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代文人對《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接受與闡釋

摘 要：《屈原賈生列傳》是《史記》中人物合傳的名篇，相關的評議、考證、詩歌創作等在清代層出不窮，在接受和闡釋上呈現了廣闊性、多面性的特點，突顯了特定歷史時期內文人的心態歷程、審美趨向和文化風貌。

關鍵詞：清代文人;《屈原賈生列傳》;接受;闡釋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屈原和賈誼兩人的合傳。司馬遷用悲憤淋漓的筆墨描述了屈原和賈誼“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一自沉汨羅，一英年早逝的悲劇人生。清代是《史記》研究的集大成時期，作為《史記》合傳中之最佳者，有關《屈賈列傳》的評議、考證、詩歌創作等各種闡釋層出不窮。闡釋的基礎是接受，它不僅是對文本，更有對滲融于字里行間的作者的思想、旨意、情感和評價的接受，但并非全盤收取，而是一種有擇汰、有揚棄的取得，清代文人對《史記》的接受就突顯了清代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內文人的心態歷程、審美趨向和文化風貌。

一、關于屈、賈為何合傳的接受與闡釋

屈原與賈誼，一處戰國，一處西漢，何以太史公越周迄漢，專擇這兩人為合傳呢？司馬遷沒有闡明緣由，只是在傳中用“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的過渡語串起兩篇單傳，并在結尾以幾篇騷賦關聯二人，后代學者從而以意逆志，認為太史公是取其懷才不遇又同工騷賦。清代的王治皞也持此觀點。他說：“屈賈以忠義博雅之人，俱逢時得主，后遭貶斥，不得已而以虛文自見，此其志有足悲者”（《〈史記〉榷參》卷之中）故傳記在錄賈文時，“僅錄其二賦”，為的是求其感慨悲吟之同。李景星也認為二人的生平遭際是合傳的主因，為此，太史公于“字字璣珠”的屈賈文賦中，不惜割其所愛，只選錄《漁父》《懷沙》《吊屈》《鵩鳥》四篇，原因是“《漁父》著屈子沈江之志，《懷沙》乃屈子絕命之辭”，“《吊屈》見賈生懷古之情，《鵩鳥》乃賈生超世之思也”，簡言之，就是“懷才”“不遇”也。

晚清的陳三立則以古今通變的開闊視角闡釋了屈賈合傳之因，“周、漢相望，百余年之間，有王佐制作之才者，唯屈原、賈生兩人而已”（《散原精舍文集》卷五》），認為兩人是經天緯地的蓋世人杰，太史公希望能找到“有如孟子所推天民大人名世者”，最終“曠世低佪，而獨默許此兩人”，重點突現了他們的王佐之才。此觀點雖有偏頗，卻也反映了近代中國的有識之士渴望變革，“不拘一格降人才”以救世濟民的進步思想。

而同時期的陶必銓卻認為兩人不應合傳，兩人的遭際實際是不同的。賈誼以一少年，“來不逾年，而至中大夫”，是深受賢明的漢文帝的賞識和信任的。而屈原雖為楚王的同姓和舊臣，卻因“懷王之昏于利而惑于讒”，使得奸人計成，最終自沉汨羅，其際遇不可與賈誼相提并論。相同的史實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這就是闡釋的多義性導致的見仁見智。

二、闡釋的重要形式：詠史詩

詠史詩是文人借古人古事抒發人生感慨最常用的詩歌體裁。清代詠屈賈的詩有上百首，為歷代之最。這些詩雖囿于體裁，不能作全面、廣闊地評論，卻往往能從人物的某個特點或典型事件入手，以小見大，以古見今，從而達到“澆胸中之塊壘”的目的，其要點如下：

高度贊揚屈原和賈誼的文學和政治才華。舒位的《屈原》詩：“一部離騷即楚風，美人香草老詩翁。恨他生及春秋后，不得刪同鄭衛中。十萬荊臺留宋玉，八千奇字畔揚雄。文詞何與人家國，傾倒龍門太史公?！睙崆檠笠绲卦u價了屈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認為他開創了香草美人的《離騷》傳統，其價值可追《詩經·國風》，點出司馬遷為之作傳的原因之一。李柏的《甲子端陽日哭屈子》則側重論他的政治才華：“不喜田文生，但惜屈原死。屈生楚有國，屈死楚滅祀?！鼻恼尾湃A儼然遠在令人稱道的戰國四公子之上，屈原的生死直接導致了楚國的存亡。這樣寫，雖然明顯地夸大了屈原的個人作用，卻是繼承太史公的觀點而來的，目的就是要突出屈原的才干及其在楚國舉足輕重的地位。賈誼的王佐之才是清代文人注目的焦點。王時敏《吊賈長沙》敘述賈誼主持政事：“豫建定國本，隆禮遇大臣”，“況茲大漢初，宜鑒乎忘秦。安危系一時，治喪存君心。長沙識大體，言論純古今”。正是對司馬遷史筆敘述的詩化表達。賈誼曾上《治安策》，雖不被采用，卻也顯示了他無與倫比的少年之才。故而喬萊稱之“年少得賈生，挺出殊矯矯。豈惟絳灌怒，頓覺蕭曹小”（《長沙吊賈太傅》），連“漢初三杰”之一的蕭何及名臣曹參在賈生面前也黯然失色，其才之高也可見一斑了。

