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人類學、牧區生態與社會經濟發展

摘? 要：在此次訪談中，阿拉坦寶力格教授針對目前國內生態人類學發展的歷程、理論以及未來發展方向做了深入的介紹。阿拉坦寶力格教授指出，隨著我國生態文明的建設，和人們對生態問題的關注，生態人類學日益成為頗受關注的學科。生態人類學研究人員可以在跨學科建設、研究視角擴展以及提供建設性意見等方面做出進一步努力。具體到我國草原牧區的研究，無論是研究人員還是政策制定者，都要以認識這個系統的生態特征為前提，從生態系統整體性的視角開展相關工作。生態人類學研究人員有必要對草原生態系統的非平衡特征，水資源是關鍵資源，游牧對草原生態的適應過程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并起到科普相關知識的作用。

關鍵詞：生態人類學;適應性;文化多樣性;現代性

中圖分類號：C912.4????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1332（2020）06-0105-07

阿拉坦寶力格是內蒙古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是國內最早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長期在蒙古國、內蒙古的牧區做相關研究。在2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阿拉坦寶力格教授對中國生態人類學的發展，草原牧區的生態系統、游牧文化、牧區社會的傳統與變遷都有著系統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

一、生態人類學學科發展

范明明（以下簡稱范）：中國的生態人類學是上世紀80-90年代才開始發展的，進入二十一世紀逐漸形成規模，出現了較多的研究成果和幾個知名的研究團隊。您個人是怎么進入生態人類學的研究領域？您怎么看待中國生態人類學的發展？

阿拉坦寶力格（以下簡稱阿）：很高興有機會參與這次訪談。我個人對生態人類學的接觸是從我的導師那里開始的，我在日本北海道大學讀博士，導師煎本孝教授是地道的生態人類學專家。他從事北方狩獵民族研究，他從日本的漁民研究開始，接著對加拿大印第安契帕瓦族（Chipewyan，狩獵民族）進行研究[1]，還對日本北方的阿依努族進行研究[2]（狩獵采集民族）。生態人類學其實對很多狩獵采集民族的研究比較多，因為他們認為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狩獵采集是延續時間最長，最主要的生計方式，存在了幾百萬年，因此研究狩獵采集非常重要?？梢灾涝谑澜绺鞯?，不同的地理環境中，從北到南、從西到東，人類是怎么擴散分布的。后來老師的研究就擴展到俄羅斯遠東地區克里亞克族[3]，這里是一個從狩獵采集到游牧的過渡區域，之后又對西伯利亞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進行研究。他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關注生態和認識到底有何關聯，他的研究強調不要從自然界分離出來看人類的文化，而是將二者結合起來。他最近出版一本書是《內心世界的人類學》[4]，探討人類是如何在生態與社會的密切關系中誕生并創造出了文化。

我讀博士的時候導師就帶我去蒙古國西北部的庫蘇古爾?。?999年和2000年）從事調查，那邊保留了比較完整的游牧生活。他對薩滿很感興趣，我就跟著老師走，住在牧民家里，一方面給老師當翻譯，另一方面學著老師怎么訪談，怎么觀察，怎么在觀察中找到人類學的關鍵點。因為人類學強調的就是參與觀察，這個很重要。博士期間也讀了些生態人類學的書——斯圖爾德的《文化變遷的理論》[5]是那時讀的，老師讓我讀了好幾遍，讀完一次和他談一次，有的地方沒有談到，就再讀一次再談一次。后來我才知道，生態人類學基本就是從這里發展出來的。然后讀一些日本早期生態人類學的經典——今西錦司[6]、梅棹忠夫[7]等早期的一些著作，也開始看后期的生態人類學書籍——包括對非洲、東南亞、游牧的研究等等。日本當時出版了比較好的兩部生態人類學書——大冢柳太郎編《生態人類學》[8]、秋道智彌等合編《生態人類學》 [9]等。日本的生態人類學和醫學、生態學有密切的關系，一方面很注重進化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很關注當今人類面臨的眾多與生態有關的問題，如生計、適應、認知、營養、健康、環境、發展等諸多問題。這樣，我慢慢就開始對生態人類學有了基礎知識。因為我在本科和碩士讀的是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我的自然科學基礎并不好，老師建議我和過去的知識結合起來做人類學的研究。我的博士論文[10]偏向藝術人類學，但主要觀點是人類藝術行為（藝術是一種認識和行為的美的表現——其實這里就有生態人類學的觀點）和生態環境的關系，人對美的認識、美的欣賞與生存環境有沒有關系，有何關系等等。

