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問方案”模型框架下看地名標識書寫

施曉偉 周逸菲

摘 ?要：中國地名標識應該用英語譯寫還是漢語拼音拼寫？這個問題存在很大的爭議。本文采用庫普爾的“八問方案”模型，在該框架下對地名標識書寫政策進行分析，并以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的地鐵站名書寫為樣本探究地名標識書寫政策的實施效果。經過分析，本文認為地名書寫應該遵守“單一羅馬化”的決議，以《漢語拼音方案》為標準，用漢語拼音拼寫地名，糾正實際地名書寫中的不規范現象。

關鍵詞：地名標識;漢語拼音;“八問方案”模型

Abstract： There exist doubts whether English or Chinese pinyin should be used on the issue of alphabetic writing of Chinese geographical names.This paper analyzes policies of alphabetic writing of Chinese geographical nam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opers Accounting Scheme and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quo with alphabetic writing of names of subway station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as samples.It holds that the alphabetic writing should be standardized based on “Single Romanization” and the Scheme for the 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 and non-standard writing practices should be corrected.

Key words： geographical names; Chinese Pinyin; Accounting Scheme

以《漢語拼音方案》為依據書寫中國地名標識，是由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決議通過、國務院頒布《地方管理條例》確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的政策。確定地名標識書寫法是語言規劃的具體環節，地名應該用漢語拼音還是用英語拼寫？專家學者從翻譯、政治、法律等不同的角度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袁曉寧（2014）認為，采用意譯的方法才能實現地名的指稱辨別功能和歷史文化意義的昭示或提示這兩種基本功能，實現中文地名與英文譯名在功能上的基本相等。高芳（2013）從生態翻譯學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認為應該采取“整合適應度”最高的翻譯，提出了當專名和通名只有指稱意義時采用單一羅馬化譯名，當通名的文化內涵高于其指稱意義時，則專名音譯、通名意譯。另一部分學者提出了不一樣的看法，如，吳偉雄（2006）認為，翻譯中的“名從主人”這一原則可以作為“單一羅馬化”的理論依據，并且指出僅用英語譯寫地名是對不使用英語的外國友人的不尊重。于淼（2012）認為，街道名稱的譯寫不僅僅是學術問題，也是具有嚴肅政治性的法律法規的問題。黃玉明（2008）指出，使用漢語拼音標識交通指示牌是語言規劃的具體推廣階段，其中的思想、政治、經濟等因素的重要性遠超于語言本身。郭建中（2005）認為街道地名譯寫要根據《漢語拼音方案》和聯合國“單一羅馬化”（Single Romanization principle）的決議。王銀泉和張日培（2016）指出，“使用漢語拼音作為中國地名拼寫規范，不僅為我國法律法規所規定，也是國際標準，得到國際上的承認”。

多數對地名標識拼寫的研究是從翻譯理論與實踐或者相關語言政策的角度展開的，鮮有研究在語言規劃的理論框架下對地名標識拼寫的問題展開研究。因此，本文采用庫普爾（1989）的“八問方案”模型（accounting scheme），嘗試在該模型的框架下探討地名標識拼寫問題。

1 庫普爾的“八問方案”模型

庫普爾（1989）在其《語言規劃與社會變化》一書中提出了“八問方案”模型，他以四國語言規劃運動為依據，結合革新管理學、市場營銷學、權力論和決策論這四種行為科學的原理，提出了這樣一個語言規劃行為的分析模式（趙守輝，2008），即任何一個語言規劃不可回避的八個主要問題：（1）什么樣的規劃者（2）試圖影響哪些人的（3）什么行為（4）

為什么目的（5）在什么情況下（6）以什么方式（7）通過什么決策過程（8）取得了什么效果。通過這八個問題，庫普爾指出了語言規劃過程中規劃者、目標群體、試圖影響的行為、規劃目的、規劃條件、采取方式、決策過程和效果這八個變量。此后，廣泛的研究引用該方案進行案例分析，并取得了不俗成果，如Pan， Jin & Liu（2015）引用該方案探討漢字簡化的動因，牛佳（2018）引用該方案對比分析了我國推普四階段。

2 庫普爾“八問方案”模型下對地名標識拼寫的分析

基于地名標識的政策以及其他與該政策相關的語言規劃的行為，本文借助“八問方案”的框架對地名標識拼寫問題做出以下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中國地名標識這一政策的規劃者是聯合國及其相關部門、國際標準化組織等國際組織和國務院、民政部、中國地名委員會等國內的相關部門，這一政策是經由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國務院頒布《地名管理條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和其他國內相關部門發布文件規劃的，這體現了該政策的權威性。

