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朗特之謎

張靜波

摘? 要：維多利亞時期的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和出版社喬治·史密斯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夏洛蒂和出版商首先是作家和出版的職業關系，然而根據兩人的通信記錄，他們也有著智慧和私人情感的密切交流。兩人的情感關系暗流涌動，含蓄地隱藏在夏洛蒂的小說《維萊特》之中。本文通過梳理夏洛蒂和史密斯的書信，分析《維萊特》中的約翰大夫，揭開勃朗特傳說中情感的神秘面紗。

關鍵詞：夏洛蒂·勃朗特;喬治·史密斯;《維萊特》（Villette）

中圖分類號： I106??????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1332（2020）06-0048-06

一、夏洛蒂·勃朗特傳記研究綜述

對于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普通讀者對她的印象一般是來自于她的小說創作和傳記作家;她與世隔絕、不合常規、不善交際、不近人情，其情感經歷也鮮少為外人所知。然而通過研究她的個人書信，可以看出：她的小說有著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與其現實生活的循規蹈矩，格格不入，反差較大。然而，這種性格和作品的矛盾沖突，更加激發了讀者對她的鐘愛。勃朗特在世界文學史上的神話傳說，緣起于她的創作的天馬行空，超乎想象;而推動這位嬌小的鄉村女作家，從偏僻的霍沃斯（Haworth）村落，在倫敦大都市一舉成名的幕后英雄，則是夏洛蒂的出版商喬治·史密斯（George Smith）。

喬治·史密斯是史密斯·埃爾德公司（Smith， Elder & Co.）的出版商，他出版了夏洛蒂·勃朗特以男性筆名柯勒·貝爾（Currer Bell）的首部作品《簡·愛》?！逗啞邸芬粫臅充N和影響力，讓讀者了解到勃朗特的創作才能。但是，引發讀者熱議的是：作者是男性還是女性的問題，因為在嚴謹苛刻的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對于女性的歧視是嚴重的，女性不被鼓勵從事寫作等智力性的職業。甚至，其出版商喬治·史密斯對于作者也是一無所知。1848年7月，夏洛蒂·勃朗特不得不前往倫敦，和史密斯親自面談。得知柯勒·貝爾的真實面貌和性別后，史密斯大為震驚。

介紹夏洛蒂個人生平事跡的最為知名的早期傳記作品，當屬蓋斯凱爾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傳》（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s，1857）。由于蓋斯凱爾夫人和夏洛蒂的私交甚篤，在書中，蓋斯凱爾只是將夏洛蒂刻畫為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典范;甚至連夏洛蒂任何不得體的行為，蓋斯凱爾夫人也竭力為她辯護，借口則是夏洛蒂磨難重重、身世凄慘。另外，書中只是匆匆幾筆描述了夏洛蒂交往的幾位男性，為夏洛蒂的情感問題蒙上了神秘的面紗。由于維多利亞讀者對于夏洛蒂和《簡·愛》的喜愛，蓋斯凱爾夫人憑借《夏洛蒂·勃朗特傳》一書，在維多利亞時期聲名鵲起，而夏洛蒂的個人形象也由此固化。但是此后，不斷有傳記作家質疑夏洛蒂的傳奇形象，尤其是夏洛蒂和她的出版商史密斯的關系，更顯撲朔迷離。西方學者們持續不斷地解讀其作品，研究其個人經歷，通過心理分析和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竭力復原夏洛蒂的真實形象。1994年，朱麗葉·巴克（Juliet Barker）在《勃朗特一家》（The Bront?s）一書中，通過嚴密詳盡的調查研究，試圖揭開勃朗特家族形象的面紗。巴克認為，鑒于蓋斯凱爾夫人掩飾了夏洛蒂大部分的私人關系，僅僅選擇性地描述夏洛蒂和史密斯的作者和出版社的職業關系。巴克還認為，史密斯并沒有欺騙夏洛蒂，夏洛蒂也并未因單戀無果，遭受精神創傷。之后，近代學者林德爾·戈登（Lyndall Gordon）和盧卡斯塔·米勒（Lucasta Miller）僅僅以有限的篇章，論述了夏洛蒂和喬治·史密斯的關系，把他塑造為夏洛蒂的暗戀對象，夏洛蒂一廂情愿，情感落魄。巴克還認為，史密斯的成婚，讓“夏洛蒂痛不欲生……遭到嚴重的傷害和深切的羞辱”。[1]（744）1994年，評論家戈登在《夏洛蒂·勃朗特——激情的一生》（Charlotte Bront?：A Passionate life）的傳記作品中，敘述了“夏洛蒂與史密斯的特殊友情”，并解讀了這種友情的“曖昧”性質。戈登也認為，“史密斯的結婚，推動了夏洛蒂的婚姻步伐，之后使得她終止了創作”。[2]3002003年，盧卡斯塔·米勒在《勃朗特之謎》（The Bront? Myth）的傳記中，進一步描述夏洛蒂和史密斯的感情之謎。她認為：“盡管蓋斯凱爾夫人在傳記中，引用了夏洛蒂寫給史密斯的部分信件，然而她并未真正分析他們兩人的關系。表面看來，史密斯最后對夏洛蒂冷漠無情，使得夏洛蒂認為他過于膚淺，不配得到她的尊重。但是事實上，兩人的關系遠比簡單的商業關系更為溫情脈脈?！盵3]70米勒的這一推測，引發了讀者更多的興趣，也就是夏洛蒂和史密斯兩人關系的深度和微妙之處。

