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過程中領導干部應急領導力的研究

【摘 要】 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疫情過程中，領導干部硬核防疫多措并舉，取得了重大戰略成果，但同時也暴露出部分領導干部的應急領導力存在缺失。本文從領導干部應急領導力的角度出發，通過對疫情期間相關案例的整理，發現領導干部存在的對疫情性質研判識別能力不強、疫情傳染的切斷決斷能力不足、法治運作與人文關懷能力欠缺、輿情應對和輿論導控能力缺失和應急資源的綜合協調能力較差等問題，對領導干部疫情期間行為做出了解釋并提出了提升應急領導力的啟示。

【關鍵詞】 疫情防控 領導干部 應急領導力

一、問題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1]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全國上下勠力同心，疫情防控過程中從上到下的垂直指揮到從下到上的全民抗疫，領導干部都是貫穿其中的重要環節和中流砥柱，而領導干部應對這一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領導力也成為自身領導素質的“照妖鏡”和“試金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提升領導干部處理急難險重任務的能力，有效應對疫情危機，就要從領導干部的應急領導力破題，認識疫情防控中暴露出來的當前領導干部應急領導力的現狀和短板，分析應急領導力缺失或不足的原因，化危為機，著力提升我國各級領導干部的應急領導力，實現干部能力與時代要求相適應，干部素質與民族復興大任相匹配。

疫情發生以來，學界關于疫情防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如重大疫情防控視野下的數據治理和信息治理（熊文景，何雪松，李佳薇等）、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社區治理（高德勝，王野等）、基層社會治理（劉益民，劉濤，雷志佳，高華等）等;二是社會主體在疫情防控發揮作用方面，如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作用（吳睿，陳容，宮玉濤，徐斌等）、社區社會組織和志愿者的作用（姚韋偉，張軍等）;三是防控策略和防控措施方面，如風險社會下農村重大疫情防控策略（劉濤）、城市防控策略（張凱月）、復工復產防控策略（李?。?、醫療機構防控策略（黃晶）等。同時在法律法規建構、經濟社會發展、醫學和疫苗研究等方面也有多方著作，促進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力防控和漏洞填補。但是較之當前熱門的國家治理、醫學研究、法律和經濟等方面而言，疫情防治中領導干部的作用和應急領導力雖見諸媒體報道但學界目前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疫情暴露出來干部的應急領導力弱化和缺失也是影響疫情防控科學化、有效化、法治化和人本化的重要因素。

疫情防控過程中出現的領導干部缺乏對疫情信息研判和識別以致行動緩慢錯失良機;或領導干部思想麻痹、慣性思維導致主動性不強引發集聚性感染;或對應急防護物資和事態發展了解不足，處理無方決斷無力;或采取表格防疫、材料抗疫，形式主義影響抗疫實效;或缺乏媒體素養，面對媒體一問三不知，損害政府公信力;或簡單施策、暴力執法，缺失法治思維和法治觀念等等。暴露出的問題都從各個角度說明科學全面準確認知疫情防控中的干部應急領導力問題，提升領導干部處理危機能力，是加強疫情防控、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應有之義。

二、應急領導力的概念界定

應急領導力在當前的文獻研究中或稱“公共危機領導力”，二者的內涵基本相同。胡宗仁認為“所謂公共危機領導力，是指領導者通過調動和整合組織內外資源，在科學決策的基礎上，動員和帶領群眾有效化解各類公共危機的能力。一般而言，領導者的公共危機領導力由價值、目標、行為和精神等四個要素領導力構成?！盵2]李一行認為“重大災害事故中的應急處置領導力包括應急決策力、組織協調力、應急感召力、溝通交流力等要素?！盵3]李朝智認為危機狀態下的領導力與常規管理下的領導力在時間和空間上有著根本的區別。領導者在危機狀態下通常面對的是“非常態”管理，此時領導力與危機發展變化進程密切聯系、相互影響，并將應急領導力分為“危機的潛伏期考量領導前瞻力與信息力、危機的爆發期考量領導決斷力與感召力、危機的蔓延期考量領導駕馭力與協調力和危機的恢復期考量領導創新力與學習力”[4]

