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語言生活研究的熱點、趨勢與走向*

遼寧師范大學 文學院/國際教育學院 李寶貴

遼寧師范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 李 慧 張千聰

提要：語言生活是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反映和影響著其他領域的社會生活。本文基于CNKI數據庫，分析1978—2019年語言生活研究的期刊文獻。研究發現，語言生活研究的熱點包括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方言、語言和諧、“各色皮書”、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普通與規范漢字等。研究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大致經歷了誕生期、起步期、快速增長期，目前正處于穩步增長期，研究范圍不斷地擴大。未來語言生活的研究應不斷拓展研究內容、拓寬研究視角、加強團隊合作、創新研究方法。

語言生活是運用、學習和研究語言文字、語言知識、語言技術的各種活動（李宇明，2016）。凡運用語言、研究語言、學習語言和語言教育等活動，凡應用語言學成果的各種活動，都屬于語言生活的范疇（李宇明，2016）。中國語言資源豐富，語言需求多樣，語言問題疊加，語言矛盾復雜，這種語言國情也決定了中國語言學發展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要研究和解決的語言生活中的“真問題”也異常復雜和迫切（李宇明，2017）。

我國的語言生活研究起步較早，相關文獻最早出現于1959年，至今已有60多年的研究歷史。語言生活關系著語言學發展的方方面面，改革開放40多年來，學界對語言生活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目前尚未有人對此進行比較全面、系統的計量分析。本文對我國語言生活的研究進行系統梳理，審視當前語言生活研究熱點，反思語言生活研究的發展歷程中反映的問題，以期推動我國語言生活的未來發展。

1 研究方法與數據處理

筆者通過CNKI，采用高級檢索方式，選擇期刊文獻，主題=語言生活，時間段=1978—2019年，檢索到文獻1,686篇（2020年3月19日檢索）。剔除主題無關的文獻，最終得到有效期刊文獻1,329篇。

為了解語言生活研究的脈絡，運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和可視化軟件CiteSpaceV，輔以Excel數據處理工具，通過對已獲得的語言生活領域1978—2019年收錄于CNKI數據庫的有效期刊文獻的發文量、分布情況、作者合作情況和內容進行文獻計量分析，以客觀的視角了解該領域研究發展的現況，為深入語言生活領域的研究提供參考借鑒。

2 語言生活研究的發展進展

筆者對1978—2019年語言生活研究的發文量變化及階段劃分、期刊分布、發文機構作者合作等方面進行統計與分析，具體情況如下。

2.1 發文量變化及階段劃分

發文量的多少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該學科的發展程度。1978—2019年語言生活研究發文量變化趨勢見圖1。

圖1 1978—2019年語言生活研究發文量變化趨勢

由圖1可知，1978—2019年的40多年間，語言生活研究總體上呈現出由快速增長到穩步增長的趨勢。1978—1994年發文量為年均2.12篇，屬于誕生期；1995—2004年發文量年均15.3篇，屬于起步期；2005—2007年發文量年均48.67篇，屬于快速增長期，到2008年首次達到99篇，出現第一次高峰。2008—2019年，年均82.83篇，年發文量趨于穩定，屬于穩步增長期。由此可見，目前語言生活的研究熱情高漲，勢頭良好，正處于穩步上升期。

2.2 文獻所在期刊分布

對文獻期刊分布進行統計分析可以揭示該研究領域文獻的空間分布特點，確定該研究領域的核心區期刊，并為相關研究者進一步深化研究提供有效的情報依據（Bradford，1934）。

根據比利時情報學家埃格黑（L. Egghe）提出的布拉福德核心期刊區數量計算公式①核心期刊區數量r0=2Ln（eE×Y），r0為核心區期刊數量，E為歐拉系數0.5772，Y為刊文量最大期刊的論文數量。，排名前10的為語言生活研究的核心區期刊，見表1。

表1 語言生活研究核心區期刊分布

由表1可知，從期刊載文數量可以看出，核心區期刊（載文310篇）占總發文量的23.33%，對這一領域研究較多的期刊為語言類期刊。語言生活作為語言學研究的一個分支，涉及語言學的方方面面，然而該領域的文獻研究數量并不多，說明我國語言生活的研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2.3 文獻發文機構

