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儀式框架的社會交往
——基于疫情場景下“請戰書”的研究

陳思曼

武漢爆發新冠疫情以后，全國各地響應國家號召分別派遣多只醫療隊伍前往支援，在出發前，多數醫療隊都簽訂了“請戰書”，請戰書這一形式化的表達，融入了參與主體、特殊時間、符號化表達及權力因素等，借助于新媒體及儀式化的表達構建特殊的媒介空間，形成社會化參與及表達。當下“媒介化社會”①將表達更個性化、網絡化和分散化，疫情期間“請戰書”的凝聚力實現了媒介中心和公共生活的重塑，微博、微信自媒體以及官媒一致報道該事件，這一媒介事件敘事成為標志性樣本。

1 “請戰書”的儀式化表達

“請戰書”分析包含了物質、具身以及文本三個層面②：在這里將從符號層面進行分析，見圖1。

圖1 “原第一軍醫大學赴小湯山醫療隊全體隊員”請戰書

縱觀各地請戰書，包括三個固定符號：紅手印、簽名、拍照合影。以武漢封城第一天，1月23日的“原第一軍醫大學赴小湯山醫療隊全體隊員”請戰書為例，該封請戰書在落款下面有各支援醫護人員親筆簽名，在簽名上按上各自手印。同時在按手印過程中以實景拍照記錄下來。特別指出這只醫療隊伍是2003年抗擊非典的醫療隊伍，因此該微博發布之后迅速引起廣泛關注。另一則案例是同一天人民日報在抖音上傳的“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武漢7名醫生的請戰書，該視頻點贊數為369萬，后續全國各地組織多只醫療隊伍前往武漢馳援，并且來自航空、客運等多行業都上傳各自的請戰書。從表面上看“請戰書”是一種記錄，記錄當時當下的場景，它并不具備約束力或是其他法律效力，并不是如同“契約”一樣約束個體的行為，但是它卻能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并且紛紛效仿，由此來看，它更多的成為了一種儀式和象征。它所承載的是一種形式和意義層面的內涵，“請戰書”貫穿了整個“抗疫”，以下將從固定符號的表達、結構化整合、立體化展演三個層面對其詳細分析，見圖2。

圖2 “請戰書” 演變的三個層面

1.1 固定符號的表達

具體來說，一方面是醫護人員的目的表達。醫護人員通過請戰書表明自己的目的，即“不勝不還”的決心。此時疫情剛剛爆發，對于疫情的具體情況都不了解，未知因素占主流，一旦前往將要面臨的挑戰和壓力是肯定的，而請戰書的簽訂就是表明醫護人員的決心，即全力以赴，不計自身。另一方面，請戰書形成了媒介“樣本”事件，給受眾帶來的是“現場感”③，從而帶來的是“媒介儀式的模式化的行為”③，一份份“請戰書”一經發布，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就引發關注和迅速回帖，不少醫護人員紛紛“請戰”，希望參與到救援隊伍，尤其一些醫護人員是參與抗擊非典的同一批人員，這一批人員具有其“特殊性”，可以說是二次“請戰”，受眾在看到這些真實的“請戰書”以后，“參與感”和“現場感”十分強烈。紙、墨、印泥這一物質化的實物，在經過醫療團隊元素整合以后，賦予其新的內涵，代表的是聯防聯治、群防群治，其所包含的感召力經由微信朋友圈以及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等新媒體轉發以后受眾的視覺中心迅速轉移到該事件上，由此引發了“圍觀”。圍觀受眾類別包括醫護人員、留在中國的外籍人士以及其他行業的從業人員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醫護人員和留在中國的外籍人士。醫護人員這一群體的關聯性強，參與度高，受其職業性質的影響，疫情爆發一線人員卷入度最高，他們使用的媒體工具例如微信、微博等會迅速延伸媒介空間的邊界，這些非自然地邊界會隨著受眾的參與度以及媒介傳播而進一步延伸進行二次發酵，這里的媒介空間實際上類似于尼克所說的“公共空間”，“把媒介看做公共交流空間，作為公眾的一員……有權進入其中”③。醫護人員通過回帖、點贊、轉發等不同的形式進入這一媒介空間。例如共青團委在發表“請戰書”的微博以后，有醫生回帖“同濟醫院第二批志愿報名已經滿員了”。作為物理空間的醫院支援隊伍的人員配置及選擇并非是一般公眾能介入的，但是對于媒介構建的公共交流，公共場所，一般公眾可以隨意進出，將這一邊界“自然和合法化”，由此公共權力的提升在此體現。留在中國的外籍人士他們的“請戰書”有中文版、英文版及其他語言等眾多版本，例如骨科醫學研究生萊東翰的雙語版“請戰書”。之所以外籍人士具有特殊性，是因為他們的擁有“選擇權”，即可以選擇離開中國，返回自己國家，等疫情結束再來中國。他們并不受外在因素（經濟、居住、親人）和內在因素（道德約束、情感因素）等制約，最終他們選擇“參與”，并且在“圍觀”的基礎上申請 “請戰書”，從而進入到中國的“疫情事件”媒介公共空間之中。這種從被動“參與”變化為主動參與，進而轉化為“媒介行動”的行為進一步延伸了“公共空間”的邊界。無論是歐洲還是非洲并沒有這種按手印的“請戰書”文化，這一因抗疫而形成的“媒介儀式”因媒介傳播進一步擴散，“請戰書”同時也是一種文化表達，是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的提升。

