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烏蘭巴托城市語言景觀研究

信息工程大學 洛陽校區 張建利

提 要：語言景觀是當前社會語言學的熱門研究課題，也是考察多語現象、民族語言活力、國家語言政策和規劃等課題的新路徑。通過對烏蘭巴托語言景觀取樣調查后發現，該地區語言標牌呈現鮮明的多語特點。在權勢方面，蒙古語占據絕對主導地位，英語是該地區標牌語言的首選外語，俄語、漢語、韓語等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在語碼組合方面，該地區標牌語碼組合形式多樣，官方和私人標牌之間差異較大，既反映了當前蒙古國保護、傳承蒙古語言文字的文化政策，也體現了官方語言規劃同私人語言行為之間的沖突。

1 引言

近二十年來，國內外有關語言景觀研究的文獻資料恒河沙數，語言景觀已經漸趨成為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一個熱門課題，在應用語言學、符號學、心理學等學科也日益引起重視。目前，國內外學界在語言景觀的定義、分類等問題上百家爭鳴，在研究視角和對象內容方面也有所不同。國外研究主要涉及：（1）多語言、多文化地區語言使用情況調查；（2）語言景觀反映出的語言沖突、語言政策以及不同語言如何反映權勢關系、身份認同和意識形態等；（3）英語的全球化問題。國內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主要涉及：（1）國外最新理論成果的綜述評介；（2）中英雙語的公示語譯寫研究；（3）標牌語言的形式特征研究。

2 研究框架

2.1 語言景觀的界定

Landry和Bourhis（1997）25認為，“出現在公共路牌、廣告牌、街名、地名、商鋪招牌以及政府樓宇的公共標牌之上的語言共同構成某個屬地、地區或城市群的語言景觀”。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如Spolsky（2009a）1就認為，語言標牌是人為構建，landscape一詞則更強調自然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這個術語顯得還不夠妥當。Itagi和Singh（2002）ix認為，語言景觀指的是“公共領域中可見的書寫形式語言的應用”。Ben-Rafael（2009）41提出語言景觀是“公共空間的象征性建構”。上述概念的內涵或寬或窄，涉及的研究對象也不盡相同，但Landry和Bourhis的觀點仍是目前相關研究中引用最為廣泛的經典定義。

2.2 語言景觀的功能和分類

Landry和Bourhis（1997）認為，語言景觀有兩大主要功能：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前者指的是語言景觀所含字面的信息內容會傳遞景觀生產者的意圖和思想，可以提供某一地區語言的多樣性、不同語言的社會地位以及使用狀況等方面的信息，能夠幫助人們了解某個語言群體的地理邊界和該社區內使用語言的特點；后者指的是語言景觀包含著語言群體成員對語言價值和權勢的理解，能夠揭示語言所對應的族群的社會身份、文化地位。兩種功能中，信息功能相對顯性，是語言景觀最為基本的功能。

語言景觀標識一般可分為兩類，一是“自上而下的”，即官方和公共的，主要指政府或相關組織機構設置的如街道名稱、交通指示牌、官方公告語等官方標識；二是“自下而上的”，即私人和商業的，主要指由企業、私人組織或個人制定的招牌、廣告牌等非官方標識。一般來說，官方標牌體現的是國家和政府制定的語言政策和意識形態，在展示形式和內容上常受到法規約束；而私人標牌主要體現制作者的個人喜好和需求，所受條規限制相對較少，語言使用較為自由，呈現形式多樣，較官方標牌更能真實反映一個地區的社會語言構成情況。

本文將通過抽樣調查法，對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的語言使用現狀、特征和不同語言的社會地位等問題進行考察，以揭示語言規劃機構、不同語言使用者以及標牌讀者之間的話語構建方式和過程。