2003年回國后，來到內蒙古大學工作，當時學校建立了民族學本科專業，我就開始教生態人類學的課程。在國內我開始做牧區社會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接觸了不少國內的研究。因為牧區是一個特殊的生態區域，草原、家畜、還有牧民。人類為什么在這樣的干旱區域里生活，他們是如何在植物資源比較貧瘠的草原上生存下來的，這是我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我更感興趣的是適應的過程，人類為適應一個環境，社會產生了如何的反應，應該重視這種反應。

2004年在寧夏大學（銀川）參加人類學高級論壇，會議主題是“人類生存與生態環境”，這期間認識尹紹亭老師，之后認識了楊庭碩老師、羅康隆老師、崔延虎老師、曾少聰老師，他們的研究都很有特色，理論探索很深。楊庭碩老師對水資源的研究[11]很有意義，也出了一系列的專著。尹紹亭老師研究刀耕火種[12]，云南大學人類學的隊伍也很強大。崔延虎老師研究草原牧區游牧，還有綠洲生態人類學。曾少聰老師是對東南沿海的研究，出了生態人類學的叢書。羅康隆老師現在親自實踐如何保留傳統稻米種子，他是一個生態人類學研究者，也是一個生態人類學實踐者，做的事情很有意義。我們這邊的隊伍，就是做北方游牧地區，現在看也算是生態人類學。黑龍江大學阿拉騰教授對游牧文化的生態人類學研究也很有特色[13]。

后來國內也培養了很多年輕學者，陳祥軍[14]、荀麗麗[15]、張雯[16]、烏尼爾[17]、羅康智[18]等一批年輕人（我關注的是和我的研究領域有關的一些成果，實際成果更多）。他們的研究拓展了傳統的研究領域，更多的關注現實問題，很有意思。我們學院的一名年輕老師叫武寧，他以阿拉善牧民養殖駱駝為案例，研究人類和動物的關系[19]，這個研究很有意思。兩年前中國民族學學會生態民族學分委會成立，在內蒙古師范大學（呼和浩特）開生態民族學學會成立大會，說明我們的隊伍還是很大的?，F在國內出版了不少生態人類學專著，云南大學、吉首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都出版了生態人類學叢書。

我很看好中國生態人類學發展，因為我國有廣闊的土地，東南西北都有豐富的生態資源，有豐富的生態人類學研究資源，有56個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其生態多樣、文化多樣很豐富。我們可以利用這豐富多樣的資源，探究人類社會當今和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規律。尤其是胡煥庸線的東西兩側，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都非常值得研究。目前，我們的研究缺乏一些生態系統的整體視角的研究，比如從斯圖爾德到拉帕波特《獻給祖先的豬》[20]，我們還是缺少像這樣經典的生態人類學專著。

范：目前，我們想生態人類學面臨著更多的新問題和挑戰，因為與以往不同，“生態”已經成為熱門詞匯，作為一門與現實問題緊密聯系的學科，面對著國家不斷出現的新議題，比如生態文明、“兩山論”、一帶一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生態人類學目前在國內發展的困境是什么，未來學科建設與發展應該注意哪些方面？

阿：生態的重要性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突顯出來，無論在日本還是在其他發達國家，他們的學科發展也有這樣一個特點。他們（日本等發達國家）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反思這樣的工業發展會給人類帶來怎樣的后果，尤其從70年代開始，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2002年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之后，都在強調發展的可持續性，考慮當下的發展怎樣能夠不影響下一代人的發展，必須考慮保護的問題。人們其實開始認識到物質基礎的可持續性的問題，保障了可持續性才能夠有社會的發展，因此生態是基礎。我們國家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在認識到發展怎樣保證可持續性、保護自然環境基礎等。