對屈原和賈誼懷才不遇的同情。這是清代文人最易產生共鳴的地方，大量的詠吊詩借此抒發了抑郁難平之氣。李柏的吊屈詩訴說了屈原的經歷：“廢生于忠良，讒生于文章，憤發于騷經，怨流于瀟湘”，既憑吊了古人，又明顯地影射了當世的文字獄。查慎行的《三閭祠》：“莫嫌舉世無知己，未有庸人不忌才”，“放逐肯消亡國恨？歲時猶動楚人哀！”則沉痛地抒發了賢才必招嫉恨的古今同慨，也是詩人自己正道直行，卻終被排擠的悲憤之語。顧宗泰的《屈原》詩曰：“不是蛾眉誰更妒，可知謠諑亦知音?！辈徽f“謠諑”之毒，反說是“知音”，冷靜、深刻的反語中全是對屈原深切的同情。賈誼才高命薄，也激起了許多詩人的同情和共鳴。王時敏《吊賈長沙》結尾曰：“歷觀古君子，堙郁豈一士。嘗讀治安策，吁嗟乎賈誼?！卑奄Z誼個人的“堙郁”推到了更廣闊的歷史前臺之上。袁枚一生兩謁賈誼祠，寫下了七首詠賈詩，其中的詩句如“道大功臣忌，心孤鵩鳥憐”（《長沙謁賈誼祠》），“經生漢代知多少，屈指誰為王佐才”等等充滿了對賈誼進才無路、報國無門的同情。

申斥奸佞讒嫉和統治者的昏庸輕才。詩人們對邪曲害公的不合理現象深惡痛絕，他們有的在詩中申討佞賊：“毒哉上官氏，蓄意那可測?！北硎疽笆謩嘭恕保ɡ畎亍都核任迦湛耷印罚?有的則痛罵昏君和小人：“楚懷本孱王，乃同聾與瞽”（秋瑾《吊屈原》），“灌嬰周勃噲伍耳，是老禿翁何足詳”（洪亮吉《賈誼墓》）;有的沉痛于君王的偏聽和輕才：“武關嗚咽水，猶怨楚哀王”（王士禎《題三閭大夫廟》），“頗恨夜半語，不復關治平”（鄂忻《賈誼》）?；蜴倚εR，或慷慨陳詞，寄寓自己的所思所感和身世之嘆。

三、對作者司馬遷思想的接受與闡釋

清代文人在評價屈賈時，贊其才能，悲其放逐，憤其遭讒，基本都是接受司馬遷的評價而來。但由于政治立場、處世哲學、和個人見解的不同，清人對《屈賈列傳》的接受還有不少不同的聲音。王文治的《三閭大夫廟》詩曰：“天教三戶歸嬴政，鄭袖張儀俱聽瑩。誰知澤畔苦吟聲，九死甘心為同姓?！薄爸鴷堕w爾何人，露才揚己嗤先民?！?認為楚之滅亡是天注定的，屈原九死為國也是無濟于事的，其因放而怨，怨生而為詞章，只落得前人“露才揚己”的批評。在《長沙賈太傅祠》中說：“但說長沙遷客恨，須知宣室愛才心?！闭J為賈誼才雖高而量自淺，他的遷謫實與屈原不同，因為受到了有“愛才心”的漢文帝的常識。一直以來，宣室問鬼神是漢文帝輕才和賈生懷才不遇的代號，而此處卻成了君王“愛才”的標志。這一點上，袁枚也有同感，他的《賈生》詩曰：“不問蒼生問鬼神，玉溪生笑漢文君，請看宣室無才子，巫蠱紛紛死萬人?！闭J為“鬼神之理不明，亦是蒼生之累。嗣后武帝巫蠱禍起，父子不保，其時無前席之問故也”（《隨園詩話》卷十六），以“問鬼神”之重要襯托了漢文帝之愛才。

司馬遷曾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睂η脑苟猿?，他雖有同情和惋惜處，但畢竟是持肯定態度的。清代文人則提出了不同意見。俞樾的《屈原論》（《賓萌集》卷一），首先批判了屈原的“怨”，以為“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又何怨？”他認為“黃鐘之大固不與瓦釜爭鳴;千鈞之任，亦豈與蟬翼較其輕重哉”，“彼上官大夫、令尹子蘭何人哉，而原為之死也”，則這樣的死就沒有了“重于泰山”的意義，而變得“何其小也”。他欣賞的是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的處生態度，故而為屈原設計：“世人皆醉而我亦從之醉，則不可;若夫人自醉我自醒，不亦可乎，而何死乎？”在這一點上，鄭瑜的雜劇《汨羅江》倒頗合俞樾之意。劇中的屈原，在江上逢漁父后，“學得餔糟與餟醨”，參透了人生，“五蘊皆空”，成了逍遙江畔，與漁翁痛飲江上，吟唱《離騷》的隱者形象，雖然言辭中尚有不平之氣，但畢竟是實現了“不死”，也是遂了不少讀者的愿。

由此可見，清代文人對《屈賈列傳》的接受和闡釋是廣闊而多面的，他們的總結使得《屈賈列傳》的接受史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充實，成為接受鏈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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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章海鳳（1978-），女，漢族，浙江海寧人，碩士，浙江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師范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古代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