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照料責任與女性就業關系研究

朱 苗

(蘭州財經大學 甘肅 蘭州 730010)

一、研究背景

2017年，我國勞動參與率為68.93%，其中女性勞動參與率為61.49%，男性勞動參與率為76.07%，且近40年數據顯示，女性勞動參與率始終低于男性近15個百分點，遠低于男性勞動參與率[1]，且在參與規模上繼續走低。據聯合國發布的最新預測，2050年我國60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高達36.5%，遠超大部分發達國家(UNITED NATIONS，2016)。而居家養老作為我國養老的基本模式，在老齡化日益嚴峻、老年撫養系數不斷上升的大背景下，使得家庭老年照料責任問題更顯突出。女性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同時還是家庭領域的主體力量。文化傳統、教育水平、婚姻、生育、家庭結構、產業結構以及技術進步等諸多因素均使得女性就業面臨更多的沖突與矛盾(陳鴻玙，2019；卿石松，2017；江求川、代亞萍，2019)。在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男主外，女主內”觀念使得女性更容易滯留在家庭中，相較于男性擔負更多家庭照料責任。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對女性勞動參與具有顯著的負作用，且家庭責任分工及工作-家庭沖突機制使得女性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而弱化工作角色(卿石松，2017)。

二、文獻回顧

如何平衡家庭與工作，一直是女性不可回避的問題，也是勞動經濟學一直關注的問題。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第156號《有家庭責任的男女工人機會和待遇平等公約》中的規定，“本公約適用于有‘未獨立的子女’和‘其他顯然需要照料和養活的直系家庭成員’有關的負擔的男女工人，這種負擔限制了他們準備、進行、參加或提高經濟活動的可能性?！痹诖思彝ヘ熑伪幻鞔_界定。吳帆(2006)認為家庭責任是家庭成員為了維持家庭生存和發展所進行的一切活動，是家庭成員利用家庭的各種物質資源(收入、財富等)和非物質資源(愛、威望、家庭關系等)滿足自身或成員的需要。劉愛玉等(2012)將家庭責任定義為私人領域事務，其中包括子女撫養、家人照顧和日常家務勞動等責任。雖然多數文獻的界定并非完全一致，但可以發現，所有界定均包含對家庭成員的照料。因此，本文將家庭責任界定為家庭照料責任，主要包括兩方面：子女照料和老年照料。

子女照料對女性就業的影響一直備受關注。自上世紀起，許多不同國家學者運用不同地區數據研究，均得出養育子女對女性就業產生阻礙作用的結論(Angrist and Evans，1998； Brewster and Rindfuss，2000； Angrist et al.，2010； Clarke，2016； Bisbee et al.，2017等)。我國關于子女照料對女性就業的影響研究相對較少，但總體有一個較為一致的結論，即不同年齡段對女性就業的影響程度不同，且學齡前年齡段對女性就業的阻礙作用最為明顯。江求川等(2019)通過未成年子女對女性勞動參與和職業選擇的影響，得出結論，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存在顯著降低了女性工作的可能，且女性更傾向于靈活就業，以低工資水平為代價；郭新華等(2019)發現子女照料對已婚女性的就業選擇具有重要影響。熊瑞祥和李輝文(2016)認為兒童照管阻礙了已婚女性非農就業。

在以往文獻研究中，大部分學者認為老年照料對女性就業有負面影響。其中，吳燕華和劉波等(2017)基于CHNS得出家庭老年照料會使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4.5%，周勞動時間減少2.7小時；范紅麗和辛寶英(2019)同樣使用CHNS數據發現家庭老年照料對農村婦女從事非農就業有負向影響；也有少數學者認為，如熊躍根(1998)認為代際關系是影響老人照顧的因素之一，與子女同住的老人相較于分居老人承擔更多照顧子女的家務；即說明同住老年父母在家庭照料方面會給予子女幫助。本文將考察子女照料和老年照料對女性就業的影響，同時分析老年父母對家中子女的影響。為提高女性勞動參與，釋放我國性別紅利，提升女性勞動參與提供參考價值。

