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認同與德意志帝國時期政治社會矛盾的舒解

邢來順 宋彩紅

摘 要 德意志帝國時期的快速現代化轉型導致傳統與現代激烈碰撞，引發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等諸多領域的劇烈矛盾。為此，需要尋找一種為社會普遍接受的公共因子，來舒解帝國內部的各種矛盾，以便鞏固新統一的民族國家，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而作為人們記憶原點和情感落點的“鄉土”即是這樣一種公共因子。它不僅成為消弭因德國特殊歷史發展而形成的地方忠誠意識與統一民族國家認同矛盾的最大公約數，而且成了舒解各類敵視德意志帝國現行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的共棲平臺，成了緩和各階級和利益集團對立的認同公器。

關鍵詞 德意志帝國，轉型，鄉土，民族認同

中圖分類號 K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457-6241（2021）10-0011-12

德意志帝國時期（1871—1918年）是德國歷史上急劇轉型的時代，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現代性轉軌。這種現代性轉軌主要表現為：政治上長久分裂割據局面的終結和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經濟上從傳統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的快速邁進①，社會領域在極短時間內由農村人口占多數的鄉土社會轉型為城市居民占主體地位的城市化國家。②上述德國社會的急劇現代化轉型最終導致現代與傳統的劇烈碰撞，形成了德國歷史上的所謂“現代化危機”（Modernisierungskrise）。③在這種“現代化危機”的轉型陣痛之中，鄉土（家鄉）作為絕大多數德國人童年記憶中的安全之地，成為應對和消解急速現代轉型中諸多負面效應的傳統精神堡壘，并由此催生了從精神文化領域到社會實踐層面以回歸鄉土為取向的、范圍廣泛的鄉土運動（Heimatbewegung）。④然而，相關研究表明，德意志帝國時期的鄉土運動不僅是消解快速工業化城市化引發的現代化危機的社會文化運動，它還擁有舒解新帝國內部諸種矛盾的強大功能，是緩和新帝國內部緊張政治和社會關系的一劑良方。它不僅可以用鄉土觀念這樣一個最大公約數來調適德國傳統的地方忠誠意識與新的現代民族國家認同之間的矛盾，鞏固新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而且可以憑借傳統的鄉土共同體意識來舒緩德意志帝國時期各種現代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之間的激烈沖突。

從歷史角度看，1871年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的建立雖然是多數德國人長期盼望并為之努力的結果，但是這個新統一的帝國在政治上并不“統一”。用學者阿隆·康費諾（Alon Confino）的話說，德意志帝國時期“德國社會的特征就是深層的斷裂，主要是地區性斷裂，也表現為社會、政治和宗教的分裂”。①換言之，德意志帝國自建立之日起就面臨著三類“帝國之敵”（Reichsfeinde）：第一類是因國家長期分裂而在歷史上形成的地方忠誠意識或者說地區意識;第二類是威脅新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的現實分離主義勢力，包括帝國境內的波蘭人、丹麥人等少數族裔、要求擁有更多自治權的阿爾薩斯人以及堅定捍衛天主教自治傳統的天主教中央黨等政治勢力;第三類則是敵視現行國家制度和秩序者，其核心力量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民主黨。除此之外，還有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農業利益集團與工業利益集團、工業集團內部重工業集團與輕工業集團之間的利益集團矛盾等。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因此“陷入了深深的撕裂之中”。②在這種情形下，人們必須面對并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跨越割裂德國人的各種界線，建構一種明確的德國社會觀念和能夠代表他們所有人的德意志特性?！雹刍蛘哒f尋找一種為德國社會普遍認可的公共因子，用以舒解德意志帝國內部的各種矛盾，緩和敵視帝國的情緒，以便鞏固這一新統一的民族國家，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于是，人們普遍熱愛的、散發著濃濃童年記憶的鄉土鄉情就成為消弭因德國特殊歷史發展而形成的地方忠誠意識與統一民族國家認同之間矛盾的最大公約數，成為舒解各類敵視德意志帝國現行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的共棲精神平臺，成了緩和各階級和利益集團對立的認同公器。這就是德意志帝國時期以鄉土為取向的鄉土運動的重要政治功能。

