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話語的情態與言據性研究》評介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外國語學院 毛浩然

1 引言

情態在自然語言中是依存于語境的，情態意義需要通過語境進行解讀，同一個情態詞在不同的語境中具有不同的意義（Papafragou，2002）。然而，除了人際意義和表態功能，情態在政治話語語境中獨特的語用意義和功能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在政治話語中，與情態密切相關且存在共現現象的核心要素是言據性。言據性是說話人對信息來源及其可靠性的一種認知編碼，是對命題意義的一種主觀附加。關于言據性的語義和分類研究眾多，而相關話語（如政治話語等）中的言據性研究匱乏。

情態與言據性的話語研究有助于證明真理的相對性、動態性和構建性，同時有助于揭示說話人的話語意圖、意識形態與認知模式?！墩卧捳Z的情態與言據性研究》一書正是基于此理念，側重于從批評話語分析（CDA）視角研究情態與言據性如何在政治話語中揭露說話人隱含的話語意圖、態度立場和意識形態，以及政治家如何通過合法化自身的言行或非法化敵對方的言行來說服或操縱聽眾。

2 內容介紹

《政治話語的情態與言據性研究》基于認知語言學與功能語言學相關理論，構建了情態與言據性的認知—功能分析框架。該書以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和伊朗前總統內賈德三位國家領導人的30篇英語演講稿為語料庫，以數據驅動方法，研究了認識情態、道義情態與意愿情態三種情態和六類言據性標記詞在政治話語中的形式、語義與語用功能，同時考察了各類情態與言據性之間的共現與互動關系。

該書作者系英國蘭卡斯特大學語言學博士，該書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正文235頁，共有9章。

第一章為引言，包括研究問題、研究范圍和全書結構。研究范圍主要從批評話語分析的角度分析政治話語中情態和言據性的形式、語義和語用功能。其中，語用功能聚焦于政治話語中的三個重要主題：立場（stance）、意識形態（ideology）和合法化（legitimization）。

第二章為文獻綜述，在系統梳理情態和言據性的先行研究基礎上，提出情態可根據語義差別分為四類：認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道義情態（deontic modality）、動力情態（dynamic modality）和意愿情態（volitional modality）。同時指出了情態與言據性先行研究在立場、意識形態和合法化方面的研究不足之處，介紹了情態的認知語言學和功能語言學理論框架。作者認為有必要結合認知語言學與功能語言學進行政治話語分析。功能語言學理論是從語言層面分析話語結構的有效工具，而認知語言學理論有助于解構說話人在話語生成階段的意圖和聽話人在話語解讀階段的認知過程，從而揭示文本背后的價值（徐中意，2017）26。

第三章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綜合了Halliday（1994）的系統功能語法中關于情態量值的理論和認知語言學理論中的話語空間（Chilton，2004）、意象圖式（Lakoff，1987）和認知模型（Langacker，1991）等理論，構建了一個情態和言據性的認知—功能分析框架，演示如何從時間、距離、情態量值、言據性等維度分析情態在政治話語中的主要話語功能。該框架有助于分析“話語生成”階段說話人的意識形態和話語意圖。該框架首次提出，不同量值的三種情態分別對應以確定性（certainty）、必要性（necessity）和意愿性（willingness）為中心的三個不同層次的認知距離與相應的情態意義。同時，該章還介紹了本書的研究方法，包括語料收集方法、語料分析步驟和量化分析輔助下的定性分析。其中在語料分析步驟中，作者呈現了有助于對一詞多義標記詞進行量化分析的自創語料標記方法。

第四章探討了政治話語中的認識情態。本章首先從量化分析視角比較了三位政治家使用的認識情態的三種量值（高值：certain；中值：probable；低值：possible）、四種詞性（情態動詞、半情態動詞、情態形容詞和情態副詞）以及前十位標記詞在語料庫中的分布和占比?；诖?，作者對語料中具有代表性的認識情態標記詞在政治話語中的語義內涵和語用功能進行了深入分析，包括高值（will，shall）、中值（can，would）和低值（could，possible）。研究發現：（1）不同情態量值的認識情態表達了不同層次的以知識為本的態度和意識形態；（2）認識情態體現了說話人的知識分級（knowledge grading）；（3）認識情態中的情態動詞占比最高，達85%；（4）就情態量值而言，布萊爾和奧巴馬使用中值認識情態的比率最高，而內賈德則與他們相反；（5）在布萊爾和內賈德的語料中，will、can和would是出現頻率排名前三的認識情態標記詞，而奧巴馬的情況也非常相似，不過will和can的排名剛好互換。