3 研究設計

3.1 抽樣區概況

蒙古國從民族構成上是一個以蒙古族為主體的國家。除占人口絕大多數（78.8%）的喀爾喀蒙古人外，蒙古國還居住著杜爾伯特（2.7%）、巴雅特（1.9%）、布里亞特（1.7%）、達里崗嘎（1.4%）、扎哈沁（1.1%）等來自蒙古系統以及哈薩克（5.9%）和霍屯（0.2%）等其他系統的少數民族。其中，蒙古系統的少數民族散居于全國各地，同說蒙古語；其他系統的少數民族則大都分布在巴彥烏勒蓋、科布多等西部省份。部分民族在說蒙古語的同時，也保有本民族的語言。

烏蘭巴托是蒙古國的首都，也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工業和科技中心，是一座融合了現代文明和游牧文明特色的國際化城市。蒙古國約有46%（約143.5萬）的人口常住在烏蘭巴托。許多國家的駐蒙古國機關、機構、外資企業也聚集于此。除此之外，平均每年有近50萬人次的外國游客選擇烏蘭巴托作為觀光目的地。

本文抽樣的“和平大街”（Энхтайвны ?рг?н ч?л??）位于烏蘭巴托市的核心位置，東西走向，除橫貫烏蘭巴托市中心的主要商業區外，街道兩側還有包括蘇赫巴托廣場、外交部、中央郵局、藍天酒店等在內的諸多黨政機關和首都地標性建筑，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多種族交織的國際化多語社區。

3.2 采樣與分類方法

本研究的采樣時間為2018年9月至2019年月7月，在此期間，研究人員多次步行通過采樣區，利用數碼相機采集到商鋪招牌、廣告牌、大型海報和建筑門牌等有效分析單元1,000個。這些樣本既包括單一的標牌個體，也包括相鄰的具有明顯綜合或對比意義的標牌組合。研究人員按語篇體裁、地點方位和語境對標牌樣本進行了信息標注（見表1）。

表1 和平大街標牌的信息標注

總體上，本研究所采集樣體裁豐富，采集地點分部合理，語境覆蓋面寬，能夠反映采樣區語言景觀呈現的實際情況。

3.3 研究思路

Backhaus（2007）認為，語言景觀由誰設計、供誰閱讀以及反映了哪些社會語言狀況是語言景觀研究涉及的三個主要問題。在實際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會導致研究側重的不同。本文以語言景觀與國家語言政策之間的互動關系為研究視角，側重于對蒙古國國家語言文字政策進行探討，而不在于考察招牌上語言使用的規范性、外語翻譯的準確性或其修辭特征。在方法上，本文將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手段。量化主要用于統計語言標牌類別及其語碼組合形式的數量，以此來分析各種語言在公共空間中的呈現情況；質化主要用于分析標牌語言的使用問題及其產生原因。

4 結論與討論

4.1 標牌的語碼組合特征

研究人員根據標牌的主體性將采集到的樣本分為官方標牌和私人標牌兩個大類，并對標牌上不同的語碼組合方式進行了分類統計（見表2）。

表2 和平大街標牌語碼使用情況

語言標牌上的語言選擇也一直是語言景觀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Huebner（2009）70-87認為，在研究語言景觀信息傳輸媒介時，要兼顧對語域和語碼的考量，具體涉及詞匯選擇、正字法、句法、語碼轉換和語碼混合等層面。近二十年來，蒙古國頻繁出臺文字改革政策，除西里爾蒙文外，傳統蒙文和拉丁字母轉寫也是蒙古語呈現的常見形式。目前，標牌上的多語碼選擇已成為烏蘭巴托語言景觀研究的亮點。

根據表2，標牌上多語碼選擇呈現以下特征：（1）語碼組合形式豐富，蒙古語核心地位牢固；（2）外語語碼類型多樣，呈現明顯權勢差異；（3）私人標牌數量眾多，需求決定語碼選擇；（4）蒙古語表現為多種文字類型，官方語言政策與民間語言行為存在沖突。

語言沖突和語言秩序一直是語言景觀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標牌上的語言和語碼呈現形式看似隨機和雜亂，實則“異質有序”。一種語言在公共標牌中的可視性程度及突顯性程度，是多中語言互相角力的結果，也反映出不同語言族群社會地位的差距。和平大街語言景觀的多語碼現狀不僅反映了該地區的官方語言（蒙古語）和國際通用語（英語）以及強勢區域性語言（俄、漢、日、韓語）之間的權勢差異，也反映出蒙古國語言政策民間語言行為之間的沖突。

