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內在覺醒：我們何以需要中國精神

左亞文 常晨晨

摘要：自近代以降，中華民族在外部挑戰和內部變局的雙重沖擊下，其精神經歷了一個通過自身反思而曲折向前行進的過程。在當今中國的歷史變革中，我們重提“中國精神”，乃是中華民族精神自我演進的規律使然。精神是一個民族的內在靈魂，當改革進入到一定階段特別是抵達核心領域時，在觀念革新中的精神重建本身成為改革的任務和目的，于是，思想的嬗變和覺醒與精神的回歸和重建在人的“類本質”的基礎上真正內在統一起來。從思想精神的解放開始，最終歸于精神自身的構建，這是一條精神的自我認識和自我發展之路，也是一個社會改革和建設所必經的時代邏輯。

關鍵詞：中國精神;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精神反思

基金項目：中央高?；究蒲凶灾黜椖俊啊渥x經典’與研究生理論素養的提升”（項目編號：2014WT031）;武漢大學黨的十九大理論創新專項課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及其時代意義”（項目編號：2018WT010）;中央高?；究蒲凶灾黜椖俊皩崿F中西馬對話和融通的內在機理及其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17WT036）

中圖分類號：B023.2?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21）12-0046-07

據說在古希臘德爾斐的神廟上，鐫刻著這樣一句名言：認識你自己。后來，古希臘圣哲蘇格拉底將其作為自己哲學研究的神圣使命。也許有人認為，一個人對自己應該是最為了解的。其實，正如一些哲人所說的，“熟知的東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東西，正因為它是熟知的”①，“對于人最初的和最接近的東西乃是最后的和最遠的東西”②，“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中庸》）。對人來說，可能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一個人是這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是如此。

在世界歷史上，幾乎每個民族在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對其思想意識、精神文化、發展狀況其實缺乏自我認知。我們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文明起源最早的民族之一，但是，在數千年的古代社會、甚至直至改革開放前，我們對自己就缺乏正確的認知。眾所周知，鴉片戰爭前后的林則徐作為開明派人士，組織翻譯了《四洲志》和《海國圖志》，才讓更多中國人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英、法、美等其他國家。在這之前，清朝的滿朝文武包括道光皇帝在內，對西方世界的認知幾近淺薄。只是在鴉片戰爭、特別是中日甲午戰爭遭受慘敗之后，才促使中國的仁人志士痛定思痛，開始進行沉痛的自我反思，而中華民族的精神正是在這種自我反思中逐漸得以覺醒。

一、近代中國民族精神反思的三個階段

對于精神的自我反思，黑格爾作過深入的研究。他把反思按照其認識的進程區分為三種類型。首先是外在的反思，即對事物外在表象形態的一種認識。黑格爾指出，這種表象的認知“固然處處都以矛盾為自己的內容，可是它不能意識到矛盾;它始終是外在的反思，外在的反思是從相同轉到不相同，或者從否定的關系轉到各種有差別的規定的內部的反思性。外在的反思從外部使這兩種規定相互對立，它所注意的只是這兩種規定，而不是它們的轉化，但轉化卻是本質的東西，本身就包含著矛盾”③。這就是說，外在的反思雖然以矛盾著的事物為研究對象，但卻意識不到這種矛盾。它遵循A=A的形式邏輯，將同一與差異對立起來，甚至視矛盾為非法。當然，這種認知若向前進展，可以轉化為“思維的理性”或“理性的思維”。

