報”。[35]

5月中旬，毛澤東會見到達延安的國民黨聯絡參謀官徐佛觀、郭仲容，與其懇談國共關系問題，請其向國民黨方面轉達中共精誠團結的意旨。

5月19日，毛澤東復電周恩來，指出：“太南作戰，日軍先攻孫殿英[36]，龐炳勛，后攻我一二九師，孫、龐大敗，第一二九師奮戰半月，已獲勝利。我已電告彭德懷：‘該地配合作戰之我軍部隊即速北撤（該地似已無國軍），不給國民黨任何借口?！盵37]

5月26日，毛澤東復電共產國際，關于國共關系問題，指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召開會議，決定利用共產國際解散開展宣傳活動，奪取共產黨在特區的軍權和政權。這場運動在國民黨組織中和無線廣播中已經開始。我們認為，這場運動將會繼續下去并有所加強。在這一年3月，蔣介石寫了《中國之命運》一書，他在書中反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竭力誹謗中共，制造反共輿論，以便將來消滅我黨。但我們采取各種措施避免同國民黨發生沖突。除此之外，日本人還在加緊進攻，國民黨本身的困難是很嚴重的。因此我們認為，它還不敢同我們決裂?！盵38]

同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決定改派袁任遠[39]去榆林見鄧寶珊、高雙成，調整國共雙方關系。[40]

6月16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于形勢問題的發言，關于國共關系，指出：“國民黨自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后好轉的可能很少”，但是“國民黨內部弱了，沒有力量向我們大舉進攻”，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應該是“避免公開武裝沖突，把同盟者國民黨的力量用去對付日本”。[41]

7月7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關于對付國民黨發動的反共宣傳與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問題。毛澤東發言指出：

此次蔣介石、胡宗南調集河防兵力積極準備進攻邊區，國民黨公開宣傳“取消中共”、“取消邊區”，制造反共與論的舉動，是他們企圖利用德蘇及日蘇的緊張關系，估計日本會進攻蘇聯，利用共產國際解散機會，實行軍事壓迫、政治陰謀，企圖解散中共、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的反動行為。我們過去兩年采用不刺激國民黨的“和國”政策，保持了兩年多的比較平靜，是正確的?，F在情況變化，就不適用了，而要采用以宣傳對付他們的反共宣傳，以軍事對付他們的軍事進攻。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作出四項決定：（一）在堅持統一戰線，實行三民主義，擁護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原則下，集中力量痛斥國民黨反共分子的反動政策與挑起內戰、破壞抗日團結的'第五縱隊'行為。立即公布朱德總司令致蔣、胡的電報[42]及反對西安特務張滌非制造反共宣傳的新聞。延安各機關、學校、部隊應配合學習'七七'宣言舉行熱烈的討論。（二）七月九日召開延安各界群眾大會，紀念抗戰六周年，在群眾大會上表示堅持抗戰，反對內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并用大會名義發表通電。（三）進行軍事上的作戰準備，但后方機關不到必要時不要移動。（四）由中央書記處對各地發出一個內部通知，陜甘寧邊區各地由西北局發出。[43]

7月8日，關于對付國民黨發動的反共宣傳和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問題，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電，指出：

“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同時準備軍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進攻?！薄案鞯貞憫影驳男麄?，在七月月內先后動員當地與論，并召集民眾會議，通過要求國民政府制止內戰、懲辦挑撥內戰分子之通電，發來新華總社，以便廣播，造成壓倒反動氣焰之熱潮，并援助陜甘寧邊區之自衛戰爭。其宣傳方針，根據延安民眾大會通電之內容與口號?！盵44]

7月9日，同日，關于印發中共方面揭露國民黨當局反共和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的各種文電材料，毛澤東致電董必武，指出：

“速將‘七七宣言、朱總致蔣胡電、延安新華社揭穿西安特務假造民意新聞及延安民眾大會通電（今日發出）密印分發各報館、各外國使館、各中間黨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設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實力派，是為至要。此種宣傳品散發愈普遍則愈于我方有利，請用全部精力組織此事，并很機密地進行之?！盵45]

