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王文韶與胡雪巖交往逸事鉤沉

◎仇家京

提 要： 晚清時期的王文韶與胡雪巖同為杭州名人， 二人所居的清吟巷與元寶街相距不過二三里。 他們之間會有怎樣的交集， 存世的《王文韶日記》 為我們留下了1867 年至1885 年往來的零散記錄。 兩人均以寒素發家， 而一生的結局卻大相徑庭， 究其盛衰緣由， 值得后人深思或借鑒。

晚清時期的杭州， 曾出現兩位顯赫的名人： 一位是以寒素起家， 考中進士后歷仕咸、 同、 光三朝且兩次出任軍機大臣， 破浪揚帆于宦海風濤， 晚年榮膺武英殿大學士而善終的王文韶（1830 ～1908）； 另一位則是卑微的錢莊伙計出身， 卻依托權貴政要之勢， 周旋于官商之間， 以短短十幾年的時間， 從叱咤中國商界的“紅頂商人” 淪落為朝廷欽定罪犯， 最后郁郁而死的傳奇人物胡雪巖（1823 ～1885）。 兩者的名聲皆盛稱于時， 結局卻迥然有別， 令人噓唏感嘆。 杭州圖書館所藏的《王文韶日記》 手稿本， 記錄了王文韶初見胡雪巖談洋務見解時的驚嘆， 直至目睹胡因經營受挫而失勢， 繼而潦倒病死， 王親赴吊唁的諸般情狀， 或為杭州增添一地方掌故。

一 王文韶與胡雪巖交往緣起

胡雪巖， 名光墉， 年長王文韶八歲， 雖為同鄉或互聞其名， 但從存世的《王文韶日記》 （以下簡稱《日記》） 來看， 在同治六年（1867） 前并無交集， 若論其中因緣際會則不能不說到左宗棠。 同治四年（1865）， 左奉命率軍入江西、 福建追擊太平軍李世賢部， 他在延平大營給其子孝威的信中稱“胡雪巖人雖出于商賈， 卻有豪俠之概。 前次浙亡時曾出死力相救。 上年入浙， 渠辦賑撫， 亦實有功桑梓”［1］。即是指同治元年（1862） 以來， 左（時任浙江巡撫） 進軍浙江與太平軍激戰期間，胡鼎力相助之事。 胡雪巖獲得左宗棠的信賴并被委任總管， 主持杭州城解圍后的善后事宜以及浙江全省的錢糧、 軍餉， 亦使得胡氏經營的阜康錢莊獲利甚豐， 由此走上官商結合之路。 另據《何太恭人墓志銘》， 杭州被太平軍第二次攻陷后， 胡雪巖之嫂何氏攜子乃麟隨夫弟千里轉徙至漢口， “光墉商殖日盛”［2］， 可證胡氏發跡始于此時。 左宗棠轉任閩浙總督后， 責成胡一手經理福建船政局兼浙省轉運局， 由于其精心綜理， 規劃閎遠， 繼而又被保為福建補用道并賞加布政使銜， 為左西征平叛主持上海采運局局務。

同治六年二三月間， 王文韶時任漢黃德道鹽運司， 左宗棠由閩浙總督調任陜甘總督后， 以欽差大臣身份督統軍隊以平定捻軍時行抵漢口， 兩人數度晤面。 談論中，王傾聽左“剿捻” 方略以及歷年官軍剿辦情形， 所謂言之者歷歷如繪， 聞之者足以增長閱歷， 并在日記中記道“議論雄偉， 其一種公忠浩落之氣尤足令人欽服， 洵一代偉人也”； “左宮保為當代巨公， 經濟固卓絕一時， 而其公忠清節尤非時賢所可企及”［3］（此后凡出自《王文韶日記》 的引文， 不再出注）， 流露出由衷欽佩之情。此時， 為籌措軍費而負責向外國銀行借款的胡雪巖亦隨之而來。