筆者對發文量排名前20的機構作了進一步分析，發文數量排在前20位的機構總發文量464篇（見表2），大多是高等院校，以研究機構、語言類和師范類大學為主。中國社會科學院、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發文量高居前列。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發文量高居榜首，主要原因在于其面向教育部和國家語委的中心工作，并面向語言生活的實際需要進行學科建設、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等。此外，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設有語言文字應用系，在中國傳媒大學設立應用語言學博士點，這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傳媒大學在語言生活研究領域發文量排名前十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2 語言生活研究排名前20位的機構發文量統計表

2.4 語言生活研究文獻作者分析

在某一領域有著固定研究方向的作者對于該學科領域的研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研究內容也受到其他研究者的廣泛認同和關注（李寶貴 等，2019）。因此，在語言生活研究領域發文量較多的作者，說明其對這一領域的關注度較高；被引次數較高的作者，說明其研究內容廣受認同，其見解深刻；而作者合作則可以優勢互補，使研究更深入。因此，從作者署名次數、核心作者群、高被引文獻、作者合作情況4個方面對數據進行分析，可以了解語言生活研究中的關鍵學者以及在該領域影響較大的學者。

2.4.1 文獻作者署名次數統計分析

對文獻作者署名次數進行基于頻次的統計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作者署名頻次列表

（續表）

由表3可見，李宇明署名最多為64次，二次文獻檢索，其署名文獻被引頻次也相對較高，是我國語言生活研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研究者之一。發表1篇文獻的作者數約占作者總數的85.89%，遠高于洛特卡定律規定的約占60%的理論值。這說明語言生活研究的作者人數雖然較多，但缺乏固定研究者。因此，亟須培養一批能夠長期從事語言生活研究的核心作者群。

2.4.2 核心作者群分析

核心作者群是某一研究領域中研究成果數量較多、科研生產能力較高的作者群體，可以被看作是該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陳新忠 等，2018）。根據普賴斯定律①核心作者發文量Nmin=0.749（Nmax）?，Nmin和Nmax分別代表核心作者群體中發表論文數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發表6篇論文以上的作者為我國語言生活研究的核心作者。由表3可見，發表6篇以上論文的作者共22人，發文245篇，約占總發文量的18.43%，與普賴斯定律規定的理論值50%相比，差距較大。上述數據說明當前我國語言生活研究領域具有較高科研生產能力的作者群體尚未形成，且對該領域進行持續研究的學者較少。

高產核心作者就是指在某一研究領域內公開發表了相對較多文獻的作者（李寶貴 等，2019）。根據普賴斯定律②高產核心作者數R＝0.812N/n，N為核心作者人數，n為發表論文數最多的作者所發表的論文數。，本領域中高產核心作者為李宇明，共計發文64篇，據CNKI的相關數據可知，李宇明的被引頻次也較高，說明他的研究內容在語言生活領域廣受關注，且在這一領域起著重要的引領作用。此外，語言生活研究領域亟須引進相關人才，呼吁更多研究者加入語言生活研究中來，已有研究者也應加強對該領域的持續研究。

2.4.3 被引文獻分析

被引次數，即被引量，是指文獻發表后被其他文獻作為參考文獻引證過的次數，被引量的多少可以判斷該文獻引起同行反響的程度和質量水平的高低（王耀文 等，2007）。40年來語言生活研究被引頻次前20名的文獻，見表4（2020年3月19日檢索）。

表4 被引頻次前20名的文獻統計情況

由表4可見，李宇明的《中國外語規劃的若干思考》被引用278次；施春宏的《網絡語言的語言價值和語言學價值》被引用187次；陳章太的《論語言資源》被引用152次；韓林合的《維特根斯坦論“語言游戲”和“生活形式”》被引用132次；張日培的《服務于“一帶一路”的語言規劃構想》被引用115次；李宇明的《語言功能規劃芻議》被引用109次；陳章太的《略論我國新時期的語言變異》被引用102次。這些文獻的被引頻次均在100次以上，因此在語言生活研究領域具有重要影響。