一、鄉土作為統一民族國家之中傳統地方忠誠意識的一方慰藉

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對于德國的政治發展而言可謂一種完全顛覆性的歷史變化。它意味著自中世紀以來德國長期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的終結，標志著現代德意志統一民族國家的誕生。然而由于歷史及思維的慣性之故，當新統一的民族國家呈現在人們的面前時，不少德國人卻陷于傳統地方忠誠意識的情結之中無法自拔。這種傳統地方忠誠意識源自德國中世紀以來的長期分裂割據。這種長期分裂割據不僅造就了數以百計的獨立邦國和領地，而且在此之上釀造出一種以領地邦國為載體的強大的“地方愛國主義”（lokaler Patriotismus）和“小邦本位主義”（Kleinstaaterei）傳統，然后在這種傳統之上積聚起“一種與獨特環境相關聯”的“效忠于地區和忠誠于王朝”的地方認同意識，一種具有“頑固的狹隘效忠”和“懷舊性落后”特征的“自我意識的地區認同”。④

然而，18世紀末19世紀初，面對法國大革命以來洶涌澎湃的現代歐洲民族主義潮流，四分五裂的德國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因此進入19世紀以后，消除分裂割據、建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成為德意志民族的努力目標，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就是順應這樣一種歷史潮流的結果。盡管如此，德國人在欣喜之余仍必須面對一個客觀事實，即不管人們愿意與否，數百年來形成的傳統地方忠誠意識畢竟無法在一夜之間從人們的腦海中抹去。于是，傳統地方忠誠意識與現代統一民族國家認同之間如何調適，或者說如何在統一的現代德意志民族國家標準之下安慰人們對已經成為歷史的邦國領地的情感懷戀和對自己所在地方的摯愛，就成為德國人需要面對的問題。

實際上，德意志帝國統治者對于德國人之中存在的強烈“地方愛國主義”情感心知肚明。因此，新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從一開始就將其政治架構置于聯邦制而非中央集權制之上。1871年德意志帝國憲法允許地方各邦保留很大的權力，就是在制度層面安慰這種地方忠誠情感的具體體現。①但是這顯然還不夠，接下來人們還需要從深層的思想意識層面著手，在根深蒂固的傳統地方效忠意識與新的民族國家認同之間尋找一種觀念的共棲平臺，建構一種兼容地方和民族國家的認知。而鄉土就是二者都特別鐘情的這樣一個平臺。鄉土運動就是在回歸鄉土取向下建構這種兼容地方忠誠和民族國家認知的共棲平臺，一種安撫地方忠誠意識的極具親近感的社會努力。

就“地方愛國主義”者而言，鄉土作為地方意識的基本載體，“具有一種確定的地點或確定的地區的強烈認同”，②因而是他們最鐘情的所在。以鄉土為載體的地方認同通常由當地的歷史、自然、居民和民俗等要素構成，人們從童年時代起就通過這些要素建構自己的鄉土記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地域性的情感歸依。研究表明，在統一不久的德國，這種以地方為取向的強烈地域化情感尤其突出，甚至造成“各地區之間的緊張關系”。③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其根源就在于1871年以前的德國歷史是由分裂各邦的歷史構成的“許多不同的歷史的共存”，各邦甚至各地區的人民長期“保持著一種日益增長的獨特性情感”。這種獨特性情感就是地方認同的基礎。1871年以后，雖然德國結束了政治上的分裂，成為統一的民族國家，但由于歷史記憶的連續性和慣性之故，德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個由各地區和各邦組成的拼接物，一個由不同歷史和文化傳統構成的馬賽克。④當時帝國的政治特征是，在聯邦制之下各地方邦國仍然保留了統一前的各種政治結構，包括各邦首腦、邦議會、政府，甚至還有各自的法律。就此而言，德意志民族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一個由地區認同組成的一個整體民族國家”。⑤所以，對于忠誠于地方傳統的人們而言，在鄉土運動語境下強化各邦、各地區和地方的鄉土歷史和文化認同，就是在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背景下重申“民族標準化時代”的地方或地區的“獨特性”，是“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單一化時代的地方獨特性的一種再保險”。⑥

基于上述原因，德意志帝國時期成了德國“鄉土研究的繁盛時期”，涌現出眾多的地方鄉土社團和以鄉土為關注目標的出版物，⑦用以慰藉人們的鄉土情結。

首先，德意志帝國時期涌現出大批地方性歷史學會，以強化公共歷史記憶下的鄉土認同。地方性歷史學會關注地方的歷史和傳統文化。它們通過研究、宣傳和編撰地方歷史，促進人們對家鄉歷史文化的興趣，強化人們的鄉土意識。研究表明，雖然德國早在19世紀初就已經開始出現地方性歷史學會，諸如“巴爾歷史與自然史學會”（Verein für Geschichte und Naturgeschichte der Baar，1805年）、

