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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孫中山“耕者有其田”土地思想的評述

2020-12-23 04:53李文琪
西部論叢 2020年16期
關鍵詞:現實啟示孫中山

摘 要:“耕者有其田”設想的實現是孫中山土地思想探索的成熟,自19世紀末至孫中山去世,他都在為滿足農民的愿望而努力。但是,由于孫中山的去世以及資產階級自身固有弊端,這一思想未得到具體貫徹,被扼殺在搖籃中,實現土地公有的愿望破滅了,資產階級無法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勝利的特征初顯;而中國共產黨繼承并發揚了他的土地思想,認識到農民的重要地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面對著不同的斗爭形勢,創新性的提出符合大眾需求的的土地思想,實施滿足農民要求的土地政策,得到了廣大勞動群眾的支持與擁護,共產黨自身力量也得到發展壯大,領導中國走向獨立、民族解放的前進道路更加清晰。本文將從這一土地思想主張提出的背景、演變發展、以及留給后人的啟示三方面評價孫中山的土地思想。

關鍵詞:孫中山;“耕者有其田”主張;現實啟示

“耕者有其田”這一設想在孫中山的主張中是指適當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全國的土地通過某些手段分配給農民,農民享有土地的使用權,實現土地全面國有化。

一、對于“耕者有其田”主張的原因剖析

在孫中山的土地思想中,“耕者有其田”這一主張占據突出位置,其經歷了三民主義向新三民主義的轉變,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歷史淵源、理論根基、現實要求。

(一)深遠的歷史淵源——家庭背景、周遭環境。孫中山生活在貧苦的農村,周遭都是為了生計辛苦勞作的農民,為了養家糊口,幼年的他便開始接觸農業生產,他是農民艱辛生活的親歷者。青年的孫中山憑借著豐富的閱歷與觀察,洞曉到了我國社會面臨的困境,在從日本留學歸來后,經歷了從資產階級改良派到革命派的轉變,更加關注農民、農村、土地問題。

(二)堅實的理論根基——中國傳統大同思想及先進西方理論的影響。亨利·喬治的單稅論思想以及西方理論家的思想是孫中山“耕者有其田”土地思想的深厚理論基礎;古老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倉等法也是這一思想產生的重要淵源,后來共產國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還為新三民主義提供了思路。在西方先進理論傳入中國之始就得到廣泛傳播。中國社會黨把“專征地稅,罷免一切稅”作為其綱領之一,并且還專門出版刊物,宣傳亨利·喬治的“產仍屬于本人,稅則納諸公用”的主張。[1]

(三)客觀的現實要求——激化的階級矛盾與革命的群眾基礎。北洋軍閥的殘暴統治、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封建地主階級的壓迫促使這一思想的產生,迫切需要解決土地分配問題,解決農民的生存問題,充分調動農民革命的熱情,有效化解兩大階級的矛盾,為革命奠定物質和群眾基礎。孫中山認識到了農民在革命斗爭中的重要性,認為農民的參與關系到北伐戰爭的成敗。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農民是國家的主體,要主動拉攏這一階級進入革命的陣營中。

二、系統把握“耕者有其田”設想的演變發展

19世紀末,孫中山開始萌發了試行“耕者有其田”的設想,后來,他擴充了實現土地全面國有的思想。這一設想是他為改革地主所有的土地制度,實現土地公有化的重大舉措,在其民生思想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一)口頭談論。孫中山談論他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思想最早是在在日本留學期間,孫中山的目的很明顯,是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上,將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滿足農民生存需求,維護國家穩定。1912年會見袁世凱時又說:“欲求解決農民自身問題,非耕者有其田不可?!盵2][3]可見其雖設想過使農民獲得土地以免受剝削,但當時他還未將資產階級革命與解決農民土地需求相聯系,因此在很長時間內這一思想并未公之于眾。

(二)正式公布。1924年,孫中山在講話中強調:“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盵4]“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盵5]將這一思想落實到實踐中,是其進行土地改革的最終目標。雖然,在早期革命活動中,孫中山已多次口頭提及這一設想,但是要投入到實踐中,意味著國家首先要實現土地“國有化”,才能有把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的權力。因此,國家必須占有土地,平均地權,掌握對土地的所有權和支配權。

孫中山選擇在 1924年才正式提出這一口號,除了存在同情我國農民境遇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為了增強革命戰斗力的需要,這對動員農民參與斗爭是有著高度的吸引力。

(三)以俄為師,趨于成熟。晚年的孫中山處于革命的困境,但是他注意到了革命成功的蘇俄和中國共產黨這一新生革命力量,中國共產黨也熱切關注以孫中山為領袖的國民黨,在國共合作這一提議下,孫中山進行了國民黨的改組,將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在這一過程中,孫中山和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有相當多的接觸。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前后他的土地思想發生了兩大轉向:認識到農民是中國革命的后備軍,但認為其缺乏抵抗地主富農的文化基礎與組織力量;頒布通過“二五減租”[6]法令,認為解決土地問題的途徑應是“稅收”和“贖買”等和平手段,將“耕者有其田作為政治法律手段進行保障和補充,堅決反對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孫中山“耕者有其田”土地思想的現實啟示

