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游戲場報中的娛樂文化形塑

徐雅容

一、引言

游戲場報，是致力于為游戲場推廣游戲娛樂文化，并大力引導大眾進入游戲場中消費的刊物，由滬上小報文人主筆，大多每日發行。發刊之出，游戲場報以刊載戲目及大量青樓黑幕題材小說為主，以供娛樂大眾。隨著游戲場的快速發展，游戲場報協助舉辦花選、燈會等娛樂活動，快速拉近游戲場和游戲場報與大眾之間的距離。游戲場報的內容廣涉社會新聞與趣味知識，題材多元，使用文字充斥游戲之風，輕松戲謔，貼近市民生活，曾在1920年代前后的上海報界與聲色場中風靡一時。游戲場報從城市的娛樂生活出發，展示滬上都市現代性對于媒介和社會的沖擊，在媒體型態和運營方式上日漸商業化。報紙中商業活動、廣告與內容，再現了市民社會與娛樂生活變遷：商業活動在大眾生活中地位趨重，大眾對于娛樂和物質生活的需求增加，娛樂空間和品項日益多元，游戲場報頗有應運而生的姿態。而本文，則側重其中娛樂事務書寫，望從娛樂事務的書寫中，透過對于娛樂事務的書寫，探查游戲場的社會影響力與小報文人對現代性的解釋，展現小報文人們對都市文化的關懷?；厮萦螒驁鰣蟮陌l生歷程，正如游戲場一般，創辦兩三年便登峰造極，在滬上媒體輿論界紅極一時。1915年，上海的第一個游戲場——新世界游戲場，由黃楚九與經潤三合資建立。次年，新世界游戲場業者委托海上漱石生，成立上海首份游戲場小報《新世界》。1917年，經潤三去世，黃楚九從新世界游戲場撤股，轉投大世界游戲場，海上漱石生也轉任《大世界報》的主編。此后，《新世界》由鄭正秋接手，時常與新世界游戲場一同舉辦商業活動?！缎率澜纭放c《大世界報》不僅是滬上最早的兩份游戲場報，生存長達十余年之久，還一度有不少上海周邊民眾征集過兩報的過期報紙。受歡迎程度和發行時間來說，此二報堪謂民初游戲報的兩大代表性刊物。

娛樂事務書寫貫穿了兩大游戲場報，促進滬上大眾關注游戲場報及其他新興娛樂產業，并且具備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尤其是從1917年中到1917年底，這一時期是游戲場報發行初期與形成編例的重要時期，游戲場報發行的目的在于讓滬上大眾對游戲場產生興趣，為游戲場消費引流。因此，娛樂事務的書寫成為游戲場報發行初期的支撐性內容，對游戲場報日后能夠在滬上立足，游戲場賺的盆滿缽滿，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些內容以戲曲、花事和文學作品為主，文學性和虛構性比較強，以都市娛樂文化為主要素材?；ㄊ?、戲曲為大眾引介娛樂信息，而文化活動與文學作品則為大眾帶來閱讀愉悅，透過社會類的小說拉近游戲場報與大眾日常生活的距離感。這些內容吸引滬上大眾關注，也使游戲場報得以快速躋身暢銷刊物之中，為日后刊物的娛樂活動經營奠定基礎。隨著類似選拔名妓的「群芳選舉大會」大受歡迎，游戲場報逐漸努力提升自身在娛樂界的話語領導力：除承續早期大量宣傳戲劇的傳統，其特意捧紅名妓名角，制造大量花邊新聞也備受矚目；并開始宣傳時下流行的新電影、劇目、馬戲、出版物和其他休閑娛樂項目，不只藉此主導娛樂界輿論，也使游戲場報成為滬上其他娛樂產業的連接點。