是年（1867） 三月十二日， 王文韶與胡雪巖首次會晤， 聽胡“談洋務頗有見解”， 或因胡與洋人多有接觸以及商貿往來親歷親見所形成的一些獨到看法， 似引起了他的興趣。 次日晚， 王約同僚與胡“便飯”， “席間雪巖自述精于生意， 言之歷歷， 確有非尋常所可及者， 亦我鄉一奇人也”。 所稱“奇人”， 蓋指行事處世方式不同于常人且能力超群或引人注目者， 這在《日記》 中也是絕無僅有之事。 左宗棠對胡的評價亦有“商賈中奇男子”［4］之說， 兩者均非等閑之輩， 而稱謂如出一轍， 恐非虛譽。

這次左宗棠出征西北， 雖身承其敝， 敢于擔當， 但用兵、 籌餉、 籌糧、 運輸和給養等一系列現實問題接踵而來。 當時朝廷財政拮據， 所謂“用東南之財賦， 贍西北之甲兵” 亦因中央調度失靈， 協餉制度難以正常施行。 而胡雪巖憑借經商天賦與龐大的官場與商界人脈， 經營所涉錢莊、 典當、 船廠、 藥店甚或軍火等， 還做洋商的絲茶生意， 無疑是可以依靠的對象， 左便委托其為西征籌借洋款。 史載： “每關軍事緊急時， 不待函商， 必將設法籌解， 以維大局。 光墉工心計， 所購西洋軍械，能精察良楛利鈍， 伺鎊價平時廣為收購， 皆新式利器， 價廉利用。 左軍西征， 賴其供應， 所向無敵。 關內外民亂平， 宗棠疏稱其功‘與親臨前敵無異’?！保?］由此可見左對胡的倚重于一斑。 而老成持重的王文韶， 被左宗棠盛贊為“才長心細， 器識閎偉， 素為中外所信服”， 并奏派其出任襄辦陜甘后路糧臺事務， 囑托辦理運餉及軍需， 亦為其日后的宦途升遷打下了基礎。 同治六年六月間， 胡在漢口與左的通信要件由王文韶派專差遞送， 因所借洋款需要通過以海關稅收為抵押的方式， 王又將關票送稅務司加印簽押后， 備文加函轉交胡雪巖， 一一辦妥。 深諳人情世故的胡雪巖隨后以龍井茶、 蝦子鱭、 醉鲞、 痧藥等鄉物見貽， 聊表謝意。

胡雪巖在襄助左宗棠西征時， 除了捐贈賑款、 米糧和棉衣以外， 因其經營藥店，為解兵士染病之困厄， 屢次配寄 “飛龍奪命丹” 等膏丹丸散助力。 光緒四年（1878）， 胡雪巖更是在上海遠道以禮物相贈， 左僅領受了一些食品并回贈了部分甘肅土產， 而將所贈“金座珊瑚頂并大參二件”， 以“品重價高， 斷不敢領。 平生享用， 未敢過厚”［6］為辭歸還， 從這里可看出左宗棠去貪尚廉、 崇實黜華的品格于一斑。

光緒六年（1880）， 王文韶任戶部左侍郎， 經手全國各省餉銀收放以及參與外交等政務。 而正在為收復新疆備戰的左宗棠“輿櫬出關”， 誓與沙俄決一死戰。 同年七月， 清廷突然召左進京， 說是“現在時事孔艱， 正須老于兵事者之大臣以備朝廷顧問”［7］。 清廷一意主和， 調左入京， 意在減少新疆和俄人啟畔的機會。 左將關防安排移交后， 次年正月行抵北京。 繼而， 詔諭左宗棠管理兵部事務， 在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同年四月六日， 胡雪巖來京謁見左， 王文韶為之記道“胡雪巖到京， 左恪靖招之來也， 聞其不慣坐車， 自五營旱道來， 顛簸甚若， 腰肋受損，先往候之久談”。 四月二十四日， 王再次與胡晤面后， 數日后因其離京又為之送行。六月間， 王文韶收到胡雪巖寄來的江浙“新鮮莼菜”， 于是將這“家鄉的味道” 分送總理衙門的奕訢、 景廉等樞臣， “均以為得未曾有”。 這次王文韶與胡雪巖的交往， 亦緣起于左宗棠， 《日記》 所記不過寥寥數十字， 難詳原委， 而兩年后給他們帶來重大的人生變局則是始料未及的。

