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西科技與文化的互動范式

盧雨生

摘要：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對范式下了許多定義，臺灣學者將其翻譯成典范，把典范或范式理解為被某些科學社團無意識地接受的基本概念、世界觀或學科的母型。筆者試從科技政策、知識論反思、文化發展三個方面來闡釋中西科技與文化的互動，進而提出一種有利于中國發展的互動范式以避免科技發展帶來西方在文化領域的宰制或專制。

關鍵詞：互動范式;典范;文化;宰制

一、引言

科技與文化問題，不能抽象地思考，應當放在本國與西方近現代科技互動的歷史脈絡中來看。這種歷史脈絡不是一些零碎且屬于史學的事實，科技哲學關注的應當是一種框架與范式，用作今后的參照指標。

二、初期西方科技來華與后來西方科技入侵之比較

從16世紀末開始的大約兩個世紀里，是中西科技互動最有意義的時期。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83年來華，帶來了當時歐洲重要的科學與技術。而19世紀后半期之后的中西科技互動帶來更多的是斗爭與悲劇的色彩，西方帝國主義者挾其優勢的科技力量迫使中國被動學習，最終導致中國依賴于西方的專制，更嚴重的是這種專制的邏輯竟迫使中國由對西方的科技依賴演變成文化依賴。其實，落后國家的依賴現象，既是西方國家采用宰制的邏輯所產生的結果，也是由于落后國家本身缺乏理性化，以及社會、文化因素未能充分調試的結果。[1]當然我們也不能走極端，甚至全盤否認西方科技含有某種可普化性，因為西方科技的發展證明了其的確存在某些可普化性。我國傳統的科學與西方近代科學的差異在于：首先我國傳統科學其理論形式上缺乏邏輯與數學的結構和語言，也沒對自身的語言結構進行反省，以至于尚未達到有意識地建立一整套管控科學論述的邏輯系統的水平。其次我國傳統數學只用于描述經驗資料，而非用以形構理論。再次，傳統經驗資料的搜尋采用被動的觀察而基本不借助于輔助工具，也幾乎不進行現代科學提倡的受控性實驗。最后，缺少西方科學哲學與知識論的反思傳統。

利瑪竇對中國科學發展的第一個積極貢獻是將《幾何原理》引入中國學術界。另一個貢獻是將西方新的科學儀器和計算技術引進中國。但知識論或知識理論卻幾乎被利瑪竇所忽略了。他只對認識活動提供了一套哲學人學的解釋，其中至多只提到亞里士多德與中世紀士林哲學的抽象理論，這在本國科學界并不曾引起任何積極的反應，殊甚可惜。但是，西方近代科學的情形正好相反，其中邏輯研究與知識論的批判對于西方近代科學之發展大有助益。[2]庫恩把典范理解為被某些科學社團無意識地接受的基本概念、世界觀或學科的母型。[3]他其實只說出了一部分真理，須知一項典范在能被人無意識地接受之先，必須先被人有意識地建構起來。作為人的知識與行為的基本指導，它在知識論上享有任一特定理論或政策更高的后設地位與形塑功能，但其本身卻不可被化約為一項理論或政策。一項理論或政策必須可用來進行預測、解釋與行動，但我們不能以如此功能來要求典范。典范是不會被否證的，它只會被放棄。[4]因此，按照臺灣學者林清松的解釋，所謂典范是指一套有意識地建構起來，甚或是無意識地被動地接受的基本理念，它們對于決定科學層面上的理論形構與資料收集，或引導實際層面上的發展決策與行動，有著后設性的指導作用。在經歷了中法戰爭引起的自強運動以及維新運動之后，中國的執政者與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某種與西方科技互動的典范。中國的官員提出一些新的科技政策的基本概念，知識分子開始思考科技上的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甚至構思整體的文化觀用來吸收西方科學并將其轉化為重構中華文化的積極要素的基本組織架構。

三、互動范式之科技政策

20世紀初期，清朝統治腐敗至極，采取的是一種平衡與保守的外交政策，張之洞主張對列強采取均勢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科學政策。[5]張之洞在《勸學篇》里主張保存中國傳統，尤其是儒家傳統的價值，并以之與西方科技相結合。[6]由于缺乏對于科學理性的知識論與方法論方面的反思，清王朝的科技政策必須與實用關聯，因此發展了許多與軍事、礦產、鐵路相關的企業，清王朝也制定了留學興邦的科技政策。這種體用典范指出了一種中性的發展思路，既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思想，又能吸收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說過“傳統”是我們能借以了解世界的唯一憑借，而所謂“現代”與“傳統”并非截然相對，反而是另一種形成傳統的方式。[7]因此此時體用典范雖未徹底改變中國的命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科技政策制定的發展?？傮w來說，清末已經啟動了西方思潮的引進，是以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應對范式。到了民國之初與五四運動期間，開始第二波引進西學思潮，但卻不是采用之前的體用二分的模式。在欲完成解放思想的盲目狀態下，中國學者開始批判傳統，想要借著西方科學的引入用以啟蒙拯救中華文化，進而復興整個民族。此乃將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與傳統思想文化混為一談，企圖極端全盤西化。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現代性強勢沖擊下選擇委屈求全，根本來不及對知識進行反省。

