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場化改革賦能城鄉居民消費增長
——基于收入差距視角的中介效應檢驗

胡瑞冬 郭芳芳

（1、大同煤炭職業技術學院 山西大同 037003；2、淮南師范學院 安徽淮南 232038）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逐步進入新常態，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資本邊際效率遞減的趨勢表明我國經濟基礎正在發生顯著變化。在要素供給趨緊的背景下，進一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實現供給側要素向質量驅動的轉變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經過了四十余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商品市場逐步完善，但由于歷史等原因，我國要素市場改革相對滯后，并由此引發了經濟、社會層面等諸多矛盾，例如城鄉差距過大、城鄉公共基礎設施不平衡、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等問題。

在此背景下，黨和國家高度關注要素市場化改革進程。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論點標志著我國市場經濟進入一個嶄新時期。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要以完善要素市場配置為重點。2020 年4 月，國務院公布了《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進一步提出要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促進消費有序流動，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目前要素市場化改革已經成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發力點，因此，本文實證檢驗了要素市場化與城鄉居民消費增長之間的關聯性及其作用渠道，并就進一步完善要素市場化、發揮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作用提出相關政策建議，這也是本文的創新及研究價值所在。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要素市場化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市場配置生產要素的決定性作用，它是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必要選擇。要素市場化的流動，有利于破除傳統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武慶慶，2020）?，F有的關于要素市場化的相關研究文獻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產業調整、要素價格等方面。例如李明珊等（2019）認為，要素市場化就是通過市場這只 “看不見的手” 來調節資源的分配工作，從而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這種結構性的紅利可以較好的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并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徐志剛等（2017）在研究中發現，雖然我國市場化改革正穩步推進，但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要滯后于商品市場化改革，由此帶來了嚴重的生產要素價格扭曲問題。王寧和史晉川（2015）認為，要素價格扭曲不僅會影響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與發展，同時還會帶來諸如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內需不足等問題。在要素市場與消費上，武慶慶（2020）在研究中發現，要素價格扭曲可以通過價格機制影響居民消費，是引致消費結構變動的深層次原因。郭紅書（2018）定性解釋了在要素價格扭曲背景下我國經濟增長高投資與低消費并存的事實，并通過實證模型驗證了要素價格扭曲對消費升級的抑制作用。

縱觀已有關于要素市場化的相關研究文獻，可以發現目前學術界對于要素市場化與消費的關注仍然較少，已有的研究并未明確指出要素市場化通過何種途徑影響居民消費。事實上，要素市場化能夠有效協調城鄉發展，降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一結論也得到了學者們的認可。從資本要素來看，錢龍和葉俊燾（2017）認為，金融發展有利于縮短城鄉收入差距，他特別強調了普惠金融對降低城鄉收入差距的積極作用。同時他們認為，要素市場化改革有利城鄉資源的高效流動，減少因城鄉失衡發展帶來的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從勞動力要素來看，施戍杰（2018）認為，勞動力自由流動是勞動力市場化的核心特征，他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中國勞動力自由流動有利于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從而降低城鄉收入差距。在土地要素市場化上，張琳等（2018）認為，土地要素的自由化流動能夠推動適齡勞動力調整生計策略，加速了勞動力的城鄉流動，從而減少了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一直以來都是抑制我國消費增長的重要原因，它不僅制約了農村居民消費規模的增加，同時也對城市居民消費增長帶來不利影響。這是因為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存在，財富過度向城市集聚，降低了收入的邊際消費價值，同時拉高了房價，進一步擠出了城市居民的消費。要素市場化調整遵循了市場經濟的規律，有利于打破傳統的城鄉要素流動障礙，促進了城鄉協調發展，降低城鄉收入差距，從而促進城鄉消費支出增長。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要素市場化改革有利于降低城鄉收入差距，從而促進城鄉居民消費增長。

研究方法

（一）變量設置與說明

被解釋變量。常見的衡量城鄉居民消費增長的指標包括絕對指標與相對指標，本文以人均消費支出規模的絕對值來衡量消費增長。具體又包括城市人均消費支出（TConsume）與農村人均消費支出（NConsume）。

核心解釋變量。要素市場化涵蓋的范圍較廣，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與認可度，本次研究將參考學者已有的研究范式，引用樊綱等編寫的《中國分省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中公布的要素市場化指數（Market）作為衡量要素市場化水平的代理變量。之所以選擇該數據，主要是由于這一數據得到了廣泛認可，并形成了諸多的高水平學術成果（李明珊等，2019）。此外，本文還分別構建了資本市場化指數（Capital）、土地市場化水平（Land）及勞動力流動性指數（Labor）來反映要素分項市場化水平。并且以城鄉收入差距（Gap）作為中介變量，目前度量城鄉收入差距最常見的指標為城鄉居民收入比（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 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表1 變量的表示及其描述性統計

主要控制變量。在充分借鑒學者們有關消費領域的研究文獻，本文引入城鎮化率（City）、人均GDP（P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Pinvest）、第三產業占GDP 的比重（Three）以及每千人衛生機構床位數（Hospital）這五個控制變量。本文所涉及到的變量及其描述性統計具體見表1。從消費變量來看，城鄉居民消費差距較大，是我國城鄉發展失衡的具體表現。從要素市場化水平來看，我國區域發展差異較大，整體來看，東部沿海地區要素市場化水平要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

（二）模型的設置

由于本文構建了強面板數據，為了減少因遺漏變量帶來的估計誤差，本文采用帶交互項變量的固定效應模型，實證檢驗要素市場化改革與城鄉居民消費增長之間的關系，具體見式（1）與式（2）。