第一，從發文作者來看，李宇明發表文章6篇，總被引690次；陳章太發表文章3篇，總被引335次。由此可見，研究者所發文獻的學術影響力與發文篇數呈正相關。

第二，從發表刊物來看，排名前20的文獻所在期刊均為北大核心期刊或CSSCI期刊，這些期刊的影響因子較高。其中，《語言文字應用》刊文5篇；《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刊文3篇；《語言教學與研究》刊文2篇，這與語言生活研究的核心區期刊基本吻合。

第三，從文章內容來看，被引頻次排名前20的文獻主要研究內容為語言能力、語言資源以及語言功能等方面。這些作為語言生活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文獻，聚焦了當前語言生活領域的熱點問題，為其他研究者起到了指引作用，并能拓寬語言生活研究的廣度。

2.4.4 作者合作圖譜分析

語言生活是動態的，每天都有新的語言生活；它空前活躍，多姿多彩，健康和諧，熱點紛呈；一個主體多元的語言生活新局面已經形成（郭熙，2018）。在1978—2019年期間，我國語言生活領域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這一方向，對這一主題進行持續研究的作者逐漸增多?？茖W合作不但能夠促進科學家的成果產出能力而且能提高研究成果的質量和影響力（岳洪江 等，2008）。語言生活研究的作者合作網絡圖譜（見圖2），圖中共有節點1,240個，連線491條。

圖2 1978—2019年語言生活研究領域作者合作網絡圖譜

通過設置，圖2中僅提取合作規模排名前10位的作者合作群，可以看出，李宇明、陳章太、戴慶廈團隊、蘇新春團隊、施春宏團隊、張日培團隊等已經形成合作區域。進一步研究發現，形成小規模的合作團隊中的作者多為同一研究機構?？鐧C構以及大規模合作行為較少，僅見李宇明、陳章太、戴慶廈團隊、蘇新春團隊，其中多名大家存在合作關系。

上述數據表明，在語言生活研究領域的學者數量較多，共計1,240人，研究密度較高，但分布較為零散；相關領域之間雖有合作，但合作規?？傮w較小。因此，未來需要著力促進各高校聯合研究，國內各高校和相關研究機構應積極鼓勵跨機構、跨學科的合作研究，相關研究機構合作互鑒，建立語言生活主題報告會，以交流學習促進語言生活研究的長遠發展。

3 語言生活研究的熱點主題

新時代的語言生活研究需要進一步發展，既要關注研究熱點、研究“弱點”，也要關注新興研究主題。不管是什么性質的語言生活熱點，都需及時關注，認真研究，適時提出適合的對策，社會發展變化快，語言生活熱點形成也快，必須加大對語言生活熱點的研究力度（李宇明，2006）。

研究的前沿主題是一段時間內某研究領域中相對集中的研究趨勢（Chen，2006）。利用關鍵詞自動聚類功能，通過聚類算法提取標簽詞，以此來表征對應于一定知識基礎的研究前沿（陳悅 等，2014）。利用CiteSpace對文獻數據信息進行可視化分析，運行得到1978—2019年語言生活研究的文獻關鍵詞網絡聚類知識圖譜（見圖3）。在1978—2019年語言生活研究的文獻關鍵詞網絡聚類中，選擇尋徑網絡分析（pathfinder）后，選取包含節點較多的十項聚類，得出知識圖譜圖3。其中，模塊值Modularity Q=0.8142>0.3，說明劃分出來的社團機構顯著；平均輪廓值S=0.5374>0.5，說明聚類效果合理。最后結合傳統文獻研究法分析得出1978—2019年語言生活研究的最新趨勢，主要集中以下幾個方面。

圖3 1978—2019年語言生活研究的文獻關鍵詞網絡聚類知識圖譜

3.1 關于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研究

聚類Cluster0大小為22，輪廓值為0.91，提取較大的標識詞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語言政策”等。通過兩次文獻分析可知該聚類是關于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相關研究。