第五章探討了政治話語中的道義情態，比較分析了三位政治家使用的道義情態的三種量值（高值：required；中值：supposed；低值：allowed）、四種詞性和前十位標記詞在語料庫中的分布和占比，并基于情態的認知—功能分析框架，對語料中出現頻率較高的道義情態標記詞在政治話語中的語義內涵和語用功能進行了深入分析。道義情態標記詞的情態值包括高值（must，need to，have to，necessary）、中值（should，can）、低值（be allowed to，unnecessary，not have to）。研究發現：（1）道義情態體現了說話人的價值分級（value grading）；（2）道義情態中的情態動詞占比只有一半左右，半情態動詞占有較大比重但未受學界重視；（3）have to和need to等半情態動詞在政治話語中隱含“迫不得已”的言外之意，更有利于說服或操縱聽眾；（4）就情態量值而言，三位政治家均使用了最多的高值道義情態，其次分別是中值和低值道義情態；（5）在三位政治家的語料中，should和must均為出現頻率排名前二的道義情態標記詞。

第六章探討了政治話語中的意愿情態，定量分析了意愿情態的三種量值（高值：determined；中值：intended；低值：willing）、四種詞性和前十位標記詞在三位政治家語料庫中的分布和占比。隨后深入分析了語料庫中具有代表性的意愿情態標記詞在政治話語中的語義內涵和語用功能，包括高值（will，be determined to，be going to）、中值（want to，would，intend to）、低值（be willing to）。研究發現：（1）同一情態詞在不同的語境中具有不同的情態語力；（2）意愿情態體現了說話人的意愿分級（volition grading）；（3）意愿情態中的情態動詞占比60%左右，其他形式的情態詞尤其是半情態動詞也占有一定的比重；（4）布萊爾和奧巴馬使用了最多的高值意愿情態，而內賈德則使用更多的中值意愿情態；（5）在布萊爾和奧巴馬的語料中，will、want to和would均為出現頻率排名前三的意愿情態標記詞，而內賈德使用頻率最高的三個意愿情態詞分別為would、want to和will。

第七章探討了政治話語中的言據性，分析比較了三位政治家在言據性標記詞的三種不同來源（外部、共享、內部）、六種據素類別和前十位標記詞的分布和占比。隨后作者根據自建的言據性綜合分類框架，對語料中出現的六類據素在政治話語中的語義內涵和語用功能進行了深入分析，包括：（1）引證據素（quotative evidentials）；（2）傳聞據素（hearsay evidentials）；（3）共享感知據素（shared perceptual evidentials）；（4）共享推理據素（shared inferential evidentials）；（5）個人感知據素（personal perceptual evidentials）；（6）個人推理據素（personal inferential evidentials）。研究發現：（1）言據性在政治話語中具有表達承諾、標記主觀性和主體間性、表達意識形態等語用功能；（2）不同來源的據素反映了說話人對話語態度的責任，外部來源的言據性標記詞表達了最低的承諾，有助于說話人回避話語責任，而共享來源的據素則預設了話語態度的主體間性；（3）布萊爾和內賈德使用了最多的共享來源據素（超過50%），而奧巴馬使用了最多的內部來源據素；（4）使用更多的內部來源據素意味著說話人更愿意承擔自己話語的責任，因而有助于贏得信任；（5）部分種類的據素反映了說話人的意識形態，因為這些據素隱含了說話人對于權威、事實和共識的預設；（6）傳聞據素在政治話語中常被用來將敵人的言論和行為非法化。

第八章首次提出情態與言據性在政治話語中的共現（co-occurrence）現象。作者考察了不同類型的情態與言據性在政治話語中的共現規律和互動關系，總結了情態與言據性之間的五種關系，為分析情態與言據性的異同爭議解決提供了新思路。研究發現：（1）在三位政治家的語料中，認識情態與據素共現的頻率均為最高，達60%左右，其次為道義情態和意愿情態。這也是認識情態和言據性的概念經常容易混淆的原因之一。（2）與各自的總數相比，在語料庫中10%的情態詞與據素共現，而40%的據素與情態詞共現。（3）間接性的推理據素與情態詞的共現比直接性據素的比率高很多，尤其是個人推理據素，平均達到66%。（4）在語料庫中，情態與言據性的六種共現關系分別為據素作為情態的證據、認識情態作為據素的一部分、讓步關系、條件關系、并列關系和遞進關系。

第九章為結論部分，總結了該書的理論性貢獻、方法論貢獻和實證性貢獻，并指出該書存在的不足和可進一步深化拓展的相關研究方向。

3 簡要評價

《政治話語的情態與言據性研究》基于政治話語語境，綜合批評話語分析、認知語言學、功能語言學、語義學和語用學理論和實踐，從批評認知視角研究各類“情態”和“言據性”的表現形式、語義內涵和語用功能。該書的學術貢獻與主要特色共有四點。