其次是機智的反思，即開始認識到事物內在矛盾的否定性思維?！皺C智的反思則是抓到矛盾、表達矛盾的。的確，機智的反思雖然沒有表現事物及其關系的概念，而且只以表象的規定作為自己的材料和內容，可是它畢竟將事物置于那包含著事物的矛盾的相互關系中，從而使事物的概念通過矛盾透露出來?！雹?黑格爾又把這種思維稱之為“否定性思維”，即思維通過揚棄外在反思的直接性，透過表象而進入本質。因此，這種思維開始把否定性帶入到原有的直接同一性之中，于同一中看到了對立，在肯定中看到了否定，這是其高于外在反思的合理性和進步性之所在。但是，他還不理解這種矛盾，甚至把這種矛盾看作是一個不可克服的兩難困境，因而陷入懷疑論和不可知論之中。黑格爾認為，西方哲學史上的芝諾和康德對于“矛盾”的否定性論證，就屬于這種“機智的反思”的范疇。黑格爾肯定芝諾的辯證法“掌握了我們空間和時間觀念所包含的諸規定;他曾經把它們（即時空的諸規定）提到意識前面，并且在意識里揭露出它們的矛盾”，然而他卻得出了否定這種矛盾的結論;而“康德的‘理性矛盾’比起芝諾這里所業已完成的并沒有超出多遠”⑤。

再次是理性的反思，即在進一步揚棄“機智的反思”基礎上將矛盾的對立面內在統一起來的辯證思維。按照黑格爾的說法，這種“思維的理性，可以說是使有差別的東西的鈍化了的差別尖銳化，使它們達到本質的差別，達到對立。只有這樣，達到矛盾尖銳化的多樣的東西在相互關系中才成為活動的和活生生的，并且才能在矛盾中獲得否定性，即自己運動和生命力的內部的搏動”⑥。這種思維的特點，一是將抽象的差別深化為本質的差別即具體的差別，從而達到矛盾對立;二是在事物本質自身的內在矛盾性中“獲得否定性”，而這種否定同時是一種自我揚棄和自我回歸，并且成為事物“自己運動和生命力的內在搏動”的源泉和動力。至此，反思才達到了“思維的理性”或“理性的思維”的高度。

一般認為黑格爾對反思的這種反思過于抽象，使常人的理智難以理解。但如果將其應用到中國近代人們精神自我覺醒和自我反思上面，那就生動鮮活且恰如其分。因為這一自我覺醒和自我反思的過程正好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是外在或感性的反思階段。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整個社會——上至朝廷下至庶民百姓，都沉浸在“華夏至上”“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林則徐在戰前乃至戰中給道光帝的奏折中曾說：“夷兵腿足裹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可用竹竿將其鉤倒”;還說：“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手刃數夷，即鄉井平民，亦盡可制其死命?！雹?直到真正打了敗仗，而且敗得十分難堪之后（7000西洋兵打敗了一個帝國），才開始認識到自己的落后，因而感慨清軍“器不良”、“技不熟”，無法與西方海軍對抗。這一殘酷事實使他深切感到必須了解西方和學習西方。他主持節譯了英國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編成《四洲志》，向國人介紹世界各國的地理和歷史情況。爾后，又委托好友魏源在《國洲志》的基礎上編成更加詳備的《海國圖志》。該書在“序”中就明言：“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雹?無疑，這種認識相對于過去的愚昧無知是一種進步，開始承認了自己的落后。但這種認識還是十分膚淺的，因為它只看到了西方物質層面的先進性。借用黑格爾的說法，至多只能說是一種“外在的反思”。

二是知性或機智的反思階段。這以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洋務運動（1861年—1894年）為標志。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促使朝廷中的一些開明人士決意向西方學習，以達富國強兵之目的。在朝中重臣奕、文祥和地方大吏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的倡導和組織下，開始了以學西器、西藝為中心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故又稱自強運動。

在理論上，洋務運動的基本主張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最早提出這一思想的是晚清思想家馮桂芬。他在其《校邠廬抗議》一書中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⑨。后來早期維新派人物鄭觀應也說過：“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雹?這里的所謂中學，主要指君主專制的基本制度及其倫理道德和綱常名教;西學是特指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及辦報、譯書、學校、變科舉等諸事。前者作為“本”是不能變的，后者作為“用”是可以權變的。對此，張之洞所作《勸學篇》專門對“中體西用”作了系統的論證。

張之洞承認遇此“千古未有之變局”，欲變法未嘗不可，問題是變什么？如何變？如果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則“法未行而大亂作矣”。他所謂不能變者，道之本也，即三綱五常之類;可變者，器也，工藝器械之類。他明確地指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觳蛔兊酪嗖蛔冎x，本之?！ト酥詾槭ト?，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實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婦平權之說不可行也?！眥11} 張之洞的這個觀點也是當時朝廷的觀點，因而受到清政府的高度贊揚。

