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的明清紳士研究

雷 軍

提 要:明清紳士研究緣起于西方學界,民國時期學者曾就其關心的地方自治對紳士群體做過探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明清紳士研究則始于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一批西方紳士研究專著的譯介,對國內學界影響很大。21世紀以來,國內明清紳士研究一定程度上結合社會學理論,研究也逐漸加深,從趨勢上來說呈現出深入化、精細化、個案化的特征。近十余年更側重于紳士的公共事務參及區域性紳士群體與官府間的互動兩方面。本文就改革開放以來的明清紳士研究予以梳理,分為紳士理論的相關探討、區域研究、個案研究、群體研究四個方面展開,同時對近些年出版的輔助文獻做一簡單介紹。

一、引 言

中國紳士的研究,肇始于西方學界。 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傳教士及清朝的來華使團所做的考察報告,最有名的莫過于利瑪竇所撰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亦稱《基督教遠征中國史》)。 這些著作都是在歐洲大航海的時代背景下,由歐洲傳教士、使節對中華帝國社會現象所作的觀察,或詳或略地描述了科舉制下的生員、舉人和進士的情況,極大開闊了歐洲人的視野。 隨后又有一系列討論官僚制度的文章及著作,如法國學者畢歐(Edouard Biot)《論中國公共教育史和儒生之社》(1894)、英國社會學家倭訥(E.T.C.Werner)《中國人》等等,最為著名的當屬馬克斯·韋伯(Weber)的《儒教與道教》和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及《東方專制主義》。 西方學者對于中華帝國紳士研究的概況已由郝秉鍵先生專文介紹,可參看①郝秉鍵：《西方史學界的明清“紳士論”》,《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3—119頁。。 另外,針對日本學界研究中國紳士的成果,其概況郝氏亦有專門的綜述②郝秉鍵：《日本史學界的明清“紳士論”》,《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94—111頁。。 鑒于郝秉鍵已對歐美及日本學界的研究做了概括歸納,因此本文僅就目前所見的中國學界的紳士研究,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明清紳士研究做一綜述,以見數十年來國內相關領域研究的狀況。

中國學者對于紳士的論述,最初見于梁啟超的文章。 他在《開紳智》一文中,強調紳士的作用。 從學術角度來看,真正對明清紳士予以關注的時期當在20世紀40年代。 其中,費孝通、吳晗的研究是開拓性的,同時也最具代表性。

1953年,費孝通在美國芝加哥出版了《China's Gentry》①該書自1953年在美國出版后,多次再版。2006年中譯本在國內出版發行。參見費孝通：《中國紳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一書,該書主要基于社區調查而形成。 全書共分兩部分,一是知識分子問題和傳統中國的紳士,二是鄉村、城鎮和都市。 1948年,費孝通與吳晗兩人又合寫了《皇權與紳權》②吳晗、費孝通等：《皇權與紳權》,上海：觀察社,1948年。,對社會結構中的紳士、知識與紳士權威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定性式的研究。 同年吳晗還有《論皇權》《論紳權》《再論紳權》諸篇文章,分別對皇權與紳權的關系、紳權的來源和內容及其在不同時期的表現等問題作了研究。 另外,胡寄馨的《明代的鄉紳——兼論中國士大夫階層之形成》③胡寄馨：《明代的鄉紳——兼論中國士大夫階層之形成》,《社會科學(福建永安)》1948年第4卷第1期。一文是對鄉紳與縉紳的探討。 在這些學者的研究當中,不少是在地方自治影響下的討論,有其時代特性。

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之研究

改革開放以后,國門打開,國外學者的研究論著被引進,國內的學者重新開始開展明清時期的紳士研究。 特別是張仲禮、蕭公權、瞿同祖幾位華人學者的研究著作翻譯出版,為國內的研究提供了借鑒。

張仲禮先生的《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 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④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于1955年,該書考察了19世紀紳士的構成和特征,推算了紳士的人數,闡述了紳士的科舉生涯,并對紳士的傳記進行了數量分析。 是西方學術界第一部從文獻角度系統研究清代紳士的專著。 1991年,該書由李榮昌翻譯并經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2001年,該社又出版了張氏的《中國紳士的收入》⑤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該書基于傳統的典籍,用統計學的方法對各類紳士的收入做一估量。 2008年,兩書合為《中國紳士研究》⑥張仲禮：《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冊,分上下編發行,可以說該書有力推動了國內的紳士研究。 蕭公權先生的《鄉土中國:19世紀帝國的控制》及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二書在國內的翻譯出版對學界也有一定的影響。

