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高水平大學師范生如何詮釋“成功”的思考

殷越

摘 ?要：當大一師范生走出高中時期較為普遍的“分數至上”的評價機制后，如何定義大學生涯的“成功”，對其未來的成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本研究以某校大一師范生為調研對象，通過研究“超星學習通”軟件的課上互動發現，大多數學生仍然以在高校制定的考核規則中的勝出為成功最重要的標準，尤其是在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掌握程度上。但也有學生試圖跳出高校的評價體系去探尋個人的興趣和目標，或者將個人主觀情緒的良好體驗視為大學生涯的成功。只有較少同學將“成功”與青年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相關聯。因此，高校教師和相關教育工作者需針對學生關于“成功”的價值觀念進行合理有效引導。

關鍵詞：師范生;價值觀念;成功

中圖分類號：G655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7164（2021）45-0019-04

《績點為王：中國高校年輕人的囚徒困境》于2020年發表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文中，北大和清華大學的學子多是各省市高考成績的佼佼者，他們擁有著令人艷羨的學業資本和想象中光明的未來。北京大學劉云衫教授通過研究發現，這些最聰明的年輕人在極度競爭中，對成功的渴望已經壓倒了成長本身，使得他們精疲力竭。張明（化名）在訪談中提到自己“感覺到整個校園、整個社會到處都是巨大的尺子，從天連到地，所有人都在尺子上，拼命向上爬，時刻能看到自己所在的位置”[1]。張明和他的同學們在自覺或不自覺中擁擠到同一個賽道上，認為只有這個賽道上的勝出者才是真正的成功者。鑒于此，本研究對東南沿海地區一所“211”高校的大一師范生對大學“成功”的理解展開調查和研究。

一、研究背景與過程

大一是學生從高中過渡到大學的重要時期，進入新環境后，學生將會面臨來自學業和生活的諸多挑戰，個體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在這一時期得到深化甚至重塑。高校師范生多將會成為未來的教師，他們如何去認識和解讀“成功”，也許不光影響個人未來的發展，還將影響他們的學生。所以，了解學生在這個價值相對多元的時代如何詮釋“成功”，對高校教師在教學中真正走進學生內心、從而幫助學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大多數學生手機上普遍安裝了“超星學習通”軟件以配合線上學習。在2021春季的線下課程中，本研究發現該軟件仍可以較好地輔助教學，促進線下課堂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軟件中設有討論功能，教師可發起討論話題，學生可在討論板中暢所欲言且相互點評。結合課程需求，本研究發起了“你是如何定義大學生活中的成功”的討論問題，給學生8分鐘左右的思考和作答時間。研究共選取了東南沿海一所知名高校某班級的59名大一師范生，呈現與分析研究對象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結果。

二、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高?？己隧椖恐械膬瀯?/p>

有近半數的同學在定義大學中的成功時提到了對學業成績和專業知識的掌握，如“學習成績好”“成績優異”“優秀的成績，學習到了對自己有用的東西”“掌握了課上的知識，能夠學以致用，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而如何算作“成績優異”和“掌握了專業知識”，則多是依靠外部的評價做判斷，如“期末順利過關”“拿到獎學金”“學業有成，可以保研”。也就是說，任課教師評判的分數、是否獲得獎學金和保研資格是成功的顯性指標。

除學業成績外，目前各大高校對大學生的考核項目還主要包括品德素質類和創新實踐類。其中創新實踐類所涵蓋的內容非常豐富，包括全國性或區域性的各類比賽和院校級職務頭銜等諸多雜項。在新生入學教育和每學期的評優評先中，學生已經慢慢地熟悉了這些規則，并將在這些考核項目中的勝出作為定義大學中“成功”的重要標準，比如“參與各類競賽，爭取名列前茅”“社團班級混得風生水起”“積極參加各種能夠提升自己的活動，大創呀什么的完成得很好就是很厲害的了”等。還有學生意識到學業成就、品德素質和創新創業很難兼顧，從而在定義大學的成功時進行了部分的取舍，如“將學業的知識掌握牢固，水平保持中上即可。在平時積極參加活動，增長社會經驗”“成績中上，對自己大學的努力奮斗畫上完美的句號。能融入社會，在大學中已經掌握純熟的社交技巧和生存能力，脫離家長的庇佑能夠獨立生活。有具體的工作去向，在大學期間有自己的創業項目或者實習工作”等。

