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法視野下類案檢索制度研究

高嘉祥

摘 ?要：在落實司法責任制改革的背景下，類案檢索制度的出臺不僅是統一法律適用、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舉措，還是法律全球化之下西方判例法制度對中國法律系統產生“法律刺激”的結果。通過類案檢索與西方判例法制度的對比研究，可增強對我國富有特色的案例指導制度的認識和理解。文章在對類案檢索機制的落實進行分析的基礎之上，找出制度運行的現實問題和背后原因，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從平臺建設、技術完善、司法技藝等方面提供完善思路，以期更好地推動司法公正的實現和中國的法治化發展。

關鍵詞：類案檢索;司法公正;判例法;裁判規則

中圖分類號：D908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7164（2021）45-0088-03

一、類案檢索制度的理論基礎

（一）兩大法系的交流融合

普通法和制定法的關系并不像傳統英美法律界所形容的“水和油”的關系，更像是呈現出“水與乳”的融合之態[1]。傳統觀點多少充斥著一些意識形態色彩，將普通法跟制定法視為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淵源，撕裂二者之間的關系，認為普通法源于民眾社會生活，因而具有很強的規律性;制定法則根基于政策和人的意志，帶有臨時性、意志性;普通法高于制定法等等。而事實上，在法律全球化的今天，普通法和制定法早已互相滲透、相互融合。例如在英美法系國家，制定法大量增加，地位也越來越突出，一些部門法也出現了法典化。一些重要的國際條約往往也是以制定法的形式出現，這無疑增強了制定法對普通法系國家的影響?？梢哉f，兩大法系沖破彼此意識形態的隔閡而相互融合、相互借鑒，已經成為勢不可擋的時代潮流。

（二）“法律刺激”下法律系統的內部重構

“法律刺激”是德國法學教授托依布納在論及誠信條款對英國法的影響的文章中提出來的新概念。托依布納認為，法律移植潛在的隱喻是一種誤導，會讓人們的思維陷于“相互排斥還是彼此互動”的虛假的二分法之中。他主張用“法律刺激”來代替法律移植，因為當外來法律制度移植到本土之時，除了相互排斥或融為一體外，外來物發揮的基本是刺激作用，更深層次上是刺激了法律的“約束性安排”（binding arrangements），即一種外部的喧擾。他在文章中寫到，“這是一種外部的喧擾（noise），這種喧擾使得這些安排中的對話互動產生了劇烈的混亂（Perturbations），并且強迫它們進行內部重構，不僅重構它們自身的規則，而且還要重新開始重構外來因素自身?！盵2]從案例指導制度到類案檢索機制，這一系列制度不是對西方普通法系國家的簡單移植，而是受外國法律系統和運行經驗的“喧擾”。在法律全球化以及中國經濟、社會發生重大變革的今天，西方的判例法制度和域外經驗對中國的法律系統“釋放進化的動能”，讓中國司法對待判例的態度發生變化，構造出具備中國特色的案例制度和檢索機制。

（三）與中國古代判例法傳統一脈相承

當今中國，越發重視判例的作用，立法和司法都被擺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從案例指導制度的確立，到如今類案檢索制度的出臺，這一系列制度安排也是延續和發展了我國古代法律注重判例作用的傳統。在立法技術不完善的周朝，就創造了“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左轉·昭公六年》）的法律制度。從秦朝的“廷行事”、西漢的“決事比”到宋代的“例”，再到清代確立因案生例制度，判例在中國古代幾千年的司法實踐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越來越規范化。這種判例傳統，不僅證明了基于經驗主義的判例制度在中國有發展的土壤，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部分學者對中國借鑒西方判例法制度的疑慮，提高了他們對中國案例指導制度以及類案檢索機制的認可度。

（四）對我國司法領域問題的糾偏

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規范，往往是對生活事實的高度概括，具有較強的抽象性。不同的法官由于認識能力、思維能力和自身水平的不同，對法律規范的理解就會不同。再加上司法責任制改革以后，我國法官更加獨立地行使職權，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可能對法律條文的含義進行擴大或限縮，甚至直接棄之不用。相同的案件在不同法官或不同法院，裁判結果可能相差甚遠。法律適用的不統一，嚴重違背了人們內心樸素正義的價值觀，也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在這種背景下，通過類案檢索機制達到“類案同判”，正是對規范司法權的運行、構建新型審判管理監督機制的一次嘗試。因此可以說，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文法體系建立起來的背景下，依托信息技術的類案檢索制度的出臺即是對人民群眾“類案同判”呼聲的回應，又是對縮減法律規則與法律適用之間距離的一次嘗試，有助于推動我國法治建設的進一步發展。