國內的生態人類學興起和這個背景有關，這個學科不是為了批評和否定，而是為了能夠保障可持續性，更多關注這個問題，就是習總書記講的金山銀山的觀點。生態人類學的學科建設應該怎么做？困境在于跨學科合作，如何把認識和數據結合起來看生態問題。我們國內目前還是偏文科的多，生態人類學應該更多考慮跨學科，地理學、生物學、生態學的人一起探討該怎么做，不能總批評。未來學科建設可能就是如何抓住新文科建設——建設一個新的跨學科領域——人類學同地理學、生物學、醫學、經濟學合作——建立新民族學學科。比如說現在的新冠疫情，和營養有沒有關系？生物學和醫學的研究人員發揮更多作用。日本的人類學研究中有很多營養學方面的研究，關注蛋白質、維生素等人體所需營養要素和環境的關系，我們的隊伍中能不能出現既懂環境，又懂醫學、地理、社會、文化等知識的人呢？這樣我們的研究才能夠更有深度。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科普的問題，比如我們田野上會碰到一些人說自己在做生態建設，會告訴我們種了多少樹、草、花，但是這并不是生態建設，或者說只是做了一些生態相關的事情。那么真正的生態是什么，需要系統性的把握，從有機物到無機物，從水資源到植物、動物到人，整個系統的關系是什么？我們人類的位置又在哪里？怎么才能保證系統的安全？才能保證可持續發展？這才是科普，而不是單純在實驗室里得到結論，而且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這種生態系統的概念。

范：國際上生態人類學的理論層出不窮，您認為哪些理論對中國生態人類學今后的發展有較大的借鑒意義和指導作用？

阿：從斯圖爾德的理論開始，后來很多人發展他的理論，對我們有什么借鑒呢？在談到我們國家面臨的實際情況如何借鑒國外理論的時候，我發現很多年輕人在讀《槍炮、病菌與鋼鐵》[21]、《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22]，講的就是對多樣性和差異性的認識，尤其是遇到災害和疫情的時候，保護多樣性就意味著保留更多的選擇性。剛才提到羅康隆的研究很有意思，保護水稻的多品種，真是自己參與到了觀察之中。今天世界文化的形成，每個地方都有貢獻，很多文化、地方性知識并不是隨意想到的，有地理環境因素、生態因素、歷史因素，要充分理解各種文化和文明對今日世界文明的貢獻。

生態人類學很大的關注點在適應性，適應的過程很重要，人類采取什么樣的態度應對外界的變化。我在做牧區研究的時候，就很難停留在“牧區就現在這樣挺好”這種想法，環境在變、社會在變，人類該采取怎樣積極的態度，怎么應對挑戰。因此中國的生態人類學就面臨應對變化的問題，比如在提倡食品安全的背景下，應該怎樣去保存、加工一些傳統的食品。歐洲一個團隊在蒙古國研究當地牧民的奶食品加工、保存、飲食體系后發現，牧民很適應奶制品，蒙古包里面就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微生物生態系統，使原本有很多乳糖不耐癥的蒙古人消化奶食品[23]。牧民的奶制品中有很多發酵菌，城市里面根本找不到，超市里面賣的食品失去了很多益于健康的獨特的生態系統，這可能就意味著我們的免疫力受到影響。那在一些疾病面前，是不是人類就失去了某些抵抗力。這個研究就證明了一個問題，比如不同地區豆制品和奶制品的發酵，都是傳統微生物的培養，怎么看待這些問題，國外的這些研究需要我們去關注，來解決食品安全、疾病等問題。有一個日本的老師寫了一本書《人類和奶食品1萬年》[24]，奶食品擴散到全世界的時候發生了什么，有什么不一樣的加工方法、營養結構，我很震驚，我本身就是生活在牧區，是蒙古族，但是我們卻沒有關注這些事情，我們應該受到這些（研究的）啟發。