4.2 語言之間的權勢差異

4.2.1 蒙古語和西里爾蒙文的主導地位

蒙古國《憲法》規定，蒙古語是蒙古國的官方語言。在采集的所有樣本中，蒙古語的可視性和突顯性程度均以絕對優勢居于首位。表現在（1）蒙古語標牌在該語言社區幾乎隨處可見，語碼組合種類和標牌本身數量都居于絕對多數：樣本中含蒙古語的標牌共932個，占總數的93.2%；在15種語碼組合中，含蒙古語的多達12種，占總數的80%。（2）在多語碼標牌上，蒙古語一般占據最為主要和突顯的位置，充分方便發揮信息傳遞功能（見圖1和圖2）。（3）在現實環境中，蒙古語的語言氛圍濃厚，語言活力極高，有利于該語言的保護和傳播。

圖1 商品展銷中心

圖2 卓力格基金會

當然，蒙古語的不同文字形式在可見性和突顯性程度上存在較大差異。在含蒙古語的932個標牌中，西里爾蒙文出現930次，傳統蒙文則與西里爾蒙文等共現45次，且均居于相對次要位置（見圖3）。拉丁字母轉寫的蒙文形式僅出現1次，且與英文共現（見圖4），這表明西里爾蒙文的普及性明顯高于其他形式，是該語言社區標牌語碼的優先選擇。

圖3 蒙古國教育大學

圖4 滿都拉旅店

4.2.2 英語的強勢地位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強勢語言的國際傳播和擴散成為必然趨勢。英語作為全球通用語，在非英語國家和地區的語言景觀中很早就占有了一席之地。根據表2，標牌樣本中含英語的共310個，占總數的31%；在15種語碼組合中，含英語的11種，占總數的73.3%。同時，在出現的5種外語中，英語是唯一擁有單語標牌的語種（見圖5）。此外，部分標牌中，英語還被進行了西里爾文轉寫，在視覺效果上同蒙古語形成了極為和諧的共現模式（見圖6），其信息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發揮。這都表明，英語在烏蘭巴托的公共標牌和商業標牌中的可視性和突顯性程度非常高，已經成為蒙古語的重要輔助。

圖5 巴黎烘焙店

圖6 移動燒烤餐車

與此同時，在包含英語的310個樣本中，有295個來自私人標牌，占總數量的95.2%。其中絕大多數都采集于商業區和旅游景點，以店名標牌、餐館招牌和各類廣告為主。乍看起來，商業標牌上英語發揮是的信息功能，是為了滿足同外國人之間的交際需求。但事實上，越來越多當地人認為，英語代表著面向國際、而向未來、時尚而成功的價值觀，商家們都希望通過借此來彰顯產品的時尚都市身份和國際化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標牌上英語相關語碼混用、雜糅、自造詞多的情況屢見不鮮（見圖7和圖8）。

圖7 CRYSTAL酒館

圖8 MON CAKE蛋糕房

圖7中的店名為西里爾文轉寫后的英語表述，原文為RESTAURANT PUB CRYSTAL VIP KARAOKE。圖8中則是典型自造詞的西里爾文轉寫，實際應為“MON CAKE BAKERY”。類似標牌的使用雖未違反當地的語言政策，卻忽視了語言使用中的交際規約和理解規約，嚴重影響了英語標牌信息功能的發揮。

4.2.3 區域性語言的尷尬處境

除英語外，樣本中還涉及了漢、俄、日、韓4種地區內頗具影響力的外語。中、俄是蒙古國僅有的兩大鄰國。歷史上，兩國在文化領域都曾對蒙古國產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當前，蒙古國40%以上各級學校都開設有漢語課程，超過3,000多名學生在學習漢語。同樣，自1979年蒙古俄語學院成立至今，培養的俄語專業教師已達1,600余人。蒙古國技術干部的50%左右、專家學者的60%以上都具有留俄（蘇聯）背景。近年來，每年出入境蒙古的中國和俄羅斯人近40萬人次?？梢哉f，無論是通曉漢語、俄語的居民還是赴蒙的中俄游客數量都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