應該說，洋務派的思想相對于前一個階段僅僅只認識到西方外在器物先進的觀念是一個進步，它開始提出了變革中“體”與“用”、“道”與“器”、“本”與“末”的矛盾，但卻未能解決這種矛盾，反而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之中不能自拔。

三是理性或思維的反思階段。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強烈地刺激了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和統治集團內部的一些開明人士，他們如大夢驚醒，深感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于是提出維新變法的主張。

如果說在鴉片戰爭之后，當時的中國還只有少數人有朦朧的民族覺醒意識，那么，中日甲午戰爭之后，當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國人才開始產生了普遍的民族覺醒意識。誠如梁啟超所說：“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眥12}

維新派與洋務派的不同：一是提出全面變法的主張，不僅要變器，而且要變道。他們尖銳地駁斥“中體西用”的觀點，指出這種把體用對立起來的做法如同“以牛為體，以馬為用”{13} 一樣荒謬。二是明確提出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戊戌變法的失敗證明維新派想通過朝廷自身實行自我變革的這條道路是行不通的。

于是，形勢的發展把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推到了歷史的前臺。革命派的基本觀點是：清政府是“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局部的修補是無濟無事的，必須予以推翻{14};運用自上而下的“和平方法”已“無可復施”，“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15}，即須以革命的方式來達致目的。終于，在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首義為標志，辛亥革命在歷史的必然和偶然的交錯中爆發了，延續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終于宣告結束。

從精神反思的邏輯來看，進入理性反思階段也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已經在認識上把原來被人為分割的道與器、體與用、本與末重新統一起來了，但是，精神的運行最終要達到自我認識，必須進一步深入到對觀念、精神自身的自我反思。這是思之思，即對思想本身進行思想，或者說對精神本身進行反思。

在經歷了辛亥革命的失敗和軍閥割據的矛盾進程之后，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終于認識到這樣一個道理：以往少數先知先覺者的救國斗爭之所以成效甚少，乃是因為中國國民的冷漠和愚昧，因此，“欲圖根本之救亡”，必須改造中國的國民性，來一場新的啟蒙運動，使人們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個運動后來被稱為新文化運動。

這個運動始于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李大釗、魯迅、胡適等都是該雜志的編輯部成員和主要撰稿人。該雜志的宗旨是：“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志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标惇毿愫髞斫忉尩?，他們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清除舊思想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是由于在中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若國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16}。

基于這種認識，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喊出了“破除迷信”“求得思想的解放”的口號，高舉“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這兩面大旗，提出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作為文化革命的歷史任務。

其實，文化精神的自我反省最早可追溯到梁啟超于1899年發表的文章《中國魂安在乎》。在該文中，他首次提出了“中國魂”的概念?！拔嵋蛑郧笪宜^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今日所最要者，則制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眥17}

進入20世紀，“重鑄國魂”的討論成為一個時代話題，更多的仁人志士加入到“國魂”“國民性”“立國精神”“中國文化精神”“國民之元氣”等問題的討論當中。清末怪杰辜鴻銘在其著作《中國人的精神》中，通過將中國人與美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的比較，揭示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釋了中國文化的精髓和價值。他把中國人的性格和中華民族的特質概括為“深沉、博大、淳樸、靈敏”。

在新文化運動過程中，以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不僅對中國國民性進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而且力圖以民主和科學為參照，構建新的民族精神和國民性。李大釗就曾明確指出：“我認為一切解放的基礎，都在精神解放……所以我們解放運動的第一聲，就是‘精神解放’?！眥18}

總之，縱觀這一時期，新文化運動所開啟的道德革命、文學革命以及深刻的國民性批判等，大大深化了對于中國精神的理解。但勿庸諱言的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因矯枉過正，也出現了一股文化激進主義思潮。如胡適提出“全盤西化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封建時代的文化”“罪孽深重”，因而必須死心塌地向西方學習，實現充分西方化、世界化（他后來用“whole hearted modernization”，即充分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魯迅也一度持這種觀點，提出線裝書最好一本不看。這些都是過激之論，并不代表新文化運動的主流，也并不代表這些文化激進主義者的全部思想（從胡適后來的文章和演講來看，他提出“整理國故”，并未完全拋棄傳統文化）。