夏洛蒂·勃朗特與喬治·史密斯之間的關系，確實錯綜復雜，一言難盡。一般而言，作者和其出版商之間，兼具職業、知識和私人間的多重關系，彼此互相約束，互相影響。這種關系因為私人和隱秘，常人難以理解，爭議不斷，有時又充滿了神秘色彩。但是顯而易見，如果深入研究和挖掘，這種微妙的關系，又可以復原出這些著名人物的真實人格和時代特點。

二、夏洛蒂與史密斯的職業和智慧交流

喬治·史密斯（1824—1901）是英國19世紀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史密斯·埃爾德出版公司的負責人，《康希爾》雜志（Cornhill Magazine）和《蓓爾美爾報》（Pall Mall Gazette）的創辦者，他投資編纂了《英國人物傳記字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最為著名的則是：他負責出版了維多利亞時期諸多知名作家的作品，包括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羅斯金（Ruskin）、達爾文（Darwin）、阿諾德（Arnold）、威爾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布朗寧夫婦（the Brownings）和夏洛蒂等，成為19世紀中期英國文學史上的幕后的核心人物。他在1846年接管公司后，于1847年12月16日，出版《簡·愛》一書（當時他年僅24歲），發行的成功奠定了史密斯在出版界的地位。珍妮弗·格林（Jenifer Glynn）在《出版界王子——喬治·史密斯傳記》（Prince of Publishers：A Biography of George Smith， 1986）中，對于兩人的成就，定義為“他開創了夏洛特·勃朗特的事業”，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是成立。[4]13但是更加準確的定義則是：《簡·愛》同時創造了史密斯和夏洛特·勃朗特的成功。喬治·史密斯曾經講述過，他在收到夏洛蒂的《教授》（The Professor）后的一系列舉動。夏洛蒂的《教授》一書投稿到多家出版社，均遭到拒絕，史密斯和史密斯·威廉姆斯（Smith Williams，出版社的審稿人）在看過作品后，給夏洛蒂寫了一封委婉性和鼓勵性的拒絕信。他們的鼓勵，最后得到了豐厚的回報，8月24日，《簡·愛》呈遞在他們面前，史密斯·威廉姆斯強烈推薦史密斯閱讀此書。他很快沉迷于小說的魅力之中，甚至取消了事先的安排，周日一天都在閱讀《簡·愛》。六周后，《簡·愛》便印刷出版，夏洛蒂得到了100英鎊的稿費，這筆費用對于一個不知名的作者而言，是極為豐厚的酬勞。隨著《簡·愛》一書的暢銷，史密斯又支付給夏洛蒂400英鎊的稿酬。