語言政策通常是國家層面的方針政策，相比之下，語言規劃范圍更為寬泛，還涉及非國家層面。21世紀初，實行語言立法政策，我國首次頒布《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國家的語言治理開始從人治走向法治（周慶生，2019）。準確認識與把握語言國情，是國家語言規劃的重要任務，也為學術研究提供了選題導向。

第一，在宏觀層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參與全球治理需要充分發揮語言的作用（李宇明，2018）。一是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急需語言規劃（李宇明，2012b），二是服務于“一帶一路”的語言規劃應當統籌國內和國際語言生活兩個大局（張日培，2015）。

第二，在中觀層面，關于領域語言規劃的基本內容，一是支撐國家語言政策，二是建立與工作質量相關的領域語言文字規范標準，三是解決領域語言問題（李宇明，2013）。關于地域語言政策，民族地區的語言政策是一個可能影響民族和諧、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胡炯梅 等，2018）。

第三，在微觀層面，得到合適的語言能力發展，是人生規劃中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李宇明，2012）。

3.2 關于方言的研究

聚類Cluster1大小為18，輪廓值為0.984，提取較大的標識詞為“漢語方言”。通過二次文獻分析可知該聚類是關于方言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方言的保持、層級變化以及影響因素。

首先，普通話的推廣與方言的保持。一是隨著普通話的普及與大規模外來人口的流入，原有的方言環境發生了巨大改變，方言的交際實用功能和情感系聯功能削弱（石琳，2017）。二是在語言態度上，語言使用者普遍對方言的情感價值高度認同。其次，方言明顯出現層次減少的趨勢，正在形成大方言、次方言、土語的三層構造，有些方言區甚至將形成大方言和土語的雙層構造（李宇明，2014）。最后，青少年的第一語言習得狀況、語言使用習慣、語言態度以及家庭語言環境是影響其方言能力的重要因素（俞瑋奇 等，2016）。

3.3 關于語言和諧的研究

聚類Cluster2大小為18，輪廓值為0.947，提取較大的標識詞為“語言和諧”。通過二次文獻分析可知該聚類是關于語言和諧的研究。研究熱點主要聚焦邊境地區的語言和諧、跨境民族的語言和諧、城市化進程中的語言和諧。

其一，邊疆地區的語言和諧是語言和諧中的一種特殊模式（戴慶廈 等，2017）。語言生活受國家實力、民族關系的制約，國強則語言強，建議中國語言學家要重視研究邊境語言生活，應當進一步完善民族語文政策中的邊境語言問題（戴慶廈 等，2015）。

其二，跨境民族語言相通是連接兩地邊民的重要紐帶，有利于兩地語言的保存和發展（戴慶廈 等，2017）；跨境民族語言和諧將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提供語言服務（楊露 等，2016）。

其三，城市化的迅速發展要求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態（張先亮 等，2012）。構建城市和諧語言生活體系應該堅持“以人為本”的基本指導思想（劉楚群，2013）。

3.4 關于“各色皮書”的研究

聚類Cluster3大小為16，輪廓值為0.854，提取較大的標識詞為“語言生活狀況”。通過二次文獻分析可知該聚類是關于連續出版十幾年的各色皮書的研究?！罢Z言生活皮書”系列由《中國語言文字事業發展報告》（“白皮書”）、《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綠皮書”）、《中國語言政策研究報告》（“藍皮書”）、《世界語言生活狀況報告》（“黃皮書”）組成。

《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5）》是國家語委首次向社會發布的年度語言生活狀況報告，也是“中國語言生活綠皮書”的第一部（李宇明，2011）。以《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為標志，我國語言生活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與此同時，學者們也將目光聚焦于此。十年來，《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從語言生活中觀察和認識語言，記錄中國語言生活的方方面面，給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記錄，提出了一批新概念，展現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理念、語言觀和研究視角，就語言生活中的問題提出了實用性建議，打造了一支有共同理想信念的研究團隊（郭熙，2015）。相比之下，“白皮書”“藍皮書”“黃皮書”的研究顯得相對薄弱。

