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理解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內涵

毛世英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目標。這是我國政府在對過去四十年來面向國際經濟大循環的外向型發展道路的戰略基礎上作出的又一次重大戰略抉擇，也是對當今世界呈現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上體現出來的各種矛盾關系和特點進行辯證分析后的科學決策。用哲學辯證法的原理和方法來理解和分析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內涵，對于豐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哲學，對于在改革實踐中深入認識、把握和構建新發展格局，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重大戰略決策

從發展哲學的角度看，發展與安全是一對辯證哲學范疇，二者是互為前提、相互依賴、缺一不可的辯證關系，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1]。沒有安全保障的發展，是不穩定不可持續的發展；沒有發展來支持的安全，是難以維持長久的安全。要確保我國發展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必須貫徹落實國家安全觀，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1]。對于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新發展來說，自然也要重視安全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推動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前提都是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盵2]從這一點來看，我國政府提出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構想可以說是體現了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戰略要求，是在我國新發展戰略決策上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貫徹落實。

事實上，我國要建立的國內大循環(以下簡稱內循環)，較之參與的國際經濟大循環(以下簡稱外循環)，有著立足于國內的資源和市場來滿足發展安全性的要求。外循環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所采用的發展戰略，它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我國在國際經濟大循環中得到了國外先進的科技產品和巨大的資本支持和幫助，推動我國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但我國參與的外循環畢竟是一種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格局，它使得我國許多企業居于全球產業鏈的最低端，使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在礦產資源、關鍵核心技術等方面嚴重依賴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我國的對外貿易活動須遵守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的國際貿易規則，在滿足國內市場需求、促進科技自主創新、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等方面有著相當大的局限性。在國際上出現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以及其他意外事件嚴重沖擊全球化產業鏈供應鏈之時，我國發展的安全穩定性就很難得到保證。這一點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泛濫期間，尤為突出地表現出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猛烈沖擊著各國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同時也給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予以嚴重沖擊，導致全球產業鏈或供應鏈的一些上下游環節斷裂，導致全球經濟循環出現中斷或堵塞現象，也嚴重影響了我國產業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渠道，影響了我國對外企業的進出口業務，導致國內的產業鏈或供應鏈中斷，導致大量中小微民企關門、進而難以支撐下去而倒閉，因疫情而停業的國內不少民營企業也因上下游產業鏈供應鏈的中斷而難以復工復產，從而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民生生活。加上一些國家在芯片等核心技術上對我國企業“卡脖子”等問題的出現，使得我國過于依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經濟發展模式受到嚴重沖擊。這些情況顯然對我國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極為不利，可以說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安全性構成了嚴重威脅和挑戰。

而構建國內大循環、形成內外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則能夠在最大限度內確保我國經濟發展的安全性和穩定性。所謂內循環，是相對于外循環而言的，如果說外循環是資源和市場“兩頭在外”的國際經濟大循環，那么內循環則是致力于主要利用國內外資源來拉動和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因而更重視全方位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構建內需的市場體系，更重視國內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暢通，因而它有著獨立于外循環的相對獨立性，能夠在極端情況下利用國內資源(不排除國外資源)來確保國內經濟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上的暢通無阻。這正是確保我國發展安全性的重要保障。正如2020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強調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盵3]內循環就是要在確保國內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穩定運作的基礎上，來確保我國的產業安全、國家安全、民生安全等，以應付各種意外事件導致外循環突然中斷的情況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嚴重沖擊。

從這一點來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是把發展的安全穩定性放到了突出地位，集中體現出我國政府歷來強調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宗旨，對于確保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有序的運轉，確保我國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可持續性，具有能夠不受疫情等突發事件嚴重沖擊的柔韌性，顯然有著重要的安全性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關系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是當前應對疫情沖擊的需要，是保持我國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盵4]