光緒九年（1883） 二月， 兩江總督任上的左宗棠在給其子孝威、 孝同的信中稱， 因出省驗收水利工程到達上海時， 中外官紳商民陳設香案， 在防各營徐行迎接，男女老少觀者如堵， 洋人軍艦則升中國龍旗并鳴炮致敬， “胡雪巖及印委各員與隨行員弁皆竊謂從來未有也”［8］。 五六月間， 山東罹患水災， 朝廷旨令兩江助賑， 于是前后撥款40 余萬救濟后“庫儲將竭”， 仍然是“難民蟻聚， 待米為炊”。 情急之下， 左宗棠寫信向胡雪巖求援稱“聞今歲蠶事雖歉， 而華商生計翻以絲價得宜， 稍沾利益。 閣下長袖善舞， 尤有贏余。 可否以二十萬假我， 俾能早日解往， 活此災黎”［9］。 直至九月下旬， 左宗棠第二次到上海檢閱海防， 又兩度與胡雪巖見面。 可見， 當時胡雪巖的錢莊及其商業帝國尚處于正常的運作之中。

二 王文韶目睹胡雪巖阜康錢莊倒閉直至其潦倒病死的場景

光緒九年七月， 王文韶因“云南軍費報銷案” 被指具有受賄嫌疑， 被清流黨鄧承修、 張佩綸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輪番上奏彈劾， 王幾次以“回籍養親” 為辭奏乞開缺， 終獲朝廷允準回到杭州。 到了十二月一日， 王突然獲悉阜康錢莊倒閉，于是在日記中記道： “聞胡雪巖倒賬之說， 早知有此， 不料其即在今日也?！?/p>

再來看當時李慈銘任京官時對該事件的敘述（《越縵堂日記》 癸未十一月初七）： “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設阜康錢鋪忽閉。 ……前日之晡， 忽天津電報言南中有虧折， 都人聞之， 競往取所寄者， 一時無以應， 夜半遂潰， 劫攘一空。 聞恭邸、 文協揆等皆折閱百余萬， 亦有寒士得數百金托權子母為生命者， 同歸于盡?！保?0］另有學者根據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七， 兼管順天府事務的都察院左都御史畢道遠等聯名上奏的《阜康商號關閉現將號伙訊究各折片》， 所稱“這是目前在清宮檔案中查到的關于胡雪巖破產的最早記錄”［11］。 而《王文韶日記》 不僅時間上早于上述兩則記事， 而且其中隱含著較為豐富的內容。

王文韶為人處世頗為謹飭， 光緒四年（1878） 進入清廷中樞后， 并無可靠的奧援。 正是基于臨深履薄、 憂讒畏譏的思慮， 在面對晚清政壇“左李之爭” 之時， 無論是出于政見抑或意氣， 均能左右逢源， 以維持大局為重， 這也是王文韶能獲得這兩位朝廷重臣好感的原因。 胡雪巖是左宗棠辦洋務、 西征籌款采辦軍火以及主持慈善救濟的得力臂膀， 而王文韶又作為胡的同鄉， 對左、 胡相互倚重的關系當有所聞，前幾次與左會面均以左為中介， 或出于鄉誼， 迎來送往亦多出于禮節。 王初次入值軍機后， 與滿漢中樞大臣議事之余， 在光緒四年至七年（1881） 曾三次赴駐京的阜康錢莊“小坐”， 與吳選青、 范毓峰晤談。 范毓峰即為胡雪巖外甥， 系光緒二十五年（1899） 胡慶余藥號與元寶街故居以十萬兩易主于文煜所簽契約的“見議” 人以及列名者， 自有得信息之先的便利， 對胡的經營風險“早知有此” 的預見性或出于此。 他在被劾回杭閑居的半年間， 與胡雪巖并無任何來往， 全部《日記》 中亦未見在胡氏錢莊存錢匯兌的記錄， 直至阜康錢莊倒閉后才見諸文字， 可見他對這位“同鄉奇人” 多少帶有敬而遠之的意味。

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五， 王文韶因胡雪巖嫁女之邀， 往而賀之， 并為之記曰：“花園甚精致， 山石尤勝， 惜限于地， 欠舒展耳?！?從他的描述來看， 應是首次進入芝園的觀感。 繼而情勢急轉直下， 出現了阜康錢莊破產后接二連三的代為索債記錄，茲摘錄《日記》 數例以見之：

