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民族文化研究的力作
——簡評詹賢武《黎族文化主體性問題研究》

司徒尚紀 許桂靈

黎族是我國世世代代生活在海南島的少數民族，自進入海南島以來，至少有3000多年歷史。黎族不但在島上頑強地繁衍不息，而且創造了獨特的民族文化，屹立于中華民族文化之林，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由于黎族經濟社會文化相對滯后，又生活在孤懸“海外”的海南一隅，與外界隔絕或交流甚少，加之歷代封建統治者對黎族的殘酷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以及各種歧視和偏見，讓島內外不少人對黎族形成諸多偏見、輕蔑甚至貶損，由此產生不良的社會影響，歪曲了黎族的形象，實是一種嚴重不公的行為，其在社會、文化方面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也沒有完全消除，甚至在部分人當中還有一定市場，實不利于民族團結和黎族社會經濟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黎族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黎族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歷史地位和貢獻得到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往對黎族的各種歪曲、誤解，讓黎族歷史的本來面目和形象得到發揚光大，獨具文化特質和風格的黎族文化得到傳承，樹立起黎族在我國民族大家庭中的形象，增強了黎族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地域自信，這都是非?？上驳氖虑?。這些關于黎族文化研究的重要進步，非常值得重視和肯定。

然而，有關黎族文化的前期研究成果，主要是站在他者立場，采用不同的理論、知識和手法，透視、詮釋黎族的族源、經濟、社會、文化等，從多個維度評價黎族的生存和生活相關問題，成就固應肯定。猶嫌不足的是，這些研究成果還缺少對黎族自身的研究，即主體性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從黎族內因上尋求黎族生生不息，自強自立，歷經千年風雨，繁衍至今的深層根源。正是在這一薄弱研究領域中，詹賢武教授推出的《黎族文化主體性問題研究》一書，可謂是一部開拓性力作。該書不僅視角獨特，見解精到，為已有研究成果所少見，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同時對黎族主體性的認識和評價，將起到指導性的效應，為黎族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首先，該著作建立在主體性堅實的理論基礎上，作為黎族文化研究的綱領和指導，并與該項研究相始終。如“緒論”部分，發端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外哲學、民族學、文化學等學科專業對文化主體性的認識和論述，歸結于黎族文化主體性的原點，使問題的研究有了正確的方向，并有效地指導相關研究內容，得出正確的結論。如該著作引用郭湛先生的論斷，認為主體性是指人的“自我認識、自我理解、自我確信、自我塑造、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的生命運動，及其表現的種種特性”。在主體性這個文化內涵基礎上，作者特別推崇費孝通先生“文化自覺”說，或文化“自知之明”說，即為文化主體性概念的內涵，并比較中外哲學、民族學對這一主題認識差異。最后明確地指出，黎族文化主體性是指黎族人民在文化創造、認同、傳承、傳播、保護和交流過程中，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產生的共同認可、共同遵守、共同維護的文化立場和文化態度，包括文化意識、文化性格、文化態度、文化情感和文化心理等，具有創造性、自主性、能動性和選擇性等基本特征。這一概括，成為本項研究的基本框架、內涵和指引。

次之，基于文化是時間積淀、歷史發展產物，故該著作以很大篇幅闡述黎族文化主體性發展的歷程，從歷時性上闡明了黎族文化所經過的艱難歷程，即從史前時期神話傳說，兩漢時期文化沖突與抗拒，隋唐時期的認同與融合，宋元時期漢化與對峙，明清時期的困惑與式微，民國時期的民族覺醒，新中國成立后走向繁榮，以分論的方式對黎族文化每個歷史階段進行闡發，主要敘述以黎漢、黎族與蒙元，黎族與滿清貴族各為一方的文化對撞、交融和整合的歷史，并提供了一系列文化剖面。在這個過程中，雖然充滿了矛盾斗爭，甚至交織著血和淚，但黎族始終作為獨立一方，高揚著文化主體性旗幟，用自己堅強毅力、倔強性格、堅定意志和聰明智慧，應對各種挑戰和困難，在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者，使本民族和民族文化得以穿越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時空，不斷走向發展和繁榮。這其中的根源，正如該著作所分析和總結的，黎族人民憑借自己堅強的民族內聚力，調適惡劣環境應變力，與不同民族相處，甚至流血對抗的協調能力和抗爭精神，哪怕在外來壓力、強制同化的歷史背景下，仍能頑強存續下去，卓然屹立于海南寶島之上，這不可不謂是黎族文化主體性在發揮著關鍵性作用的結果。