由上可知，在西方堅船利炮的威逼之下，中國人民精神的自我覺醒和自我反思經歷了從外在反思，經過知性的反思，最終達到理性的反思的過程，而理性的反思所得出的最后結論就是回歸到精神和觀念本身，即從人的本質世界的最深處——內在精神世界中尋找一切現實問題的終極根源，這就是新文化運動思想啟蒙與解放的偉大歷史意義。

二、精神運演的曲折行程

新中國的成立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篇章。但在一個東方落后的農業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注定要走一條充滿荊棘的艱難曲折之路。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我們所經歷的艱難探索之路，又無情地以壓縮的形式重演了中國近代史上精神發展的痛苦進程。從邏輯演進的過程看，它似乎也以近乎宿命的形式經歷了反思的三個階段。

首先是外在的反思。在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之前，由于長期實行封閉和半封閉的對外政策，國民對西方世界也幾近無知。只是在開放的大門打開之后，我們才睜眼看清了外面的世界，終于認識到已落后于西方國家的現實。于是，我們開始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這個階段相當于外在的或者感性的反思階段。

其次是知性的反思。這個階段約始于1987年黨的十三大。十三大報告有諸多突破。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我們開始超越了黨的十二大提出的“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維框架{19}，提出了計劃與市場統一、“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應有機結合的改革思路{20}。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之后，進一步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黨的十六大則明確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又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的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以進一步強化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在對于整個改革的判斷上，繼鄧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之后，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指出改革開放“就其引起社會變革的廣度和深度來說，是開始了一場新的革命。它的實質和目標，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同時相應地改革政治體制和其他方面的體制，以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21}。由于這個階段的認識已經超越物質技術的層面，深入到了體制變革這個深層的本質，所以，我們把這個階段定位于知性的反思。

再次是理性的反思階段。這個階段開始于2002年黨的十六大。在十六大報告中，首次把“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作為一部分獨立出來，并將其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來加以認識。報告指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碧貏e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堅持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思想，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著這個民族精神。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22}。

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重大命題和戰略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即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第一次把“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納入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中作為其重要內容。

在此基礎上，十八大報告提出了更加簡明扼要和便于傳播踐行的12個詞、24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就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精神在當今時代的集中體現。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3年3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中國精神”。他說：“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魂?！眥23} 2015年1月19日，教育部發布的《中等職業學校德育大綱（2014年修訂）》把中國精神教育納入其中，要求加強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加強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教育，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以及中共黨史與國情教育。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斷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當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精神等這一連串“精神名片”在中國政治和理論舞臺上陸續出場時，它所標示的實質上是我們這個歷史悠久而又多災多難的民族其精神的自我回歸和自我覺醒。

從一部苦難的中國近代史可以看出，民族精神的自我覺醒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有反復、曲折、彷徨、蹉跎，其運行必然會遵循辯證發展的邏輯，這也許是一個永恒的過程。

三、我們需要中國精神的理由和根據

我們何以需要中國精神？概而言之，其理由和根據有如下幾點：

第一， 它是精神發展的邏輯必然，而非主觀的憑空構建。當我們問“何以需要中國精神”時，并非一種一廂情愿的主觀愿望，而是中華民族精神自我運動、自我發展的客觀規律或邏輯必然。這不是你想不想要、愿不愿要的問題。不管你主觀上愿意與否、喜惡也罷，精神都會遵循其內在的客觀邏輯，從那盲目的自在的“實體性原則”中解脫出來，通過自我反思達到自覺自為的覺醒。我們所要做的，不過是順應這一歷史的邏輯，自覺地成為中華民族精神之當代實現即時代精神的承擔者和踐行者。

