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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迷霧鎖南洋

2020-05-08 08:43姚若琦
大經貿 2020年2期
關鍵詞:移民

姚若琦

【摘 要】 南洋是在中國歷史上以中國為本為對東南亞地區的稱呼,“下南洋”與“闖關東”、“走西口”是中國歷史上三次著名的人口大遷徙,但與后者不同的是,“下南洋”是國家間的遷徙移民,中國人從什么時候開始“下南洋”的?他們又為什么要“下南洋”?歷史上真實的“下南洋”究竟是什么樣的,南洋華人的生存境遇究竟如何?紀錄片《下南洋》讓我們從另一面走近歷史。

【關鍵詞】 下南洋 南洋華人 移民

引 言

南洋華人以其悠久的歷史、龐大的人數、在所在國較為出色的經濟政治實力成為如今全球華人群體中最為重要的一支。歷史上我們將中國人遠渡南海到達如今東南亞地區的人口遷徙行為稱為“下南洋”,在大批的移民中有榮歸故里的,也有留居在當地經過幾代的傳承或與當地通婚同化或保持中華民族本質的華人后代。這其中不乏傳奇的故事,自然也少不了傳奇而又偉大的人物,給如今的我們無論是在學術研究或者影視創作上都留下了豐富的題材和角度。只是在如今看似安樂和輝煌的表面背后,對華人的針對和敵視從未停止,歷史上真正的“下南洋”更是一段由血淚編織而成的悲涼故事。通過紀錄片《下南洋》對于南洋華人的呈現,引發了對這個領域的一點思考,記述如下。

一、何處是“南洋”

南洋,作為一個中文地理詞語,今日解釋是在當時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背景下對東南亞一帶的稱呼,包括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也包括中南半島沿海、馬來半島等地。在中國歷史資料中,也有以江蘇為界將我國沿海地區分為南北洋,自然與北洋相對的海域便是南洋:"南洋起廈門,包汕頭、臺灣、潮陽、甲子門、四澳、虎門、老萬山、七洲洋,直抵雷環為一截。"[1]

紀錄片《下南洋》中主要記錄的地點則不包括與中國接壤的中南半島上的國家,指的是與中國隔海相望的太平洋上散步的千百個島嶼上的國家,其中以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為例。

筆者認為,“下南洋”作為一個歷史名詞,歷史上多與“闖關東”、“走西口”、“跑口外”等一起用來形容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末期的幾次大規模人口遷移活動,基于此,“南洋”的范圍應該鎖定在此時(可從南宋滅亡開始,也可以從明清國內人口膨脹時期開始)出國的中國人的路線目的地較為合適,采用陳達老師書中的標準,即為“輪船航行以先”[2]所能到達的區域——即菲律賓群島、大巽他群島(蘇門答臘島、加里曼丹島、爪哇島)、小巽他群島(努沙登加拉群島)。如今占據這些群島的國家有: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新加坡、東帝汶等。這些地區不同于中南半島上的緬甸、暹羅、越南等國與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著密切的聯系,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某些朝代接受中國的統治,亦或者與中國保持著穩定的朝貢關系,被中國視為屬國。而這些地區,中國古代王朝的勢力在歷史上多數都不曾到達,即使到達也幾乎沒有在這些國家的發展歷程中激起什么變革性意義的影響,對這些地區的影響微乎其微。處在兩大洲兩大洋十字路口的它們仿佛是另外一個平行世界,既接受著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在這里傳播,大航海時代以來又接受基督教的洗禮,伊斯蘭教的清真寺與其他宗教建筑并立在同一條大街上相隔不過百余米。

關于對這些地方的解讀,有的學者認為可以將其視作一個整體的人文單位進行分析,如安東尼·瑞德在其著作《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中就提到,因為該地區有著共同的根本性的核心人文特質包括神靈或使生物煥發生機的“靈魂”等概念,女性在世襲、意識、貿易和農業生產中的主導作用,以及以債務來確定社會責任這一做法的重要性等等[3]。在這個問題上,筆者更贊同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艾倫·麥克法蘭在紀錄片《下南洋》中關于解讀東南亞地區的看法:“解讀南洋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它的多元化和差別化是解讀的難點。他沒有普遍的特質。如果從宗教方面認識南洋,有佛教伊斯蘭天主教東正教儒教。如果是經濟方面又有不同的經濟模式。從種族上來說南洋更是一個混合體?!蹦涎蟮貐^,即使有著共同的氣候條件、地理環境、生存空間,但是無論從種族、文化、經濟、政治等任何方面來看,都更像一個多元的復合體,而非統一的文化整體。