再次之，文化主體性也是個歷史范疇，隨時代而變遷，每個時代有反映文化主體性特定的文化形態和空間格局，藉此評價文化主體性的強弱、作用力大小和占用地區盈縮、與周邊民族關系等。如該著作與其他民族學研究成果一樣，將海南黎族經濟社會劃分為四種經濟文化類型，即山林刀耕火種、山地耕牧、山地耕獵和丘陵稻作型。從文化本來意義是作物栽培或土地利用概念出發，這些類型實為不同文化形態，反映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實際是黎族農業文化主體性具有合理性和可持續性，為黎族社會存在和發展提供強力文化支撐，并以此應對外來文化干預，保障了民族生存和發展。例如歷代封建統治者多次對黎族用兵，長久占據他們的生存空間，都不能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利。雖然朝代不斷更替，統治方式多有改變，但黎族依然是五指山區的主人，這不能不歸結于黎族具有強大的文化應變能力。在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層面及其各個組成要素上充分體現出黎族文化特色，這是黎族文化主體性所支配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促使黎族在外部環境變遷的條件下頑強生存，抱團發展，并堅強地固守著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例如黎族傳統的刀耕火種長期受外人妄論，實不知這是在海南熱帶地理條件下適應山林環境的一種文化選擇，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離開特定地理環境和社會生產力水平，孤立片面地批評這種耕作方式，是不可取的。該著作指出這是“在不利于成片耕作情況下所采用的最能開墾山地的耕作方式”。又如直到新中國成立前仍保持在五指山腹地的“合畝制”，雖然具有原始社會末期的殘余，但在單憑個人或單個家庭的力量無法獲得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時，人們實行生產資料共有制，組成帶有血緣關系的“共耕共分”集體，全體成員共同勞動，平均分配，可以有效地延續所在地區民族的生存，其中所蘊含的民族文化內涵，是解讀海南原始社會的活化石，故研究者大不乏人。

此外，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內在結構，即組成一種文化的各種要素或成分，它們不是機械相加，而是由各要素相互關聯、相互滲透、相互補充構成的文化有機體。該著作將人類學功能學派和結構主義學派的觀點結合起來，運用于黎族文化的表層和深層結構分析，得出黎族文化的主體性存在于黎族文化結構的各個層面的結論。在物質文化上，無論生產工具、民族服飾、飲食、民居等，都取材于大自然，和諧于大自然，遵循于大自然，融合于大自然，建立起人與大自然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共存共生關系，使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得到充分的張揚，這是黎族文化的一個優勢。在深層文化結構方面，該著作致力于黎族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關分析，指出以血緣為基礎的“峒”作為社會組織單位，集合了經濟、文化、軍事、宗教等功能，是黎族文化主體性的載體和各種活動的組織平臺，所以“峒”不僅是個族群概念，也是一個空間概念，符合黎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地理環境特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故歷經千年而不衰，傳承至近現代。黎族服飾材質、工具、圖案、樣式等都取于自然，法于自然；飲食遵循自然規律，建筑受制于自然，也主動適應自然，這些物質文化完全基于當地自然環境和人的觀念形態相結合，不受外界影響而自然形成，折射出黎族文化鮮明的主體精神。又如黎族的文身、對歌、嗜食檳榔，篤信和敬畏自然神，以及各種原始崇拜，都受環境制約和感召而產生，源于他們對外部世界的理解，轉而主動接受這個世界所提供的各種思想。在環境封閉、經濟落后、生活貧困、文化原始的背景下，黎族社會成員建立起和諧相處、相互依存的人際關系，他們奉行以公共利益為先和集體為主的行為準則，顯示出黎族不是“小我”而是“大我”的主體精神。

黎族文化的主體性內涵是豐富多樣的，它不僅表現在文化結構的宏觀層面，在微觀層面和精神層面上也不乏其例。在該著作中，作者選擇了黎族文化性格、文化心理、審美活動和情趣等作為黎族文化主體性分析的對象，如黎族剛強堅毅的性格、敬畏和親近自然、既重德性又重血性、講求穩定而缺乏競爭等，都是突出以“自我”為中心的主體意識。在文化心理上，黎族有著強烈的自我認同感和文化認同意識，如“黎族”一稱是漢族稱呼黎族用的，而“黎族”自稱為“賽”，意為“主人、土著、本族人”之意，內部又分為哈、杞、潤、美孚、賽5個方言。這種“自稱”和“他稱”的差異，恰是黎族文化主體性最鮮明的表現。此外，黎族的婚姻習俗、傳統節日、風俗習慣、制陶藝術、紡織藝術、民間舞蹈、歌謠創作等，都以本民族物質和精神世界為主題，用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愛恨、喜怒哀樂和理想追求，處處彰顯黎族作為五指山區主人的主體地位。

最后，黎族文化主體性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該著作認為，盡管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不斷變化，但黎族傳統社會變遷中主體立場仍保持應有的獨立性，在不同文化交流碰撞中，黎族接受一部分外來文化，使之成為本民族文化的成分，表現了對外來文化的包容和主動選擇的積極態度，體現了“以我為主，兼收并蓄”的主動過濾意識，反映出黎族主體文化，即本根文化未被動搖的堅定意識。

該著作者詹賢武先生是研究海南地域文化的著名學者，在這一研究領域碩果累累，建樹良多。這一面世之作，洋洋灑灑，凡35萬言，經營數載，終竣其事，不僅在海南地方學的學術上有繼往開來、深入發展的貢獻，而且為海南黎族文化建設、海南特區經濟社會發展、自貿港建設提供了決策上的重要參考，非常值得重視和慶賀。海南黎族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寶藏和未解之謎，需要更多的拓荒者來研究發掘。相信作者繼本書以后，將會有更多的相關論著問世，為黎族文化和海南區域文化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