不可否認，《簡·愛》這本小說奠定了夏洛蒂和史密斯的成功。小說一經出版，作者的身份便成為當時津津樂道的八卦和不為人知的秘密。而當時大名鼎鼎的歷史作家薩克雷，也從之前的出版社轉投到史密斯·埃爾德出版社，出版個人作品。[5]168此前，史密斯就曾拜訪薩克雷，并得到了他下一本小說的版權，并承諾給予豐厚的稿酬，增強了彼此之間的聯系。事實上，史密斯在出版界王子的稱號，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對薩克雷的熱情慷慨而獲得。夏洛蒂也意識到了這種動態，清楚自己對于史密斯的價值。1849年12月19日，她在給好友艾倫·納西（Ellen Nussey）的信中寫到：“她的喬治是個年輕英國生意人非常優秀的代表。我就是這么看他的，我感到驕傲的是自己是他的一位撰稿人?！盵6]489史密斯的傳記作家格林也認為，“《簡·愛》的暢銷”，讓史密斯·埃爾德公司的地位大為改觀，成功躋身為一流出版社。之后的一些知名人物，包括薩克雷和蓋斯凱爾夫人，也自始聲名鵲起。[4]52

然而，史密斯同時也掌控著作家們的財政大權。眾所周知，他并不像對待薩克雷那般，對所有作家都慷慨大方。在創作上，喬治·史密斯很大程度上控制著薩克雷、特羅洛普、布朗寧、阿諾德，及許多其他作家，之后的信件也證實了他的特殊權力。他拒絕出版特羅洛普的小說，禁止薩克雷為《笨拙畫報》（Punch）撰稿，很大程度上彰顯出他的權利。[5]然而，這些作家與出版商之間保持著合理的出版交易，也發揮了作家的自身權力。夏洛蒂和史密斯之間也是如此，史密斯依靠夏洛蒂和其他作家作品的出版銷售賺得的錢，振興了公司，還清了債務。夏洛蒂則與他就個人作品的封面、稿費、和編輯等方面展開商討和較量，甚至在寫給出版公司的第一批信中，就質疑史密斯的費用結構。在后來的信件中，她甚至因為史密斯斤斤計較的職業道德，取笑他是一名“商人”。[6]492但是，夏洛蒂也總是在信中鼓勵并安慰史密斯。弗雷澤（Fraser）在《勃朗特一家——夏洛蒂·勃朗特和她的家庭》（The Bronte：Charlotte Bront?s and Her Family，1988）一書中，就描述過，夏洛蒂自詡是史密斯的姐姐，鼓勵他要對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充滿信心。[7]112

兩人書信的密切交流，也延伸到知識興趣的深入探討。史密斯在給夏洛蒂的信中，道出了他對于當代文學的看法，并持續地給夏洛蒂寄送書籍、文章和評論。夏洛蒂也在回復史密斯的信中，表達對他謹慎卻堅定的尊重。同時，對于史密斯，夏洛蒂也毫不掩飾自己的強勢看法，開誠布公地和他交流對于作家和作品的看法，兩人的來往信件可證明這一點。1852年3月11日，她在給史密斯的信中，坦然談到對于狄更斯出版的最新小說《荒涼山莊》（Bleak House，1852）的看法：

《荒涼山莊》的第一期是否受到普遍歡迎？我喜歡有關法院訴訟的那一部分?？墒钱斔D入自傳體，那個自稱不聰明的年輕女子開始講述她的歷史時，我覺得她時常顯得軟弱無力和繁瑣冗贅。在埃斯特·塞默森小姐身上，一個柔婉的性格受到了漫畫式的嘲諷，處理得不真實。[6]683