同日，毛澤東又起草任弼時致周子健電：“速將朱總、蕭主任（指蕭勁光）致蔣、胡等電報、新華社揭發西安特務假造民意新聞及本日延安民眾大會通電，設法密印數十至數百份，密發社會各界，此種工作甚為重要?！庇种码娕淼聭?，指出：“蔣、胡盡撤河防兵力開到洛川、中部、邠州線，密令積極準備待命進攻。我已調晉西北四個團渡河南開準備作戰，晉西北現僅留六個小團，頗為空虛，同時事變有可能發展至兩黨破裂，我黨不能不事先有所籌劃。如至那種局面，擬實行前年春季所定計劃，從五臺、太行抽調十個大團（約兩萬人）西開應變。請你在日內加以考慮，提出意見電告。目前此間除作軍事準備外，極力進行政治動員，展開宣傳戰斗，并將此種宣傳散播至西安、重慶各地及英、美、蘇各國，動員國內外輿論打擊蔣之反革命企圖?！盵46]

7月11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寫的的新聞稿，披露中共“七七”宣言在重慶被扣、張道藩（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原注）發出挑撥聲明、外國記者紛紛詢問內戰危機的事實，揭露國民黨當局禁止《新華日報》發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社論和刊登中共中央“七七“宣言的無理行徑，以及國民黨宣傳機關對國民黨軍隊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一事無法掩蓋的窘境。

7月12日《解放且報》發表毛澤東寫的社論《質問國民黨》。社論“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懲辦漢奸賣國賊，而極力反共、破壞團結抗戰和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這種親痛仇快的行徑，提出嚴厲的質問和抗議。社論說：‘我們正式向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出抗議：撤退河防大軍，準備進攻邊區，發動內戰，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行為，是不能容許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發出破壞團結、侮辱共產黨的消息，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言論，也是不能容許的?！盵47]

7月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民黨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和中共的對策問題，會議決定，應“進行揭露國民黨種種罪惡行為與反動思想、政策的宣傳工作，以對抗國民黨的反革命宣傳?！蓖?，《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寫的關于中國政治黑暗，抗戰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滿意的新聞稿。新聞稿說：“英、美人士對中國政治黑暗，和蔣介石將美、英援助不用在前線打日本而用在補充后方部隊，大不滿意。最近熊式輝（當時是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原注）在紐約、華盛頓、倫敦的招待會上，都在這些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質詢。英、美向熊式輝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不能以大量的武器繼續助國民黨政府?！?/p>

同日，毛澤東致電董必武，指出：“你的工作很得力。由于種種原因，蔣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電胡宗南改變進攻陜甘寧邊區的決心，現在內戰危機或可避免。延安民眾大會通電已于九日用萬萬火急電發蔣、胡及各方要人，故你處仍應密印散發，表示共產國際解散后我方之強硬姿態，借以擊退國民黨之無恥反共宣傳?！庇种码娭茏咏?，指出：“蔣、胡秘密調兵準備進攻，你們所得情報完全正確，幫助中央甚大?，F經我們揭穿，已引起各國大使干涉，我們又積極準備應戰，故迫得蔣不得不于十日改變計劃“為擊破國民黨的無恥反共宣傳計，你們仍應將延安民眾大會通電密發社會各方，不得停止不發?！盵48]

由于中共對國民黨政府的宣傳戰運用得當，蔣介石被迫讓步，7月10日，蔣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行動，11日，蔣介石、胡宗南均復電朱德，聲明沒有進攻延安的意圖，12日，胡宗南下令開始撤退一個師及兩個軍部（第一軍及第九十軍）。[49]

結束語

面對國民黨方面的三次反共高潮，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在維護國共合作抗日的大前提之下，始終以不卑不亢的姿態進行反擊。在國民黨的三次進攻中，中共面臨的國內外形勢不同，但總的說來處于弱勢一面。由是，一方面國民黨方面咄咄逼人，另一方面共產國際等國際友華力量亦希望中共忍讓為先，盡力維持國共合作，共產黨面臨的局勢不可謂不嚴峻，值此之際，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始終立足自身，充分發動社會各界力量，努力做到知己知彼，以宣傳配合武裝反擊，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使得蔣介石政府的三次反共高潮均無功而返。