在此基礎上,國內的明清紳士研究逐漸發展起來,按討論的類型可以分為四部分,分別是:紳士理論的探討、區域性研究、個案研究以及群體研究。 起步時間則為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學者的研究視角也不斷擴大。 特別是近十來年,學者聚焦于紳士在公共事業的貢獻,并提供了不少個案。

(一)紳士理論的探討①明代的鄉紳與縉紳方面的研究,可參看趙毅、欒凡編著：《20世紀明史研究綜述》,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13—215頁。本文所列明代紳士研究部分為簡要引用。

改革開放以來的著作中主要有葉顯恩的《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②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該書論述了縉紳地主的概念、地位、特權及形成等等。 伍丹戈的系列論文《明代紳衿地主的形成》③伍丹戈：《明代紳衿地主的形成》,《抖擻》1981年第11期?！睹鞔濕频刂鞯陌l展》④伍丹戈：《明代紳衿地主的發展》,《明史研究論叢》第2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睹鞔嬉鄣膬灻狻发菸榈じ辏骸睹鞔嬉鄣膬灻狻?《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40—54頁。對明代縉紳做了系列研究。 李文治的《論中國地主經濟制與農業資本主義萌芽》⑥李文治：《論中國地主經濟制與農業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第143—160頁。將地主階層劃分為具有封建特權的貴族縉紳地主和“凡人”地位的庶民地主。 傅衣凌的《明清封建各階級的社會構成》⑦傅衣凌同名文章有兩篇,分別是傅衣凌：《明清封建各階級的社會構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7—20頁；傅衣凌《明清封建各階級的社會構成》,《歷史研究》1982年第5 期,第189—190頁?！段覍τ谥袊饨ㄉ鐣脑僬J識》⑧傅衣凌：《我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再認識》,《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1期。兩篇文章認為縉紳只是鄉紳的一部分,并探討了當時社會階層的構成。張顯清的《明代縉紳地主淺論》、柯建中的《略論明清時期封建地主階級的變化》⑨柯建中：《略論明清時期封建地主階級的變化》,《社會科學研究》1984年第3期,第74—81頁。、許大齡《試論明代的封建地主階級及其歷史作用》⑩許大齡：《試論明代的封建地主階級及其歷史作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4期,第3—13頁,第17頁。、方行《論清代前期地主制經濟的發展》?方行：《論清代前期地主制經濟的發展》,《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2期。、陳鏗《從〈醒世姻緣傳〉看明清之際的地方士紳》?陳鏗：《從〈醒世姻緣傳〉看明清之際的地方士紳》,《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4期,第91—99頁。等。