二、草原牧區的生態相關研究

范：2000年之后，國家層面對于草原地區的生態問題十分關注，尤其是內蒙古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成為各項生態政策推進的試驗區域。從80年代開始的草原承包到戶，到2000年初的退牧還草，再到2011年的草原生態獎補政策，內蒙古一直走在最前面，這些政策確實也極大改變了當地牧區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的結構。您一直在內蒙古地區做實際的研究工作，那么您認為從生態人類學的視角，該如何看待這些生態政策的實施，有什么是研究中需要特別注意的嗎？

阿：關鍵在于生態政策的出臺和實施是否充分考慮到了當地的生態系統特征。內蒙古草原牧區的大多面積屬于內陸干旱生態區，胡煥庸線以西的地區，河流很少，比較干旱，很多地區是沙漠、荒漠草原，像興安嶺那樣雨水充足的地區很少。原本就是一個河流不多，植物比較稀疏，承載力并不高的生態區。在這個地區生存并不容易，一過了夏天就很寒冷、少雨。拉鐵摩爾的研究就說，游牧是草原邊緣上的一種特殊農業，人類能在這個區域生存下來靠的就是牲畜這類偶蹄類動物[25]。為什么游牧呢？并不是浪漫的，而是適應，人需要跟著家畜走，是放牧的一種形式。為此人類為了生存，對資源的利用很徹底——他們把牛糞當燃料，這是能量循環的極端案例，同時也說明資源很貧瘠，這里人類活動其實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生態系統的限制。就像王曉毅在之前翻譯的書中所說，內蒙的草原是一個非平衡系統[26]。我在內蒙古的一些地區做研究，每年都去同一個地方照一個照片，比如在呼倫貝爾我每年去都不一樣，2014年7月的時候就是綠綠的感覺，但是2017年7月再去的時候就像冬天一樣。因此，草原并不像農田一樣基本固定產量，牧草每年的差異很大。我一直在思考我國牧區的一些政策，是否充分考慮了生態的這種特征。比如治理沙塵暴的一些措施、草原的承包制，是否充分考慮了這種非平衡的特征？這些是值得探討的。

我在呼倫貝爾的田野調查點非常有意思，草場承包之后每戶的草場都是長條狀的，長度達15公里，寬度就幾公里。嘎查有一條河，每家每戶都要去河邊飲牲畜，沒有在河邊分到草場的牧民怎么辦呢？2017年的時候干旱，我們去了就發現河邊的網圍欄都沒有了，我們就問牧民怎么把圍欄拆了，牧民說干旱了就沒有辦法，不能就我們幾戶生活吧？就河邊有點草，只能是大家有一個合作機制。是不是合起來用草場目前還在嘗試過程中，但是我們的研究要考慮這些問題。生態補償等政策也一樣，不能作為一個臨時的辦法。實際上，草原牧區是人和牲畜、草的關系，人要依靠動物生存，禁牧之后怎么生存呢。這里的草原和五畜并不是隨意安排的，它本身有生態原因，草場—家畜—人類（牧民）經過幾千年的磨合，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生態系統，相互依賴，缺一不可。尤其人類要在這里實現可持續性，那么首先保障資源的可持續性，草場和家畜都是可持續的資源（包括水資源——利用好了應該是可持續的）。人類要在這里生存必須依賴草場和家畜，草場和家畜是相互依賴的，缺一不可，但家畜的生存不一定依靠人類，家畜是人類為了生存特意放養的動物。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個生態鏈的結構，不能盲目改變這個結構。

生態人類學怎么做呢？大家都進城了好嗎，也不一定。元上都是元朝的一個古都，怎么就消失了呢？很大程度是因為糧食都是從大都等外地運進來的，元朝末年農民起義，糧食運不進來，就沒有了根基?，F在牧區的問題要結合這個生態歷史，整個系統要考慮進來才可以，生態政策不能單一種樹種草，要全盤考慮。我們正在努力改善草原生態，這是值得樂觀的地方，但是政策的制定與出臺要有人類學者的參與，要有數據、證據支撐。