由此可見，學生所定義的大學期間何為成功的主流是根據學校的考核項目，即“績點”的計算規則。我國教育部于2017正式提出建設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簡稱“雙一流”）的目標，大學成績評價體系也隨之發生了十分重大的變化，開始大規模使用歐美的平均學分績點制度來評價學生的學習質量，即（Grade Point Average，簡稱GPA）。GPA的高低成為評價學生大學能力和水平最為直觀和重要的依據，評價制度改革的背后是我國高等教育功能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作為國家選拔出的精英享受國家分配工作的待遇而無后顧之憂。如今，高等教育逐步邁入大眾化時代，學歷持續貶值，大學生不再是往日的“天之驕子”。即使身處“雙一流”高校中，學生仍然會感受到優質教育資源和發展機會的有限性而陷入非理性競爭，從而引發焦慮等負面情緒[2]。此外，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師生關系也在高等教育的功能變化下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已有研究表明，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商品化，教師對學生的學業評價已然不僅僅基于能力和學業表現，學生對高GPA的需求甚至被當作消費者需求那樣得以滿足[3]。本應充滿崇高理想的大學教育逐步變成了為了實現“學習有用技能—通過相關考試—增強就業能力—獲得地位和財富”而攀爬的階梯[4]。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東南沿海某知名高度的大一師范生，他們比較容易受到學校已有制度和外部評價的影響，從而將大學中的成功與績點所考核的項目直接掛鉤。但是，僅僅是高績點未必能給他們帶來內心真正的滿足。對我國某知名高校A校2000多名本科生的調查中也顯示，高績點只能使學生獲得一時的滿足，提高學生的深度學習體驗才是學生獲得內心滿足感與成就感的根本之道[5]。

（二）找到自己的興趣或目標所在

與上述同學所定義的成功不同，有學生開始跳出高?，F有的評價機制，不追求所謂的“成績優異”，而是開始探索自己的興趣所在，如認為“掌握好專業知識，不一定每一門都很優秀，但要有自己熱愛并且擅長的科目”“有自己所喜歡的事情，加入喜歡的社團或組織”“不一定要是優秀的，在大學期間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并且能夠有一技之長，對自己的選擇很堅定，不對自己的大學四年感到后悔的人便是成功的”等?？梢钥闯?，這部分同學開始關注個人的興趣愛好并積極構建相對主觀的自我評價標準，希望在自己感興趣或者熱愛的領域有所突破，認為找到自己的熱愛并為之努力就算是成功。

還有認為在大學期間能夠明確自己的目標就是成功，如“有明確的目標，對自己的專業有一定的見解并能作用于生活”“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有自己的目標”等。步入大學生涯之前，在高考這個“指揮棒”的指引下，學生的目標感普遍比較清晰和明確，即考取理想的分數，從而進入理想的大學。但真正進入高等教育階段后，很多學生會陷入迷茫，缺乏理想信念，不清楚自己下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是什么、自己究竟想成為什么樣的人[6]。

除個體因素外，社會的變化和發展也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傳統社會里，個人的生命價值往往是由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中的集體信念來構建的，比如原生家庭的社會地位和父母工作的性質。因此，子承父業往往就會成為人們不假思索的選擇。這種選擇方式雖然沒有給予個體太多選擇的自由，但是也不會導致學生糾結、掙扎甚至是無所適從。而伴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在賦予大學生自由選擇專業和職業權利的同時，也對他們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當學生還不清楚自己未來目標的時候。這種目標感的缺失會導致很多學生陷入一種心理上的恐慌，缺乏自我定位，無法進行下一步的有效規劃，從而迷失奮斗的方向和缺乏前進的動力。