雖然張仲禮的《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在其問世后晚了近40年才真正進入國內學界,但該書引入帶來一股嶄新的學術風潮,討論的重點開始轉向純學術的探討,逐漸擺脫了時代框架的影響。 張仲禮先生為紳士下了定義,認為:“紳士的地位是通過取得功名、學品、學銜和官職而獲得的,凡屬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為紳士集團成員”。①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第1頁?；诖?學界對于紳士概念的界定以及構成,展開過一些討論。 這群人中,王先明先生是較早的闡述者之一。 1987年,他寫了《近代中國紳士階層的分化》②王先明：《近代中國紳士階層的分化》,《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3期,第165—174頁。王先明先生是否看到張仲禮的英文版尚不可知,如果他對于西方紳士研究有所涉獵的話,應該不難知道張氏的這本紳士研究著作。一文。 兩年后,他又寫了《中國近代紳士論述》③王先明：《中國近代紳士論述》,《求索》1989年第1期,第112—115頁。一文,該文主要分析了紳士的構成,并為他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1990年,他又撰寫了《近代中國紳士集團轉型初探》④王先明：《近代中國紳士集團轉型初探》,《東南文化》1990年第4期,第15—19頁。。 1995年,王氏又有《清代社會結構中紳士階層的地位與角色》⑤王先明：《清代社會結構中紳士階層的地位與角色》,《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44—153頁。一文,該文對紳士在清代社會結構中的地位與角色做了分析。 兩年后,王先明出版了研究專著《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⑥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該書試圖由近代社會結構的變動去探尋紳士階層演變的歷程,從士紳階層的歷史軌跡去把握近代社會結構變動的過程。 2010年,王氏又發表了《歷史記憶與社會重構——以清末民初“紳權”變異為中心的考察》⑦王先明：《歷史記憶與社會重構——以清末民初“紳權”變異為中心的考察》,《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4—23頁,第189頁。,引入社會學理論,探討鄉村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動與重構的“歷史記憶”問題。 郝秉鍵同樣是明清紳士研究領域中較早的國內學者,1996年,他對明清紳士的構成及含義做了探究⑧郝秉鍵：《明清紳士的構成》,《歷史教學》1996年第5期,第8—11頁。。 二十一世紀以來,學界尚有數篇文章探討紳權關系或是對前者研究有所修正。 如楊國強的《論晚清中國的紳士、紳權和國家權力》⑨楊國強：《論晚清中國的紳士、紳權和國家權力》,《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第95—102頁,第118頁,第154頁。和沈登苗的《張仲禮對太平天國前后紳士估算的表述及適用性》⑩沈登苗：《張仲禮對太平天國前后紳士估算的表述及適用性》,《社會科學論壇》2014年第7期,第108—113頁。。

隨著學界對于明清紳士研究的逐漸深入,學者的研究范圍已不再局限于對概念及理論等方面的探討,而是將視角轉向紳士群體與官方之間的互動以及紳士角色演變方面。

在紳士與官方互動層面,劉彥波的《清代基層社會控制中州縣官與紳士關系之演變》①劉彥波：《清代基層社會控制中州縣官與紳士關系之演變》,《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第590—594頁?？芍^發其先聲。 該文探討了太平天國時期,紳士通過團練組織,由幕后走向前臺,成為鄉村控制的主要人員。 楊松水的《論清代皖中紳士在保障城鄉社會互動中的作用》②楊松水：《論清代皖中紳士在保障城鄉社會互動中的作用》,《中國農史》2007年第2期,第95—103頁。一文以皖中紳士為例,從建設交通、捐辦教育、制衡地方三個方面來探討皖中地區鄉紳在溝通城市與鄉村的物資交流與人才流動以及社會穩定上所做出的貢獻。 沿著這個脈絡,馬華靈在《從紳士到知識分子:清末民初鄉村社會中的權威變遷》③馬華靈：《從紳士到知識分子：清末民初鄉村社會中的權威變遷》,《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第123—132頁。中對在科舉制度的廢除環境下的古代紳士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過程做了探討。 龍天貴寫了《論清代紳士在國家農村治理中的角色變遷》一文④龍天貴：《論清代紳士在國家農村治理中的角色變遷》,《廣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7期,第94—98頁。。 該文論述了在清代農村治理中,紳士角色經歷了從抵制者到合作者再到背叛者的轉變。 劉彥波的《晚清基層社會治安管理組織中的紳士角色的變動》⑤劉彥波：《晚清基層社會治安管理組織中的紳士角色的變動》,《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9期,第108—113頁。一文探究了晚清基層社會治安管理組織演變過程中紳士所起到的作用,其中出現了所謂的紳權。 吳四伍從清代倉儲基層管理與紳士權責的關系出發,探討清代倉儲基層管理變化之下,官紳合作成為主導管理模式,并舉出幾個案例,說明了清代倉儲基層管理的地方特色與整體性壓力⑥吳四伍：《清代倉儲基層管理與紳士權責新探》,《學術探索》2017年第4期,第104—110頁。。

2008年,郭劍鳴出版了《晚清紳士與公共危機治理——以知識權力化治理機制為路徑》⑦郭劍鳴：《晚清紳士與公共危機治理——以知識權力化治理機制為路徑》,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8年。,該書是研究較為深入的一部著作,是政治學及歷史學交叉的研究成果,為作者博士論文《晚清紳士與公共危機治理——以知識權力化整合模式為路徑》⑧郭劍鳴：《晚清紳士與公共危機治理——以知識權力化整合模式為路徑》,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發展而來。