范：之前國家每年發布草原監測報告，近些年開始對草原的生態狀況出現比較樂觀積極的形勢判斷，比如2016年的全國草原監測報告中寫到，“全國草原生態環境持續惡化勢頭得到初步遏制”，您長期在內蒙古工作生活，您是如何看待內蒙古地區的生態變化成因及趨勢的？

阿：對于草原的生態狀況我是樂觀的，這個應該和更大的生態系統聯系在一起考慮。比如在今年（2020）兩會上來自錫林郭勒盟的代表說草原上礦產不再開采。因為對地下水的影響很大，因此正在控制人類活動，如果可以等到達到不破壞環境的技術再開采的話，生態環境就有希望得到保護。究竟現在的一些植被數據是否能夠表示生態好轉，現在的爭論還很大，比如是否有對照的歷史數據、生物多樣性怎么衡量等問題，但是好的方面是我們正在努力。

沙塵暴開始的時候，認為是羊養多了，那就禁牧，但是后來有人發現禁牧之后草的長勢不好了，還有圍欄之后草的長勢不好了，定居點的周圍沙化了，我們在控制人類行為的時候是不是考慮到了生態特征呢。直觀數據變好了，是不是生態就變好了呢，還是需要認識草原生態的這種非平衡特點。比如今年的雨水好，生態就明顯好，植物生長呈現繁茂狀態，草場、家畜在直觀上都呈現好的狀態，牧民就特別高興。但要是明年是旱年的話，風沙還是會起來，這是表面的直觀的現象。想要遏制“草原生態環境持續惡化”，那就適當控制人類對環境的破壞，遏制對地下水等關鍵生態要素的破壞，那樣草場就會得到恢復。

范：您的多篇文章強調了草原地區是“干旱半干旱區”，因此水資源應該是一個關鍵的因素。您認為目前的研究中，對于這一問題的關注度夠嗎？在牧區進行水資源的研究有哪些比較好的切入點？

阿：水資源很重要，楊庭碩老師寫過一本書《人類的根基：生態人類學視野中的水土資源》，但是總體來說，在北方牧區的生態人類學研究中水資源的相關研究還是不足。內蒙古很大面積屬于內流區域，雨水不多，地下水很珍貴，地下水的積累需要漫長的積累，如果把它開發出來，地下水枯竭了，這個生態系統可能被徹底破壞。干旱區水資源怎么利用更好，當地人對于水資源是一個什么態度，工業化過程中水資源是不是一個限制因素，這些相關研究不多。在干旱區，水資源和社會文化非常相關，比如說互惠機制，一口井就是一個社會關系，是社會網絡的關鍵點，相互的勞動和交換都有關系，是公共資源的問題。很多傳統社會的東西值得挖掘，這對于牧區的持續性有幫助，人們都有一個共同遵循的倫理，對于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要遵循這種倫理，這樣就可以達到資源和社會的可持續性。所以，水在內蒙古等干旱地區特別重要。我們曾經在田野工作中遇到巴彥淖爾的一個牧民，他家草場上有一眼井，一個開礦的進來之后，就從他家井里買水。我去南方開會講了這個故事，很多老師就不理解怎么還用買水，這就是干旱區的特點，水成為形成社會關系網絡的重要節點。生態人類學就應該告訴大家這一點，對于生態認識到位與否，直接決定著政策、生態項目等能否有效，生態人類學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更多一些。在內蒙古不僅家畜和草是資源，更深層次是水資源，把水土保持好植被才會好，植被好了才會有動物，需要對整個系統有理解。生態人類學需要從更加淺顯的角度、科普的角度告訴大家這個系統如何循環，本質特征是什么。

三、草原牧區的社會文化相關研究

范：您之前發表了若干篇關于牧區現代化、工業化的文章，也提及了由于牧區的特殊性而在這個方面面臨的諸多問題?，F在是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時期，您認為草原牧區的鄉村振興與農區有什么樣的區別，生態人類學研究者能夠在哪些方面提供研究參考？

