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意義對翻譯研究的革新與沖擊

【摘要】本文針對謝天振《翻譯研究新視野》中介紹并引用的西方 “解構主義”理論，首先就其概念進一步界定，再討論其在翻譯研究中的適用性和該理論在翻譯哲學上仍需驗證的問題，以期為今后解構概念的相關應用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

【關鍵詞】解構主義;翻譯意義;德里達

【中圖分類號】H059?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27-0082-02

一、解構意義是翻譯過程中的常態嗎

“解構”非常具有顛覆性，字面上通常解讀為“分解結構”，因此引進之初被視為一種“破壞性”的批評方法。解構并非單純的“拆磚解瓦”，而是必然伴隨著“重建”的，即現代解釋學是作為解構學派的基礎而存在的，因而解構的翻譯觀主張翻譯不可能復制原文的意義。

據謝天振在《翻譯研究新視野》（2013）中介紹，解構主義對意義的理解有兩重含義：“作者死了”，無法左右文本在讀者心中的理解，文本存在的意義即是讀者不斷的解讀;“作者意圖迷誤”，本身意圖與最終文本可能并不一致。置于翻譯中，作者隱身，譯者現身。

解構觀對語言學派長久以來圍繞的“對等”（equivalence）問題進行了一場顛覆，語言各層面上的“轉換”（shifts）實質上就是一種重建語項（reconstructing items）的過程，而這樣的重建因人因時因地產生差異，這就是解構的“去中心化”。解構主義代表人物德里達認為以“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alism）為核心的結構主義屬于核桃式，外層是桃，中間有核，而解構主義屬于蔥頭式，層層打開，無核無心，或由一層層蔥皮組成。就作家的作品而言，結構文本與解構文本的對比如下（劉軍平 264）：

如上所見，解構觀認為不存在確定不變的意義，對原文的每一次閱讀和翻譯都意味著對原文的重構，譯作和原作是延續和創生的關系。在解構出現之前，許多二元對立的概念延續至今仍主導翻譯研究的主脈：原文與譯文、作者與譯者、直譯與意譯、歸化與異化等。很顯然，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并不關注翻譯的具體問題和原則，而關注翻譯的本質（nature），對翻譯重新定義，與以往“翻譯即傳遞意義”定義不同的是，解構的翻譯更趨向于一種持續轉換和調節的動態過程，原作與譯作也不再是對應的“主仆”關系，而是一種“平等的關聯和互動關系”（王寧 2009），具體表現在本書中已有許多實例（如文化意象的重構等），在此不做贅述。

著眼于中國翻譯文學，在清末民初的翻譯高潮中，既有林紓這類轉譯，也有諸多受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影響的改寫，譯者根據當時的文學規范或社會風尚選擇待譯文本，在翻譯過程中“增、刪、改”，或加入自己的理解甚至興起而續寫或“大修”原作內容，這些在傳統譯學看來不算做翻譯的例子，也并不能歸在原創文學作品的分類中，所以翻譯研究的范圍得以擴大，包含了這些特殊翻譯，用描寫翻譯研究的視角說，凡社會普遍認定是翻譯的文本即是翻譯。即便放眼當下，文學翻譯當中的創造性轉換和翻譯文學無定本這兩個毋庸置疑的現象也算是解構式翻譯觀的一種佐證。

二、對解構的認識與思考——幾個問題

比較文學作為現今翻譯研究主流的研究視角，并不代表具體的某一流派，而是整個“文化轉向”后將翻譯融入文化系統的一股推動力，用多元系統模式來看，就是翻譯處在文學系統中，文學又處在文化系統中，翻譯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因此翻譯所吸引的關注早已超越了語言層面，這也是翻譯研究跨學科本質之所在。

解構主義距離翻譯本體的討論看似遠到了一種縹緲的境地，實則并不是遠離“翻譯”或“文本”，而是遠離“原文—譯文”的對比關系。解構作為一種哲學解讀，是有其哲學立場的，像政治立場一樣鮮明，于德里達而言，翻譯這一現象是其解構主義哲學觀的有力論據之一。當然，并不認為解構主義是為了創立學說而生硬拉上翻譯為其發聲，翻譯的本質的確在解構觀中得到了非常合理的闡釋。只是由此想到，該如何理性面對解構式翻譯研究且劃分其適用范圍呢？解構作為反對形而上的一種哲學理念，它就是一種辯證法，程度近乎徹底。就目前的認識來看，解構本初的闡述比較接近辯證觀的一極——詭辯。