第一，提出了情態的新分類，考察了三類情態的語義內涵和話語功能。該書系統梳理了大量前期研究，詳細分析了十余種情態分類的語義與內涵，首次提出將情態分為四個類別：認識情態、道義情態、動力情態和意愿情態。這個分類相比先前的研究更為全面，各類別之間的語義差別也更為清晰。尤其是“意愿情態”這個類別在之前的研究中極少被提及，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先前對情態的研究側重于情態動詞的研究，該書中對情態的四種表達形式（情態動詞、半情態動詞、情態形容詞和情態副詞）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如：have to（道義情態）和want to（意愿情態）等半情態動詞出現頻率很高，在政治話語中具有重要的話語功能，在先前的話語研究中幾乎沒有涉及。該書不但關注情態本身的語義分類與語用功能，更側重于研究不同種類的情態如何揭露說話人隱含的話語意圖、態度立場、意識形態及其如何合法化自身的觀點與行為。

該書創造性地提出，認識情態體現了說話人的知識分級：肯定性知識、大概性知識和可能性知識。道義情態體現了說話人的價值分級：核心價值、中間價值、邊緣價值。意愿情態體現了說話人的意愿分級：堅決的、有意的、自愿的。

第二，提出了獨創性的言據性綜合分類框架。該書根據信息來源與認知模式提出了言據性綜合分類框架：外部來源（即說話人把自己置身于該信息源之外，不為信息源負責）、共享來源（即說話人預設該信息源是聽眾已知的或把它當作共享知識）和內部來源（即只有說話人本人知道的信息源或特指說話人的個人信念與認知）。該分類有利于分析說話人的意識形態、合法化策略和話語的主觀性、客觀性與主體間性（見圖1）。

圖1 言據性綜合分類框架（徐中意，2018）82-83

第三，首創情態的認知—功能分析框架。該書從認知語言學視角將情態視作一種空間層級現象，把認識情態、道義情態、意愿情態等三種情態分別看作是以“確定性”“必要性”和“意愿性”為中心的三個不同層次的認知距離與相應的情態意義的體現，根據相應的情態認知距離（近、中、遠），以三個層次的情態值（高值、中值、低值）進行定位與表達。

在此基礎上，作者構建了一個情態的認知—功能分析框架，演示如何從時間、距離、情態量值、言據性等維度分析情態在政治話語中的三大話語功能：表達態度立場、體現意識形態和合法化或非法化命題。該框架有助于分析“話語生成”階段說話人的意識形態和話語意圖（見圖2）。

圖2 政治話語的情態與言據性認知—功能分析框架（徐中意，2018）56

第四，考察了重點情態與言據性標記詞的話語功能。該書采用“數據驅動”（data-driven）的研究方法，通過作者自創的語料標記方式對各類情態詞和言據性標記詞進行了分類標記。該書基于三位政治家英文演講稿語料庫，研究了各種情態在政治話語中的表達形式、情態量值與語用功能。定量研究發現，在政治話語中，半情態動詞和情態形容詞等隱性情態標記詞以及共享型言據性標記詞占有較大的比例，是政治家進行話語說服或操縱的有效手段。三位政治家對不同情態與言據性標記詞的選擇與他們個人的修辭風格有關，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們不同的意識形態，從而產生不同的認知立場與話語效果。此外，該書首次考察了不同類型的情態與言據性在政治話語中的共現規律，發現了情態與言據性之間的六種互動關系。

當然，任何一部專著都有白玉微瑕之處，該書也不例外。一是案例語料具備典型性和代表性，但語料庫總體規模略小。二是探索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頗有建樹，但分析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略顯不足。該書提煉出很多具體化的實證研究發現，且分類明確，條理清晰。美中不足的是，部分內容未能在呈現翔實語料和可靠數據之后，告訴讀者這些數據說明了什么，有什么用。例如：“就情態與言據性標記詞在三個語料庫中同現的比例而言，情態標記詞平均約為10%，而言據性標記詞平均為42%?！保ㄐ熘幸?，2018）204此處如能對兩個數據懸殊的成因和影響進行解釋、分析甚至預見，就更完美了。

總之，《政治話語的情態與言據性研究》在理論創新和資政意義均可圈可點，不僅能充實情態、言據性和話語研究理論，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認各類情態和言據性在政治語境中特有的話語功能，揭示這些政治語篇中隱含的權力控制及言外之意，還能揭示這些政治家的意識形態與話語策略，從而為我國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話語體系及制定針對性的外交政策提供有力的學術支撐。同時，該書提出的情態和言據性分類及綜合的認知—功能分析框架不僅適用于政治演講話語分析，還能為其他策略性話語中的情態和言據性研究提供借鑒，如危機應對話語、法庭話語、商務談判話語和宗教話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