接忠甫電報， 屬向雪巖索廣誼園存款京足一千九百七十四兩， 察其形勢，亦恐無如何矣。

許仲韜世丈（鈐身） 自上海來， 談及滬市情形， 蕭條可慨。

孫子晉來， 子授囑阜康存款事。

作子綬書， 兩次函來言阜康存款事， 據實復之。

胡仲基來商子授阜康存款事。

沈吉田來談， 述近況甚窘， 亦為阜康虧累也。以上記述， 值得注意的是， 王文韶與出身官宦的錢塘世家許鈐身晤面時所談到的上海經濟蕭條景況。 據當時上海著名的富商兼大買辦徐潤在投資房地產和股票而破產時稱： “恐慌不堪言狀， 巨家如胡雪巖、 劉云記、 金蘊青皆相繼壞事， 其余商店接踵倒閉， 不知凡幾， 誠屬非常之禍?！保?2］論者多將胡雪巖阜康錢莊破產歸結于投資生絲的失敗， 此固然是誘因， 而就此年中法戰爭的陰云籠罩、 上海的金融風潮引起嚴重的資金斷流， 外商銀行又出于自保， 拒絕向華資拆借等具體的歷史情境而言， 中國經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 商號倒閉， 票號或錢莊因瘋狂擠兌而紛紛破產， 胡雪巖的阜康錢莊倒閉并不是個案。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正值兩江總督任上的左宗棠奉朝廷諭旨全權處理胡雪巖案之時， 王文韶在日記中記道： “王若農觀察（加敏） 自金陵來， 盛旭翁、 吳殿臣觀察（崇階） 先后來晤。 若農為雪巖賬務奉左相命來此， 意欲設法保全也?！?透露了曾任駐漢陜甘后路糧臺的王加敏奉左宗棠之命專程來杭， 擬出手相救的意圖。學者或稱： “根據《王文韶日記》 的記載，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王若農曾奉左宗棠之命進京， 找到王文韶， 或許是希望署戶部尚書的王文韶， 幫忙使胡雪巖的銀號免于破產命運?！保?3］此說系誤讀所致。 首先， 日記原文并無“進京” 字樣。 再則，王文韶自光緒九年七月被劾回杭， 直至十四年四月再次被清廷任命為湖南巡撫期間，除了短期赴嘉定等地探親訪友外， 一直在杭州閑居， 又何來“署戶部尚書” 一職？況且是年十一月初九王文韶探望胡雪巖后， 日記中尚有“看胡巖， 阛阓之雄， 一蹶不能復振， 對之頗難為懷” 的記錄可證。

光緒十年（1884） 五月初三， 胡雪巖次子胡緘三登門轉交其父給王文韶信件，內容未詳。 數日后， 王文韶或因公私債主相繼囑托代為詢問或索取阜康錢莊存款之事， 再次登門探望胡雪巖， 流露出的則是“官款尚不得了， 私款更不可問矣” 的無奈； 次月初十， 王偕友人赴東山弄（今位于杭州西湖區靈隱街道） “董賈處看磁銅各器， 皆胡雪巖家物也”。

阜康錢莊破產后的諸位索債者， 較為幸運的是時任戶部侍郎的同鄉孫詒經（字子授）。 《日記》 自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三日起， 記錄了孫詒經囑托王文韶代為索要存銀于阜康錢莊的萬余兩的經過。 前后信件或來人為此事磋商多達十余次， 其中涉及時任浙江巡撫劉秉璋、 署天津海關道盛宣懷、 蔣國楨觀察、 杭州協濟典當行管總潘子韶等人的斡旋和幫助， 直至八月二十四日， “蔣干臣觀察來， 面交子授劃款， 計司平紋萬兩”。 亦可證得劉體仁（劉秉璋之子） 的《異辭錄》 “追債之書以丈尺計”條所記， 孫詒經當時囑托張佩綸給劉秉璋寫信所稱“子授得失尚覺坦然， 而家人皇遽， 慮無以為生計， 乞為援手”［14］確有其事， 而王文韶在日記中則披露了索款得以成功的信息。