1.2 結構化整合

在第二個層面，“請戰書”不再是某支醫療隊或是個人請戰書的單一呈現，而是通過整合的方式出現。以“某省”或者“某行業”的抬頭出現，因此，其感召力和影響力進一步提升。由此媒介儀式構建的公共空間雖然仍是點對面的傳播形式，但是其呈現的時間和空間發生了轉變，“請戰書”不再是醫療團隊出發前的“儀式”，成為了集體精神的符號化表達，其“記錄”內容不再是個人或是某支醫療隊的單獨行為，而成為了一種集體化的展演，因此呈現出精神共鳴和文化共振的態勢。人民網軍事2月3日在抖音上傳“抗疫一線軍人的請戰書”，該請戰書以“宣讀”的方式將“請戰書”呈現在受眾面前，為軍人發聲。而河北日報、經視直播、航空工業等也在抖音上傳“請戰書”分別為河北醫療隊、武漢鐵運、航空發聲。此時請戰書內容在固定符號基礎上出現了結構化整合，該整合從形式和內容上突破了原有的時空的界限，從而公共空間的溝通和影響范圍進一步拓展。從形式上看，一方面是量變引起的質變，上百封請戰書剪輯快速閃過，帶給受眾視覺沖擊的同時，加深受眾記憶，假設每封請戰書都是一次媒介儀式的展演，那么上百封請戰書反復出現，受眾將儀式化過程反復經歷，“參與感”更加強烈，呈現“時空一體的沉浸式體驗狀態”④。另一方面，請戰書以“宣讀”的方式呈現，將意向更加具化，將固定文字轉化為聲音這一延展性符號，結合抗疫畫面，加深受眾的“現場感”和“帶入感”。從而對媒介儀式空間進一步“鞏固”③。從內容上看，請戰書所承載的除了“若有戰，召必回，戰必勝”的信念以外，還有一種身為中國人的認同感和集體榮譽感。以“抗疫一線軍人的請戰書”為例，請戰書誓詞宣讀同時，畫面隨之變化，既有簽署請戰書的畫面，同時也有軍隊整裝待發的畫面。受眾在觀看視頻同時會產生身份認同，每位關注者，實際上都在參與“請戰”的過程。通過分析視頻的回復可以進一步加深對身份認同的理解?；刭N受眾可以初步劃分為兩類群體，一類是軍人，一類是普通受眾。作為軍人，“我的老部隊，荊州支隊”這一回復體現出強烈的認同感和集體榮譽感，在看到這一場景時，對自己曾身為這一團體的一員感到由衷的自豪。作為普通受眾，對視頻底下的回復“這是一支人民的可靠軍隊”，“人民感謝中國軍人！抗擊一線的軍人加油！”這里“人民”這一稱謂實際上是一種身份的認同，與“軍人”的稱謂相對應，是對身為“中國人”身份的自豪。受眾線上身份發生了轉變，成為了“人民”，并且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無論線下他們的角色是員工、領導、父親、兒子……或者其他身份，現在，在觀看這一視頻的時間，此時此刻，他們的身份都是“人民”。因此，媒介構建的“公共領域”中，受眾沒有地域、權力和年齡之分，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人民”?；靥谐霈F最多的內容是“中國加油！武漢加油！”“祖國萬歲”，這一回復以“人民”的口吻敘事，構建了共同語境。