基于上述研究，筆者認為應急領導力是領導干部在突發公共危機初期、中期和后期通過整合各方資源，靈活運用領導方法處理突發情況、最大程度降低人財物損失，保護人民群眾和公共利益所具備的非常規的化解公共危機的能力，并將應急領導力根據危機的不同時期分為初期的研判識別能力;中期的決斷駕馭能力、法治運作能力、輿情應對能力和綜合協調能力;后期的學習創新能力。

三、疫情防控期間干部應急領導力的表現

疫情防控過程中，領導干部充分利用電子政務和政務媒體積累的先發優勢及時透明向社會公布疫情信息和防疫措施，指導公眾科學防疫，為提振社會抗擊疫情信心提供正向助力。領導干部堅持依法行政，果斷打擊不合理物價行為，有力管控交通，在非常時期確保物資的正常運行，保障了社會安定有序運轉。但通過對疫情防控過程的梳理筆者發現領導干部的應急領導力在防疫抗疫過程中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弱化。

1.對疫情性質研判識別能力不強。所謂疫情性質的研判識別能力，是指在疫情發生初期，面對尚不了解、突如其來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領導干部第一時間對疫情信息進行調查研究，并在專家等建議下識別事件性質，研判事態發展的應急領導能力。疫情發生以來，各地發生的多起瞞報案例影響上級領導及時處理決策，影響政府公信力。面對來自真實單位和個人社交媒體的信息，信息內容也是在提醒社會群體注意，干部不應該簡單認定其為謠言，而是應該迅速找到信息源頭進行調查，摸清情況，做出科學研判。

2.疫情傳染的切斷決斷能力不足?！按蜈A疫情防控阻擊戰，重點在防”[5]。疫情發生后，摸清病毒源頭，切斷病毒的傳播途徑就成為阻擊疫情進一步擴散的第一關鍵。切斷傳播途徑，避免傳染源出現幾何級數的線性增長，需要一線領導干部果斷的決斷能力和強大的執行力。百步亭社區事件表明，領導干部應急決斷立場直接影響決策導向和執行效果：是以人民為中心還是搞政績工程，兩者抉擇背后的利益沖突影響著領導干部應急領導力的培育和提升，一旦決斷失誤所造成的影響將會使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社會的公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政府和領導個人的威信也必然一落千丈。

3.法治運作與人文關懷能力欠缺。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領導干部依法行政已經稱為基本的行為準則，特別是在疫情這種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上，更需要各級領導干部真正武裝進頭腦并轉化為行為習慣疫情發生以來，在部分地區嚴格防控一度演變成為暴力執法和簡單施行。為防止病毒傳播，未經允許將私人寵物打死活埋，不戴口罩被強制捆綁;為制止人員聚集，徑直闖入私人領域打砸財物;為防止人員進出，在密切接觸者家門外安裝鐵欄等等。這些事件都反映出領導干部缺乏法治思維，缺少法律素養，將應急變成了權力擴張的借口，將權力變成了簡單粗暴的底氣，在法律授權之外越權執法，在法律保護之內損害公民的基本權利，疫情之下難免加劇與群眾矛盾，引發“次生危機”。

4.輿情應對和輿論導控能力缺失。自媒體時代，新聞媒體已經成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6]，領導干部在危急時刻的輿情應對能力也是在新形勢下愈發必要應急領導力。1月26日在湖北省召開的關于武漢疫情的新聞發布會上，時任省長王曉東在記者會上當回答湖北省年生產口罩數量時經過工作人員協助仍舊數次出錯，引發群眾強烈不滿。1月29日，中央指導組派出督查組趕赴黃岡市進行督查核查，面對刻不容緩的黃岡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收治和隔離工作，衛健委主任唐志紅竟一問三不知。 筆者援引央視新聞關于唐志紅主任報道片段如下：

督查組：這個醫院房間總量能接待多少人？

黃岡市衛健委主任 唐志紅：（沉默）

督查組：唐主任，您是主任還是副主任？

黃岡市衛健委主任 唐志紅：因為我們有個（主管）醫療的。

督查組：您是主任？一把手？

黃岡市衛健委主任 唐志紅：對對對。

督查組：現在收了多少人？

黃岡市疾控中心主任 陳明星：這個我不太清楚。

督查組：最多容納多少人？

黃岡市衛健委主任 唐志紅：（打電話）你趕緊把數字告訴我……（掛電話）他馬上就來。[7]