歷經多年的發展歷程，各色皮書的意義與功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系列皮書的內容，不僅反映出中國學者的觀察視角，也反映了中國學者的立場觀念和集體智慧。皮書的編寫豐富了語言規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與方法。語言皮書潛在的功用與價值還有很多尚未發掘出來，其價值意義增值的空間還很大。今后，應配合“一帶一路”建設，為各國間文化交流鋪路搭橋。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各國共同繁榮發展貢獻力量。

3.5 關于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的研究

聚類Cluster4大小為16，輪廓值為1，提取較大的標識詞為“語言態度”“語言使用”。通過二次文獻分析可知該聚類是關于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的研究。

關于語言態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調查分析，從大數據的角度為研究提供客觀的依據。調查結果表明：一是影響對國家通用語語言態度的因素有性別、政治面貌、父母親的語言態度、對漢語的稱謂等（王娟，2017）；二是東南亞各國華人語言態度呈現層級性和國別化差異，漢語語言規劃應以一國一策的靈活方式開展（劉華 等，2018）；三是語言態度能夠正向預測民族認同，并且通過語言水平間接影響民族認同，語言水平在民族認同與語言態度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馬智群等，2017）。

關于語言使用的研究主要有語言使用的功能變化及使用情況分析。其一，語言使用功能的變化。一是城市化帶來少數民族語言使用功能的變化（戴慶廈 等，2001）；二是城市本地青少年的語言使用狀況存在著明顯的年齡變化（俞瑋奇，2012）。其二，語言使用情況的分析。一是對語言使用情況進行考察研究，考察結果可以對語言學學科建設以及語言生活的研究產生重要影響；二是提倡繪制語言使用情況地圖集，不僅可以為國家宏觀規劃、政策制定等方面提供翔實材料和科學依據，而且可以將紛繁復雜的問題投射到地理平面，凸顯深層次的問題，從而推進學術研究（龍國貽 等，2018）。

3.6 關于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的研究

聚類Cluster6，大小為15，輪廓值為0.913，提取較大的標識詞為“普通話”“規范漢字”等。通過二次文獻分析可知該聚類是關于我國通用語言文字——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的研究?！按罅ν茝V和規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現階段我國語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務，“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是我們的重要使命（姚喜雙，2012）。二次文獻檢索發現，研究的重點主要聚焦某一地區或少數民族的國家通用語言的使用情況以及語言規范情況。

其一，某一地區或少數民族的國家通用語言的使用情況，學者們對少數民族（包括哈薩克族、南北疆維吾爾族等）和某一地區（包括廣東省經濟特區、上海市等）進行了客觀的調查分析。由此可知，不同區域的國家通用語言的使用程度不盡相同，原因也各有差別。這就要求我們因地制宜，大力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其二，語言規范的根本目標是為語言生活服務。全面了解語言生活，把握好語言發展規律，建立科學的語言規范觀，是做好語言規范的基礎（李宇明，2015）。因此，應以科研促發展，以高質量、高水平、實用性的研究成果推動國家語言文字的規范、健康、可持續發展。

3.7 關于語言監測的研究

聚類Cluster9大小為14，輪廓值為0.964，提取較大的標識詞為“語料庫”。通過二次文獻分析可知該聚類是關于語言監測的相關研究。

語言監測是掌握語言國情的重要手段，語言資源建設是語言監測的基礎。21世紀以來國家語言資源建設、監測與研究的議題（李寶貴 等，2019）相繼被提出。語言監測工作主要是在國家語言監測語料庫上展開。國家語言監測語料庫包括三個子庫：通用語媒體語料庫、教育教材語料庫和少數民族語言語料庫（侯敏等，2015）。語言生活的監測是語言資源合理利用和良性發展的基礎，也是政府制定宏觀語言文化政策的依據（侯敏，2010）?！吨袊Z言生活狀況報告》為最具代表性的連續性年度研究成果。

4 語言生活研究的演變趨勢

基于CiteSpace的Timezone功能，從時間維度呈現研究熱點的演進過程。關鍵詞對應的年限為其首次出現的時間。圖4為1978—2019年期間語言生活研究前沿主題的逐年分布。