(二)區域研究

就地區性的紳士研究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二十一世紀初出現了不少相關著作,主要是以某區域紳士群體為對象,探討該群體參與公共事務等方面的活動,通過以點帶面的形式反映了明清時期各地紳士的不同面貌。

1992年,羅一新的《明末佛山的社會矛盾與新興士紳集團的全面整頓》①羅一新：《明末佛山的社會矛盾與新興士紳集團的全面整頓》,《廣東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第93—98頁。算是早期區域紳士研究的一個代表。 他在文章中探討了佛山地區的社會矛盾及其導致的明末佛山新興士紳集團的全面整頓,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城市運作制度。

邵鋒對廣東紳士階層參與公益活動進行了研究,并撰寫了《論1644—1875年間廣東紳士階層的社會公益活動》②邵鋒：《論1644—1875年間廣東紳士階層的社會公益活動》,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 許順富就晚清湖南紳士做了研究,撰寫了《湖南紳士與晚清政治變遷》③許順富：《湖南紳士與晚清政治變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一書。 該書主要圍繞湖南紳士與晚清的政治變遷如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維新運動、清末新政等的互動關系來展開,探討了湖南紳士是如何由封建皇權的“衛道者”轉變為封建帝制的“掘墓人”,并試圖解釋湖南奇特的紳權模式對國家政治的影響。 同年,徐茂明出版了《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④徐茂明：《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一書。 書中作者對江南士紳與明清專制皇權、江南士紳與社會基層組織、江南士紳的文化權利與社會保障功能、江南士紳的家族遷徙與區域文化互動、近代社會變遷中的江南士紳五個方面進行了闡述。

之后其他研究者同樣立足于區域角度,探討紳士與官方之間的關系,寫了一系列文章。 其中有楊松水《興學、決訟、賑災:清代皖中紳士與地方社會》⑤楊松水：《興學、決訟、賑災：清代皖中紳士與地方社會》,《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第49—52頁。,介紹了清代皖中紳士在興學等三個方面的情況。 李良品、王媛的《論明清時期云南紳士階層的地方文化建設和事務管理》⑥李良品、王媛：《論明清時期云南紳士階層的地方文化建設和事務管理》,《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第100—105頁。,談了明清時期云南紳士的地方文化建設。 另外張劍、壽自強的《浙江下層紳士與太平天國運動研究》一文⑦張劍、壽自強：《浙江下層紳士與太平天國運動研究》,《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第69—74頁。,討論了太平軍在浙江與當地下層紳士及清政府三者的關系,探究了下層紳士在太平軍及清政府之間的抉擇問題。 班芳艷的《略論清代貴州紳士在地方教育中的作用——以安順府為中心》一文⑧班芳艷：《略論清代貴州紳士在地方教育中的作用——以安順府為中心》,《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第1—2頁。,以清代安順府為中心,簡要論述了清代貴州紳士參與地方教育的活動及其影響。 王繼平就清末民初湖南紳士的變遷做了研究,寫了《論清末民初湖南紳士階層的分化》⑨王繼平：《論清末民初湖南紳士階層的分化》,《江西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第130—139頁。一文。

(三)個案研究

針對紳士的身份問題,學者們又從個案角度去分析,進而豐富了相關研究。 有些論著屬于藝術史領域,突破了過去研究的學科范疇,無疑為我們認識明清紳士這一群體提供了新穎的視角,這類個案化研究亦能加深我們對明清紳士概念的理解。 從研究的類型來看,可分為個人及事件兩方面。

1.以個人為主

藝術史研究領域中以某一人物為中心的個案研究有不少專著,其中知名者有白謙慎教授的《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①白謙慎：《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年。,該書在國內藝術史研究領域影響頗大。 此書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版于美國,為作者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 作者根據文獻及手跡等材料,細致地還原了傅山和清朝官員、藝術贊助人之間的密切交往,展現了傅山在清初的生活和思想狀況。 2019年,白氏又出版了《晚清官員收藏活動研究——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②白謙慎：《晚清官員收藏活動研究——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一書。 該書由三篇長文組成,以吳大澂及其周圍的官僚群體為中心,探討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收藏活動的社會機制。