然而數據顯示，兩種語言在同英語的角力中卻完全處于下風。在采集的樣本中，兩種語言均無單語標牌。其中，漢語的語碼組合方式有1種，數量為1個（見圖9）；俄語的語碼組合方式有2種，共16個（見圖10）。

圖9 聯合飯店

圖10 廣告和建筑材料商店

日語和韓語同樣是該地語言景觀中的弱勢語碼。兩種語言均無單語招牌，數量也都僅有1個，見圖11和圖12。

圖11 一郎日本料理店

圖12 蒙古健康園商店

4.3 蒙古國相關語言政策概況

Spolsky（2009b）25-39認為，語言選擇過程是一個地區語言政策的反映，這種選擇往往是由社會或政治因素，而非語言本身特質所決定的。Gorter（2013）3476-3481指出，語言景觀實際上就是語言政策實施情況的具體體現。任何一個國家的官方語言政策都會規定在公共空間使用什么樣的語言。綜合考察語言政策與語言行為之間的關系，可以打開一扇窺探社會權力關系以及全球化所造成的影響的窗。透過烏蘭巴托市區的語言景觀萬象，我們能強烈感受到蒙古國當前官方語言政策同民間語言行為之間的互動，這也是該地區語言景觀形成的決定性因素。

4.3.1 傳統蒙文的恢復與傳承

蒙古語屬于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有文獻記載的蒙古語大約出現在公元6—9世紀，在13世紀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后逐漸統一起來。目前，蒙古國總人口的95%以上使用喀爾喀方言，該方言也成為了蒙古國的官方語言和“普通話”。文字方面，回鶻體蒙文最早出現于13世紀，距今已有800多年的歷史。16—17世紀，蒙古族對這種文字進行過多次改良和規范，形成了近代通行的傳統蒙文。20世紀40年代，在蘇聯的影響下，蒙古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員會”，宣布廢棄傳統蒙文，開始使用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創制的西里爾蒙文。西里爾文的使用符合當時蒙蘇友好的政治需求，在普及初等、中等教育和去除文盲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西里爾蒙文已成為蒙古國使用最為廣泛的文字形式。

1990年以來，受蘇聯解體影響，蒙古國開始實施政治民主化改革，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去俄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在此背景下，國家大呼拉爾迅速通過了政府部門應逐步恢復使用傳統蒙文的決議。近年來，隨著全球化腳步不斷加快，蒙古國開始從維護國家安全的高度看待文化保護和傳承問題，倡導恢復使用傳統蒙文的步伐也進一步加快。在此期間，蒙古制定和頒布了《蒙古國千年發展目標決議》《文化法》《國家文化政策》和《文化遺產保護法》等多部與文化安全密切相關的政策、法律和國家計劃，明確提出要保護包括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在內的文化遺產。例如，1995年蒙古制定了《傳統蒙古文國家綱要I》，明確了四個逐步恢復使用傳統蒙文的具體目標，即：（1）調動民眾使用傳統蒙文的積極性，將全民納入官方和非官方文字培訓之中；（2）在各級學校儲備傳統蒙文師資，保證相關書籍、教材和培訓用具的供應，開展電視、廣播和等多媒體教學，分階段組織針對成年人，特別是國家公務人員的教學培訓；（3）實現中央和地方印刷廠的電腦化，滿足上述單位的技術干部供給，國家對企業出版傳統蒙文教材、手冊等活動予以支持和幫助；（4）支持并開展全民學習使用傳統蒙文的宣傳工作。2008年，蒙古政府又實施了《傳統蒙古文國家綱要II》，再一次明確了恢復使用傳統蒙文的目標和要求。2010年更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中也提出“要保護和發展蒙古語言與文字，擴大傳統蒙文的學習和使用范圍”。2010年，時任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下達了關于恢復擴大傳統蒙文使用的命令。該命令規定，蒙古國總統、國家大呼拉爾主席、總理以及政府官員等在對外交往時，公文和信函必須使用傳統蒙文；蒙古國公民的出生及結婚證明、各級教育機構頒發的證件、證書等必須同時使用傳統蒙文和西里爾蒙文。2015年，首部《語言法》規定，傳統蒙文同西里爾蒙文同為蒙古法律所規定的“蒙古文字”（монгол бичиг），并詳細闡明了蒙古語及蒙古文的使用主體、地點和場合。2017年底，為加快恢復和推廣傳統蒙文使用，蒙古國總統辦公廳專門舉辦“蒙古文字日”活動。2020年3月18日，蒙古政府再次頒布《傳統蒙古文國家綱要Ⅲ》，宣布將從2025年起在國家公務中同時使用西里爾蒙文和傳統蒙文，并為日后全面使用傳統蒙文做準備。當前，恢復使用傳統蒙文是蒙古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保護傳統文化的重要舉措，在應對文化失根和增強民族文化認同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