圖4 1978—2019年語言生活研究前沿主題逐年分布

自1997年李宇明定義“語言生活”這一新術語后，“語言生活”首度出現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會議報告中。語言生活大約在20世紀末開始出現在中國的學術文獻中，之后逐漸發展為中國語言規劃的一個重要學術用語（李宇明，2016）。學界對語言生活研究的興起一方面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也來自新時代對語言生活提出的明確需求。學界關于語言生活的研究呈現出階段性的特征，大致經歷了誕生期、起步期、快速增長期，目前正處于穩步增長期。

4.1 誕生期（1978—1994年）

由于1978—1989年期間文獻均無關鍵詞，但內容均與“語言生活”有關。關鍵詞“語言生活”1990年首次出現，即陳恩泉（1990）在《試論粵語在中國語言生活中的地位》中提出。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語言生活同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一樣發生著重要變化，新詞新語的大量涌現就是語言生活發展變化的重要標志（李宇明，2004）?！岸嗾Z”是現代社會應當提倡的語言生活。誕生期的文獻數量較少，但針對“多言多語”的研究占據很大比重，如烏魯木齊語言生活系統要論、普通話“南下”與粵方言“北上”、日本的語言推廣政策、韓國的社會語言學研究，等等。

4.2 起步期（1995—2004年）

1995—2004年這段時間為語言生活研究的起步期，這一時期的年發文量在10篇左右，新增了“語言規劃”“語言文字”“語言游戲”等相關研究。

其一，就學術而論，語言規劃是應用語言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同時也是宏觀社會語言學或語言政治學的研究對象，語言規劃促進語言生活的快速發展（李宇明，2004a）。其二，語言文字是一種生活方式。信息大發展的時代，要充分考慮信息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新任務，促進語言信息處理，構建健康網絡世界的語言生活，使語言文字工作能夠緊跟時代的發展步伐（李宇明，2004b）。其三，維特根斯坦哲學的兩個基本概念，即生活方式和語言游戲。所謂“語言游戲”并非是“語言+游戲”（章雪富，1996），語言游戲是比我們使用的高度復雜的日常語言的符號的方式簡單得多的使用符號的方式（韓林合，1996）。

4.3 快速增長期（2005—2007年）

2005年前后，我國語言生活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年發文量由十余篇增長至30—40篇，即進入快速增長期。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可以綜括為：真切了解中國語言生活，構建和諧語言生活，語言媒體豐富融合。由圖3可知，這一時期新增了“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語言和諧”“網絡語言”等的相關研究。

第一，《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5）》的出版，標志著《中國語言生活綠皮書》的問世。此后，語言生活研究的數量和質量都大幅提升，關于皮書系列的研究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吨袊Z言生活綠皮書》是當代中國語言規劃的一項具體舉措，是在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實踐中解決時代新課題的一種探索（李宇明，2007b）。

第二，語言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是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是語言自身進步的需要，也是語言使用者追求的最高境界（馮廣藝，2007）。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活是語言文字工作的目標（趙沁平，2007）。語言生活的質量，影響甚至決定著個人的生活質量；語言生活的和諧，關乎社會的和諧，甚至關乎國家的穩定與發展（李宇明，2007）。

第三，隨著網絡與生活的關系日益密切，一方面，網絡語言對語言生活產生了積極影響。網絡語言的語言學價值主要體現在：促進語言觀和語言學觀念的調整；新的語體形式對語言學研究視角和方法的影響；促進語言學相關學科的發展，尤其是引發對語言調節和語言變異關系的新思考（施春宏，2010）。我們需要積極調動各方力量構建語言傳播的國家網絡體系，以現代教育技術構建網絡教育共同體。另一方面，網絡語言對語言生活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網絡流行語對現代漢語已經構成大面積污染（楊勇 等，2015）。因此，要充分發揚網絡語言帶來的積極影響；同時，要規避其給語言生活帶來的消極作用，加強規范與引導。

4.4 穩定發展期（2008—2019年）

此10年間，語言生活的研究呈現穩定發展態勢。年發文量由30—40增長至百余篇，增長趨于穩定，年均90篇左右。這一時期，語言生活研究的范圍逐漸擴大，其數量和質量都有了較大提升。