光緒十一年（1885） 十一月初七， 即在朝廷欽準戶部尚書閻敬銘奏請“速將已革道員胡光墉拿交刑部嚴追定擬治罪” 并查封原籍以及各省寄頓財產以變價備抵的前五天， 王文韶獲悉胡雪巖病歿后， 親臨吊唁并留下了“門庭蕭瑟， 可慨也” 的嘆息。 在這簡短記錄中難有具體的感知， 而在“江督咨復” 的另一公文中則描述了仁和、 錢塘兩縣地方官接到胡雪巖十一月初一病故呈報后趕赴現場時所見的景象：“見其停柩在堂， 所住之屋， 租自朱姓。 逐細查點， 僅有桌椅箱廚各項木器， 并無銀錢細軟貴重之物。 訊據該家屬胡乃鈞等供稱， 所有家產， 前已變抵公私各款， 現今人亡財盡， 無產可封?！保?5］或稱“賓客盡散， 姬妾潛逃， 只堂上一衰母也”［16］。 而后， 王文韶又在十一月十五日胡雪巖出殯時以及次年元月初九兩次前往祭奠。

光緒十四年（1888） 二月， 王文韶在杭州閑居五年后再次奉命出任湖南巡撫之前， 偕時任浙江巡撫許應鑅（號星臺）、 原兵部侍郎朱智（字茗笙） 等人， 冒雨同游胡雪巖宅園。 鄉誼難忘， 撫今思昔， 或因世事多變以及人生無常的悵然， 最后生發出“此宅不及二十年， 具有滄桑之感， 周歷一過， 為之憮然” 的感慨。

三 退圃和芝園所傳遞截然不同的建筑文化意蘊

孔尚任《桃花扇》 中有“眼看他起朱樓， 眼看他宴賓客， 眼看他樓塌了”［17］一首曲詞， 唱出了世事無常的悲歡， 若放在光緒九年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因錢莊倒閉而破產， 所居芝園用于抵債而易主于武英殿大學士文煜， 繼而被拆毀這件事上倒也切合。 這座堪稱“構造閎麗， 雕鏤致巧， 甲于近代”［18］的豪宅始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 尚有李世基所題“芝園” 的匾額遺存。 至光緒九年胡被革職查辦乃至兩年后亡故， 亦不過十余年的光景， 正所謂“其興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從此世人無緣得見芝園完整的原始風貌， 而從一些相關資料中的時人描述， 仍可以依稀看出當年富麗堂皇的建筑布局：

進門一道抄手游廊， 迎面有一座短短的花墻擋著。 向花墻角上轉出， 接一座短短的石橋， 裝著碧瓦欄干， 兩邊撲著兩株梅樹。 過橋便是一座白石露臺，上面是一所三開間的四面樓閣， 兩邊縫墻都是太湖石砌成冰紋的。 再回頭一看，突見一座高樓飛出云際。 原來對面是一座怪石的大假山子， 可有五丈多高， 再蓋上一座三層的高樓， 所以突目。 ……向那露臺東面繞去， 見是接著兩帶游廊相夾， 中間露一線天井， 種一株大洋楓樹。 正是新秋天氣， 那葉紅得十分可愛，遮映著一口六角雕欄的石井。 一面一帶曲曲的花墻， 那墻洞內及墻上滴水檐，都嵌著彩磁極工細的人物花卉， 開著一座長八角式的洞門。 入門， 只見修竹數竿， 綠蔭滿院。 一所朝南的三楹精舍， 窗戶都是黃楊紫檀坯子的， 雕琢極工極細， 嵌著五色玻璃， 而多藍色。 覺得仿佛置身在瀟湘館中了［19］。

此書由光緒二十九年（1903） 東京愛美社出版， 雖屬小說家言， 但距胡雪巖去世之日未遠， 所涉人物如范毓峰亦確有其人， 敘述當有可采之處。

另據陳栩《芝園懷舊記》 載：

予等嘗自后門入。 其南向廳事九楹， 榜為碧城仙館， 回廊亙其西， 循廊入垂花門， 乃見嘉樹蔥蘢， 面東開一小園， 窗檻雕飾之細， 幾如文玩。 玻璃悉為五色， 間以磨砂， 返景眩眼， 不能內瞰。 其樓欄尤精致， 柱刻獅子百頭， 獅目以赤金為之， 朝陽映射， 燦若繁星， 而窗隔屏門之屬， 悉以紫檀雕琢， 嵌以黃楊花紋， 益見窈窕， 隋園迷樓， 殆不是過［20］。