“拿騷古典學和歷史研究學會”（Verein für Nassauische Altertumskunde und Geschichtsforschung，1812年）、“上法蘭克歷史學會”（Historischer Verein für Oberfranken，1827年）等，但這類地方性歷史學會的廣泛建立是德意志帝國時期的現象。例如，僅在巴登地區就出現了布萊斯高歷史聯合會（Breisgau-Geschichtsverein，1873年）、中部巴登歷史聯合會（Historischer Verein für Mittelbaden，1909年）、韋特海姆歷史聯合會（Historischer Verein Wertheim，1904年）等多個歷史學會。在北德地區也出現了呂根—波莫瑞歷史學會（Rügisch-Pommerscher Geschichtsverein，1899年）和波莫瑞歷史委員會（Historische Kommission für Pommern，1910年）等一系列地方性歷史學會。①到1900年左右，德國境內擁有大量會員的重要地方性歷史學會已經達150個，另有許多活躍于地方鄉鎮的小型歷史學會沒有列入統計。②這些地方性歷史學會的目標就是通過挖掘和宣傳地方的家鄉歷史文化，強化人們的鄉土意識。

其次，德意志帝國時期還出現了編撰各類鄉土史、鄉土教程和鄉土志的熱潮。人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弘揚鄉土歷史文化，增進地方意識。雖然德國早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就已經出現地方史著作，③但是以鄉土史呈現的地方史編撰卻是在帝國時期鄉土運動的產物。當時隨著各地歷史學會的紛紛建立，編撰具有濃烈鄉土氣息的鄉土歷史形成一股熱潮。人們希望通過挖掘和宣傳地方家鄉的歷史，將家鄉歷史“共同體化”，最終建構出一種歷史的“共同遺產”，進而強化人們的鄉土意識。④出于這種目的，編撰地方家鄉歷史時，人們往往會根據實際需要對歷史進行主觀“裁剪”和取舍，刻意剔除那些不光彩的鄉土記憶，最大限度地呈現令人驕傲和自豪的地方歷史和文化。譬如，在符滕堡鄉土史中，來自符滕堡（Württemberg）貴族家庭的雇傭兵赫爾瓦特·馮·比滕費爾德（Herwarth von Bittenfeld）因為加入了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e）的軍隊，就被有意識地放大成了符滕堡人富有勇氣、敏銳判斷力和熱愛祖國的象征。⑤因此鄉土運動語境下的地方史經常被一些專業歷史學家批評為缺乏“理性和邏輯性的研究及書寫”，⑥甚至被蔑視為“粗制濫造的”“半吊子式的地方史研究”。⑦但是，不管怎樣，從宣傳鄉土歷史和凸顯鄉土觀念的角度看，這類地方史的編撰顯然具有積極的意義。

各類鄉土教程、鄉土志的編撰出版也成為強化地方意識的重要路徑。這些鄉土教程和鄉土志主要通過大眾教育和廣泛傳播鄉土歷史、文化和風俗習慣來展示地方意識，培養人們的鄉土情懷。以鄉土教程為例，它們主要著眼于所在地區的優勢和特色，編撰視角和形式不拘一格?！豆爬虾谏核囆g史鄉土教程集》就從藝術史角度介紹了黑森（Hessen）市政廳和威廉高地宮（Schloss Wilhelmsh？觟he）等著名建筑，以表明“黑森向來就在藝術方面扮演領導角色”，同時“促進對于黑森邦的歷史的興趣，喚醒對于傳統紀念物的樂趣，使有關家鄉保護和紀念物維護的思想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支持”。⑧《圖林根—薩克森地名：鄉土教程集》則將地名作為了解家鄉的切入點，目的是“從這些地名中能夠取得一種喚醒我們孩子的歷史感受的途徑”，喚起他們的家鄉意識。⑨此后，隨著鄉土運動的發展，鄉土教程最終通過鄉土課程形式列入中小學校教學計劃，這有利于人們從小了解家鄉和熱愛家鄉的傳統文化，從而使地方鄉土教育和傳承鄉土文化上升為一種國家意志和行為。到20世紀初，鄉土課程已經在全國范圍內納入德國中小學課程體系。①