“雙一流”大學的學生也是同齡人中學業的佼佼者，他們擁有著較為聰明的大腦和刻苦的精神，但高中的學習模式使得他們多缺乏對自我的洞察。大學與高中的管理模式極為不同，大學給予了學生更多自己決策的權利和自由，但是如何使用這些突如其來的自由恰恰是需要強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的。如同威廉·達蒙在《通往目標之路》中提到的，“當一個人不清楚自己到底為什么而奮斗時，他是最迷茫的，也將無法等到滿足感?！币虼?，部分學生將找到下一個可以為之奮斗的目標視為他們心目中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擁有較為強烈的個人愉悅體驗

無論是迎合高校已有考核項目的標準，還是找到內心所愛和下一個為之奮斗的目標，都是個體面向外部世界進行的積極探索，都有較為積極的行動意義。本研究發現，有部分學生更多關注的是自己的主觀感受，認為能體會到自己對生活的熱愛、體驗到個人的愉悅與開心即是成功，比如“功名利祿并不是真正的燈塔，成功其實很樸素，找到人生的真諦，知世故而不世故，學會熱愛生活足矣”“熱愛生活，快樂充實”“生活得平安愉快就算成功”“把握好時間，不留遺憾，快樂要比煩惱多”“每天都開開心心，有永遠熱情的人生”“快樂、健康、獨立、可愛”。這些學生關于成功的定義注重于個人的主觀體驗，將情緒層面的“開心”和“愉悅”等同于成功。甚至還有學生認為“只要不曾后悔都算成功”“能夠自我滿足就算成功”，幾乎完全是遵從個人的感受，而他們對于何為“不曾后悔”“自我滿足”概念的理解是極為抽象和模糊的。

進入大學校園后，學生擺脫了高中巨大學業壓力和家庭的各種束縛，有一種對個人天性盡情釋放的意愿，不在乎外部評價標準，也不刻意進行對目標和興趣領域的探索，而是把讓自己開心快樂作為成功的標準。甚至還有學生認為大學中的成功等同于“混得開心”“玩得開心”。整個大學意義和人生的價值很有可能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步消解，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卻不斷擴張，最終容易滑向價值觀的相對主義和歷史觀的虛無主義[7]。

本研究試圖走進學生的內心，去探求他們這種對“成功”約等于“開心”想法背后的原因。研究發現，“00后”的學生從小要面對遠多于父輩的教育焦慮，承受著長久而巨大的學業壓力。我國經過40余年的改革開放，社會經濟文化都有了飛速的發展，普通民眾逐漸習慣了日益豐盈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以及階層的向上流動，這就如同羅伯特·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中描寫的美國一樣，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黃金時期，“大家仿佛都坐上了自動上升的扶梯”。經過40余年的發展，我國社會結構已經日趨穩定，教育作為傳統的上升通道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在獨生子女政策的加持下，家長對孩子學業失敗的容忍度急劇下降，無法坦然接受孩子的失敗和平庸。因此，家庭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被投入教育中，且將孩子的課外時間更多地交付于校外教培機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指出，國民教育里最好的資源都在漸漸退出，因此每個家庭為教育的市場化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價，這代學生從小就知道成績是可以靠投入金錢而換取的。但是，這樣的教育投入早已經扭曲了教育的本質，使學生因面臨來自學校和家庭的雙重壓力而不堪重負。他們在這樣緊張的教育環境中已經度過了十幾年的時間，離開家庭進入大學后往往就會陷入一段時間的自我放縱，希望與之前的壓迫感徹底決裂，轉而尋求情緒上的愉悅體驗，從而獲得某種心理上的補償。

三、討論

通過學生在“超星學習通”軟件上的暢所欲言可以看到，他們心目中大學的成功仍舊與學?！翱凕c”的考核項目緊密相關，學業成績仍是重中之重，在同輩GPA競爭中獲勝仍然是大多數同學心目中大學成功的重要標準。在這樣定義“成功”的過程中，確實有利于促進學生掌握專業知識和技能并積極參加各類社團和比賽，從而使得個人綜合素質得到提升。但是，如此定義“成功”也可能會使得這部分學生為了取得高績點而功利心太強，并將周圍同學視為競爭對手，慢慢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且當大多數學生都在這條唯一且明確的賽道中奔跑時，極有可能陷入劉云衫教授所描述的發生在北大清華校園中的“內卷”。