二、為何“下南洋”

中國人最早下南洋的記載可以追溯到《漢書·地理志》;在如今的印尼巨港有著唐人的后裔,據史料記載,應為公元879年黃巢屠廣州城的幸存者流亡而至的后人;在文萊,葬著最早華人墓地,為南宋時期泉州城蒲氏家族的后人,而他們流亡南洋,也許是緣于在海上茍延殘喘了三年的南宋王朝最終與小皇的一躍宣告落幕的原因。歷史上,中國古代王朝更迭不斷,游牧民族南下總會帶來大規模的北人南遷,北人尚可南遷,南人該何去何從?清朝初年,大量的難民、被清兵打散的農民軍、抗清失敗的明軍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遺民,掀起了移民東南亞的高潮。南明永歷十三年(1659年),跟隨永歷帝流亡緬甸的官兵眷屬,有的逃亡暹羅,有的被安置在緬甸邊遠地方。明亡后,高、雷、廉三州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等率領兵將家眷3000余人、戰船50余艘到達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這塊地方因此被稱作“明鄉”。在南洋多地,有一個漢字只存在于此,這個字由“明”和“清”二字各取其中一部分組成,多刻在了華人的墓碑上,也許是在宣告“反清復明”的愿望之強烈吧。

這樣看來,南洋更像是中國人民在政權更替之下或對于舊國的懷念或為了保命或韜光養晦只為有朝一日卷土重來等這樣的原因而選擇的避難所。只是抱有這樣崇高理想而選擇逃難至此的多為官僚地主階級,但地主階級在移民浪潮中還是少數,被歷史裹挾著選擇放棄家園、逃避戰亂、外出求生的才是多數,更多的還是手無寸鐵,唯有吃苦耐勞的好品質的普通百姓而已。

“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于耕,望海謀生?!备=?、廣東一帶在當時荒亂窮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難以維持,為了謀生計,躲避戰亂,先后有700多萬中國人漂洋過海,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地到南洋謀生。明清戰亂人口銳減,而經過幾年的修復期后中國人口迅速突破一億,此時美洲高產作物乘著南洋而來的帆船到達福建,僅僅數月之后便占據了閩地大大小小貧瘠的低山丘陵、山間梯田,正因為有這種耐旱、易活、高產、飽腹的作物,甚至在次年災荒到來時也沒有造成以往的饑荒。人口隨著作物的蔓延而迅速膨脹,到了清朝中葉,人口壓力已經到了用糧食和墾地也無法解決的底部。多數土地總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人口越多流民越多,即使海禁再嚴厲,出海謀生也成了東南沿海人民唯一的出路。

國內巨大的人口壓力將人民往南洋推,而早在大航海時代就四處探險殖民的西方殖民者此時也來到了這個“十字路口”,他們設立了東印度公司來管理這片區域,他們在這掠奪工業原料、設立工廠、擴大貿易范圍,生產的發展讓他們對勞動力極度渴望,這個渴望對于中國人民而言亦是來自外部的吸引力。有組織有規模的華工招募一批又一批在東南沿海開展起來,他們稱其為契約勞工。契約二字使得華工看上去似乎比黑人奴隸要自由、平等一些,地位也更高一些,但實際上并非如此。殖民者將這些華工稱作“豬仔”,契約往往是以華工犧牲絕大多數利益換取出國途徑而建立,簽訂契約的過程也并不平等,許多農民是通過欺騙、綁架、誘拐等不正當手段變為勞工乘船出洋,而這些運送華工的船只也比運送黑人奴隸的船只好不到哪去,人們甚至稱這些船為“浮動的地獄”。

盡管如此,清末民初東南沿海仍舊有大批國人選擇下南洋。這其中的原因既有內部的推力也有外部的吸引力。內部的力量是最主要也是根本的力量。人口與土地的矛盾是主要原因,自然災害的頻繁也加劇了貧困,迫使人們脫離舊日的土地去尋找新的生活資料。后期鴉片戰爭破壞了自然經濟的基礎,失業者增多,戰爭所帶來的各種賠款又加劇了勞苦大眾生活的艱辛。因遷出地生存問題壓力大而被動出國,是當時東南沿海人民“下南洋”的最基本原因[4]??陀^上,交通工具的改進,前期親戚朋友宗族世家的牽線搭橋,無疑對中國人民出國謀生提供了幫助。這種血脈傳承從國內延申到南洋,從傳承到互相扶持以求在海外有一席之地,亦是在考慮國人“下南洋”原因中不可忽視的一環。在福建人當中,甚至有抱養男孩經商海外的社會習俗流行[5]。