各類鄉土志的編撰和流行則將鄉土意識的強化從學校推進到整個社會層面。鄉土志在內容上比鄉土教程更為豐富，也突破了鄉土教程的中小學教育語境，開始面向家庭和社會，因而是培養鄉土意識的更高進階形式。它們受眾廣泛，鄉土氣息濃厚，特別有助于人們“認識家鄉，了解其歷史，感悟其美麗”，增進鄉土情感。②德意志帝國時期的鄉土志可分為省級鄉土志和地方性鄉土志兩類。省級鄉土志的編撰取向各異。例如，《下薩克森鄉土志》不僅介紹了該地區著名的自然景觀、文化名勝、歷史典故和風俗習慣，甚至兩個名不見經傳的沼澤地小村莊諾伊多夫（Neudorf）和普拉滕多夫（Platendorf）也被收錄其中，原因在于它們是擁有大片沼澤地的下薩克森“呂內堡荒原移民墾殖”的成功典范。③《勃蘭登堡馬克鄉土志》則是另一種編撰取向。勃蘭登堡（Brandenburg）因為擁有大都市柏林而已經“為人熟知”，所以該鄉土志在內容安排上只是對該地區“重要的和有價值的”目標“進行關鍵性呈獻”，④像偏遠的貝斯考夫—施托考夫縣（Beeskow-Storkow）的內容就只有1個條目。盡管如此，它卻別開生面地以游記形式巧妙地介紹該縣的美景，最后在美麗動人的神話傳說中將人們引向揮之不去的“鄉愁”。⑤地方鄉土志則把重點放在通過具體素材建立起家鄉與每個人之間的聯系，宣傳家鄉名片，進而強化人們對家鄉的印象。例如，《慕尼黑鄉土志》在寓家鄉歷史文化于景觀介紹之中的同時，每個條目后都附有加深人們對家鄉印象的相關提問，如“從慕尼黑地圖上找出你最親密的家鄉，你的城區”等。關于著名的慕尼黑啤酒節，書中不僅描寫節日盛況，介紹節日來歷，最后還要求“畫一幅啤酒節的小圖畫”，以加深印象。⑥

再次，眾多鄉土博物館和鄉土保護聯盟的建立成為強化地方認同的又一重要路徑。德意志帝國存在不到半個世紀，但就在這段時間內，受激于鄉土運動，從大都會柏林到各地小城鎮，總共建立了197座鄉土博物館。⑦這些鄉土博物館專門收藏與鄉土有密切關系的自然史、文化史，以及民俗學方面的物品和文獻，然后通過這些展品和文獻，凸顯所在地的歷史文化價值，⑧進而幫助強化人們的鄉土認同。正是從這一意義上，各類鄉土博物館成了滿足“鄉土情感的心理需要”，以實物方式長期保存地方家鄉記憶⑨和維系鄉土認同的重要公共平臺。

眾多鄉土保護社團的出現，及其積極推動對家鄉傳統文化和自然景觀保護的關注等，實際上也是努力強化地方家鄉認同的體現。研究表明，德意志帝國時期曾涌現出諸多的鄉土保護社團，諸如“下薩克森鄉土聯盟”“下薩克森鄉土保護委員會”“萊茵紀念物維護和鄉土保護聯合會”“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鄉土保護全邦聯合會”“威斯特伐利亞鄉土保護委員會”“巴登鄉土全邦聯合會”“黑森鄉村家園維護及福利和文化維護聯合會”等，僅在南德大邦巴伐利亞就出現了“伊薩河谷聯合會”“民族藝術和民俗學聯合會”“德意志工藝聯盟”“巴伐利亞自然保護聯盟”等一系列家鄉保護社團組織。在這些社團中，如1894年成立的“巴伐利亞民俗和方言研究聯合會”和1909年成立的符滕堡“自然和家鄉保護委員會”都明確強調要通過地方性的民俗研究、自然和文化保護，促進本地區的獨特性認同，是強化地方認同、突顯地方歷史和文化獨特性的體現，是為了保護地方家鄉的獨特文化記憶。①

