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國濟急：典當與典當學雜俎》題記*

曲彥斌

今年，是本人從事典當學術研究三十年，這本小書，既是本人在這一學術領域專題研究的一部札記合輯，亦可算是一部紀念文集。

大約是2012年，我應邀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的“全國典當行業高級管理人員研究生研修班”做了一個名為“典當史學與典當文化”的專題講座(這個講座的文字稿和視頻至今還能在網上看到)。在這次講座的開場白中，我回答了以前一位媒體記者采訪我時問過的一個自己想來也感到有趣的問題。

他說，您主要是位從事民俗學、語言學和社會生活史研究的學者，怎么一下子又成了“中國典當學”“典當史學”理論的原創開山學者，成了名副其實的典當學家了呢？我打趣說，我也是“稀里糊涂”跑到典當研究“這條船”上來，還“一不小心”竟然成了典當學專家。說起來，是兩個機遇造就了我這個典當學專家。一個是，20世紀70年代末，典當業復出中國經濟生活舞臺，引起了作為中國風俗史、社會生活史學者的我的注意，因此撰寫、出版了中國學術史上第一部《中國典當史》學術專著，這部書不期在海內外引起很大關注。隨之而來的就是第二個機遇。這第二個機遇又有兩次機緣。一次是，1996年，本人應邀出席“首屆濰坊典當業務專題研討會”，作主題報告，并與時任臺灣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陳希炤教授作了學術交流。再一次是，1997 年10 月，根據國務院秘書二局轉發給中國人民銀行的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同志的批示舉辦的會議，本人首次以“典當專家”的身份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管理司在珠海召開的修訂典當管理法規專家研討會。當時，舉行這次會議的背景是，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當時國務院指定的典當監管機關于1996年頒發、實施了新中國第一部典當管理法規——《典當行管理暫行辦法》?！肮芾磙k法”實施的過程中，在全國各地典當行業引起了強烈反響，大家認為這個“管理辦法”脫離國情實際，阻礙、遏制行業的發展。當時剛剛成立的二級行業組織——全國典當專業委員會立即作出反應，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舉辦了多次座談會，并通過各種渠道積極反映行業意見和行業呼聲。1996 年10 月，李嵐清副總理曾經作出批示，責成有關部門進行專題調研。不久，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同志看到了國務院秘書二局的調研報告之后再次作出批示，要求進一步征求業內意見并請有關專家加以論證，盡快對已經頒布實行的《典當行管理暫行辦法》加以修訂。能夠有機會參加上述兩項活動，究其由來，就是因為我最先出版了填補典當專項研究空白的《中國典當史》這部專著。事后了解到，上述兩個單位，都是“按圖索驥”似的通過出版社尋找《中國典當史》的作者這條線索與我取得的聯系。以此為開端，我們從社會風俗史、社會生活史視點切入的、屬于基礎性研究的典當史研究，開始進入了直接為現實社會發展服務的應用性理論研究。進而，提出了“中國典當學”“典當史學”等典當學理論。顯然，對于研究者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轉型。期間，我與官方監管機關和業內的互動交流頻繁，多次應邀參與典當管理法規的修訂，做培訓講座或專題學術報告，以及應邀前往考察并出席一些會議，更有的典當行風塵仆仆地前來咨詢求解問題。這些，都為我的學術研究、實地調研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促生了我的典當學思想和建構。

我也曾與有些熟識的典當行朋友打趣說，這些年我不經意間“當”給了典當業，成了業界的外老“朝奉”。小結一下，自1991年發表《典當古今談》(《百科知識》，1991.7)開始，本人從事典當學術研究約三十年里，圍繞典當，算是做了幾樣尚可聊以自慰的事情。一是出版了《中國典當史》專著和《關于中國典當拍賣業復興的社會學思考》《中國典當業復出十年的狀況與發展對策》《中國典當業的起源與發展流變探析》等論文、研究報告，組織并主持編輯出版了《中國典當手冊》《典當研究文獻選匯》《中國典當學》《跨世紀的中國典當業——中國典當業復出十年紀念文集》，組織發表了《中國典當業的歷史流程及社會作用》等研究報告。二是創辦了全國第一個，也是迄今唯一的公益性典當專業研究機構，遼寧社會科學院中國典當研究中心(1997年11月)。三是提出了“中國典當學”“典當史學”“典當文化”等典當學原創性的理論思想。四是倡導并主持了數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全國性大型典當學術活動。主要有首開先河的兩次典當大會，即中國典當史上首次全國大會——“中國典當業復出十年研討會”(1998年，大連)，和世界典當史上的首次——“2011中國·大連首屆國際典當論壇”，以及“2002中國典當論壇——紀念中國典當業復出15周年研討會(1987—2002)”等全國性的典當學術研討會。

在我此生所從事的微觀專題學術研究領域中，這是個與我的“錦語”(隱語)研究一樣發掘較深、拓展較寬、用力較勤、付出時間精力也較多的領域。盡管不敢預計此生在此領域還能做多少事情，小結如上述，似乎真的差可聊以自慰了。

然而，此際未免感慨良多。諸多成績，若非各種機構平臺的支撐，若無諸多同道同仁的相助和協力，實在絕非某一個人單槍匹馬所能成就，何況貌似非愚實則不諳世故愚鈍如我者?！爸袊洚敇I復出十年研討會”(1998大連)，若非遼寧興業典當行兄弟和全國同業各方的諸多實質性的助力，主張再有意義亦難以成就此舉?！?011中國·大連首屆國際典當論壇”，若無時在巴黎高校任教的劉文玲博士的多方聯絡，時任大連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大連大學校長的趙亞平先生在關鍵環節的鼎力相助，談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這個世界典當史上的首次盛會能夠在中國成功舉辦。凡此種種，事例多多，令人感嘆的故事多多耶，皆銘刻在心，感恩不盡。

輯入這部文集的篇什，幾乎是本人除那部在海內外先后有五種版本的《中國典當史》之外，一時可以找到的公開發表過的全部文章。因而，也就成為本人獨自撰寫的第二部典當研究學術專著。從《中國典當史》到這部《裕國濟急：典當與典當學雜俎》，直接展示了我的典當學思想從起步切入迄今的學術探索軌跡。讀者在本書中可能會發現，我在多篇文章和多種場合反復引用了幾副典當業的傳統經典楹聯，何以如此？幾十年的研究領悟，我認為這幾副典當業的傳統經典楹聯，深刻地體現了行業本質和行業文化的核心，確也經典。作為本人從事典當研究以來主要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現和從事典當學術研究三十年的紀念，書名取意于典當業傳統楹聯“上裕國富，富時取物困時典；下濟民急，急處當衣緩處贖”語句中的“裕國濟急”，也是對傳承典當文化精神的一種頌贊。

此間，僅是《中國典當史》這部專著小書，先后已經出版了七個版本，加之九州出版社近期即將與本文集同時付梓的這一版，就是第八個版本?？磥?，社會的需要在延續著這部小書的生命力。至于輯入本集的《中國典當史話》，由于與本書圖文版的《中國典當史》同時付梓，則只保留原版的插圖目錄不再附單行本原有插圖。

值此本人從事典當學術研究三十年之際，這部文集小書的出版可算是巧合和紀念。真的非常感謝王守兵、王宇等仁兄未必經意間的大智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