1.3 儀式框架的構建

“請戰書”的結構化整合，在意向層面的基礎之上“對更宏觀的價值觀的合法性進行確認和傳播”③。在這一層面，“請戰書”成為受眾記憶與價值觀勾連的橋梁，它將受眾當下的價值觀與過去的記憶相結合，“在‘儀式’的語境中進行框架”③。請戰書由點到面，由內而外“框架”社會價值觀。請戰書文本“若有戰，召必回，戰必勝”強調的是核心價值觀及身份的認同，即對是“中國人”的肯定和認同，同時也是對自我認知的肯定，在這一框架里，其所暗含的根本價值進一步加深，不論是“參與者”，還是“觀看者”其潛意識都在被媒介儀式構建著社會觀。當然在構建的過程中會出現沖突，例如共青團委1月23日發布的微博后面回帖有質疑的聲音，擔心醫護人員的安危及物資是否有保障等問題，這表面上看是意識形態的沖突，但所暗含的仍是在該媒介儀式框架的社會意識形態問題，因為請戰書的儀式本質上屬于來意識形態層面，是一種象征，這一象征性的概念是“抽象化的理念凝結”③，依靠的仍然是社會經驗本身。

2 媒介儀式的黃金時間（特殊時間）

根據疫情爆發情況請戰書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即為1月23日至2月4日，這是武漢疫情剛剛爆發以及物資缺乏階段，這一時間受眾焦點集中，媒介集中報道，構建的儀式空間邊界清晰，儀式框架基本構建成功。第二個階段是武漢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而境外輸入病例激增，時間集中在3月26日至4月中旬。這時不少醫療團隊是“二次請戰”，文本表達為“剛結束隔離又開始新一輪戰斗”。在此之前，隨著武漢疫情得以控制，全國范圍內的疫情情況好轉，國民視線發生了轉移，受眾將“焦點”轉向了國外，尤其是境外居住人員。如“許可馨事件”“小留學生歸國事件”，諸如此類事件吸引了受眾注意。正如尼克所說“在當代世界里，所有或者幾乎所有同在的時刻都被影響著各個表達空間的媒介權力結構占領了”③。每一個媒介事件所構筑的權力空間都是“公共場域”它存在著“集中地建構”③的時刻，這一時刻即為“特殊時間”，隨著受眾事件中心轉移，媒介轉向，儀式框架也會自動消失。請戰書所構建的媒介空間邊界也是如此，當“表達權力”轉移時，空間逐漸消亡，而當“二次請戰”的請戰書出現時，受眾再一次“聚集”，此時的媒介又一次框架了社會空間，雖然權力存在流動性，但這一流動性有跡可循，必然受制于特殊的時間，“請戰書”的黃金時間也正是其框架社會交往的特殊時間，在此期間內，受眾再次獲得賦權，從而形成集中性的表達和集體意識，喚起受眾記憶，形成“習慣”“固定化”表達⑤，例如二次請戰書正是在第一次請戰書的基礎上的延伸，不僅僅具有第一次請戰書的符號化形式，同時在文本表達層面又表現出新的特征，語言更具感召力。

3 結語

一封抗疫“請戰書”能引發上百萬的關注，在實現記憶召喚的同時構建著共同語境，集中參與的“觀看者”其潛意識都在被媒介儀式構建著社會觀，這種構建即是一種 “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的感知，同時也是借由自我賦權實現的媒介權力的轉化。這種轉化必然受限于“特殊時間”，并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一定的流動，由于媒介儀式的“召喚”作用，以及儀式的“現場感”和“參與感”，媒介儀式所構建的空間會生成又一新的范式與模糊化邊界，從而再次框架社會交往。7月中旬的抗洪搶險，“請戰書”這一形式再次活躍在媒體上，再次構建了新的“公共空間”，是受眾實現政治參與的新的空間。作為符號化的請戰書借助于互聯網作用于不同場景，其暗含的是公共話語體系的建構，從而實現了媒介權力的轉移。筆者認為，通過“請戰書”的研究，對于理解“媒介中心”及在媒介構建的公共環境中的社會交往，能提供研究路徑和思路。

注釋

①Couldry N，Hepp A.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Contexts，traditions，arguments［J］.Communication Theory，2013，（23）.

②李紅濤，黃順銘.新聞生產即記憶實踐——媒體記憶領域的邊界與批判性議題[J].新聞記者，2015（7）：41.

③尼克·庫爾德里.媒介儀式——一種批判的視角[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10）：62，76，81.

④蔡斐.疫情場景下的視覺凝視與身份認同——基于武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云直播”的觀察[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20，22（3）：97-104.

⑤約翰·斯圖爾特.溝通之橋：人際傳播經典讀本（第十版）[J].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7（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