關于德意志帝國時期以地方鄉土文化和歷史為關注取向的意義，德國著名史學家卡爾·蘭普萊希特（Karl Lambprecht）說得很清楚。他指出，地方文化史研究、地方史在德意志帝國時期的發展，就是要在“民族國家發展特性”之下呈現一種“獨特的地區性”。②換言之，以凸顯地方鄉土歷史文化為取向的鄉土運動，實際上是德國聯邦主義傳統的一種延續，是在統一的現代德意志民族國家框架下堅持地方特性認知和繼續效忠地方傳統的一種體現，地方意識則是民族國家認同之下的一種個性化鄉土張揚。

德意志帝國時期鄉土運動語境下的“鄉土”是強化地方認同的載體、一種地方忠誠意識的安慰劑。但是它與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認同并不矛盾。用當代德國學者的話說，德國人的地方意識實際上包含著具有辯證特性的兩種取向，它雖然呈現為地區和分離意識，卻包容于集體認同之中。③這種地方意識在帝國時期因應時代之需，開始轉化為一種民族國家的符號，成為建構和鞏固現代德意志民族國家認同的平臺。人們“通過將國家記憶和想象中的（地方）社區的結合”，“在地方和國家記憶之間建立共同的分母”。④正是從這一意義上，如果說德意志帝國時期具有濃烈傳統色彩的鄉土運動呈現出某種現代性色彩的話，那么“對民族的興趣”正是它的“現代性”所在。⑤

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后，一個棘手的問題是，人們既需要顧及依然存在的作為歷史遺產的強烈的地方忠誠傳統，又必須考慮到維護來之不易的國家統一，強化對現代德意志民族國家的認同。關于這一點，誠如意大利統一的締造者加富爾（Camillo Benso Cavour）在論及統一后意大利所面臨的任務時指出的：“我們已經造出了意大利，現在我們還必須制造意大利人?！睋Q言之，統一后的德國也“不得不從多樣性的地區認同中制造德國人，制造歸附于地區同時又歸附于民族國家的德國人，他們無須放棄對地方的熱愛，但必須確認民族愛國主義的至高無上”。⑥但是問題在于，如何才能建構一種既能展示地方獨特性又能體現德意志民族共性的記憶呢？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尋找一種既能容納地方意識又能鞏固乃至強化德意志民族認同的記憶載體。而這時人們突然發現，效忠地方傳統者所鐘情的“鄉土”正是促進民族國家認同的絕好平臺。鄉土作為一種地方性認同概念，完全可以轉變成民族國家共同體的象征。在這一轉換過程中，鄉土歷史和文化、鄉土博物館等都可以成為建構兼具地方意識和民族國家認同的有效路徑。鄉土轉變為德意志民族國家符號的過程，就是各個地方整合為德意志民族國家有機體組成部分的過程。

例如，由各個地方歷史學會推動的鄉土史編撰在建構地方意識與民族國家認同的兼容關系的過程中就起了一種辯證性的特殊作用。一方面每個地方家鄉的歷史記憶是獨特的，它固然有強化地方意識的作用;另一方面這種獨特的地方性歷史記憶實際上是整個德國往日歷史多樣性特征的一種真實反映。從這一角度來看，地方鄉土記憶就是德意志民族和民族國家歷史的組成部分，是德國境內共存的多樣性歷史的體現。當所有獨特的地方鄉土歷史編織到一種彼此緊密相關的德國歷史之中的時候，它們就成了德意志民族國家整體歷史記憶的呈現。也就是說，地方鄉土歷史記憶既包含了地方史的特殊性，同時也體現了作為整體的德國歷史的統一性和共性，進而“把地方家鄉與國家民族聯系在一起”。前文提到符滕堡鄉土史將來自符滕堡貴族家庭的雇傭兵加入普魯士軍隊描述為符滕堡人熱愛祖國的象征，就是最典型的說明。

鄉土運動中建立起來的眾多地方性鄉土保護團體也從一個側面展示了地方意識與民族國家認同的兼容關系。如前所述，在德意志帝國時期，各地曾建立眾多鄉土保護社團。這些地方性鄉土保護社團于1904年在德累斯頓（Dresden）組建全國性鄉土保護組織“德意志鄉土保護聯盟”，從社團組織層面形成了一種兼容地方意識與國家認同的完美形式。到1911年，該組織已經擁有29個分支和1.5萬名會員。①