此外，這樣被“成功”觀念驅動的學生很難完成真正意義上的自我成長和自我認同。他們的自我價值往往建立在自己成績的高低或與他人成績的比較中，思維容易被已有的規則所禁錮從而很難接受失敗，經常感到緊張和焦慮。

相比之下，將找到自己的興趣和目標所在視為大學中“成功”的學生，由于更注重自我價值的尋找和塑造，能夠部分地脫離高校已有的評價體系，獲得某種程度上內心的自由，但是尋找的過程往往伴隨著諸多糾結與不安?；蛟S是由于高中學校和家庭的壓抑迫切地需要釋放，有部分學生將個人愉悅體驗定義為大學中的“成功”。這部分學生往往會在大學初期過得比較舒適，由于并沒有強烈的好勝心，也沒有太多探索的欲望，只是更多地關注自己當下的體驗。他們往往在入學初期內心沖突是最少的，但是隨著學業難度加大以及之后畢業壓力的襲來，若不及時調整，會在學業后期面臨諸多實際困難，嚴重者甚至會出現掛科，以至于無法順利畢業。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參與本次課堂調查的大一師范生較少將求學期間的“成功”與當代青年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相關聯，而“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8]。因此，學生自身需要對自身如何詮釋“成功”有一定的自我認識和反思，將個人的發展與國家民族的發展有意識地結合起來，從同輩競爭中的視野中走向更開闊的天地。除學生的個人努力之外，任課教師和其他高校教育工作者應在認真了解學生的想法后，有意識地對學生的價值觀念進行引導，加大教學投入，增加課后交流的時間，從而幫助學生真正擁有無悔的青春。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高等教育評價改革的背景下，本研究以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一所211高校大一師范生為研究對象，考察了他們對“成功”的理解。結果表明，他們所理解的“成功”主要是傳統的“績點”標準。這樣的認知在促進學生積極進取、努力提升自身素質的同時，也容易讓他們形成惡性競爭，最終成為錢理群先生說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讓教育更加內卷。更為重要的是，學生對于“成功”的認知呈現出單一性，這與我國高等教育乃至教育常年以來的單一化評價有極大關系。因此，在破五維的背景下，高等學校積極探索多元化的評價顯得尤為重要。部分學生能夠將“成功”與他們的興趣和目標統一，這顯示了他們的自主性，有利于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也要求學校對他們做好引導，以防忽視了學業成績?！俺晒Α迸c青年責任和社會責任聯系較少，是目前大學生存在的較為突出的問題，學校和教師應該在課程、活動等方面積極調整，引導學生開闊視野，努力承擔起青年的責任。

本研究在研究量本選取上還相對偏少，同時，本研究在對“成功”維度的劃分還比較粗糙。這些問題都有待于以后的研究深化或解決。

參考文獻：

[1] 徐菁菁，郭子介. 績點為王：中國頂尖高校年輕人的囚徒困境[EB/OL]. （2020-09-20）. https：//www.sohu.com/na/419676894 _10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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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mose，R.，Barber，L.K.. Using Undergraduate Grade Point Average as a Selection Tool：A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J]. ?The Psychologist Manager Journal，2015，18（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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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黃天慧，牛新春. 本科生滿意度、績點和深度學習體驗關系探究——基于一所研究型大學的實證研究[J]. 高教探索，2017（09）：45-49+54.

[6] 吳建華. 不當學習的工具人——從高校心理咨詢案例探析大學生“內卷”現象[J]. 亞太教育，2021（03）：65-66.

[7] 仰義方，陳沛珊. 網絡泛娛樂化現象對大學生價值觀的影響及應對[J]. 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2（04）：86-92.

[8] 習近平.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0.

（薦稿人：屈廖健，江南大學副教授）

（責任編輯：鄒宇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