二、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要實現擴大內需與對外開放更大更寬更深的結合

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必須正確認識和理解內循環與外循環之間的辯證關系，不能把二者對立開來。關于內循環與外循環之間的辯證關系，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署名文章中做了詳細闡述：“從國內大循環與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系看，國內循環是基礎，兩者是統一體。國際市場是國內市場的延伸，國內大循環為國內國際雙循環提供堅實基礎。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將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機會，依托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商品和資源要素，打造我國新的國際合作和競爭優勢。國內大循環絕不是自我封閉、自給自足，也不是各地區的小循環，更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放棄國際分工與合作。要堅持開放合作的雙循環，通過強化開放合作，更加緊密地同世界經濟聯系互動，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梢哉f，推動雙循環必須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盵5]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在新發展格局戰略的視野中，內循環在這對矛盾關系中居于矛盾的主要地位，而外循環已不再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點，而要作為提升國內大循環的運轉效率和水平的渠道和手段。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轉變，是真正開始把滿足國內需求放到第一位。這不僅是出于黨和國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也是因為我國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達到了能夠拉動內需、走高質量發展道路的新階段。目前我國已經具備相當大的支撐內循環運轉的市場規模和條件。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曾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介紹：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成長性的中等收入群體，2017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人。[6]寧吉喆在2019年1月1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2019年我國GDP的總量達到了99.1萬億元，按平均匯率折算達到了10 276美元，人均GDP突破了一萬美元大關。[7]另據國家統計局2020年2月28日發布的《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預計202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2 447元，比上年增長2%，我國人均GDP已連續兩年超過1萬美元。[8]加上我國擁有的14億人口基數，這足以使我國成為全球規模最大、最有成長潛力的消費市場。隨著我國國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市場購買力將不斷提高，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也將不斷優化升級，內需市場必然會一步步擴大。隨著國內新興戰略產業的不斷崛起和發展，以及原有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內需必然還會進一步增加，內需潛力將不斷釋放?？梢哉f，構建內循環、形成雙循環，能夠在確保我國發展安全性的基礎上，更好地滿足我國14億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

我國的發展格局從以外循環為主，到以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這體現著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從改革開放前經濟和科技創新水平較為落后、亟需參與世界經濟大循環來獲得發展機會、增強經濟實力的歷史階段，進入到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新階段，這其中包含著我國經濟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我國在改革開放時面臨的主要矛盾，由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了規范表述，即：“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盵9]圍繞這一主要矛盾，我國經濟主要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經濟特區、實現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積極參與世界經濟大循環來實現快速發展。尤其是在2001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全面融入全球化經濟之后，我國經濟實現了連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這一時期的發展戰略是一種市場、資源“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發展格局，即：西方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轉移到中國，中國充當了位于全球產業鏈低端的“世界工廠”，外貿經濟得以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也從基本解決溫飽發展到全面小康。同時，我國各地區積極招商引資，尤其是積極引進外商外資，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大量民企得以借助國外資本力量、借鑒或利用國外先進科技成果迅速發展起來，如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一批互聯網企業，還有一些企業通過在國外金融市場上市得以獲得發展壯大的資本，我國的科技研發水平也通過國際間學術交流得以迅速提高。我國的巨大市場也吸引了大量外資投入，引進了國外一些關鍵性核心技術產品，使我國眾多企業得以實現飛躍式發展。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我國國民經濟的超速增長，我國的經濟發展出現了日益嚴重的不充分不平衡現象，例如：經濟發展主要是依賴于消耗資源來發展，缺乏依靠科技優勢的高質量發展，國內東部地區發展較快較好，其他一些地區發展較慢或較差，而落后地區的人們對改善生活水平、滿足同樣的物質文化需求的期待不斷豐富和升級，面對這種新情況，我國政府明確指出了新時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盵10]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給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特征新要求，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格局也應有所變化。加上近年來國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企業遭遇外國在核心技術上“卡脖子”，還有新冠肺炎疫情悄無聲息地突然爆發并四處泛濫，在這種形勢下，建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戰略思想得以產生。雖然這一思想在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的多次講話中才開始提到，但實際上我國經濟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就已經開始從外循環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例如：“經常項目順差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現在的不到1%，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7個年份超過100%?！盵11]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顯然就要把擴大內需作為構建內循環的戰略基點，使其常態化制度化，在不斷增強國民收入水平的同時，擴大國民消費，提升其消費層次，讓內需成為拉動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主引擎。但擴大內需并不排斥外循環，并不與擴大開放相矛盾。事實上，國內市場的不斷擴大和繁榮興盛，必然會吸引世界各國企業紛紛來華投資興業，從而促進外循環發展,更何況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優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4月10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所說：“國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越有利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新優勢”。[4]從現實中看，近年來我國各地大力開展優化營商環境活動，營商環境的體制機制日益趨向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這本身就是建設內循環的重要基礎性工作，有利于吸引世界各國來華投資，吸引海外人才來華工作，吸引出國人才回國創業?？梢哉f，內循環搞得越好，越有利于推動外循環，促進內外循環之間深度融合、互促互進。