在后現代的大流中，翻譯研究的操縱派帶來了對翻譯規范和翻譯倫理等問題的進一步討論，解構主義背景下的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翻譯研究也應運而生，那么，在如此具有沖擊性和革命性的文化研究大潮中研究譯作和譯者，原作和原作者的位置應該放在哪里？研究有風向，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主流導向，這是常態，然而傳統的翻譯研究仍在延續生命，且千年來未曾中斷，雖如今較于文化研究不算活躍，但在社會普遍的認知里，翻譯是不能拋開原文和原作者去談的，否則將成為無本之木，翻譯首先是語言問題，進一步再是文化問題。

翻譯為建立成獨立學科，爭取地位和立場，其研究在發展過程中，逐步擴大研究范圍，提升研究高度，譯文和譯者的地位日益上升。我認為，研究視角是有適用范圍的，不可能面面顧及，甚至同一問題的不同視角會得出“矛盾”的結論，理論的難度本就來源于術語和分類，作為一名翻譯學研究生，面對并非對立卻需做取舍的研究范圍選擇，時常感到困惑和迷茫。

回歸到解構主義的核心觀點，解構既旨在分解“中心”，那么人類共有經驗（universality）是否存在且具有追求價值呢？答案是當然有，而且必須追求。巴別塔讓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人類和文明產生了溝通的障礙，翻譯活動正是為了打破壁壘以達到交流的目的而存在的，而解構觀所談的翻譯“必須為”卻又“不可為”的矛盾性質，我并不完全認同。

舉例來說，以存異不求同的解構觀來看，萬事萬物都是獨特的，在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對于一種價值觀念，每個人會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段也會有不同的理解，更別說是跨越了空間時間雙維的解讀。但是解構對意義本身存在的否定，太過抽象，已經進入到虛無主義的范疇了。

其實即便特性是永恒的，共性也是相對存在且可以提取出來的，比如，對基本情感（諸如愛恨）不同社會的群體和個人理解和感受肯定不一致，但是就大范疇來說，愛和恨是不會混淆的（愛恨交加是一種實際的復雜情緒），或者再比如，翻譯當中褒義的效果原則上不會處理成貶義的，雅語不會轉換成俗語?？s小范圍的話，比如有一些國際公約，或者一些全球共享的價值觀念，并不存在國別區分。這個共性不一定多么具體，但是必然存在。至于原文意義是否存在，且在常規的翻譯過程中，或多或少都在追求這種意義，只是實際的結果（product）或許無法復制原文意義，這里譯文意義與原文意義的差異（或者“延異”）已經是事后描寫了，而不是事前策略的導向。

本書和《譯介學》一樣以推介為主，所以第四章三節的三大理論視角基本是就前三章比較文學翻譯研究的具體問題做出學理解釋的，并無意也無須系統介紹這些理論，在緊密相關的前提下，還讓三大理論視角浸在中國翻譯文學的具體實際中，非常便于理解這些抽象的概念并且檢索相關研究素材。

三、結論

解構本身是個哲學概念，可以用于解釋很多人文社科領域的現象和問題，與翻譯相遇，在翻譯實踐中，解構解的是意義，在翻譯研究中，解構解的是傳統譯論中的定式，諸如對等和一系列二元對立關系。解構可以說是一種分解，也可以說是一種解析。解構和建構是共生的，解構是對之前建構分解，再進行重新建構的過程，此過程使得“意義”得到延續和翻新，或許這也能解釋為什么會有很多觀念持續產生新意吧，所以解構應該理解為一種積極而非摧毀性的力量，翻譯產出和對翻譯理解的多種可能正是由解構意義而產生的。

所以，解構主義的意義在于它創造性（“重構性”）的實質和多元開放的思維模式（呂俊 2002）。但面對解構式翻譯研究，需保持理性的學習和運用，在對此的批評方面，謝教授介紹了不同學者的觀點，完善了整個解構主義體系。解構思潮及其衍生的權力關系在翻譯中的體現對翻譯研究或許還將產生新的革新和沖擊，有待進一步分類研究。

參考文獻：

[1]呂俊.翻譯學應從解構主義那里學些什么——對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國譯學研究的反思[J].外國語，2002，（5）：48-54.

[2]劉軍平.西方翻譯理論通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3]王寧.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解構主義的推進[J].清華大學學報，2009，（6）：127-139.

[4]謝天振.翻譯研究新視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作者簡介：

劉璟瑩，女，漢族，江西南昌人，碩士研究生，現就職于西安翻譯學院英文學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社會翻譯學、比較文學與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