鑒于地方歷史與民族國家歷史之間的這種辯證關系，鄉土運動中的“熱衷于鄉土事務者”（Heimatler）在編撰地方鄉土歷史的過程中，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地方鄉土歷史與民族國家認同之間的有機整合，會根據需要對歷史進行選擇性取舍，刻意突出與民族國家密切聯系且令人驕傲的地方歷史和文化，剔除那些不利于民族共同體認同的記憶。如前所述，在符滕堡鄉土史編撰中，來自符滕堡貴族家庭的雇傭兵因為加入普魯士軍隊而被放大成符滕堡人熱愛祖國的象征，但是符滕堡在1813年民族會戰中站在拿破侖一邊反對德國同胞的歷史，以及1866年普奧戰爭中與奧地利一起反對普魯士的歷史卻被有意識地忘卻或忽略了。②很顯然，這種鄉土運動語境下編撰出的鄉土史雖然不盡嚴謹，只是“近乎學術”，③卻是服務于建構民族國家認同的學術利器。

基于以上史實，某些學者在論及德意志帝國各類地方歷史學會的功能時指出，地方鄉土史的編撰固然對于強化地方記憶具有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們承擔了一項“特殊任務”，那就是要“在狹隘的‘鄉土之愛與普遍性的‘祖國之愛之間建立調解”，進而建構一種兼容鄉土認同與民族國家認同的家國情懷。④在地方鄉土史編撰者的眼中，地方家鄉與民族國家關系的內在邏輯是：熱愛地方家鄉，才會真正熱愛祖國，熱愛地方家鄉就是熱愛祖國，“所有真正的祖國之愛都植根于深深的鄉土之愛。若非如此，這種愛就像一株萎靡不振、沒有汁液和沒有力量的植物，缺少健康的營養土壤”。⑤這應該也是著名史學家蘭普萊希特關于地方史研究“將普遍性置于地方性之中加以理解”的意義所在。

實際上，前文提到的德意志帝國時期大量建立的鄉土博物館也具有相同的功能。它們既是強化地方忠誠的重要路徑，也是建構地方意識與民族國家認同共存的需要，是實現地方意識和民族國家認同共存的重要平臺。如前所述，建立鄉土博物館原本是為了滿足“鄉土情感的心理需要”，目的在于以實物方式呈現和保存地方家鄉的記憶。但是，當眾多鄉土博物館遍布德國各地時，這些鄉土博物館所展示的歷史和物品在呈現地方差異性的同時，也變成了“通過相似的物體展示”而構成的“一種民族敘事”，從而使“地方性轉變成了民族國家”。換言之，鄉土是民族國家的具體化和個性化呈現，民族國家是鄉土的共性表達。這些鄉土博物館通過各自的具體展物“給抽象的民族性以一種具有地方經歷的可觸感”，揭示出地方家鄉與民族國家的歷史聯系，呈現出“對家鄉和對德意志祖國的熱愛”。①在這方面，“新科隆鄉土博物館”就是一個生動的實例。1897年，教師艾米爾·費舍爾（Emil Fischer）在柏林附近“德國最大的村莊”雷克斯多夫（Rixdorf）建立了這座博物館。該博物館起初展示的是自然史，以及當地文化和民俗物品，最終卻轉向展示雷克斯多夫在德意志民族國家歷史中的角色和貢獻，志在以此喚醒并維護“對于家鄉、祖國之愛的感受和理解”，從而將雷克斯多夫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實現了從地方到民族國家的意涵轉換。②可見，德意志民族國家語境下的鄉土“是鄉土觀念的最終表達”，也“是德意志民族國家及其歷史、記憶和情感的最終象征性呈現”。③