從系統科學的角度看，新發展格局其實是內循環與外循環共同組成一個具有國內外資源和市場的開放性的超大型經濟循環系統，內循環與外循環分別是這個超大型經濟循環系統下的子循環系統。這一超大循環系統屬于一種耗散結構，其中的內循環與外循環彼此之間仍然有著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密切關系，進行著物質、能量、信息等要素的交換，擁有比原來的外循環更大的消費市場范圍，比單一的外循環能夠發揮出更大更有優勢的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能夠釋放出更大更持久的動能，從而促進國內經濟安全穩定、高質量的發展，并推動全球經濟穩步復蘇和增長。當前我國構建內循環所需要的一些資源供給還有不少國外關鍵核心技術產品，仍須依靠外循環的產業鏈和供應鏈來供應，因而內循環的暢通和發展仍離不開外循環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要把內循環作為雙循環的基礎，將外循環作為內循環在國外市場的延伸，而不是把內循環理解為自我封閉、閉關鎖國，那是絕對錯誤的看法。若按照那種看法去建設內循環，就等于退回到改革開放前，把我國孤立于世界市場之外，那樣就會斷送改革開放四十余年我國參與外循環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獲得的一切成就，就會失去實施“一帶一路”建設、與世界各國謀求互利共贏的發展路徑，失去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并承擔大國責任的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人類使命。在當今資源和信息趨向世界共享、需要各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的全球化時代，自我封閉的做法必然是走向孤立無援的一條死路。

因此，我們在積極建設以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時，“必須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盵5]這要求我們積極倡導和支持在良性競爭、公平競爭的前提下參與全球化貿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對全球化經濟模式的破壞性影響，反對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錯誤思潮，同時我們還要擴大開放，要以更大規模的開放來反制逆全球化的思潮，積極拓展我國與海外在貿易、投資、技術等經濟層面的合作空間，積極利用外循環來促進內循環發展。

三、加快科技自主創新是確保國內大循環暢通無阻的關鍵

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首要任務是確保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暢通無阻，然而，由于我國一些關鍵性核心技術產品仍需要進口，一旦出現極端意外情況，國外產品有可能斷貨，那樣就會為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暢通造成障礙。這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面對的主要矛盾。要解決這一矛盾，最關鍵最可靠的方案就在于讓科技創新在暢通國內大循環中發揮出關鍵性作用，也就是要盡快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研發和生產出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替代國外核心技術產品的替代產品。這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對我國科技創新提出的重要要求和使命，是確保國內大循環穩定暢通的基礎，是確保我國產業安全、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明確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產業鏈供應鏈的暢通無阻是在參與世界經濟大循環的條件下形成的，那時國外許多科技產品對國內市場一般能夠保持充分的供應，這導致國內產業鏈供應鏈的一些環節對國外一些核心技術產品有著較大的依賴性，這在經濟上雖然有著省時省力省成本的優勢，但在國內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方面卻是巨大的風險隱患，一旦出現意外事件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出現斷裂，就會迅速影響到國內經濟的正常運轉，從而對我國的產業安全、國家安全造成危害。近兩年出現的新冠肺炎疫情泛濫、“芯片斷供”等“卡脖子”現象，直接擾亂了國內產業鏈供應鏈的正常運行，導致經濟上出現巨大損失，暴露出我國產業鏈供應鏈方面的短板。因此，“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5]，以企業為創新主體來“鍛長板”“補短板”，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的暢通無阻，就顯得極為重要。