史密斯從夏洛蒂的來信中，看出了她對于文學作品的“魄力和敏銳”。對于史密斯，夏洛蒂似乎毫不掩飾對于同時代作家的看法，其觀點可謂犀利率真。1853年2月14日，薩克雷的最新作品《亨利·埃德蒙德的歷史》（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出版面世后，夏洛蒂在給喬治·史密斯的信中，直言，“我并不打算贊揚薩克雷先生或者他的書……他對婦女不公正，而且十分不公正”。[6]（679-80）史密斯的傳記作家格林也認為，“她與史密斯·威廉姆、喬治·史密斯之間的通信，釋放了她的本性;而對她親密、不那么聰明的閨蜜埃倫·納西，卻隱瞞了她的真實思想”。[4]52

薩瑟蘭（John A. Sutherland）在著作《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家和出版商》（Victorian Novelists and Publishers）中寫到，女作家通?！胺浅２辉敢狻?，并且“禁止出版商進入個人創作時的房間，正如她們禁止男性進入其閨房一樣?！薄@種情況并不十分適用于夏洛蒂·勃朗特。[8]她與其出版商史密斯的關系密切，涉及到工作、知識以及私人層面。夏洛蒂和史密斯彼此間互相支持，高度尊重。在夏洛蒂的倫敦之旅中，史密斯招待她，并陪同她游覽蘇格蘭，雙方在旅途中都非常愉快。兩人互相尊重、彼此吸引;對于不同意見，也公正批判。

三、夏洛蒂與史密斯的嫌隙矛盾

然而，兩人之間并不是風平浪靜，彼此之間，也是心存嫌隙，而引發了宿怨。史密斯對夏洛蒂的批評，表現在之后的《回憶錄》（Recollections）中;夏洛蒂對他的批評，隱藏于《維萊特》中對約翰醫生的性格評判中。自然，這些評論，也引發了之后倆人的不和。

1849年12月，喬治·史密斯回顧起對夏洛蒂·勃朗特的第一印象時，言辭中盡顯對她的批評之意。夏洛蒂和安妮在收到喬治·史密斯質問紐比出版社（Newby）出版的《女房客》（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的來信后，即刻動身去倫敦，到以“私事”的名義求見喬治·史密斯。她們憑著喬治·史密斯寫給柯勒·貝爾的信件進入出版社，并對他做了自我介紹。幾年后，在《回憶錄》中，喬治·史密斯記錄此次會面時，如實寫道：

坦言之，我對夏洛蒂·勃朗特相貌的第一印象就是她長得很有趣，但毫無魅力可言。她身材嬌小，長相古怪，打扮過時。她的頭看起來很大，與體形格格不入。一雙漂亮的眼睛在嘴和膚色的映襯下，也無法出彩。她幾乎沒什么女性的魅力，她自己也知道這一點，為此局促不安。然而，她過人的天賦卻也沒能彌補她相貌的缺陷。不過我認為，如果能變漂亮，她寧愿放棄她所有的天賦與名望。[4]53-54

相反，夏洛蒂在回憶起這次見面時，卻興致勃勃。1848年9月4日，夏洛蒂在寫給瑪麗·泰勒（Mary Taylor）的一封信中，稱贊史密斯的種種優點——健談、熱情、友好大方：“史密斯先生非常討人喜歡——雖然年紀輕輕，但卻是一個意志與智慧兼并的商人。他下定決心要做出一番事業，我希望他能夠以公正高尚的方式取得成功。他雄心勃勃，但同時也很冷靜謹慎。史密斯確實是一個實干家”。[6]355此后，夏洛蒂一直與史密斯-埃爾德公司的泰勒先生（Mr Taylor）和史密斯·威廉姆斯（Smith Williams）保持通信，信中對喬治·史密斯大加贊揚。

1850年6月12日，夏洛蒂·勃朗特給艾倫·納西寫了一封情緒高昂的信，回顧了和薩克雷（Thackeray）的見面和談話。夏洛蒂在信中寫道：

這個巨人站在我面前，動員我談談他的缺點（當然是文學上的）。于是這些缺點一個又一個地來到我的腦海里，我一個又一個把它們提出來，讓他做些解釋和辯護。他確實像個偉大的土耳其人或異教徒那樣為自己辯護，那就是說，他找的借口往往比罪過本身還要糟。這件事是在友好和睦的氣氛中結束的。如果一切順利，今晚上我將到他家去吃飯。[6]545