4.3.2 文字拉丁化方案的制定與推廣

蒙古歷史上的文字改革由來已久。從13世紀始至20世紀末的700年間里，已先后使用過回鶻文、八思巴文、索永布文等近10種文字。自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以來，蒙古的文字改革多與當時的政治取向有關。事實上，除上文提到的西里爾蒙文外，蒙古的拉丁字母轉寫方案同樣由來已久且頗具影響。早在1931年和1944年，蒙古就曾分別做出“關于用拉丁文字書寫公文”和“全民使用拉丁文字”的決定，但最終，蒙古還是按照蘇聯的建議選擇使用了西里爾蒙文。20世紀90年代，網絡信息技術在蒙古國開始普及并不斷發展。由于當時西里爾蒙古文尚未納入通用國際編碼字符集，計算機無法識別和處理。因此蒙古國內要求用拉丁字母書寫蒙文的呼聲越來越高。2003年，蒙古政府出臺了《拉丁字母國家計劃》草案，并獲得國家大呼拉爾通過，表明文字拉丁化的倡議在蒙古仍有很高的呼聲。雖然西里爾文和傳統蒙文是官方文字，但許多蒙古人在生活中，如在發電子郵件或用手機編發短信息，都習慣性地選擇使用拉丁字母轉寫?？梢哉f，在過去的數十年中，西里爾文、傳統蒙文和拉丁化蒙文之爭構成了蒙古國文字改革和語言政策的核心內容。

4.3.3 英語教育的普及與發展

當今世界，英語是毫無爭議的第一語言。英語的全球化已不是簡單的語言問題，而是一個國際秩序的規則問題，是語言的同化和隔離的問題，英語已經有某種標志性的意義了，而且確實與國家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關。

自蒙古實施開放的、等距離、多支點的外交政策以來，蒙美關系不斷向前發展。作為蒙古最重要的“第三鄰國”，美國對蒙古在各方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在語言方面，早在20世紀50年代，蒙古國立大學就開設了英語課程。1992—1993學年，英語正式成為蒙古各高等院校的基礎課程。1998年，蒙古國政府進一步明確了英語教學的內容和方法標準，并確定在5—8年級實施包括統一教材、教學大綱、師資培訓等在內的完備英語培訓體系。2001年，為了提高英語的教學質量，蒙古國政府甚至專門制定了《提高英語教學能力的國家計劃》。2002年，政府曾將學校開設英語課程的時間提前至4年級（現已調整為5年級），并直接寫進國家教育規劃方案。在官方政策的引導下，英語已經迅速成為蒙古國的第一外語。統計顯示，蒙古國高校的所有外語專業中，英語專業的大學生數量最多（見表3）。