阿：草原上為什么游牧，因為災害的時候可以移動，過去牧民沒有自己的草場，但是可以在全旗（縣）境內移動、甚至跨旗（縣）移動。移動是對不確定性的一種適應，比如1977年烏珠穆沁旗大雪災，牧民就趕著牲畜走。有的時候管理到家了抗災能力反而減弱，如草場圍欄每家每戶建好，但是每家也不過那么幾百畝草場，災害的時候還是不能移動。因此，面對全球化的市場、災害這些外在挑戰的時候，牧民有沒有內生力，有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應對，不能按照過去的方式來應對。旱年去牧區的話，覺得牧民非常艱難，傳統上遇到旱年飼養牲畜數量多的牧戶生存幾率就比較大，但是現在不一樣了，按照（草畜平衡）規定飼養，這種情況下該怎么應對呢？把牧民的內生力問題解決好，為了持續性適應新的環境，才有可能實現鄉村振興。所以在草原上我做了一次調研，一些大的企業進入牧區之后，其實并沒有帶動牧民的發展，而是帶動城鎮及周邊企業的發展，牧民是否能夠進入這個市場呢？我想可以打出牧民自己的有機品牌，利用網絡平臺銷售，價格肯定是會更高一些，以此利用當地的資源保障當地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不一定非要外界援助，就在保護草場和家畜質量的同時，提高自己的生活并進入大的市場。內蒙古牧區的大部分地方，前些年做“村村通”，牧區的道路、網絡都建好了，牧民賣出去產品很方便了，不用過于依靠外界資源，主動從大市場獲得利益。因此，政府在這方面可以做事情，把基礎設施建好，牧民會自動進入大市場，這樣既能保留合理的東西，比如微生物、物種等，又能獲取收入。牧區不是非要變成城市才能發展，比如居住環境的改造，建好自來水、洗澡間、抽水馬桶、取暖照明設備等，居住設備和城市的房子也差不多，也對草原環境沒有污染。

人口進城的問題牧區也存在，年輕人出來受教育，剩下一些老人在牧區看著牲畜，整個中國農村都面臨這個問題。日本也存在這個問題，牧場和農田老人管，年輕人到大城市工作。但近年來內蒙古地區也有一些回鄉的例子，比如前段時間去一個小鎮上，遇到兩個年輕人，從內蒙古農業大學畢業，經營了奶站，還做一些奶食品，打出有機品牌。大城市的就業壓力比較大，回到鄉村也是一種出路。去城市的原因是基礎設施好，受教育和享受醫療服務，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生活，如果農村能夠提供這些，那么人們回到農村也是可能的，發展總不是只有一條路。我在呼倫貝爾調研的時候，那邊的城市人喜歡喝馬奶，有一個牧民就在自己家弄了發酵的機器，然后把馬奶賣到城里，每年的收入也是很可觀的。放羊、畜產品的加工過程中，如何引入現代的科學技術和機器設備，這樣才可能提高利潤，在家里做產品加工，比如養殖500只羊的牧戶可以建立一個小型的冷庫。因此，牧區的現代化不一定非要進城，也可以把技術等拿到草場來，衛生條件達到了，包裝解決了，完全可以自己銷售到市場上。

現代化和城市化不能劃等號，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結果，但工業化并不是單一的人進城的問題，如何在地實現現代化?，F在很多牧民，尤其是年輕人都在思考如何產業化的問題，如何保持產品特色，有機產品在市場中占一席之地的問題，這個很重要。政府應該這方面給與扶持，我的意思不是盲目導入外來的現代化。讓牧民自發性地改善其產品，主動進入大市場，主動銷售畜產品，而不是被動等待。這樣現代化的成效會更好。