其一，國內對于語言生活領域的研究逐步擴大，順應全球化的趨勢，于2008年出現了一批關于全球化背景下的語言生活研究，比如，全球化背景下構建語言和諧的長遠意義（牛強 等，2008）；語言“去中國化”現象，值得深思并加以改變（李君，2008）；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語言生活、語言規劃與語言保護問題（郭龍生，2008）；“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與語言道路鋪設等。學者們不僅探討了國家內部的語言生活智力，也展開了跨國的語言生活研究。

其二，《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打造了一支有共同理想信念的研究團隊，客觀上形成了學術理念上的“中國語言生活派”（郭熙，2015），提出了就語言生活為語言生活而研究語言和語言生活，旨在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李宇明，2016）。如圖3所示，中國語言生活的快速發展，學者們展開了對“語言服務”“語言監測”“語言生態”“語言產業”“語言環境”的廣泛研究。

5 未來展望

中國走向世界，要認真研究當前社會的各種語言問題，有必要對各種語言的功能與地位進行再審視、再規劃，以保證我國的語言生活健康、和諧且充滿活力（李宇明，2005）。新時代給我們帶來了全新的語言生活，未來仍需接受一些新的挑戰，對此應有足夠的學術支撐。

第一，研究內容亟須擴充。一是不斷豐富語言生活研究的內容與形式。中國打開國門面向世界，應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擴大研究視野，精準把握語言與社會生活、文化生活、教育生活、經濟生活之間的聯系；提升個人和國家的語言能力，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活，為“一帶一路”語言互通做出應有的學術貢獻，提升中國語言生活的學科品質，以推動語言生活研究和諧健康發展。二是利用現代化手段，廣泛應用“互聯網+語言”，拓寬研究內容，科學應對語言生活中的各項問題，提升整體研究質量，促進國家語言文字研究的發展。三是對于新興領域的研究。比如，現實世界的語言生活與虛擬空間的語言生活協調發展問題，加強新興領域探索，促進語言生活不斷創新發展。四是目前語言生活研究主題主要集中于語言規劃、語言政策等宏觀層面的研究，微觀研究還有較大的探討空間，值得深入研究，大力提倡接地氣、貼近生活的研究主題。

第二，研究視角有待拓展。一是語言生活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研究領域，對它的研究需要時時刻刻關注世界語言生活的新變化、新內容，以期用新的方法、新的思維、新的觀念，以學術的角度預測語言生活的最新發展趨勢，大力支持前瞻性視角的研究。二是應增強跨學科視角的研究。語言生活的研究應該解放思想，加強與其他學科的深度融合研究?？鐚W科視角包含傳播學、生態學、經濟學、文化學、政治學、歷史學、教育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創新是推動發展源源不斷的動力，因此，我們亟須以跨學科的多元視角彌補目前研究的局限，以拓展語言生活的研究空間。

第三，研究團隊間的合作有待加強。其一，應加強區域間的均衡發展。二次文獻檢索發現，語言生活研究機構大都為語言類以及師范類的高等院校，研究的地域分布多為北京、廣東、湖北等經濟、政治、文化實力較強的省份。但是，縱覽語言生活研究的1,359篇文獻，研究者幾乎遍布所有省份。因此，呼吁更多的學者加入研究隊伍中來，以實現區域均衡發展。其二，研究作者多屬于獨立研究，作者之間合作程度較低，缺少合作與溝通。因此，應整合科研資源，在交流互鑒中深化語言生活研究的創新與發展。

第四，研究方法尚需多元創新?？v覽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語言生活的研究，研究者主要以定性研究為主，挖掘語言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理解語言現象，進一步通過文獻分析法、訪談法、觀察法等定性的研究方法進行分析，以獲得結論。定量研究主要是利用調查法，以問卷調查的形式，對語言生活的現狀等問題進行數據分析，此類研究相對較少。當前，應抓住時代特征，重視研究方法的多元創新，依托“互聯網+”、大數據、文獻計量等，以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研究。突破傳統研究方法的束縛，在理論性研究的同時，也要重視研究的應用性，從而促進語言生活研究的飛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