在式（1）中，Consume 為本文的被解釋變量；Market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即要素市場化指數； λ1為本文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參數；Xi為各個解釋變量，βi是對各個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μ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year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 為誤差項。在式（2）中加入了要素市場化與城鄉收入差距變量的交互項，λ2為該交互項的估計系數，具體到本文，若λ1與λ2方向相同，則說明要素市場化改革可以通過降低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城鄉居民消費增長。

（三）樣本與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將研究期間確定為1999-2018 年，運用全國31 個省域面板數據（港澳臺地區除外）。其中消費規模、收入差距以及各控制變量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要素市場化指數來源于樊綱等（2018）編寫的《中國分省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部分地區個別年份數據缺失時采用插值法處理，最終形成了31 個地區20 年的強面板數據。

實證結果分析

（一）要素市場化改革對城鄉居民消費增長

表2 為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在不考慮城鄉收入差距前提下，要素市場化水平與城鄉居民消費支出變量均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性，這說明要素市場化改革有利于促進消費增長。以城鄉收入差距為被解釋變量，可以發現要素市場化水平能夠顯著降低城鄉收入差距，這一結論與錢龍和葉俊燾（2017）、徐志剛等（2017）的研究結果相吻合。要素市場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緩解城鄉發展的制度差異，降低城鄉發展差距。在加入城鄉收入差距變量及交互項系數后可以發現，要素市場化變量估計系數明顯降低，且顯著性水平略有下降，交互項系數均顯著為正，與主要核心變量的估計方向呈現出一致性。綜上，可以認為要素市場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進而促進城鄉居民消費增長，這與本文的假設1 相吻合。要素市場化改革有利于加快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加快商品與生產要素在城鄉范圍內的自由流動，不僅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同時也彌補了鄉村發展的先天不足，降低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而利于消費規模的增加。此外要素在城鄉間的自由流動會進一步優化產品流通環境，降低居民消費成本。

從城鄉差異來看，要素市場化對城市居民消費增長的邊際貢獻更大，這說明當前我國要素市場化仍然是以城市為主導，對農村地區的制度紅利仍需加強。在其它控制變量上。城市化水平、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優化以及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均與城鄉居民消費增長呈現顯著正向相關關系，這與王寧和史晉川（2015）、武慶慶（2020）等的研究結論相符合，限于篇幅，本文對此不作過多闡述。

（二）要素市場化分項檢驗

正如前文所言，制約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原因在于要素市場的分割，具體體現在資本要素、土地要素與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上述經濟要素在城鄉范圍內的失調進一步壓榨了農村地區的發展空間，不利于城鄉協調發展，從而降低了社會整體消費支出的規模。本文進一步引用樊綱等（2018）構建的資本、勞動力市場化指數來度量區域資本與勞動力要素市場化水平，土地市場化水平則基于歷年《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計算得到。因篇幅限制，本文未報告詳細的計算過程，具體可借鑒錢龍和葉俊燾（2017）。以研究不同要素市場化對城鄉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結果見表3。表3的第（1）-（3）列分別報告了資本要素市場化、勞動力要素市場化與土地要素市場化對城市人均消費支出的影響及其中介效應回歸結果。表3 的第（4）-（6）列分別報告了資本要素市場化、勞動力要素市場化與土地要素市場化對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影響及其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分城鄉差異來看，資本要素市場化與勞動力要素市場化均能夠顯著增加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而勞動力要素市場化與土地要素市場化則能夠顯著提高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規模。因此可以認為，促進勞動力要素自由流動將有利于促進城鄉居民消費支出規模的增長。從交互項系數來看，分項要素市場化水平與城鄉收入差距交互項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與基準回歸結果相同，證實了要素市場化能夠通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渠道，促進城鄉居民消費增長的推論。

結論與建議

中國市場經濟的體制的不斷改革，要求進一步深入推進要素市場化的進程。在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要素市場化對我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文基于1999-2018 年全國31 個?。ㄊ?、自治區）的面板數據，著重分析了要素市場化改革對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并基于城鄉收入差距渠道進行了中介效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要素市場化水平與城鄉人均消費支出變量呈現顯著正向相關性，但從分項要素市場化水平來看，金融與勞動力市場化有利于刺激城市居民消費的增長，而勞動力與土地市場化有利于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增長。城鄉收入差距變量與城鄉人均消費支出變量呈現出顯著負向相關性，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仍然是現階段制約我國消費升級的重要因素。要素市場化能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進而刺激城鄉居民消費規模的增長。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表3 分項要素市場化與城鄉居民消費增長

本次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第一，要素市場化改革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保障。因此要充分利用好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制度紅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帶動城鄉居民的消費升級。第二，在金融市場化改革中，要注重兼顧效率與公平。金融市場化可以通過降低城鄉收入差距進而促進消費增長，帶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此，需要做好金融市場化的頂層設計，引導金融資源向三農領域回流，通過普惠金融實現金融支農與惠農目標。第三，勞動力要素城鄉流動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證結果也證實了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是勞動力要素市場化作用于消費增長的重要路徑。因此需要進一步清理我國城鄉勞動力雙向流動的制度障礙，推動戶籍制度改革，讓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第四，土地要素市場化有利于擴大農村人均消費支出規模，但對城市居民消費支出未產生顯著影響，這說明我國土地市場化改革仍需得到加強。未來需要進一步堅定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健全土地市場化運作機制，提高土地在要素市場上的經濟價值。最后，考慮到我國存在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各地區的要素市場化進程有明顯不同。因此在要素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各地區仍然要結合本地發展實際，制定合理政策，因地制宜的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