無論是在發布會還是面對督察組，都是向上級、外界展現領導干部應急領導力和管理能力的重要窗口，應急領導力的作用成效將直接影響社會的輿情方向和人民群眾的人心向背。

5.應急資源的綜合協調能力較差。全國各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復雜艱難的形勢下，一線領導干部不僅需要具備強大的心理素質和沉著的定力，更需要具備系統的綜合協調能力，在各地紛紛成立“疫情防控領導小組”的同時，如何實現不同機構、不同職能部門間快速流暢的合作配合，實現有序管控與有序生活的有機銜接成為考驗領導干部應急領導力的另一關鍵。疫情防控之間，教育系統網上授課的相關要求、防控與居民正常物資保障的相互平衡、重點人員的篩查隔離、醫療物資的運輸保障等等都面臨不同程度的挑戰，往往是各方難以兼顧，管控難以平衡，凸顯出領導干部在處理突發事件時的協調各方的綜合協調能力存在漏洞，難以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地減少特殊時期對社會秩序和群眾生活影響。

四、結論與啟示

當前，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階段，領導干部的防疫工作也逐步正?；?，疫情防控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仍舊值得深刻反思和經驗總結，為以后應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打下基礎。結合上述分析，我們得出以下啟示：

第一，提升領導干部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預警和研判能力。領導干部的研判識別能力是提升應急領導力的首要環節，各級領導干部應根據自身管轄事務制定相應的預警機制，把對可能給國家安全、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等帶來不利影響問題的預警當作常規時期的重點工作來抓，堅決避免執政能力在解決問題與問題預警之間的不均衡發展。[8]領導干部在應對突發公共危機時，應客觀對待社會信息，作出性質分析和事態研判，及時上報危機進展情況，提前做好預警和應急方案。

第二，增強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提高法制觀念和法律素養。習近平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盵9]法治思維和法律素養是領導干部處理和解決危機的根本底線和重要手段，要保證領導干部的決策部署和政策要求都要符合法律規范和法定程序，領導干部的職責權限和行為邊界也要在法律框架內依法行使，不能逾越。通過在行政機關內部營造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氛圍，增強領導干部的法治意思、規則意識、程序意識和服務意識，增強領導干部的依法履職和依法行權能力，杜絕以權壓法的人治思想和行為回潮。

第三，培育領導干部的媒體素養，提升輿情應對和把控能力。信息時代網絡空間的輿情治理以及社會輿情的應對把控能力是領導干部新形勢下的必備技能。黨政領導干部要不斷提升政策解讀、信息公開、情緒疏導、矛盾調和、謠言澄清以及雙向溝通、輿情研判等方面的能力[10]，靈活掌握網絡輿情的基本知識和技能，提升領導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媒體素養，以較高的政治敏銳度和對事態的掌握程度及時發布權威信息，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利用新聞發布會、媒體采訪等多方渠道向社會展現政府強有力的危機處理能力，提振社會和民眾共渡難關的必勝信心。

第四，定期開展領導能力專題培訓，增強持續學習和創新能力。學習力是將知識資源轉化為知識資本并進一步轉化為行動資本，促進保持領導快速成長和持續進步重要能力。領導干部要提高學習能力，按照“干什么學什么、缺什么補什么”的原則[11]，從應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經歷中汲取經驗，不斷查漏補缺，在學習思想理論和業務知識的同時加強法律、媒體等技能性鍛煉，提高學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不斷促進自身應急領導力的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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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數據庫.習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的講話.EB/OL.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655994.2020-03-10/2020-08-01

[6] 朱亞鵬.網絡社會下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定模式的轉型——基于“肝膽相照”論壇的分析[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50（05）：159-166.

[7] 央視新聞.黃岡“一問三不知”衛健委主任被免職.EB/OL.http：//m.news.cctv.com/2020/01/30/ARTI4lB74L5m1NMmaZWb6EIQ200130.shtml.2020-01-30/2020-08-01

[8] 高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可能性偏差及糾偏之策[J].領導科學，2020（09）：97-99.

[9] 江必新.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對法治理論的發展[J].法學雜志，2020，41（05）：1-16.

[10] 楊嶸均.網絡空間集體動員的運作邏輯、政治風險及其治理[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6（03）：76-86.

[11] 劉曼抒.新時代加強領導干部治理能力建設的著力點[J].新長征，2020（05）：4-7.

作者簡介：尤志遠（1997.8—），男，漢族，河南鞏義人。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政府管理理論與績效評估方向研究，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省鄭州市4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