有“補白大王” 之稱的鄭逸梅認為陳栩不僅是《胡雪巖外傳》 的作者， 《芝園懷舊記》 亦是他早年親歷所記。 盡管此說存在爭議， 但其中的描述后被證實“確與芝園西部園林式廳廊布局相符”［21］。

民國初年， 許國英偕友人赴元寶街游觀， 正值蔣家收購后并將其材移建興業銀行之時， 他對這座胡雪巖宅第進行過近距離的觀察， 目睹拆除樓閣庭院建筑的木材縱橫交錯臥于地， 十余工匠揮斧操鋸， “大斫而小， 長截而短。 撿視其木， 率紅楠紫檀樟梓美材， 或嗅之有香”。 盡管已被“肢解十之三”， 所見仍是“高墻周環， 直逾百雉， 雖層樓不露頂也……由耳門入， 書廳七楹， 文窗晶格， 依然完好……更入，為齋廳七楹， 正廳五楹， 木皆樟楠磨漆， 榱題楹桷， 皆雕刻花草人物， 極工細。 鐵馬屈戌、 丁鳥金鋪等， 皆精銅鏤花， 厚幾逾指” 的印象。 進入芝園后， 只見長廊已拆去， 玉石雕欄猶存， 下有曲池， 原有鎔（熔） 銅為底以蓄水， 已被兵匪者掘去盜賣， 園內景觀更是“奇石鏤骨， 老樹拏交， 登玉臺， 石級白如玉， 真天臺也”［22］！

歷經百余年滄桑后的2001 年， 憑借杭州檔案館留存的由杭州建筑師沈理源于1920 年測繪的胡雪巖故居平面圖以及相關圖照作為恢復重建的依據， 芝園才得以“修復如舊”。 光緒末年， 大橋式羽（陳栩） 在《胡雪巖外傳》 中描述芝園落成后，胡曾邀請一些名士騷客依照樓觀園景逐次題額， 諸如“綠暗瑤廂” “綠夢亭” “冷香院” “影憐院” 等， 十三樓閣的匾額則有“軟塵樓” “夢香樓” “百獅樓” “花影樓” “醉春樓” “寶香樓” 之類， 并廣納婢妾以貯之。 遺憾的是， 至民國初年許國英游觀時， 除了僅見的假山“洞旁多甃石刻” 以及少許“題聯金碧” 以外， 這些充斥著脂粉氣息的匾額已杳無蹤影。

無獨有偶， 胡雪巖宅第落成于光緒元年（1875） 九月， 這一年適值時任湖南巡撫的王文韶長子慶均赴杭應省試， 無意中以9000 元價格購定清吟巷瞿宅房屋， 乃是其族祖王乃斌紅蝠山房的舊居； 光緒六年五月， 其子再度從清吟巷宅旁包姓手中購得四畝多地， 同樣是王文韶的曾祖在嘉慶十七年（1812） 時售與包姓的地基。 王文韶在族祖的房基失而復得后， 更以為傳說中的五只紅蝙蝠繞梁飛行于清吟巷祖宅為吉祥之兆， 難掩欣喜之色， 于是在日記中載道： “相隔七十年， 仍歸于我， 此亦數有前定也?！?繼而又在光緒十年二月在原紅蝠山房以外的隔街處購得近三畝的“隙地”， 擬營建“退圃” （ 意為歸隱園圃）。 王文韶居杭期間， 在光緒九年八月至十一年十月兩年多的時間里， 先后經歷了其子慶鈞病卒， 以及老母吳氏、 夫人錢氏相繼辭世的悲痛。 直至光緒十一年年底， 開始在退圃內規劃修建“晚香小筑” “歸舟”等花園以及樓閣建筑， 并一一冠以匾額楹聯、 詩文或跋語， 使得這些建筑符號所傳達的信息頗耐人尋味。

光緒二年（1876） 年四月， 退圃的營建工程漸有眉目， 除了植梅20 余株， 還雜以桃李， 并將友人所贈太倉蟠桃四株移栽于此， 繼又補種竹、 樹。 王文韶在園內的“晚香小筑” 雅室題楹聯稱： 清風明月何時無？ 記前塵若夢， 盡偷閑脫巾讀畫、拄笏看山， 總覺得北去南來， 不如老圃。 布襪青鞋從此始， 趁暮景未闌， 聊就近疊石栽花、 疏泉種竹， 亦頗似地生天作， 合有新堂。