抗戰初期，蔣介石本人曾經感嘆，國民黨在宣傳上“比不上共黨”[50]，揆諸三次反共高潮國共兩黨的表現，這種局面依然如故。而就中共方面而言，相比大革命時期的專注于宣傳，井岡山時期的一度專注于軍事而忽視宣傳，抗戰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將宏大的大局觀和巧妙的宣傳技巧完美結合，堪稱宣傳戰的范例。毛澤東領導下的這三次反擊的勝利，也可以說是中共的宣傳工作走向成熟的標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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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所作的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報告》（摘錄）（1939年12月29日于莫斯科），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8）《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5）》，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第331、332頁。

參閱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年。

1939年12月3日，閻錫山的晉綏軍進攻駐晉西南地區的決死隊第二縱隊和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獨立支隊，破壞永和、石樓、洪洞、蒲縣等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和“犧盟會”等抗日群眾團體，殺害抗日干部和八路軍傷員。

1939年6月12日，駐湘鄂邊國民黨楊森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派兵到湘南平江嘉義縣，包圍新四軍駐該地通訊處，當場殺害新四軍參謀涂正坤、通訊處秘書吳賢眾，并將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通訊處秘書吳淵、新四軍司令部少校秘書曾金聲及新四軍家屬趙祿英等6人活埋于平江黃金洞。

1939年11月11日，河南確山縣國民黨的特務和部隊1800余人，圍攻確山縣竹溝鎮新四軍留守處，慘殺因抗日受傷的新四軍干部、戰士和他們的家屬共200余人。

《朱德等關于毀謗八路軍“游而不擊”及國民黨破壞抗戰等問題致林森、蔣介石等電》（1940年1月15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第444-446頁。

國民黨河北省保安司令張蔭梧，于1939年6月率部襲擊河北深縣八路軍的后方機關，慘殺八路軍干部和戰士400余人。

1939年4月，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指使山東省第三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秦啟榮，在博山以東的泰和地區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游擊支隊，慘殺八路軍千部、戰士300余人。1939年8月，秦啟榮又以9個支隊2000余人襲擊八路軍駐萊蕪以西之雪野村的山東縱隊第四支隊司令部，殺死殺傷八路軍干部和戰士20余人。

參閱唐曼珍：《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載《教學與研究》1981年4月）及同氏《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續）》（載《教學與研究》1981年5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6頁。

1939年12月8日至26日，國民黨軍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孫楚奉閻錫山之命率獨立第八旅進攻決死隊第一、第三縱隊，并破壞晉東南地區沁水、陽城、晉城、高平、陵川、壺關、長治等七縣抗日民主政權，殺害共產黨員及其他進步分子五百余人。

《毛澤東年譜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55-156頁。

《毛澤東年譜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50-151頁。

《毛澤東年譜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52頁。

《毛澤東年譜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55頁。

《中央關于武裝自衛反頑進攻的指示》，載《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年，第120頁。又據《毛澤東年譜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63頁，該電為毛澤東所起草，致電對象為朱德、彭德懷、楊尚昆、劉伯承、鄧小平，“朱、徐、陳羅”四人為朱瑞、徐向前（當時分別擔任八路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司令員）、陳光及羅榮桓。

《毛澤東年譜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65頁。

《毛澤東年譜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252頁。

《毛澤東年譜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254頁。

劉少奇、陳毅1月12日致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要求速向重慶嚴重交涉停止包圍攻擊新四軍，并建議由朱瑞、陳光、羅榮桓部包圍沈鴻烈部，劉少奇、陳毅部包圍韓德勤部，以與國民黨交換——原注。

《毛澤東年譜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254-255頁。

《毛澤東年譜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256-257頁。

《蔣介石在重慶接見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崔可夫談話記錄（節錄）》，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20）《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8——1943）》，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第748頁。

《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的電報》（1941年1月20日于莫斯科），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9）《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5）》，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第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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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21年1月29日于延安）、《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9421年2月1日于延安），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9）《聯共（布）、共產國際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3.5）》，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第127-1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