喬治·史密斯在幾年后出版的《回憶錄》中，也記錄了夏洛蒂和薩克雷的這次著名會面：

史密斯記得當走進房間時，發現身材嬌小的夏洛蒂·勃朗特暴跳如雷，斥責高出她許多的薩克雷。顯然，她對薩克雷在講座中談到的內容——在場的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簡·愛感到憤怒不已……這個女人，甚至未到薩克雷的眉毛，看起來卻比薩克雷還要高大威猛。她那尖銳的言辭直指其要害，就像把炮彈扔進了堡壘里一樣。[9]733

需要強調的是：他們兩人的回憶重點有所不同。夏洛蒂·勃朗特強調語言的文學性，而史密斯關注到夏洛蒂對婦女自主權的渴望。他們之間的關系正是以這種焦點的不同為分界線。雖然兩人的關注點不同，但是在通信中，卻能營造一種感情豐沛的關系，他們之間的情感非比尋常，非常尊重彼此。

不過，夏洛蒂·勃朗特似乎也意識到史密斯對她外貌的評判。她承認自己缺乏史密斯所說的“女性魅力”。她曾寫信給喬治·亨利·路易斯（George Henry Lewes），談論過自己的缺陷。1849年11月1日的一封信中，她似乎同意了史密斯對她的評價。夏洛蒂對路易斯寫道：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看作是一個女人：我希望所有的文學評論家都相信“柯勒·貝爾”是個男子。這樣他們對他就會更公正些。我知道，你會繼續用你適合于我性別的標準來衡量我，在我寫的你以為不那么優美的地方，你會批評我……當我寫作時，不管會發生什么事，我總不能老是想著自己，想到女人身上優雅可愛的東西。[6]464

表面上，夏洛蒂似乎不是特別介意史密斯對她缺乏女性魅力的評論。但是內心中，對史密斯的批評極為強烈和介意，夏洛蒂在她的最后一部小說《維萊特》（Villette，1853）中，塑造了約翰·布萊頓醫生（Dr John Bretton），以史密斯為原型，借此評判了史密斯。評論家認為，史密斯慧眼識珠，出版了《簡·愛》，成就了夏洛蒂;實際上，夏洛蒂也成就了“史密斯”。之后，夏洛蒂和史密斯的各自的專家作家，在兩人的傳記中，造成了一種緊張局勢。夏洛蒂的愛好者認為，兩人之間有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浪漫主義的暗戀;而史密斯的傳記作者則強調：夏洛蒂暗戀史密斯，卻遭到他的拒絕，他們的信件往來和《維萊特》的內容顯示，他們的關系并非如此簡單。在書信中，兩人直白地贊賞對方;但在生活中，對待個人的感情卻又極其現實。

在《維萊特》這部小說中，讀者可以看出女主角露西·斯諾對約翰大夫和他母親布萊特夫人（Mrs Bretton）的感情日益加深。而約翰大夫卻在露西、范肖和波琳娜小姐之間，猶豫不決。在小說第三卷，約翰醫生深深迷戀于頗具社交魅力，但是又有些水性楊花的范肖小姐，露西冷眼旁觀，意識到他的缺點——只是注重女性的外貌，對女性品行漠不關心，漠視正直、秀慧的露西，顯然夏洛蒂批評了約翰對女性認識的淺薄。此后，露西的情感重心轉向教師保羅，而保羅則因對正直、有內涵女性的垂青，而受到露西（作者夏洛蒂）的稱頌。