庫普爾（1989）指出，規劃者可以是社會精英或非社會精英，該政策的規劃者主要是社會精英群體。在國際的“單一羅馬化”決議的背景下，從國務院到國內的有關部門制定相關法律和文件，這可以看出該政策的制定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模式。

方位詞的處理也分為多種情況。其一，方位詞固化為專名的一部分，如“東圃”、“小北”，這類方位詞的譯寫與其他普通的專名相同，譯寫為漢語拼音，且這類方位詞與其他字詞之間沒有空格，如“Dongpu”、“Xiaobei”。其二，方位詞置于地名之后，表示地鐵站位于該地名的某個方位，具有指示方位的功能，這類方位詞的譯寫沒有統一，主要有四種情況：將方位詞譯寫為漢語拼音，與前面的地名之間沒有空格，如“白云大道北Baiyundadaobei”;將方位詞譯寫為漢語拼音，與前面的地名之間有空格，且方位詞首字母大寫，如“新城東Xincheng Dong”;將方位詞譯寫為英語，并簡化為一個字母，如“機場北Airport N.”、“大學城南 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er S.”;將方位詞譯寫為英語，保留整個英語單詞，如“Canton Tower East”。其三，方位詞位于專名之后、通名之前，具有指示方位的功能，如“某某南站”、“某某南路”等，其譯寫大致可分為兩種情況：如果該站名中通名譯寫為英語時，方位詞也譯寫為英語，如“廣州南站Guangzhou South Railway Station”;如果該站名中的通名譯寫為漢語拼音，則方位詞也譯寫為漢語拼音，如“體育西路Tiyu Xilu”。

2.4 分析及小結

對比上述三個城市地鐵站名的譯寫情況，可以發現不同城市都出現了將地名譯寫為英語的情況，如有文化內涵、某種功能或屬性的地名，以及部分具有指示功能的方位詞，但其程度不同，這在通名的譯寫中比較明顯。其中上海用英語譯寫通名的比例比較高。另外，不同城市對同一通名的書寫也有出入。如對于“大學城”這一通名，北京和上海將其譯寫為“university town”，而廣州將其譯為“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er”;對于“汽車城”一詞，上海將其譯寫為“automobile city”，而廣州則將其譯寫為“Auto Town”和“Autocity”;對于“新城”一詞，上海將其譯寫為“xincheng”，而廣州將其譯寫為“new town”。

除了地名中使用英語譯寫地名之外，地名譯寫還存在著細節上的問題。以北京為例，馮志偉（2016）指出，根據ISO 7098國際標準的規定，在譯寫地名時，應該將專名與通名分寫，且每一個部分的首字母大寫。然而，在北京的地鐵站名中，所有譯寫為漢語拼音的字母都以大寫的形式呈現;其專名與通名的譯寫沒有分開。

這些不規范的現象表明地名標識書寫存在著有待改進的地方。其一，根據“八問方案”模型中提及的幾個語言規劃的因素，本文認為從規劃者來看，地名譯寫的政策所涉及的規劃者并不僅僅是國際與國家層面的規劃者，各地區的規劃也需要協調統一，以《漢語拼音方案》、《地名標識》等相關的政策為基準制定地區的方案。各地區的地名書寫標準應與國家標準相統一，不同地區地名書寫法應當一致。其二，上海等城市中存在著用英語譯寫地名標識的現象，這體現了這些城市出于對外交流與服務的考慮，以實現指稱辨認功能和昭示歷史文化意義的功能（袁曉寧，2014）。馮志偉（2016）指出，出于對外交流與服務的需要，用外文譯寫與漢語拼音的“字符譯音”并不是矛盾的，在公共服務領域，為了滿足對外交流與服務的需求，可以同時使用拼音拼寫與外文譯寫。本文贊成這一觀點。地名標識用漢語拼音書寫為主，這是政策要求，更是為維護我國文字尊嚴和民族尊嚴而采取的必要措施，這是不容置疑的。在這一原則之上，出于特定的目的，也可以同時將地名譯寫為外語，以此作為一種補充，如編制旅游與文化宣傳手冊或區域地圖。

總之，本文認為應以《漢語拼音方案》為主要依據書寫中國地名標識，政策的實施中存在的不盡如人意之處有待改進。要加強城際協調，探索既符合標準化要求、又適應對外交流與服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較統一的地名英文標識書寫法。這不僅僅是語言本身的問題，更是關乎我國文字尊嚴和民族尊嚴的問題，應當引起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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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施曉偉，男（1962-），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碩士生導師、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周逸菲（1995-），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2018級碩士研究生。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