另外薛龍春教授對于清初士人鄭簠的研究,出版了《鄭簠研究》③薛龍春：《鄭簠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7年。一書。 該書對鄭氏生平及其交游、訪碑活動以及書法研究做了深入的探討。 之后薛氏又對晚明士紳王寵進行了研究,撰寫了《雅宜山色:王寵的人生與書法》一書④薛龍春：《雅宜山色：王寵的人生與書法》,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年。。 該書通過王寵現存的墨跡及其他資料再現了王寵的人生,并將之置于書法史脈絡中探討,為讀者展現了一個晚明紳士的生活側面。 王鐸也是薛氏近年來的研究對象,基于此出版了《王鐸四題》⑤薛龍春：《王鐸四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與《王鐸年譜長編》⑥薛龍春：《王鐸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其他相類的研究尚有萬木春的《味水軒里的閑居者》⑦萬木春：《味水軒里的閑居者》,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8年。,該書則對晚明士紳李日華做了研究。 封治國的《與古為徒——項元汴書畫鑒藏研究》⑧封治國：《與古為徒——項元汴書畫鑒藏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3年。,則聚焦于晚明嘉興紳士項元汴的書畫收藏。 此類藝術史個案甚多,不一一舉述。 總之,藝術史個案的探討,有助于明清紳士研究甚多,因為其研究對象,皆可歸入鄉紳之中。

除去已經出版的一些著作外,尚有部分研究生學位論文對明清紳士做了個案研究。這方面有周宇清的《陳范與辛亥革命——一個晚清紳士的人生軌跡與心路歷程》①周宇清：《陳范與辛亥革命——一個晚清紳士的人生軌跡與心路歷程》,揚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該文對晚清民國時期的紳士陳范生平做了相關的敘述。 嵇姝姝的《張文虎:清代江南一個紳士的生活變遷》②嵇姝姝：《張文虎：清代江南一個紳士的生活變遷》,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這篇文章針對晚清時期張文虎生平及其學術思想、政治思想取向做了基礎梳理和研究。 王俊橋《晚年郭嵩燾研究》③王俊橋：《晚年郭嵩燾研究》,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則以郭嵩燾晚年作為在野紳士的生活狀態為切入點進行研究。 李長云以最新出版的《黃秉義日記》為基礎,重點選取了臺州黃氏對清末民初幾次有影響力時事的相關認知。 寫了《清末民初鄉居紳士的時事觀察研究——以〈黃秉義日記〉為中心》④李長云：《清末民初鄉居紳士的時事觀察研究——以〈黃秉義日記〉為中心》,寧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一文。

另外,周瓊以高其倬為例,寫了《從土官到縉紳: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歸流》一文⑤周瓊：《從土官到縉紳：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歸流》,《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第57—68頁,第149頁。,對雍正年間云貴總督高氏采用和平的改土歸流政策促使邊疆民族土官轉為封建縉紳一事進行討論。 易惠莉以晚清紳士張煥綸為對象,寫了《同光年間上海本邑紳士的生活價值取向——以張煥綸為主要考察對象(上)》⑥易惠莉：《同光年間上海本邑紳士的生活價值取向——以張煥綸為主要考察對象(上)》,《歷史教學問題》2005年第3期,第7—17頁?！锻饽觊g上海本邑紳士的生活價值取向——以張煥綸為主要考察對象(下)》⑦易惠莉：《同光年間上海本邑紳士的生活價值取向——以張煥綸為主要考察對象(下)》,《歷史教學問題》2005年第4期,第4—9頁。二文。 周勇軍則以管庭芬為例,寫了《日常生活史視野下的太平天國運動與江南鄉村紳士——以浙江海寧管庭芬為例》一文⑧周勇軍：《日常生活史視野下的太平天國運動與江南鄉村紳士——以浙江海寧管庭芬為例》,《嘉興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第54—59頁,第117頁。,該文以《管庭芬日記》為基礎來研究管庭芬在太平天國時期的經歷與情感體驗,試圖揭示戰爭對江南鄉村紳士的影響以及江南紳士在戰爭中的形象。 王俊橋則以郭嵩燾為研究對象,探討郭氏與近代湖南紳士間的關系,寫了《從洋務智囊到在野紳士:論郭嵩燾與近代湖南紳士》⑨王俊橋：《從洋務智囊到在野紳士：論郭嵩燾與近代湖南紳士》,《船山學刊》2017年第3期,第65—70頁。一文,并對退隱后的郭嵩燾擔任紳士職責進行介紹。 馮賢亮的《晚明的縣域社會與紳士家族——以嘉善陳龍正為中心》①馮賢亮：《晚明的縣域社會與紳士家族——以嘉善陳龍正為中心》,《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172—181頁。則是對嘉善陳龍正的個案研究,該文揭示了官紳群體對地方事務的處置與縣域社會的穩定產生的積極作用,其寫作方式和思路值得借鑒。