四、互動范式之知識論反省

20世紀初，中國有關知識論的反思與批判由地質學家丁文江啟動的。丁早年留學英國，1911年回國從事地質學研究。丁的知識論是一套充滿英國經驗主義的知識論。[8]丁認為認識外部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知覺搜集經驗資料，經由記憶重新整理成概念。概念通過聯想形成命題，人在建立有關事實的命題之后，就可以進行邏輯推理。他只相信經驗資料和歸納法，他也不曾領會到，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有任何知識論上的鴻溝和差異。[9]在經驗論本土化方面，丁文江贊許清代學者的成就，如徐霞客運用經驗觀察分析中國河道系統、宋應星著《天工開物》總結農業和采礦技術等。丁文江隱然地預設了他的經驗論是建立在“西方科學觀是普遍的”這一基礎上的，那么實際的結果是僅僅依靠西方的科學便可將中華文華全盤西化。表面上看我們的科學得到了進步，但在文化上我們卻喪失了自主性，嚴重依賴西方科技。社會變成了馬爾庫塞所謂單向度的社會，而人也變成了單向度的人。這明顯是極端的科學主義與民族虛無主義的結合。主張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統一的做法，注定是不符合社會需求實際的，照搬西化也必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還會讓民族在科學發展中迷失自我。因此，沒有整體文化觀的互動范式是不完整的，若只在科技政策和知識論反思的角度談，中西科技的互動仍舊是不平等的，因此必須上升中西科技與文化的互動層面上來。

五、互動范式之文化發展

現代中國所探索的用以整合西方科技的一項整體文化發展觀點，可以在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中尋得基本概念。孫中山思想所提倡的是一套引導中華民族走向文化自主的基本觀念。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孫中山提出了一套能使中華民族恢復其國際地位的重要程序，此程序需要幾個步驟前后相續逐步完成：1.恢復中華文化的本質或道德本性，這與丁文江對中華文化傳統的科學主義態度不同。孫中山主張復蘇中國傳統中類似八德的道德本性，在實踐中他發現只有一套自主可靠的文化系統才能在吸收西方文化與發展科學中保持本性、免于專制。2.要恢復智識，中華民族本身就有優于西方的人文思想。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而不是政治哲學。[10]3.恢復固有能力，主要指技術方面。中國歷史上有四大發明，但中國人并沒有用宗教束縛平民，也沒有用火藥炸開城門，中國傳統的技術思想不是用來控制自然與社會，而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充當媒介。它不是要作為一種對自然與人群進行巧取豪奪的手段，而是要作為人的創造力的接引。有待復興的是技術發明的創新與生態的典范，而不是要復制古代的技術。[11]4.學習西方科技，我們擁有良好的人文底蘊，但缺乏具有時代發展精神的催化劑，這就是外國人的長處即科學，因此我們要積極學習西方科學，但是要揚棄地學，我們不會復制四大發明這樣的古老技術，同樣我們也不愿使用西方淘汰的技術，這就需要我們在輸入科技文化的同時，從更遠的角度出發，回歸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的源頭，而這正是建立在中華文化的動力與理性之上的。綜上，孫中山提出的文化典范強調的是對于傳統中華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化，進行屬于我們自己的現代化，尋求文化自主以及本土化的進路。這自然是重視人性、意義、人文的，也必將給中國帶來現代化的健康發展。

六、結語

從16世紀開始發展到21世紀的西方近現代科技，預設了一種直線式進步、不連續、重宰制的典范。首先科技就是在進步的，無法回頭。其次最新的就是最好的、最合理的。最后，理論的建構統治經驗資料，發達國家威脅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若是想獨立自主發展自己的科技與文化，必須先解決這些預設的問題。對于以上三個層面的討論，中華文化真正需要的政策是運用知識論的反省、整體文化觀的建構，以及一整套具體的、有人文內涵的互動范式，而不是僅限于技術買賣和國際合作。對于西方傳統的專制侵襲，國人更應進行深刻的人文反省，發揮中華文化的精華，建立起一系列合理的科技政策，從而從整體上把握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系統形成以新時代中西科技互動范式。

參考文獻：

[1]沈清松.解除世界魔咒[M].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

[2]Vincent Shen.Som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Matteo Riccis Cultural Approach in China.Taipei：Fu Jen University Press，1983.

[3][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4]沈清松，汪琪.傳播研究典范研究新論[J].哲學與文化，1985.

[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臺北：中華書局，1936.

[6]張之洞.勸學篇[M].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7]H-G.Gadamer.Truth and Method.London：Sheen and Ward，1975.

[8]Charlotte Furth.Ting Wen-chiang：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9] 丁文江.科學與人生觀[M].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

[10][11]沈清松.解除世界魔咒[M].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