二、類案檢索與判例法之比較

（一）制度基礎之比較

判例法（Case law）作為英美法系的重要法律淵源，即以判例為載體和表現形式的法律，其包括普通法和衡平法。遵循先例原則（the doctrine of stare decises）是整個判例法的核心內容，要求下級法院要受到上級法院判決的拘束并且還要遵循本法院先前作出的判決，這一原則讓法官能夠借鑒以往的經驗，有助于實現同案同判，也更加容易地吸收各種法律資源，因而更具開放性。

一般來說，法院的層級越高，其做出的判決就越有拘束力和權威性?？肆_斯和哈里斯（Cross and Harris）將英國的先例理論歸結為：第一，高級法院的判決應得到尊重;第二，即使就其上級法院而言，高級法院的判決也具有說服力;第三，無論高級法院的判決多荒謬，都對其下級法院具有拘束力[3]。因此，判例法機制在英國的遵循先例原則下得以嚴格落實，與其自身等級森嚴的法院體系密不可分。美國將全國劃分為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各個區之間彼此相互獨立，都擁有一套自己的審判和上訴體系。雖然在全國層面上，法院的等級性因其特殊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而被削弱，但在各省和各州嚴格的法院等級體系下，遵循先例原則還是得到了嚴格的實行。

在我國法院的組織體系中，上下級人民法院的關系并非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而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這種監督關系往往表現為通過二審、復核等程序而實現的業務指導關系。相較于英國那樣等級森嚴的法院體系，中國上下級法院之間的監督關系以及議政合一的政治體制——法院并不能侵奪立法權，決定了中國不能移植西方判例法制度，而應該建立適應于本土制度體系、法律傳統、政治基礎的案例指導制度。

（二）對待成案之比較

在英美法系國家，高級法院既決的案件往往會變成對后來法官辦案具有拘束力的先例（Precedent）。這與類案檢索機制中對待成案的差異是體制性的，后者僅僅把類案檢索范圍內的成案作為輔助法官辦案、統一法律適用的工具，并不具備法定的拘束力。雖然成案在不同的法系都能發揮其示范作用，但在英美法系國家，這種示范作用被制度化了，具有強制拘束力。例如法官在判案時可以直接在判決書中引用作為法律依據。而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先前判決的示范作用僅僅停留在事實層面，并不能放在判決書中直接引用。在類案檢索機制出臺以后，也僅僅是把“先例”作為非正式的法律淵源確定下來了。

在對成案、判例匯編方面，中國與普通法系國家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案例匯編具有很強的成文化傾向以及很強的系統性。從宋朝“斷例”盛行到元代《至正條格》中“斷例”占比近三分之一[4]，再到明清律與例合編、共同適用，反映出中國古代對待判例往往將其總結歸納，編例入典。如《問刑條例》與大明律并行適用;《明大誥》則是皇上親自裁決的判例的匯編;雍正年間頒布的《大清律例》附條例1042條。在類案檢索機制中，檢索范圍的案件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最高法發布的指導性案例以及本?。ㄗ灾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布的參考性案例。而在英美法系國家，判例是分散的，普通法的存在形式是多樣的。值得一提的是，普通法系國家也有對判例成文化的嘗試。美國法學會就曾在20世紀聚集大量法律專家歷經多年創作了《法律重述》（Restatements of Law）[5]，里面包括了大量司法判決構成的法律以及法院在應用中形成的法律。

三、反思與借鑒：類案檢索制度的困境分析和完善思路

依靠信息技術建立起來的類案檢索制度，確實為統一司法裁判、實現司法正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保障，也是建設智慧司法的重要一環。但在司法實踐中、在制度落地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和困境。

（一）類案檢索系統的信息壁壘和預測功能的缺失

在類案檢索機制出臺之前，國家就已經建設了中國裁判文書網、法信等相關檢索工具。2019年10月，最高法出臺的《最高法進一步加強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管理工作的意見（實行）》明確強調“承辦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應當依托中國裁判文書網、辦案系統、檔案系統、法信等相關檢索工具，對本院已審結或正在審理的類案與關聯案件進行全面檢索，并制作檢索報告”。辦案系統、檔案系統，主要是地方法院內部的審判管理平臺，而這個平臺又是內部的、不公開的。那么如何將各地的信息資源、案件數據進行整合便是個頗為緊要的問題。目前，各省各自為政，檢索平臺尚未實現集約管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案件檢索平臺。這種信息壁壘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對檢索結果造成偏差影響。其次，由于辦案系統和檔案系統本身屬于法院內部系統，其信息并不被外界所掌握，這就會導致法院和律師、民眾之間存在信息差。那么在面對疑難案件或者新型案件時，類案檢索機制的預測功能缺失的問題就會更加凸顯。