瞄準在產業鏈供應鏈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國外核心技術產品來研發替代產品，顯然應成為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新時期我國科技創新的一個重要價值導向。這本身也體現著我國在高新科技領域“補短板”的重要要求。從經濟上看，這種投入或許并不合算，因為在國外核心技術已經在國際市場上居于壟斷地位或占有大量市場份額的情況下，研發替代產品一般難以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贏得優勢，而且也要面臨建立替代產品生態系統的重重障礙，但從統籌國內發展與安全的角度看，這種科技投入卻是有價值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為保障我國產業安全和國家安全，要著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力爭重要產品和供應渠道都至少有一個替代來源，形成必要的產業備份系統?！盵4]自主研發替代產品，就像預先準備防火器材等安全產品一樣，一旦外循環中的產業鏈供應鏈出現斷裂，自主研發的替代產品就可以及時投入市場來填補空白，從而確保國內產業鏈供應鏈的暢通，避免可能造成的巨大損失，此時在替代產品上的大量科研投入就等于轉化成了利潤，從綜合效益角度看，在替代產品研發上的投入和付出是完全必要的、值得的。

而且，這種出于安全考量對核心技術替代產品的研發，同時也可以成為提高企業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因為核心技術替代產品的研發需要對市場上居于領先地位的高新技術產品的性能和特點進行了解、分析和學習，這本身就有利于提高科技創新水平；若是能夠在此基礎上瞄準細分市場進行再創新，還有可能進一步打入市場、蠶食一定的市場份額，這正是創新理論上常說的跟隨創新策略。核心技術替代產品的研發，也有助于用前瞻眼光布局未來的核心技術研究，提前研發下一代的核心技術產品。若是因為國外關鍵技術產品已經占領市場了，就放棄了跟隨創新，只知道購買國外先進產品，并隨著人家產品的升級換代而持續購買，那樣在技術上只能永遠落后于人。目前我國產業鏈供應鏈所需要的一些關鍵核心技術產品仍需進口，因此大力加強參照國外關鍵核心技術產品的替代產品的研發以及產業化，無疑有著重要的創新意義和安全意義。

正像一切創新產品的研發和升級換代都需要市場的持續支持一樣，替代技術產品作為國產科技品牌，其研發和升級換代同樣需要國內市場支持，需要國內消費者積極主動、持續不斷地給予意見和建議?，F實中國內一些研發新產品在投入市場后常遭受冷遇，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國內一些單位或消費者寧愿高價購買國外最先進的產品，也不買國內較便宜的類似新產品，以致新產品的研發升級因缺乏資金而遲滯不前，難以形成投入與產出的良性循環。因此，應在全社會積極倡導和鼓勵各行各業的企事業單位和消費大眾對國產科技品牌予以大力支持，尤其是支持關鍵性核心技術或“專精特新”方面的國產品牌，對那些研發不久、競爭力還不強的國產創新產品也應予以必要的支持，以促進其進一步完善和升級。這種對國產品牌的積極支持不僅來自國內消費的需要，同時也來自民族自信心和認同感，來自愛國主義精神。韓國民眾對其國貨就有一種極執著的支持，彰顯著一種“最愛國”的情緒，我們也應有韓國人支持國貨、振興國貨的精神，積極支持國產品牌不斷做精做強，不斷攻克關鍵核心技術，不斷升級換代，不斷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能夠在國內外市場的公平競爭中盡力趕超國際名牌，從而能夠為國內大循環的暢通無阻提供更新更好更有效的替代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