“歸舟” 的宅室則囑其幕友黃宗起（號翰卿） 為之代跋： “舟可以遠行， 破浪揚帆瞬息千里， 然風濤之惡往往有之， 知進而不知退， 信不可歟?！?王文韶在日記中坦言： “余自乞養歸， 就屋后隙地構數椽以容與而偃息焉， 是固余之舟也?！?其中“容與而偃息” 即安閑自得、 斂藏退息之意。 可見主人煞費苦心為“退圃” 等建筑撰寫匾額楹聯， 無不蘊含著對自己宦海生涯的總結以及明哲保身的思想， 并流露出規避宦?！帮L濤之惡” 以終老退圃的情緒。

光緒十四年四月， 年屆花甲的王文韶再次出任湖南巡撫， 在此后不到20 年的時間里， 曾乞休五次而不得朝廷所允， 受命于時局艱危， 在徐圖補救的情勢下連連擢升， 先后擔任云貴總督、 直隸總督、 北洋大臣， 后充政務處大臣兼外務部會辦大臣等職， 死后謚“文勤”。 在政局跌宕的晚清， 王文韶“每思持盈保泰之義， 輒兢惕不能自已”， 正是基于“宦海風波， 真不可測哉” 的憂慮與警覺， 且因“究識大體，然更事久， 明于趨避”［23］而得以善終。 綜觀《日記》， 在他為人處世的行述中， 不務高蹈， 嚴于律己， 寬于待人， 力求在宦途沉浮中以及趨避兩難的心理沖突之間尋找平衡， 終于得到了“忠孝神仙， 富貴壽考， 以一身兼之”［24］的結局。

再來看時人對胡雪巖的評述：

查胡雪巖籍隸浙江， 出身市儈， 積慣架空罔利， 最善交結官場， 一身兼官商之名， 遇事售奸貪之術， 網聚公私款項， 盈于累萬之多［25］。

胡光墉之揮霍， 好沽名譽， 人所共聞， 此番倒閉， 中外騷然， 豈彼始愿所及料哉！ 亦由貪多務得， 不復細針密縷， 遂至一蹶不振［26］。

杭人胡某， 富埒封君， 為近今數十年所罕見。 而荒淫奢侈， 亦迥尋常所有，后卒以是致?。?7］。

這些評述道出了胡雪巖攀附官場并憑借官商勾結以聚斂巨額財富的本質， 而沽名釣譽、 揮霍無度的品性也是導致錢莊破產的原因之一。 同時也說明， 官商合流違背了政治道德和商業準則， 倚仗官場之勢終究難以長久。

值得一提的是， 左宗棠在鎮壓陜甘民眾反清運動以及收復新疆時， 胡雪巖擔任后路糧臺公職， 代借外債1500 萬兩以購買軍火、 糧餉， 解決了左用兵的竭蹶之困且有功于國家， 并為此得到了朝廷的獎賞， 而背后胡卻利用代理人的身份牟取暴利。因“洋人得息八厘， 而胡報一分五厘”， 以致被曾紀澤斥責為“奸商牟利， 病民蠹國， 雖籍沒其資財， 而科以漢奸之罪， 殆不為枉”［28］。 盡管如此， 在光緒《杭州府志》 纂修時， 還是肯定他生前樂善好施等義舉， 將其歸入“義行” 的人物類別之中。

名人故居的建筑因文化傳承而彰顯厚重。 王文韶與胡雪巖均出身寒素， 發跡后在清吟巷與元寶街分別建造規模宏大的宅第， 相距也不過四五條街道而已。 前者營建的園林除了常見的疊石栽花、 疏泉種竹以外， 府宅擴建的用料不過是普通的杉木而已， 從建筑符號所傳達出思想文化方面的內涵來看， 可知其崇儉尚實于一斑， 而聯語中所坦露知所進退的情思， 則是中庸哲學在生活中的具體表現。 反觀“阛阓之雄” 胡雪巖， 就豪宅中所散發出來的暴富氣息而言， 令人咂舌， 同時也意味著兩人性格特質的不同以及人生觀、 價值觀取向路徑的不同。 學者張舜徽對胡雪巖最終的命運有過這樣的議論： “曠觀古今中外人物， 未有不成功于恭儉惕厲而失敗于驕奢淫逸者……蓋人富則自滿， 以為人莫己若， 因而窮奢極欲， 以追求衣食之美， 宮室之麗， 妻妾之眾， 自奉殷厚， 等于王侯……曾不數世， 家道遂傾?！保?9］可謂一語破的， 發人深省。