三、數據、變量與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201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本研究主要關注城鎮己婚中青年女性?？紤]到城鄉二元分割的勞動就業制度，剔除目前正在務農、沒有工作且沒有非農工作經歷的樣本，提高研究對象的可比性。最終得到有效樣本量為5259個，其中女性2621個，男性2638個。

(二)變量界定

就業是本文的因變量。采用國際通行的標準和定義，構建勞動參與狀況的二值因變量，“1”是包括就業和失業的勞動參與者，“0”為未就業且在調查時點過去三個月未找過工作的非勞動參與者。是否有未成年子女為是否有未滿18周歲子女，是否有老人為家中是否有有60歲以上老人。受教育程度根據被調查者的回答“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大學?？?，大學本科及以上”分別賦值1,2,3,4。身體健康狀況根據被調查者的回答“很健康，比較健康，一般，比較不健康，很不健康”，分別賦值1,2,3,4,5。城鄉樣本是指被訪問者的訪問地屬于城市還是農村。

(三)基本模型回歸

本文的因變量為二值變量或虛擬變量，而且個體勞動參與決策是通過對各種選擇所產生的總效用比較而得。因此，選擇符合本文數據特性的logit二值選擇模型。

表3基于總樣本數據，匯報了基本模型的回歸結果，其中被解釋變量為有工作(=1)，無工作(=0)。

模型1：僅納入性別這一解釋變量，考察性別對勞動參與的影響。結果顯示，女性參加工作的幾率比是男性的0.3921倍，遠低于男性。與已有研究結論相一致，說明性別本身就是女性進入市場勞動的障礙。

模型2：將家中是否有老人納入模型后我們發現，回歸結果并不顯著，但勞動參與的性別角色差異微弱縮小。

模型3：將是否有未成年子女樣本納入回歸，結果顯著，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參加工作的幾率比是家中沒有未成年子女的0.7753倍，說明未成年子女的存在的確對從事市場勞動產生了阻礙作用。此時再看女性的回歸結果，發現勞動參與的性別角色差異擴大。說明家中未成年子女對女性就業的阻礙力顯著高于男性。該結果與已有文獻觀點一致。

模型4：將所有變量全部加入后發現，在模型三中家中有未成年子女變量由顯著變為不顯著，對比模型三，觀察其他控制變量，認為家中有老人降低了家中有子女對參與市場勞動的程度。女性變量幾率比的上升，勞動參與性別差異縮小，說明家中有老人不僅不會阻礙女性參加勞動反而會對有未成子女的女性參加勞動起促進作用。

模型1至模型4的回歸結果說明，勞動參與的性別差異的確被家中有老人和家中有子女的家庭責任所影響，且對女性而言，控制老人后，勞動參與的性別差距縮小，控制未成年子女后，勞動參與的性別差距擴大，說明老人與未成年子女對女性就業的影響方向不同；同時控制老人和未成年子女時，勞動參與的性別差異又回到最初狀態，說明一方面老人的存在會促進女性就業，另一方面未成年子女對女性就業起阻礙作用，雙方力量的拉扯會使女性就業回歸最初水平，也說明老人的存在抑制了未成年子女對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

表3 勞動參與影響因素的logit 回歸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研究了家庭責任對女性就業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1)性別本身就是阻礙女性就業的一大重要原因；(2)家中有未成年子女是抑制女性就業的重要原因，且家中有6歲以下子女的女性會面臨更大就業障礙；(3)傳統思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觀念對女性就業的影響并不同步，“老”本身對女性就業影響不顯著，但將“老”與“小”組成交互項時，子女對女性就業顯著的影響轉變為不顯著，說明老人對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就業非但沒有阻礙作用，反而有促進作用。(4)相較于男性，女性是家庭責任的主要承擔者；

“二孩政策”的全面實施，為女性就業帶來更大的挑戰，部分女性會因為了避免二孩所帶來的更大家庭責任使職業受損，而放棄再次生育，此行為又會影響政策的實施與推進。故釋放“性別紅利”，提高女性勞動參與，需要政府的政策配合以及社會的全力支持。政府可以完善有關家庭責任的法律法規，平衡女性家庭責任，解除女性進入市場的后顧之憂。社會也應轉變傳統的“女主內”觀念，為女性就業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