表3 蒙古外語類專業大學生在讀人數

4.4 官方政策與私人行為之間的沖突

4.4.1 私人標牌語碼的多元化

根據表2，語言標牌的多樣性在不同主體之間有著鮮明的體現。在采集到的樣本中，共有官方標牌264個，包含語碼組合形式7種，涉及外語3種；私人標牌則有736個，包含語碼組合形式13種，涉及外語5種。私人標牌不僅數量更多，制作形式也相對靈活多樣。一般來說，官方標牌主要反映顯性的語言政策和官方語言意識形態，私人標牌則體現隱隱性的語言政策和民眾的語言態度。在蒙古，官方標牌上的語碼選擇是由政府權力機關決定的，而私人標牌是對實際語言需求的直觀表達。

以傳統蒙文和英文標牌為例，在蒙古政府大力推行恢復使用的傳統蒙文的背景下，樣本中包含該語碼的標牌僅有45個，官方制作43個，私人制作2個，無單一語碼標牌。這表明，該地區語言標牌上傳統蒙文的象征功能遠大于信息功能，官方語言政策同民眾對傳統蒙文的認知并未達成共識。我們知道，文字改革對于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教育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文字的改變不僅是一個符號系統的轉變，更是舊文字使用群體接受新鮮事物、適應新文化環境的過程。目前，西里爾蒙文使用已經有70多年的歷史，30歲以下的青年人很少能讀懂傳統蒙文。對比讀寫一致、便于排版的西里爾文，傳統蒙文在學習掌握時難度相對較大，客觀上降低了學生和家長對相關課程的學習熱情和重視程度，導致語言政策無法到達預期效果。當前，傳統蒙文更多是作為一種官方的政策符號或私人的商業符號，而并非標牌設立者和閱讀者傳播、獲取信息的首要選擇。

再以英文標牌為例，私人標牌中英文的廣泛使用同近年來蒙古國大力發展旅游及相關產業密切相關。近年來，隨著國際礦產品價格的持續波動，蒙古經濟發展一度面臨困境。為了減輕對礦業的嚴重依賴，蒙古國決定采取措施促進經濟的多元發展，并將旅游業確定為重要方向之一。2016年，蒙古國家大呼拉爾主席公開表示，根據國家發展規劃，蒙古國將大力發展游牧旅游業，力爭將蒙古國打造成為國際游牧旅游中心。在政策的支持下，2017年，入境蒙古的外國游客總數達到46.9萬人，較2016年增長了14.2%。眾所周知，語言是文化發生、保存和傳承的重要載體，也是旅游目的地文化體驗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旅游是一種現代化與全球化中的商業活動，目的地的語言景觀必然受到快速商業化的影響。在蒙古旅游業的發展過程中，獲得經濟利益是旅游從業者的最終目的。因此，語言活力更強、信息傳遞功能更為突出的英語成為私營業者的必然選擇。

4.4.2 多語語碼的混用與亂用

在歷史上，漢文化曾對蒙古語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過較大影響，蒙古語中至今仍保有諸多漢語借詞。1921年人民革命以后，蒙古在各方面開始受到以俄羅斯文化為主的歐洲文化的影響，特別是西里爾蒙文的使用和俄語教育在高等院校的普及使得蒙語同俄語之間的聯系變得緊密。由于缺乏國家規范，蒙古人在書寫、朗讀俄語借詞時采用了不同的標準：懂俄語的人傾向于直接依照俄語原文，而不懂俄語的人則傾向用西里爾蒙文對俄文進行轉寫。20世紀90年代初，蒙古開始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成功轉型的國家。以英語為載體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使得西里爾蒙文的書寫規范問題更加突出，外來詞和蒙語固有詞混用、轉寫外來詞時不遵循規范、濫用音譯、正字法原則不明確等現象在此次采樣中均有所體現（見圖13和圖14）。大量不規范標牌的存在，不僅削弱了標牌語碼的信息功能，給閱讀者帶來了困擾，也引起了政府和語言學家們的高度重視。