破解信息壁壘問題要有化整為零的思想，關鍵是建立一個能夠集合各省法律資源和法律信息的元數據庫，并且要對數據庫中的案件進行科學地分類整合，對案件的類型、來源、效力情況、審判程序等信息予以標識，增強法官的用戶體驗和使用意愿。在建設數據庫方面，國外LexisNexis數據庫、美國法院案例搜索平臺等可提供借鑒。

（二）類案檢索的案件篩選

基本事實、爭議焦點、法律適用等等是常見的類案篩選標準。通過上述標準，對于一些簡單明確的案件，可以初步完成案件的檢索，實現篩選的目的。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僅僅依靠基本事實和爭議焦點等標準，仍然會有大量的案例未被篩選掉，特別是遇到復雜的疑難案件時，還需要法官進行進一步的實質性判斷。即便使用了更多精確的關鍵詞進行檢索，也有可能只是相關關鍵詞在標題或文中有所出現，并不是與當下案件有實質相似的“類案”。在此階段的篩選過程，還需要法官在案件事實和規范之間不斷穿梭，對不同類案的事實層面和法律層面都要加以識別，無疑也增加了法官的工作負擔。這也反應了現有的類案檢索平臺并不具有高精準性和高匹配度。因此，要利用人工智能或信息技術對案件進行精準分類和標簽化處理，不僅能達到既能夠篩選出相似度較高的案件，還能提高法官使用類案檢索系統的積極性。

（三）裁判規則的提煉

篩選檢索出類案只是實現“類案同判”的第一步，而更為重要的則是類案的實質性判斷。如孫海波教授所說：“類案的根本價值在于它會為待決案件提供一種規則或標準，并且這一標準已在過去的裁判經驗中得到沉淀、凝練和檢驗，性質上接近于一種‘持續一致的見解”[6]。然而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并不存在像英美國家那樣的法律報告機制。裁判規則散見于判決書之中，有關裁判規則的內容也是較為簡便且整體缺乏體系性，這就給類案的實質判斷以及裁判規則的提煉增加了不少難度。其他法官在檢索到類案時需主動在案件判決書中尋找、歸納裁判規則。在英國，裁判規則有著它特定的存儲地和載體，即判例報告。判例報告是英國判例法的關鍵部分，它不同于判決書，實際上是對法院審判的案件、法官的司法意見以及先例的價值的報告。通過判例報告，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這個案件核心的法律問題以及裁判規則?；蛟S在這方面，中國的官方或民間可以效仿英美編寫案例報告，對類案檢索范圍內的案件有選擇地歸納其裁判規則。

四、結語

類案檢索制度的出臺，是對人民“同案同案”呼聲的回應，為統一法律適用和規范審判權的行使提供了制度基礎。這一制度與西方判例法制度有著根本不同，是立足于中國國情、政治基礎以及司法實踐特色案例指導制度，但在信息共享、數據庫建設和類案的實質性判斷方面仍存在不少難題。通過借鑒英美國家司法信息系統建設以及法律報告機制，加強信息技術與司法實踐的融合，從而更好地讓類案推送精確化、信息獲取便捷化。

參考文獻：

[1] 李紅海. “水和油”抑或“水與乳”：論英國普通法與制定法的關系[J]. 法律文化研究，2020（14）：95-114.

[2] 貢特爾·托依布納，馬劍銀. 法律刺激：英國法中的誠信條款或統一之法如何止于新的趨異[J]. 清華法治論衡，2007（10）：315-316.

[3] Cross，R.，Harris，J.W.. Precedent in English Law，4th edn[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11.

[4] 宋國華. 論新發現《至正條格》的編纂[J]. 西部法學評論，2016（06）：9-10.

[5] 李昊，徐海雷. 美國法律重述鳥瞰[J]. 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20，7（02）：45.

[6] 孫海波. 類案檢索在何種意義上有助于同案同判？[J]. 清華法學，2021，15（01）：83.

（薦稿人：張玫瑰，鄭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鄒宇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