胡雪巖死后， 其不動產皆落入他人之手， 故居修復后樣貌則成了他荒淫侈靡的生活習性以及身敗名裂的見證。 百余年來， 唯獨他所創辦的胡慶余堂的金字招牌得以保留至今。 這也從側面反映了企業文化中只有堅守“戒欺” 和“采辦務真， 修制務精” 的信念， 才具有被世人認可的真正價值。 這對后世而言， 則不無思考與啟迪的意義。

注釋

［1］ 《左宗棠全集： 詩文·家書》， 岳麓書社， 1987， 第98 頁。

［2］ 惲彥琦： 《何太恭人墓志銘》， 載《杭州圖書館善本書目錄·附杭州圖書館地方碑帖目錄提要》，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1， 第137 頁。

［3］ 《王文韶日記》， 袁英光、 胡逢祥整理， 中華書局， 1989， 第2 ～3 頁。

［4］ 《左宗棠全集： 書信二》， 岳麓書社， 2014， 第322 頁。

［5］ 陳璚等編《民國杭州府志》 143 卷， 上海書店， 2011， 第438 頁。

［6］ 《左宗棠全集： 書信三》， 岳麓書社， 2014， 第296 頁。

［7］ 王彥威等： 《清季外交史料2》， 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5， 第421 頁。

［8］ 《左宗棠全集： 詩文·家書》， 岳麓書社， 1987， 第240 頁。

［9］ 《左宗棠全集： 書信三》， 岳麓書社， 2014， 第731 頁。

［10］ 《一士類稿》， 載《史料筆記叢書》，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4， 第209 頁。

［11］ 劉江華： 《左宗棠傳信錄： 基于清宮檔案的真相還原》， 岳麓書社， 2017， 第349 頁。

［12］ 徐潤： 《徐愚齋自述年譜》，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8， 第35 頁。

［13］ 劉江華： 《左宗棠傳信錄： 基于清宮檔案的真相還原》， 岳麓書社， 2017， 第353 頁。

［14］ 《一士類稿》， 載《史料筆記叢書》，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4， 第217 頁。

［15］ 大橋式羽： 《胡雪巖外傳》， 京華出版社， 1997， 第80 頁。

［16］ 《一士類稿》， 載《史料筆記叢書》，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4， 第216 頁。

［17］ 孔尚任： 《桃花扇》，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第176 頁。

［18］ 許國英： 《記胡雪巖故宅》， 上海書店， 1986， 第24 頁。

［19］ 大橋式羽： 《胡雪巖外傳》， 京華出版社， 1997， 第10 頁。

［20］ 鄭逸梅： 《天虛我生陳定山父子》， 載 《鄭逸梅選集》 第6 卷，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01， 第239 頁。

［21］ 高念華： 《胡雪巖故居修復研究》， 文物出版社， 2002， 第64 ～71 頁。

［22］ 許國英： 《記胡雪巖故宅》， 上海書店， 1986， 第24 ～25 頁。

［23］ 趙爾巽等： 《清史稿》，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第9490 頁。

［24］ 龔聯壽： 《中華對聯大典》， 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8， 第935 頁。

［25］ 大橋式羽： 《胡雪巖外傳》， 京華出版社， 1997， 第75 頁。

［26］ 大橋式羽： 《胡雪巖外傳》， 京華出版社， 1997， 第78 頁。

［27］ 《張舜徽集 愛晚廬隨筆》 第二輯，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5， 第361 頁。

［28］ 葉君主編《前朝雜話 何滿子談古說片》， 北方文藝出版社， 2015， 第29 頁。

［29］ 《張舜徽集 愛晚廬隨筆》 第二輯，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5， 第36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