而出版社史密斯顯然非常敏感，閱讀夏洛蒂的書稿時，他抱怨第二卷中對約翰大夫的刻畫，隨意突兀。隨后，夏洛蒂寄去了《維萊特》的第三卷，露西與教師保羅并結連理。夏洛蒂從史密斯的出版社收到了500英鎊稿酬，而不是期望的700英鎊，史密斯未發表任何評論。此時，夏洛蒂前往倫敦前，收到史密斯的來信，信中指出小說中的情節使他“如鯁在喉，無法忍受”，并告知夏洛蒂，他不再回答關于《維萊特》的任何問題，不過這封信沒能保存下來。夏洛蒂·勃朗特在寫給霍沃斯的信中，曾轉引過這段話，之后史密斯只剩下“沉默”。傳記作者們認為，夏洛蒂對約翰醫生的描寫“讓他不快”。林德爾·戈登（Lyndall Gordon）則解釋了史密斯的反應：“之后是喬治·史密斯史無前例的沉默，因為他明白了書中對紳士派頭的約翰醫生的批判，以及為何露西毫無預兆地喜歡一個面貌丑陋、脾氣暴躁的外來人”。[2]251諸多學者一致認為，在這部小說中，夏洛蒂對以史密斯為原型的約翰醫生的描繪，以及約翰醫生在小說中的淡出讀者視野，進一步預示著兩人間的裂痕。

部分學者認為，保羅的原型是布魯塞爾的赫格爾教授;而其他學者認為夏洛蒂拋棄約翰醫生，另有原因。隱情圍繞史密斯的史密斯-埃爾德出版社而展開。1851年，夏洛特35歲，出版社中有三位男士：威廉·史密斯·威廉姆斯51歲;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34歲;喬治·史密斯27歲。夏洛蒂的研究學者霍迪諾特（Hoddinott）則認為，兩人的疏離誘因是夏洛蒂對泰勒的喜愛超過了史密斯，《維萊特》似乎也有印證。1849年，夏洛蒂在寫給艾倫·納西的信中，將詹姆斯·泰勒描述為類似保羅先生的“那個小個子男人”。夏洛蒂比較過泰勒與史密斯：“和他打過交道后再轉向威廉斯，或者轉向史密斯本人，就像是從花崗巖轉向溫暖的皮毛”。[6]483在《維萊特》的創作過程中，泰勒被調離倫敦史密斯-埃爾德出版社，前往印度工作。夏洛蒂的研究者認為，泰勒在工作上被流放，證明了夏洛蒂、泰勒和史密斯的三角戀關系：泰勒向夏洛蒂求婚，遭到夏洛蒂拒絕，促使史密斯將泰勒調離倫敦。

之后，從《維萊特》和信件中可以看到，夏洛蒂和史密斯有著更為明顯的沖突，對彼此的社會交往感到失望。史密斯曾寫道，“夏洛蒂的談話非常有趣，她的機敏反應、清醒理智令人愉快”，不過他評論到，“永遠都不可能愛上夏洛蒂·勃朗特……我永遠不會愛上沒有任何魅力和優雅氣質的女人，夏洛蒂·勃朗特完全沒有這些優點。我喜歡她，對她感興趣，只是很欣賞她?！盵4]61同樣地，夏洛蒂也認識到重重障礙，坦然享受這份友誼。1850年6月21日，她寫道：

現在我相信喬治和我都彼此非常了解，而且也非常真誠地相互尊重?，F在我相信喬治和我有著寬大的時間裂谷，我們相互間不會或極少會令對方發窘。我比他年長七到八歲，更別提還有我毫無美貌可言等等，都是完美的安全保障。我甚至絲毫也不害怕與他一起。我愿意見他高興，極不愿拂逆他的心愿，使他失望。所以他將如愿以償。如果一切順利，我將在與你消遣數日后到愛丁堡去與他碰頭。他年輕力壯、精力充沛，與他同游會讓我付出極大的體力和精神。但我相信我能挺得過來。[6]550