精神的發展是有其客觀規律的，它不是一種簡單的累加的過程。正如黑格爾所說，傳統的民族精神“并不僅僅是一個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過來的忠實地保存著，然后毫不改變地保持著并傳給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過程那樣，在它的形態和形式的無限變化與活動里，仍然永遠保持其原始的規律，沒有進步”;也并非“一尊不動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離開它的源頭愈遠，它就膨脹得愈大”{24}。精神的發展遵循著矛盾的法則。當舊的精神發展到一定階段，其內在墮性力量日益增長，終將自己封閉起來，從而隔絕了與外界的信息和能量交流，特別是阻斷了對外界挑戰的積極回應。于是，精神在盲目的自滿自足中走向衰敗。一當外在的新的力量在必然和偶然的機緣中從天而降，并突破堅硬的外殼，深入到其內在本質時，原來陳舊的僵死的精神結構就會因強烈的刺激而發生劇烈的嬗變，從而在精神的重構中形成新的民族精神。

因此，精神的嬗變和重建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偟膩碚f，它是內在和外在、主觀和客觀、歷史和現實、必然和偶然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外在挑戰的激發和催化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歷史主體能動的選擇和變革則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自近代以降，伴隨著中華民族近200年艱難求索的歷史進程，其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日益得以成長壯大，成為支配著近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強大精神力量。欲深入理解中國精神及其建構的重要意義，首先就需要懂得其內在運演的時代邏輯，然后將其放置于這一歷史的邏輯中去加以解讀，才能深刻地認識其生成和建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二，它是一個民族的內在靈魂，而非歷史的外在力量。一般認為，一個民族的精神是這個民族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條件在人們心理中的反映和表征，其作用不過是反過來從外面加速或延緩事物的發展罷了。長期以來，我們把這種觀點看作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但實際上，這種解釋有違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人類社會是一個由諸多要素構成的耦合互動的有機系統，其中要素與要素之間、要素與系統之間、要素之間與要素之間彼此既交互作用又相互滲透，形成高度復雜且無窮無盡地變動發展的開放系統。在這個有機系統中，每一個要素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與其他要素處于“全息”式的交合之中，同時又“全息”式地反映其他要素和整個系統的特性。因此，系統中任何一個要素都不能脫離其他要素而單獨運行。

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看，情況也是如此。馬克思從解剖市民社會入手，將人類社會劃分為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三個層次，并具體分析貫穿其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對基本矛盾的運動，從而揭示了歷史發展的內在機制和本質規律。但如果我們深入剖析兩對基本矛盾的內在關系的話，就會發現它們之間是相互交融的，生產力中既包含了生產關系，也包含了上層建筑，那種認為生產力離開上層建筑也可以獨立運行、上層建筑只是通過“經濟基礎”這個中介才能對生產力發生反作用的觀點，是不符合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原意的。

除此之外，人類社會與自然界還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在自然界，主要起作用的是那些原生的有機或無機的物質，這些物質也處在永恒的運動和變化的過程之中，但這一切“全是不自覺的、盲目的動力，這些動力彼此發生作用，而一般規律就表現在這些動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中，無論在外表上看得出的無數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證實這些偶然性內部的規律性的最終結果中，都沒有任何事情是作為預期的自覺的目的發生的”{25}。至于自然界的生物，它們仍然局限在自然進化所預先規定好的范圍內來維持自己的生存，不可能反過來改造自然界，創造自然界里所沒有的東西。但自從人類在這個世界上誕生之后，這種關系就發生了質的變化。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在于他能進行生產勞動，通過改造自然界而獲取維持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生活資料。

這里的問題在于，人類的生產勞動是以精神智慧為前提的。人類的精神智慧沒有進化到一定的程度，是不可能制造出哪怕是一把最粗糙的石斧或石刀的，更不可能從事更為復雜的生產勞動。然而，人類的精神智慧又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在人類漫長的勞動實踐中逐步積淀而成的，二者很難在時間上區分誰先誰后。因此，可以說，人類因生產勞動使自己終于告別了自然界，也同樣因具有超越于動物的精神智慧而成就了“人猿相揖別”。