以往的研究中，段懷清在《清末民初報人——小說家：海上漱石生研究》梳理了海上漱石生在創辦《新世界》之初的編輯風格與文人社群信息，提及海上漱石生帶動周瘦鵑、平襟亞等人一同參與游戲場報寫作。本文中對游戲場報文化活動梳理，也就是希望觀察這批小報文人的寫作風格。林雅莉的博士論文「New World, New World Daily and the Culture of Amusement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對游戲場和游戲場報的興起做了細致分析，不過她的論文主要是側重分析游戲場報的國族論述與游戲化語言風格。本文可與其對照，不過本文更注重的是娛樂話語在大眾商業娛樂文化中的傳播技巧，進一步展示民初商業化媒體論述中產生的社會影響力。林慧真的博士論文《近代上海游藝場之小報及演藝活動研究——以新世界與大世界為核心(1915—1930)》，雖然也是就游戲場小報展開書寫，但其核心在于游戲場報對于戲劇傳播的影響力，而本文則注重娛樂文化所指涉的社會問題，突顯娛樂文化的社會能動性。

二、花事

游戲場的雛形來自于戲臺，梨園與花事等傳統的娛樂文化活動即成為早期游戲場和游戲場報的焦點。梨園名角和名妓在游戲場中大展身手的場景，在游戲場 報中幾乎日日可見，貫穿整個游戲場報的發展歷程。隨著游戲場報日益發展，這些娛樂事務的傳播與輿論的制造，促使游戲場報在滬上娛樂界獲得更有力的話語權，并成為其他娛樂產業的連結點。尤其是在新舊劇交替之際，游戲場報報人們運用大量筆墨傳播新劇知識，并藉地方戲劇中的特色，向大眾傳遞與建構市民文化和地方意識。報人們透過制造娛樂八卦，小報文人逐漸掌握娛樂界輿論主導權，這些文人用通俗的語言，為明星、滬上新貴制造花邊新聞，聚焦娛樂圈熱點，豐富社會輿論面向。除了制造焦點，游戲場報也是傳播演藝信息的空間，連結游戲場報和游戲場與其他滬上娛樂事業，向大眾呈現妓界與梨園風采，明確游戲場小報在滬上娛樂事業中的定位。從1917年7月最早所存的《新世界》中來看，這些娛樂八卦和梨園花事的介紹，常與連載小說并置于刊物內頁中，成為早期游戲場報的主要內容[1]?！缎率澜纭分?，花事戲曲占據相當的份量，且運用了“游戲”的語言風格書寫，而《大世界》中內容相仿，語氣卻相對嚴肅?！坝螒蛘Z言”是這一時期不少小報文人商業利益與生活形態的重心，是花事戲曲主流的語言風格，雖然這些文字時而通俗，時而怪誕，卻鮮少有腥膻色的字眼。以葉凱蒂的話來說——“以都市娛樂生活和名人為主題的每日一窺”，運用比較詼諧的，看似滑稽實則失笑的語言，表達小報文人對于時事政治的無奈，傳遞厭倦無感的心態。因此，花事戲曲的“游戲”書寫除了娛樂性，還傳遞更深層次社會文化意涵。除了語言風格別具一格，游戲場報介紹戲曲的論述內容也發生變化，特別注重順應新舊交替的社會文化氛圍，與上海華洋交匯的城市特質。在新劇知識的傳播中，小報文人們的論述多突出滬上新劇在形式上和內容上的特征，對比滬上戲劇與其他地方戲劇的差異。報人們透過在游戲場報上向大眾介紹新劇和建構新劇文化，突出上海地方娛樂文化特征，向公眾陳述與其他地區文化的差異，向讀者形塑上海獨特的市民文化與地方意識。報人們在書寫中，突出上海作為中西文化窗口，擁有著獨特文化地理位置，因此形成華洋交匯且貫穿古今的文化型態。除此之外，不少戲劇和花事加入時事政治內容作為題材，報人們藉此從側面諷刺社會黑暗，抒發對于時事政治秩序的不滿，警醒世人。