圖13 Номин Hypermarket

圖14 Absolute寫字樓

2011年，蒙古國就西里爾蒙文在使用過程中出現的混亂和無固定標準問題專門召開會議。政府部門表示，將就蒙古語的書寫規范問題進行討論，并計劃出臺新的語法書和正字法詞典。2013和2014年，在政府的組織下，蒙古最具影響力的Монсудар出版社分別出版了《蒙古文正字法詞典》和《西里爾蒙文正詞法詞典》，進一步規范了蒙古國通用語言文字法和國家語言文字政策中所規定的語言文字標準，對指導廣大一線教師的語言文字教學，幫助學習者準確掌握規范的語言文字知識也大有裨益。當然，民眾錯誤的文字使用習慣是否能被糾正取決于政策規范的具體落實情況，多語碼混用、亂用的現象短期內不會消除。

4.4.3 民意基礎影響語碼選擇

語言景觀的形成是一個官方政策和私人行為互動的過程。語言景觀能夠反映語言及語言群體的權勢和地位，但卻不一定忠實地反映某種語言實際的語言活力。語言景觀最終的呈現方式還取決于標牌制作者對自身的語言能力、語言的象征價值、個體對自身及他者身份文化認同、預期受眾群、行業定位和個人偏好等多重因素的權衡取舍。在制作私人標牌時，制作者更傾向于選擇使用自己認同且被大多數人喜歡的語言。在這種情況下，語碼在該語言社區被認可程度及其所激活的象征價值是私人標牌制作者優先考慮的因素。

以漢語為例，語言景觀中漢語的弱勢地位同蒙古民眾消極的對華心理密切相關。蒙古是中國北部的重要鄰國。自2003年中蒙睦鄰互信伙伴關系確立以來，兩國政治互信不斷增強，經貿合作迅速發展，各領域交流與合作日益活躍。2014年習近平主席出訪蒙古國，雙方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標志著兩國關系進入到歷史上最好的階段。然而遺憾的是，中國是“好鄰居、好伙伴”這一觀念卻并沒有隨著“官方友好”而融入蒙古社會文化和民眾心理之中。一方面，在文化上，蒙古通過強調自身文化的民族性來排拒各種外來文化的影響，試圖以增強自身“文化免疫力”的方式維護本國文化、文明安全。另一方面，在情感上，部分蒙古民眾抱有“排華”的消極心理，成為了阻礙中蒙關系健康發展的負能量。

5 結語

蒙古國是“一帶一路”沿線“戰略支點國家”之一。對蒙古國的語言景觀開展調查研究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和應用價值。一方面，通過對該地區語言景觀中官方和私人標牌進行比較分析，我們能夠更清晰地了解蒙古國的語言生態狀況，更準確地把握不同語碼之間的權勢差異以及蒙古民眾對各種外語的使用態度，有利于對蒙古國當前的語言政策和社會語言行為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

另一方面，蒙古族是分居在我國和蒙古國之間人口較多、文化影響力較大的一個跨境民族，分析研究蒙古國當前的語言文字問題，不僅是對國家提出的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語言乃至方言研究倡議的積極響應和具體實踐，有利于推動我國同蒙古國及周邊區域開展語言互通，開辟多層次的語言文化交流渠道，而且有利于我們從其他國家語言政策的具體實踐中吸收經驗、吸取教訓，從而維護好我國的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

當然，對蒙古國語言景觀進行系統考察在國內外尚屬首例。受制于筆者水平有限和一些客觀條件的限制，現階段研究還存在很多欠缺。如采樣區域較小，語料涵蓋的領域相對單一，數據分析還不夠詳盡等。筆者將進一步改進研究方法，擬在以下方面進行更為深入的挖掘。

（1）更為廣泛的語言調查。對首都和牧區語言景觀進行分類對比研究，致力于考察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不同文明框架中蒙古國的語言生態現狀。

（2）更為深入的數據分析解讀。對語言景觀制作者和管理者開展訪談調研，掌握其創設意圖，從而為語言標牌的解讀提供更為翔實的支持性證據。

（3）更為全面的研究視角。對該地區語言景觀進行動態跟蹤，建設語言景觀歷時語料庫，確立歷時與共時相結合的研究視角。

（4）研究方法的創新問題。進一步明確語料收集過程中的觀察和記錄對象，以制定出一套明確而又行之有效的觀察記錄系統，并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起面向語言學乃至國別研究的語言景觀語料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