2.以事件為主

明清地方上的事務處理,總少不了地方鄉紳的參與。 在對這些事件的梳理過程中,對紳士角色的討論更有助于我們認識歷史事件的本來面目。 而遺留下來的檔案文書,則為我們揭示紳士在事務處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在這一方面,嚴曦將紳士與訴訟案件聯系起來,寫了《明代紳士與訴訟——以判牘為中心》②嚴曦：《明代紳士與訴訟——以判牘為中心》,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這是一部法律史方面的力著,是作者的博士論文。 該文中作者試圖從法律史學的角度審視明代的紳士階層,并以此為切入點,對當時基層社會的法律生活進行考察。

余偉的碩士學位論文《婺源〈保龍全書〉的整理與研究》③余偉：《婺源〈保龍全書〉的整理與研究》,江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是對現存的婺源《保龍全書》所做的整理研究,他以《保龍全書》為基礎,著重考察了婺源知縣處理保龍紛爭的舉措,進而探析了保龍訴訟纏訟的主要原因。 曾偉《〈籌辦萍鄉鐵路公牘〉整理與研究》④曾偉：《〈籌辦萍鄉鐵路公牘〉整理與研究》,江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一文,則是通過對所見的《籌辦萍鄉鐵路公牘》整理,對官府與士紳的互動關系及鐵路對地方社會的影響做了探討。

李嚴成的《晚清政府職能萎縮與紳士基層“自治”》⑤李嚴成：《晚清政府職能萎縮與紳士基層“自治”》,《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第92—95頁。一文則就晚清政府的公共職能的萎縮出發,論述了紳士基層對維持社會秩序等方面的作用。 郭劍鳴的《試析晚清災疫防治中以紳士為中介的政治整合模式》⑥郭劍鳴：《試析晚清災疫防治中以紳士為中介的政治整合模式》,《政治學研究》2008年第3期,第116—126頁。則以晚清災疫防治事件為切入點,來觀察士紳參與災疫防治的活動。 王紅的《科舉制度的廢除與紳士階層的分化》⑦王紅：《科舉制度的廢除與紳士階層的分化》,《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第89—91頁。,在科舉制度廢除背景下討論紳士地位和身份的變化。 劉彩虹就紳士們對光緒年間華北爆發的旱災的賑濟情況進行介紹,寫了《紳士參與義賑的原因分析——以“丁戊奇荒”為例》⑧劉彩虹：《紳士參與義賑的原因分析——以“丁戊奇荒”為例》,《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第138—141頁。。 陳興德則對清末廢除科舉事件中的上層紳士做了觀察,進而研究上層紳士對廢科舉的立場與態度。①陳興德：《社會變遷、權勢轉移與清末科舉評價——以上層紳士為中心》,《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5期,第113—119頁。

(四)群體研究

在以個人及事件為主的個案研究之外,還有針對紳士群體的研究。 雖然群體研究有時亦被視為個案研究,但為了更明晰地區分,本文仍將之獨立成一部分。 對于不同時期的特定群體研究,有助于我們從宏觀上把握紳士群體的面貌,同時也是社會觀察非常好的剖析點。 在這些研究之中,多數關注的是鄉紳集團與官方的互動。

早期做群體研究的有馬敏和朱英,兩人合作撰寫了《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②馬敏、朱英：《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該書主要描述了晚清蘇州商會產生與發展變化的過程,并且探尋它的組織系統、社會職能、團體性質及其在社會生活多方面扮演的角色與作用。 之后,馬敏又寫了《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③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書,作者批判性地引入了“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等概念,提出了官府與社會合作性的“市民社會雛形論”。