游戲場報積極參與娛樂信息傳播和組織商業文化活動，促進戲劇文化在市民娛樂生活中發展，并且連結花界，開拓更加豐富的攝受群體，促使游戲場滬上娛樂文化與輿論的連結點?；ㄊ轮鞒峙c花事書寫，區分《新世界》與《大世界》的讀者品味，《新世界》運用大量花事記載妓女與恩客們活動，主持妓界活動，偏重更加世俗化的語匯，貼合小市民的品味。1918年中，《大世界》也曾出現不少花事書寫，出現在“徹花世界”欄目，記錄名妓與恩客們的交往現場，但到了1919年，此類內容明顯減少。另外，《大世界》中關于戲劇的書寫也比較嚴肅，主要傳播戲曲相關知識[2]?！坝螒蛘Z言”在《大世界》中鮮少可見，但在《新世界》中，“游戲語言”的風格則獨樹一幟?！缎率澜纭窂?917年中鄭正秋擔任主筆開始，花事、戲曲和文學作品在內容中就占去一定篇幅，編者幾乎每日都會登出妓女小傳，每日的介紹少則二三人，多則八人。這些小傳每則百余字，當紅妓女在妓女小傳中有較多機會拋頭露面，報人們運用大量身體書寫，為讀者呈現各有風韻的妓女們，這些文字向大眾闡述妓女們離奇的身世，突出妓女們擅長的藝能。除了小傳之外，還有不少文章介紹滬上娼妓行業的發展，介紹娼妓行業緊密相關的空間，如花煙間和濟良所，或是高級妓女私人住宅，諷刺妓界文化沒落，影射政府對個人和社會管理能力有限。濟良所本是收容妓女，促進妓女回歸社會的場所，一度因為濟良所，上海高級妓女銳減，但后來高級妓女私人妝閣和低端的花煙間興起，商業文化為性別產業提供進入市民社會的階梯，不同層面的妓女對應不同層次的消費者，這些足以見證滬上城市社會風氣奢靡。在鄭正秋的主持下，不僅花事書寫的類型增加，花事在刊物內容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多，并逐漸介入滬上妓界活動，參與捧紅蓮英、冠芳和徐第等滬上名妓，也逐漸成為滬上重要的妓界文化傳播陣地。1917年12月，《新世界》藉主辦“群芳選舉大會”，迅速在滬上娛樂界占有一席之地。此后，《新世界》在花界事務的介入傳播上，逐漸鞏固自己的特色，促進有錢人向花事活動買單，經濟稍遜者也可以透過購買刊物閱讀，了解滬上妓界發生的新事物，因此《新世界》熱銷滬上。在花事的主持上，《新世界》呈現出與《大世界》全然不同的經營風格，報人們主持“新世界群芳選舉大會”期間，刊登大量妓女小傳，透過書寫花國選舉的場景，為讀者帶來視覺想象。不僅如此，還借用花國之名諷刺帝制與總統無實權等亂象，加入不少對時事的批評，將娛樂話題與公共事務對話。除了書寫特別，活動規則也很吸引游人，“花國選舉”藉“新世界游戲場”，透過類似選花魁的方式，從數千妓女中，選出滬上人氣最高的妓女。第一屆“新世界群芳選舉會”便受到熱捧，“花國選舉”成功給予《新世界》聲名鵲起的機會，選票為游戲場業者帶來高額收入?！缎率澜纭芬惨虼藷徜N一時，根據1917年12月11日的《新世界》記載，《新世界》這一時期創下了“三千五百張云云”的銷量，《新世界》一舉將“花國選舉”推上滬上娛樂界輿論焦點，產生巨大商業效益。同時，像蓮英等民初名妓，獲得更多機會在媒體中嶄露頭角，助力民初滬上娛樂界明星文化的發展。自此《新世界》每年固定時刻舉辦“群芳選舉大會”，雖然后期聲勢低落，卻依然難掩“花國選舉”早期風光，“花選”依舊是《新世界》中常年的商業文化活動。自第一屆“群芳選舉大會”后，《新世界》在滬上娛樂界的話語權提升，將滬上名妓推入大眾視野，花事為大眾提供茶余飯后的話題，《新世界》內容通俗化鋪墊轉型氛圍，更是開拓讀者基礎?！盎ㄟx”運用商業和傳播技巧，吸引暴發戶與相對下層的群體關注，并將游戲場和游戲場報推向高峰，為吾人勾勒民初市民娛樂文化和情色交易的發展歷程。