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思想是致力于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而提出的,體現了孫中山重視民生、關注民生的民本思維。孫中山的土地思想引領了世界農業發展的趨勢,他繼承了中國農本的優良傳統,同時吸收借鑒了西方先進理論,針對當時中國面臨的土地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并投入實踐。

這一設想的確存在不合理之處,存在空想主義色彩,不適用于當時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其中在土地所有權問題上的妥協態度、試圖運用“稅法贖買”政策來實現平均地權、土地公有等都是他在土地問題思考中的不足,最終取得的效應也是有限的。

但這一構想承前啟后,反映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及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失為近代中國土地改革的先聲,這是留給后繼者的一份具有進步意義和歷史影響的寶貴財富,其中蘊含的深厚價值和現實影響應予以充分肯定。

(一)毛澤東創新性繼承并發展了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思想,適時提出符合當時農民需求的土地政策,取得土地革命的勝利,贏得了廣大勞動人民的支持與擁護,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夯實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和土地根基。

1.在土地“歸誰所有”上,毛澤東主張實行“耕地農有”的方案,繼承了孫中山土地思想的合理之處

一方面肯定了孫中山這一主張的正確性,它是目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國的正確主張;并且反復強調了國民黨領袖孫中山開始意識到實行這一思想去解決農民問題,這也是解決民生問題的重要切入點與出發點。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說“年至年,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徹底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方法,實現了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盵7]

另一方面“耕地農有”政策與“耕者有其田”思想具有相通點。這兩大政策都主張改變土地歸誰所有的問題,并實行平均分配土地,農民享有對土地的使用權,從而化解農民生活困苦的問題。

2.毛澤東放棄選擇“耕者有其田”中的“土地國有”,轉而堅定保證“農民所有”

這一主張實現了農民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強烈愿望,必須使農民獲得土地所有權,才能加強勞苦農民大眾對于進行北伐戰爭和爭取全國勝利的一腔熱血,才能使土地革命深入。

毛澤東提出了要進行徹底的土地革命,這一思想克服了孫中山的土地思想的缺陷,他認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務是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現土地歸農民所有。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根本性革命,解決這種階級矛盾只能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毛澤東提出的“耕地農有”的土地政策比較符合當時中國面臨的境況,真正順應了農民階級對擁有土地的需求,高度激活了農民群眾的革命熱忱,為中國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強大的人力物力根基。

(二)臺灣省的土地改革是對“耕者有其田”思想的一次大膽的、適時適勢的、較為成功的實踐。

在指導思想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仍然是國民黨穩固臺灣政權的指導思想,臺灣的土地改革是在三民主義的指導下進行的;從基本原則上看,臺灣的土地改革是以和平過渡手段而非暴力手段進行的,這與孫中山“和平贖買”的土地政策大致是相同的;在具體措施上,農村的土地改革經過了減租、分田等手段,最終滿足了農民的土地需求,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所以說,臺灣省的土地改革是對孫中山土地思想的一次大膽嘗試和成功實踐。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下同一理論的實踐是有不相同的可能性存在的。孫中山的這一思想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無法試行,并不意味著它就是虛無縹緲的“烏托邦”。在國民黨敗退臺灣、與臺灣地主階級沒有太多利益碰撞的特殊歷史條件下,臺灣當局在“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指導下,進行土地改革基本獲得成功,這就證明了孫中山的土地思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具有可行性的,是可以被付諸實踐的。

(三)三農問題是國家的核心問題,而土地是農業的核心,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基礎,解決好土地問題,對于推動農業發展、農民富足、農村振興具有決定性作用。

在孫中山生活的年代里,實現“耕者有其田”這一追求是不實際的模糊的幻想,農民無法實現擁有土地的愿望。中國共產黨在繼承這一思想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國民大革命階段、十年內戰階段、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因時制宜、實事求是、在實地調查后提出相應的土改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新中國成立后,有進一步完善土地政策,進行土地改革,農民擁有并使用土地的夢想成為現實。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入發展,雖然有些許曲折,但是中國人民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農民開啟了進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進程。十九大后,習總書記又重提三農問題,強調“三權分置”政策的重要性,要求深化土地改革,這仍是解決好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隨著土地改革進入攻堅期、深水期,我們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會更加難以克服,為了農業未來的嶄新發展,必須順應市場經濟進行體制機制創新。因而,孫中山對土地問題的關注與探索抓住了民生問題的命脈,這對當前土地三權分置政策落在實處、農村土地改革進一步深化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1] 夏良才,《論孫中山與亨利·喬治》近代史研:1986年(6),第41頁。

[2] H. Z. Shiffrin,《Sun Yat-Sen ReluctantRevolutio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57,(4),第169頁。

[3] 《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523頁。

[4] 《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867頁。

[5] 《孫中山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867頁。

[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 -1925)》(上)第1卷,北京:北京圖書館:1997,491。

[7] 《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第184頁。

[8] 周志強,《孫中山“平均地權”與“耕者有其田”新論》,《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五期。

[9] 徐暢,《孫中山農村土地問題的理念:從“平均地權”到“耕者有其田”》,《徐州工程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10] 韋杰延,《重新認識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思想》,《益陽師專學報》1990年第4期。

[11]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研究室,《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作者簡介:李文琪(1997.08)女,碩士研究生,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50358,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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