除去上述二書以外,郭潤濤的《官府、幕友與書生——“紹興師爺”研究》④郭潤濤：《官府、幕友與書生——“紹興師爺”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也是一部研究師爺群體的專著。 梁元生就晚清上海道臺展開分析研究,撰寫了《上海道臺研究——轉變社會中之聯系人物,1843—1890》⑤梁元生(著),陳同(譯)：《上海道臺研究——轉變社會中之聯系人物,1843—18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一書。 陽信生則聚焦于近代湖南紳士階層,在他撰寫的《湖南近代紳士階層研究》⑥陽信生：《湖南近代紳士階層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一書中,認為清政府為了應付內憂外患的局勢而采取了一些主動的變革措施,對紳士階層的發展演化產生了重要影響,紳士階層的分化因之大大加快。

以上論著關注于清中期以后的紳士群體,所取得的成果很多。 一方面是由于晚近的材料比較多,另一方面則是時局動蕩,是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紳士的作用顯得越來越重要。 清中期以前的紳士研究相對而言要少一些。 何宗美的《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⑦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是探討明末清初時期文人結社的一項研究。 雖然此書沒有寫明是紳士研究,但多數結社文人彼時仍屬于紳士群體。 李留文就明清時期濟源地方上的精英做了通盤研究,出版了《地方精英與地域文化變遷研究(13—19世紀)——以濟源為例》⑧李留文：《地方精英與地域文化變遷研究(13—19世紀)——以濟源為例》,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6年。一書。 該書在大量的田野調查基礎上考察了金元明清七百多年間懷慶府濟源縣地方精英的變遷。

在研究專著之外,還有一批學術論文。 其中段鳳龍的《太平天國時期浙江的紳士》①段鳳龍：《太平天國時期浙江的紳士》,內蒙古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該文中作者將紳士分為巨紳、上層紳士、下層紳士三類,并分別敘述了他們的行為。 王新迎的《乾嘉時期北京縉紳社交活動研究》②王新迎：《乾嘉時期北京縉紳社交活動研究》,首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則側重于對清代乾嘉時期在北京的縉紳各類應酬活動進行考察。 賴功歐、劉軍《官紳合作與地方秩序之維持——一個縣志紳士階層的考察》③賴功歐、劉軍：《官紳合作與地方秩序之維持——一個縣志紳士階層的考察》,《農業考古》2012年第6期,第182—186頁。一文以乾隆時期《沈丘縣志》為基礎對地方紳士階層進行了考察。 彭平一在《湖南紳士的湘軍情結與〈湘軍志〉毀版事件》④彭平一：《湖南紳士的湘軍情結與〈湘軍志〉毀版事件》,《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第161—163頁。中敘述了湘軍平定太平天國的事件在湖南紳士中激起了一種“湘軍情結”,《湘軍志》及其被毀版與這種“湘軍情結”有密切關系,作者認為毀版之事也反映了湖南紳士的“正統湘軍觀”。 胡配軍《道光年間東南沿海地區的紳士階層與西學傳播》⑤胡配軍：《道光年間東南沿海地區的紳士階層與西學傳播》,《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95年第1期,第51—53頁,第24頁。一文對道光年間東南沿海地區紳士階層參與宣傳西學的情況進行了介紹。

還有一些學者以整個家族為研究對象進行紳士研究。 趙建《地方紳士參與清末興學的角色分析——以山東曲阜孔氏家族興學運動為例》⑥趙建：《地方紳士參與清末興學的角色分析——以山東曲阜孔氏家族興學運動為例》,《濟寧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第7—12頁。一文便是對清末民初曲阜孔氏家族興學的研究。 除此之外,周膺、吳晶以杭州丁氏家族為例,著重探討了丁氏家族與公共文化建設及城市治理的關系⑦周膺、吳晶：《晚清紳士的現代性文化書寫與城市善治取向——杭州丁氏家族的公共文化建構與城市治理研究》,《杭州學刊》2018年第4期,第24—37頁。。