夏洛蒂承認對史密斯的愛慕之情：“這是一種自然的喜歡，一種類似志趣相投的感覺。如果我們之間沒有諸如年齡、財產等巨大鴻溝，或許個人的仰慕，就足以使現在不可能的事情變得可能……但是也會有其它原因制約著婚姻”。在這封信中，她向艾倫表明：她沒有其他愿望：“我很滿意能夠擁有如此摯友”。[6]5491850年10月，夏洛蒂給史密斯寫了一封有趣的信，肯定他們的交往和感情。信中寫道：“請 原諒這封信里所有的胡說八道，但是有時候，對一個通情達理、頗能理解人以及生性善良，很會原諒這一切的人用筆或口舌傾吐小小的胡說八道，卻是一種莫大的樂趣和寬慰?！盵6]5961852年11月，夏洛蒂在信中告知史密斯，“露西不會嫁給約翰醫生，他年輕，英俊，開朗、溫柔，他是大自然和命運的‘鬈發寶貝，應該在生活的彩票中抽到一張中獎券。他的妻子應該年輕、富有而漂亮;他確實應該得到很大的幸福?！保╗6]693在《維萊特》中，露西在埋葬了約翰的信件后，才將對他的感情轉移到保羅身上。

而就在此時，夏洛蒂“出于多種原因”拒絕與史密斯一家出游，也不愿再接受他們的款待。1852年11月，《維萊特》的第三卷也寄到史密斯的出版社。一個月后，即1852年12月，亞瑟·貝爾·尼科爾斯（Arthur Bell Nicholls）向夏洛蒂·勃朗特求婚，但遭到拒絕。而在1853年1月《維萊特》出版之后，夏洛蒂最后一次去倫敦，拜訪史密斯一家，毫無之前的歡慶場面。之后，喬治·史密斯與一名形似波琳娜小姐的女人：伊麗莎白·布雷克維（Elizabeth Blakeway）訂婚，1854年2月兩人結婚。1854年4月，夏洛蒂接受尼科爾斯的求婚，同年7月結婚，于1855年3月逝世。她曾給史密斯寄去請帖，宣布她結婚的消息。1854年4月25日，夏洛蒂在寫給喬治·史密斯的信中，表示她不愿嫁給尼科爾斯的心事，這再次證明了兩人的親密關系。

夏洛蒂的傳記作者，很清楚夏洛蒂與史密斯、泰勒及尼科爾斯的感情糾葛。但是，談及夏洛蒂與出版商史密斯的關系，卻難以定論。夏洛蒂和史密斯的情感，深刻的情感依戀和坦誠的批評鼓勵應該處于首位，而高度的理想期待和殘酷的現實失望，則是潛在的伏線。兩人之間，誰是：追求者或被追求者;受害者與施害者，外人難以定論。通過研究夏洛蒂與出版社史密斯的軼事，給現代讀者一個更為清晰的視角，希冀解開“勃朗特之謎”。夏洛蒂褪去作家身份的外衣，或許并不是謎一般的維多利亞女性——堅忍、克制和內斂。從夏洛蒂與史密斯的交往和書信研究，可以發現：夏洛蒂思想活躍，精神飽滿，立場鮮明。人物交往的歷史和書信研究，揭開了夏洛蒂半遮半掩的真實面貌。

注 釋：

[1] Juliet Barker， The Bront?s， London： St Martins， 1995.

[2] Lyndall Gordon， Charlotte Bront?：A Passionate life，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5.

[3] Lucasta Miller， The Bront? Myth， New York： Knopf， 2003.

[4] Jenifer Glynn， Prince of Publishers：A Biography of George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Allison and Busby， 1986.

[5] John A. Sutherland， “The Thackeray-Smith Contracts”， Studies in the Novel， Vol.13， Spring-Summer， 1981.

[6] 夏洛蒂·勃朗特， 艾米莉·勃朗特，《勃朗特兩姐妹書信集》， 孔小炯譯，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

[7] Rebecca Fraser， The Brontes： Charlotte Bronte and Her Family，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8.

[8] John A. Sutherland， Victorian Novelists and Publishe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9] Richard Kaye， “A Good Woman on Five Thousand Pounds： Jane Eyre， Vanity Fair， and Literary Rivalry”，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1995， No. 35：4.

責任編輯：楊軍會

文字校對：郭?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