三、南洋華人的境遇

雖然明中葉開始,南洋的主要港口城市就已有華人社區的存在,華人群體中也有眾多聲名顯赫的人物出現,南洋華人的勢力也初顯規模,甚至于來到此地的殖民者也需要和華人合作,以便于他們在當地的統治。但無論如何,面對龐大的原住民、強大的殖民者,華人在南洋都是一個邊緣群體,既難以爭取到自身的權益,甚至還會遭到各方的敵視和抨擊。

菲律賓馬尼拉,巴士河邊,有著世界上歷史最古老也是規模最大的唐人街——巴連。1603年中秋節,這里卻爆發了慘絕人寰的屠華事件,事件的主謀是菲律賓當時的殖民國西班牙。分析事件爆發的原因,愿意將其歸咎為信仰的沖突。雖然華人到達南洋之后并沒有強行輸出曾經讓天朝上國引以為傲的中華文化,但對于外來的包括基督教在內的新宗教都保持冷淡的態度。這就讓西班牙殖民者覺得華人總是想要與自己對著干。事件的導火索是所謂的“金豆之樹”。萬歷皇帝在聽信了風水術士關于菲律賓有金豆之樹的說法后,便派遣了兩名福建籍使臣前往查看。西班牙殖民者將其視作是明朝皇帝想要前往殖民的預兆,畢竟“金豆之樹”的說法實在很難讓已經經歷了啟蒙運動而將理性主義內化了的歐洲人相信,這更像是為了某種野心而強行編撰的拙劣謊言,而這來自于母國的一次姑且稱之為失敗的外交,帶來的卻是殖民者對華人的瘋狂濫殺。

又是一年中秋,地點在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這座以荷蘭殖民海外的帆船命名的港口城市,一場大火伴隨著槍聲,災難席卷了華人聚集區。一夜過后,死難者的遺體排列在了穿過聚集區的一條水渠中,渠水被鮮血染紅,后來人稱其為“紅溪”。這場由荷蘭殖民者發起的屠殺,似乎更像是荷蘭殖民者對于這個特殊群體背后的東方古國的一種隱隱的恐懼。這個以蔗糖為主要世界貿易的地區在經歷了內部生存環境不斷惡化的壓力的同時,又受到了來自外部的威脅,巴西蔗糖的生產足以滿足歐洲的需求,失業率不斷升高,此前招募來的華工不斷聚集,情況不容樂觀。荷蘭人對華人的剝削加劇,華人社會的反抗情緒高漲,殖民者恐懼華人會糾葛母國的力量進行反抗,于是決定先下手為強鎮壓華人,“紅溪”事件爆發。

回顧這兩起事件,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我們不難發現,殖民者在全世界的掠奪轟轟烈烈的開展,但是中國這條巨龍在他們的眼中的偉岸形象此時尚未崩塌。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白銀的最終流入地,龐大的國際化的大都市,人口眾多,經濟發達,更是馬可波羅書中那個遍地是黃金的理想天堂。這樣一個似乎是絕對壓制的力量對比讓他們對南洋華人既壓制又恐懼。雖然他們也曾一度懷疑為何到來此地的華人和書中不同,但卻還是忌憚這背后的神秘力量。既然如此,不如先下手為強,鎮壓當地華人,杜絕后患。

即使屠殺再過慘烈,在舊址上的修復工作卻從不拖延,一年之后,巴連唐人街重新被建起。僅僅三年不到的時間,菲律賓又聚集了大量等待工作和謀生的華人。悲傷和恐懼似乎總是能夠迅速被吞沒,在尚未形成群體記憶的時期,這樣的場景讓人悲涼,只是這個群體背后的龐大帝國,從不缺少的,就是人。

【注 釋】

[1] 鄭觀應.盛世危言·海防上

[2] 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9月.第3頁

[3] 安東尼·瑞德.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M].2013年10月第一版.第13頁

[4] 于佳萍. 清代閩人遷移東南亞的原因[D].廈門大學,2008

[5] 于佳萍. 清代閩人遷移東南亞的原因[D].廈門大學,2008

【參考文獻】

[1] 高榮偉.下南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人口大遷徙[J].尋根,2014(04):139-142.

[2] 劉平.下南洋:晚清海外移民的辛酸歷程[J].傳承,2010(31):32-33.

[3] 于佳萍. 清代閩人遷移東南亞的原因[D].廈門大學,2008.

[4] 安東尼·瑞德.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M].2013年10月

[5] 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M].2011年9月.第3頁

[6] 陳碧笙.世界華僑華人簡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M].199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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