范：游牧是草原文化傳承的載體，但是游牧又經常在主流話語中成為“粗放、落后”的代名詞，那么您認為草原文化該如何在現代化的語境中傳承與保存？

阿：“粗放、落后”是文化偏見——這種先進與落后的“二元對立”概念，人類學不怎么用，人類學學科理念是要為弱者說話，致力于消除種族之間的偏見。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現代化，現代化的標準是什么？我認為現代化是一些要素的變化，比如機械化，游牧的方式也可以現代化，發達國家新西蘭、澳大利亞等現在也有游牧。鄉村有鄉村的好處，城市享受不到廣闊的土地、舒適的環境，鄉村也可以現代化，比如收割機、播種機、打草機、攪拌機、發電機的使用，不能說是落后的。用吉登斯的理論理解現代化可能就更復雜了，我們目前討論的還是表面上的現代化，人們可以從很多方面體現現代化，目前鄉村已經吸收了很多現代化的要素。

此外，鄉村里面的很多東西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比如生態人類學經常研究的本土生態知識，本土知識對于當地資源的利用、減災抗災都有作用，因此應該看到這些優點。牧民有自己的一套生態知識，我們的學者應該向牧民學習，生態學家劉書潤教授就這么講過[27]。此外，生態人類學還可以從營養的角度去看先進和落后的問題，比如鄉村人獲取蛋白質、微生素等營養要素含量如何，身體好、更健康，難道不是生活好的一種表現嗎？還有抗災能力，比如疫情面前城市人其實很脆弱，但是牧區或者鄉村的人可能因為抵抗力比較高、食物中獲取的蛋白質含量充足等因素能更好應對疫情，所以是不一樣的生態?；乜慈祟愇拿鳉v史，文明的起源都和一些災難相關聯，每一次人類面對災難的時候，有一些社會有它自己的應對機制，比如草原牧區就有類似應對機制，需要我們去挖掘，從不一樣的價值去理解它。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就要欣賞這種多樣性，以及這種價值。

注 釋：

[1] [日]煎本孝：《文化的自然志》，東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2] [日]煎本孝：《阿依努的熊祭祀》，雄山閣，2010年。

[3] [日]煎本孝：《馴鹿游牧民、循環哲學：極北俄羅斯·勘察加探險記》，明石書店，2007年。

[4] [日]煎本孝：《內心世界的人類學——探索人類屬性的起源》，筑摩書房，2019年。

[5] Julian H. Steward， 1955，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6] [日]今西錦司：《游牧論及其他》，平凡社，1995年。

[7] [日]梅棹忠夫：《梅棹忠夫著作集（第2卷）》，中央公論社，1990年。

[8] [日]大冢柳太郎編：《生態人類學》，至文堂，1983年。

[9] [日]秋道智彌等編：《生態人類學》，世界思想社，1995年。

[10] 阿拉坦寶力格：《蒙古族審美觀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年。

[11] 楊庭碩：《人類的根基：生態人類學視野中的水土資源》，云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12] 尹紹亭：《森林孕育的農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種志》，云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

[13] 阿拉騰：《文化的變遷：一個嘎查的故事》，民族出版社，2006年。

[14] 陳祥軍：《阿爾泰山游牧者：生態環境與本土知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15] 荀麗麗：《“失序”的自然：一個草原社區的生態、權力與道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16] 張雯：《自然的脫嵌：建國以來一個草原牧區的環境與社會變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

[17] 烏尼爾：《與草原共存：哈日干圖草原的生態人類學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年。

[18] 羅康智、羅康龍：《傳統文化中的生計策略：以侗族為案例》，民族出版社，2009年。

[19] 武寧：《構建生態文明的本土視域：基于阿拉善牧區人——駝關系的思考》，《青海民族大學學報》，2019年1期。

[20] [美]羅伊·A·拉帕波特：《獻給祖先的豬：新吉尼亞人生態中的儀式》，商務印書館，2016年。

[21] [美]賈來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

[22] [美]埃里克·沃爾夫：《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3] 田曉娜：《DNA和乳制品不兼容的蒙古人，怎么就成了克服乳糖不耐的關鍵？》，https：//www.huxiu.com/2020年6月17日。

[24] [日]平田昌宏：《人類和奶食品1萬年》，巖波書店，2014年。

[25] [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26] 王曉毅、張倩、荀麗麗編著：《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27] 劉書潤：《這里的草原靜悄悄：劉書潤解說草原生態和文化》，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

責任編輯：劉冰清

文字校對：曹英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