三、 戲曲

大量劇評、劇目介紹和戲劇知識，促進滬上戲劇戲曲在市民文化中的傳播與發展，也提升《大世界》的格調。這些文章大量刊登在1918年至1920年的《大世界》中，并開辟專欄“優孟世界”，專門刊登戲曲戲劇相關的文章，運用深入淺出的語匯向大眾傳播戲劇知識，點評戲劇。對比之下，《新世界》主要刊載介紹戲目和著名角色等更容易引起娛樂輿論的內容，鮮少以專業嚴謹的論文文體刊載戲劇知識。其中，不少戲劇知識由海上漱石生親自撰寫，他常常運用嚴謹通俗的文字，向讀者普及戲曲知識，并針對滬上戲曲發展情況，結合戲劇文化發展脈絡，進行深入淺出的批評[3]。1918年2月22日，海上漱石生發表《京劇趨重背景之溯源》，從多角度觀察京劇在滬上的發展，結合上海城市文化中華洋交匯的背景，分析時下京劇注重背景布置的現狀。海上漱石生首先敘述西劇對于本土劇的影響過程，強調“新新舞臺”等表演粵劇的舞臺，受到西洋劇影響，特別注重背景；接著，對比中西戲劇表演，海上漱石生分析易幕等細節上，華劇所面臨的問題，提出由于華劇換場快，不易操作快速易幕，并承認華劇在舞臺背景上，美感確有不足；最后，倡導華劇需要提高舞臺背景的質量呈現演出。透過分析京劇在上海的發展，海上漱石生的上海地方意識鑲嵌其中，外來的西洋戲劇，對市民文化生活產生感官沖擊，形成新的地方感知。海上漱石生對于戲劇發展現況的分析并不拘泥于上海，而后幾天，海上漱石生還發表《論京陜各戲名訛字之多》，針對北方戲劇中戲名與情節脫離，指出北方戲劇在傳播中存在的問題?！洞笫澜纭芬步o予海上漱石生抒發觀點的空間，海上漱石生透過對于戲劇界深入觀察，回饋公眾更深度的報導，同時也促進戲劇文化在上海的發展，勾勒了民初滬上戲曲文化圖景。除了對于戲劇的評價外，還有不少文章是對“大世界”劇場表演與名角的評價。比如1918年元宵時節的《元宵夜鳴新社觀劇記》和1920年4月30日《梅花清夢盧鼓話》，前者介紹商務印書館《情俠》一書改編的新劇《鹿死誰手》，后者則是介紹大世界名角——劉翠仙，編者們希望透過介紹劇情與名角，吸引觀眾對演員和戲劇產生興趣。另外，在整體空間與觀劇體驗的介紹中，《大世界》1918年2月24日和2月25日的“優孟世界”欄目中刊登《志大世界大劇場之特色》，續文開篇以：“地位寬敞，空氣充足，戲臺之大，舍新舞臺外無與其匹?！?，報人透過鋪墊劇場空間，強調劇場觀劇體驗舒適，吸引觀眾前往。其次，文中突出戲劇角色“男女合演”，為吾人指引民初戲劇中性別關系的變化。當然，本文亦不忘在演出技巧上著墨，“武生臺步穩健，把子老練，手足輕云，功夫純熟”?！缎率澜纭穼τ谛屡f戲劇也有一定討論，雖然刊登戲劇事務欄目——“戲劇世界”并不是每日出現，但1917年底就《挽近新劇論》等文章針對新劇做討論?！皯騽∈澜纭睓谀恐?，除了介紹在戲劇的劇本和名角外，其他討論上相較《大世界》，篇幅短小一些，數量也少一些。針對新劇的討論上，保守派的力量相當尖銳，甚至有批判者將新劇人與拆白黨人相提并論，視為罪惡之源?？梢姟靶率澜缬螒驁觥彪m大量出演新劇，支持舊劇的言論依舊占有一席之地，新舊戲劇之間的討論針鋒相對。