若從這個維度來觀照人類歷史的話，精神同樣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當我們說物質生產力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時，也就自然地肯定了精神智慧的動力作用，因為物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精神智慧的產物。同時，社會歷史的主體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理性的存在物，不僅人的物質實踐活動是由人的精神理性來支配的、人的實踐活動的能力是由思想和精神的發展水平決定的;而且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和文明進步也是由特定的“民族精神”推動的。黑格爾曾指出：“每一個階段都和任何其他階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則。在歷史當中，這種原則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種特別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這種特性的限度內，具體地現出來，表示它的意識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個的現實。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體、民族的倫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風俗、甚至民族的科學、藝術和機械的技術，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標記。這些特殊的特質要從那個共同的特質——即一個民族特殊的原則來了解，就像反過來要從歷史上記載的事實細節來找出那種特殊性共同的東西一樣?！眥26} 盡管黑格爾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但他關于特殊精神原則是一定歷史階段內在靈魂的思想則具有其合理性。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也明確強調：“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向前?！眥27}

然而，過去我們對此研究不夠。但自從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當今世界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特別是十七大報告正式提出“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命題之后，一個時代的精神作為一個民族的內在靈魂和根本命脈，是推動社會發展強大精神動力的觀點已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之中，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了。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中國精神又被重新推到了歷史的前臺。

第三，它是當今中國時代發展的亟需，而非一時的應景之作。列寧曾指出：“因為具體的社會政治形勢改變了，迫切的直接行動的任務也有了極大的改變，因此，馬克思主義這一活的學說的各個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別提到首要地位?！眥28} 今天，中國的改革已進入新時代，其面臨的國際形勢更加復雜多變，國內改革和建設的任務更加繁重。如果說在改革的前期其著力點在經濟建設領域的話，那么現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經提上議事日程，這就是我們常常所講的，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就一個社會系統來說，其作為“硬核”的“深水區”在哪里呢？根據文化哲學的觀點，社會從內至外包含三個層面，最里面的一層是“精神”，即文化的認知和價值理念，中間的一層是制度文化，最外面的一層是物質文化;無論制度文化還是物質文化，都是作為精神文化的外化或對象化。我國改革所遵循的是由淺入深、從易至難的原則，即首先從物質領域開始，對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變革，繼而對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進行改革，而最終將走向歷史的深處——觀念和價值的內核。這就是為什么2002年黨的十六大之后文化建設被提到重要議事日程的深層原因。

縱觀中外歷史，凡屬重大的社會變革，思想和觀念的解放必然充當開路先鋒。我國的改革就是如此。1978年年中所掀起的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就為我國改革開放新時代的開啟發揮了理論先導的作用。這之后，在改革的每一個歷史節點上，思想觀念的創新都扮演了重要的引領角色。

當改革進入到一定階段特別是抵達核心領域時，在觀念變革中的精神重建本身將成為改革的任務和目的。在這里，思想的嬗變和精神的覺醒與精神的回歸和重建將在人的“類本質”的基礎上真正內在地統一起來。從思想精神的解放開始，最終歸于精神自身的構建，這是一條精神的自我反思、自我發展之路，也是一個社會改革和建設所必經的時代邏輯。

注釋：

①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0頁。

② 費爾巴哈：《費爾巴哈著作選集》上卷，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596—597頁。

③④⑥ 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8、148—149、149頁。

⑤{24}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293、8頁。

⑦ 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林則徐集·奏稿》中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676頁。

⑧ [清]魏源：《海國圖志》（上），岳麓書社1998年版，《海國圖志原敘》第1頁。

⑨ 熊月之編：《馮桂芬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頁。

⑩ 《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頁。

{11} 張之洞：《勸學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5頁。

{12}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13} 《嚴復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頁。

{14}{15} 《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54、52頁。

{16} 《青年雜志》1卷1號，1915年9月15日。

{17} 《梁啟超文選》，四川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頁。

{18} 《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9頁。

{19}{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461—462頁。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154頁。

{22} 《十六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頁。

{23} 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3月18日。

{25} 恩格斯：《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頁。

{26} 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104—105頁。

{27}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7—48頁。

{28}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頁。

作者簡介：左亞文，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湖北武漢，430072;常晨晨，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2。

（責任編輯? 胡?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