縱觀改革開放以后的紳士研究,從翻譯國外學術研究著作到學者逐漸踏上獨立研究的道路。 總體的研究趨勢呈現出深入化、精細化以及個案化三個方面。 “紳士”的概念自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張仲禮做了較為清晰界定后,九十年代在國內也有學者就概念和理論進行討論。 但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整個紳士的定義及框架仍然基于張仲禮的研究成果。在這個基礎上,學者針對明清以來的紳士群體,從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進行研究,或論述某一地區紳士的行為,或對紳士參與某一事件進行研究,這種細致的個案研究,使得明清紳士研究這一課題更為立體化,而不再是材料的梳理。 近十幾年來有些學者又結合社會學理論,探討紳士群體與公共空間及公共事業的關系,讓人耳目一新。 未來的明清紳士研究,將會在紳士基層自治及參與公共活動等方面繼續下去,從時空兩個維度深入下去,必然會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

三、紳士研究文獻簡介

近20年的明清紳士研究的深入與大量材料文獻的公開出版密不可分。 除去美國、日本各國公藏單位公布的電子數據資源外,國內也陸續出版了一些研究所用的基礎資料,特別是大型叢書的影印出版,極大促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 如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①《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北京,中華書局。該書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目前仍在整理進行中。,目前為止已經有了41冊。 該叢書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點校出版,收錄了不少晚清以來重要的人物日記,如《翁同龢日記》《鄭孝胥日記》《吳大澂日記》《皮錫瑞日記》《紹英日記》《曾紀澤日記》等,由于這些人在當時很有影響力,因此他們日記的公開對研究當時的歷史具有極大的意義,同時也是紳士研究的極佳材料。

1992年,顧廷龍先生主編的《清代朱卷集成》②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由臺灣成文出版社出版發行。 該套叢書搜集了所見清代朱卷八千余種。 清代成例,新中試的舉人、進士都要將履歷、科份、試卷刻印。 故朱卷中保存了不少紳士的基本信息。

另外較重要的還有《清代詩文集匯編》③《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該叢書收錄了滿清入關以來至民國時兩百六十余年間三千多位清代重要人物的詩文集,約四千種,其中收錄的很多稿本是首次影印。 2008年,清華大學圖書館編的《清代縉紳錄集成》④清華大學圖書館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清代縉紳錄集成》,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共計九十五冊,亦是可供參考的資料書。 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圖書館將其所藏的清代名人稿鈔本影印出版了《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輯)》⑤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共計一百四十五冊,其中涵蓋了諸如鄧廷楨、翁同龢、梁鼎芬、吳大澂等上層官員的一手材料,值得珍視。 之后又出了第二輯張之洞專檔⑥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和第三輯⑦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三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 2020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又將近代史所所藏稿鈔本影印,出版了《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鈔本日記叢刊》⑧王建朗、馬忠文主編：《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鈔本日記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共選近代史所藏稿鈔本日記31種影印,如李星沅、吳大澂等人日記。 2021年,上海圖書館館藏《稀見清代尺牘》第一輯兩種《青溪舊屋尺牘》《通義堂尺牘》彩色影印出版①上海圖書館、臺灣古籍保護學會編：《稀見清代尺牘》第一輯,臺中：經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并附有釋文。 二種尺牘是以劉文淇父子為中心的人際往來的信札合集,對于了解清代紳士是很重要的補充。

除去各大公藏單位影印出版的文獻以外,值得留意的還有近20年拍賣會上出現的一些稿鈔本及書畫尺牘,從一定程度上能夠填補明清紳士研究的空缺,因此需要留意像嘉德、保利等大型拍賣會的圖錄。 近年來,私人收藏中也有不少材料可供參考,如2020年影印出版的《篤齋藏晚清名臣翰札》②李雋主編：《篤齋藏晚清名臣翰札》,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便是私人收藏的一部分,其中收錄了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彭玉麟、翁同龢、張之洞書信一百余通,對研究咸豐至光緒朝的政治、軍事、社會、家族都有參考價值。 同年又出版了《楓下清芬:篤齋藏兩罍軒往來尺牘》③鄭伯象、李雋、吳剛主編：《楓下清芬：篤齋藏兩罍軒往來尺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為吳云與友人的往來信札,對吳云的個案研究也有不少補充作用。 當然,在利用拍賣會與私人收藏的材料時需要進行先期辨別,以免使用偽物。 總之,以審慎的態度對待材料,充分利用搜集到的文獻資料來做相關研究,才能夠做得更豐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