民國初年，傳統娛樂產業受社會動蕩和新舊交替影響，呈現世俗化加速趨勢，游戲場報成為傳統娛樂產業向公眾視野轉移的工具。戲劇和花事在創作內容中，大量時事題材被加入其中，旁敲側擊地諷刺社會問題，為公眾帶來欣賞樂趣，也引發市民階級對于社會生活的思考。另外，戲劇的形式也受到西洋戲劇的挑戰，呈現新舊之間更替的局面，這些關于舞臺和戲劇內容的評述，都為吾人勾勒民初戲劇戲曲文化的發展歷程。與此同時，游戲場報連結以往深藏私領域被遮蔽的娛樂活動，投入公開的話語空間中探討，報人透過示眾書寫和語言風格的變化，體現傳統娛樂文化世俗化的趨勢，形塑游戲場報媒體現代性的趨勢。另外，隨著游戲場報在娛樂界的參與程度提升，報人們對于娛樂輿論的操控能力也日漸增加，報人開始捧紅大量名妓名角，推動傳統娛樂更進一步加入流行文化浪潮中，市民透過閱讀游戲場報，滿足對娛樂事務的窺探欲，并收獲與時俱進的觀劇信息。在港埠城市濃厚的消費文化與新思潮浸潤之下，大量時事題材被劇作家們注入戲劇中，花事也呈現相同趨勢，報人們也藉由游戲場報對于戲劇和花事的書寫，勾勒民初傳統娛樂文化向世俗化轉型的趨勢，也豐富民初時代更迭之下城市社會的文化圖景。

四、結語

民初重商主義影響下與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舶來文化生根等復雜因素，促使滬上娛樂產業形成激烈的競爭環境，游戲場報對娛樂產業的宣傳作用繼而突顯。從娛樂事務的書寫中，不難看出消費文學的快速發展，更有利筆者歸納消費文學快速吸引大眾關注的原因：舶來之物更展示了都市摩登地景，更為游戲場塑造娛樂產業融入摩登之感，為游戲場報注入消費現代性風貌，突顯游戲場報異質性輿論空間特征。另外，通俗性也是刊物得以快速發展的原因，大量社會指向的小說引導刊物更加貼近大眾日常生活。1917年7月到12月，兩游戲場報內容以戲曲、小說和介紹娛樂活動為主，《新世界》在花事上有更多著墨，與此同時，《大世界》也迅速發展；《新世界》面對同業競爭，一方面提升刊物與游戲場之間的連結技巧，從巧妙的地景和娛樂體驗，透過視覺化的方式再現于刊物上；另外《新世界》也舉辦娛樂活動，透過各式商業活動推動游戲場發展，引導滬上休閑娛樂發展，并借媒體空間建構消費主義，同時協助消費主義文化在大眾之間傳播。1917年末，《新世界》舉辦花選，透過操縱娛樂活動，《新世界》、新世界游戲場和群芳選舉大會，迅速引起滬上大眾和大報媒體關注，并在滬上娛樂輿論占據一席之地，聲名鵲起。

游戲場報展現了娛樂輿論與娛樂文化的生產過程，更體現了娛樂輿論、娛樂文學文化的社會影響力。游戲場報向大眾傳遞戲劇戲曲與名妓文化，呈現娛樂文化在新舊更替之間的文化風貌，這些書寫展示大眾文化品味與性別秩序。游戲場報是娛樂界其他新興媒體行業的連接點，為讀者介紹休閑娛樂項目相關信息，讀者閑暇時想看場電影，翻閱游戲場報便可得到指南。同時游戲場報在娛樂界也具備輿論操控能力，他們可以捧紅滬上名妓，為名妓博取大眾關注。文學性則體現在其通俗性和娛樂性中，賦予讀者更多閱讀娛樂，報人們連結文人社群，凸顯小報知識分子八面玲瓏的角色；他們一面以各式文人活動展現文人雅趣，提升小報的品味，一面又刊登許多大眾歡迎的社會小說，同時建構市民文化，為滬上都市生活秩序寫照，傳遞“地方感”和地方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