此外，德國人的鄉土觀念本身具有巨大包容性和可轉換性，非常有利于鄉土發揮其地方和民族國家認同共享平臺的功能。在德國，鄉土作為一種觀念經歷了從地方家鄉到邦國到民族國家的所屬分層的轉變。在許多德國人看來，強化地方認同實際上是民族國家認同的一種鋪墊?！皩Φ胤綒v史、風俗和方言的興趣的復活，以及地方歌曲和抒情詩作的擴散，雖然都是致力于鄉土的一種表現，它們卻塑造出地方對于德意志民族國家貢獻的新神話。在鄉土運動中，許多復興的或新發明的節日慶典為大眾共同慶賀民族國家和地區提供了更多的機會”，這些鄉土性慶典最后都演變成了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文化符號。以慕尼黑啤酒節為例，它是慕尼黑的象征，是巴伐利亞首府的節日，是地方性的，但是，它最終轉變成了德意志民族和國家的文化象征。從這一意義上，鄉土“小鎮”就是“更大的政治實體（民族國家）的‘搖籃”。正是這種可轉換的包容性使鄉土變成了“民族國家遠大目標和地區現實之間溝壑上的一座橋梁”，④成了“一種地方和民族共同體的永久認同”的象征。⑤所以，對于德國人而言，堅持地方傳統并不排斥現代民族國家認同，“德意志特性能夠包含地方的多樣性”。⑥雖然德國人的“鄉土觀念是地區性的”，志在創立地方認同，但這種觀念“與基本的民族立場并不沖突”。巴伐利亞等邦堅持自己的傳統，并非為了拒絕德意志民族國家，而“只是要在德意志民族國家中以聯邦主義的保留條件來對抗機械性的中央集權制”。⑦這就是德意志民族國家認同中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的實質所在。

上述可知，德國人眼中的鄉土既是地方認同的基本載體，也是建構民族國家認同的平臺。如果說民族國家是想象的政治共同體，那么鄉土就是這一政治共同體的源起，是民族國家想象的“一種地方隱喻”，或者說是一種“大眾化的民族國家的想象”。⑧誠如美國著名德意志文化史學者西莉亞·阿普爾蓋特（Celia Applegate）在論及德國人的地方鄉土觀念與民族國家認同關系時所說的那樣：“鄉土觀念暗含著整個德國，從它的個體、局部到它新構成的整個國家。它向德國人提供了一種路徑，用來調和一種獨特的、超越民族觀念的地方化政治傳統遺產。鄉土既是人們深愛的各個地方，又是受人們愛戴的民族國家。它是一種富有彈性的包容性的鄉土，似乎包含了所有的地方?！雹?/p>

因此，鄉土的整合功能顯然有助于克服德國人的傳統地方意識與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對立。這應該也是德意志帝國時期以鄉土為關注焦點的鄉土運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鄉土運動在德國繼續發展，德國人仍在努力促進地方家鄉與民族國家認同融合。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還成立了多個地方史研究所，將地方家鄉與德意志民族特性的有機聯系作為研究目標，志在通過挖掘地方歷史和文化中呈現的德意志共性特征，進一步強化各個地方對德意志民族國家的認同。

三、鄉土充當跨越社會階級分野和消弭利益集團裂痕的認同公器

德意志帝國時期快速工業化導致社會階級結構出現根本性變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工人階級迅速壯大為德國最大的社會群體。作為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動階級，他們與以容克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為代表的統治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展開了反抗現存國家制度的斗爭。①德國統治者則祭出“非常法”對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運動進行嚴厲鎮壓。與此同時，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和產業分工的細化，各種現代利益集團組織紛紛出現。代表農業界利益的“農場主同盟”“德意志農民聯盟”、代表工業界利益的“德國工業家中央聯合會”“工業家聯盟”等組織團體都依據自身利益提出不同的訴求，相互斗爭日趨激烈。②例如，農業界要求采取貿易保護主義，防止美、俄等國農產品競爭，保護本國農產品價格;而工業界則恰恰相反，要求開放糧食等農產品的進口，以降低生活成本，進而盡可能降低工人工資。工業界內部各個集團也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整個德國社會因此呈現一種廣泛的“政治動員”和分裂對抗狀態。③在這種情形下，就需要一種能夠超越社會階級對立和利益集團沖突的集體記憶，幫助人們克服社會階級的分野和利益差異的界線，建構一種基于相同記憶的緊密聯系的共同體意識，進而彌合各社會階級之間的裂痕，消弭各種利益集團的對立，促進國家團結和穩定。對此，古老的鄉土意識作為承載各個社會群體和利益集團的公共平臺，成為人們的期待所在。它被賦予了一種全新的平復國內政治對立的任務，讓德國成為沐浴在濃烈鄉土情結中的“非政治的民族國家”。④

首先，從社會層面看，具有強烈鄉土色彩的地方共同體意識可以讓人們跨越階級乃至經濟利益集團的分野。通常情況下，鄉土本身對人們而言并沒有工人階級或資產階級的固有階級屬性，也不存在貧窮和富有的區隔，其核心是傳統的地方共同體認知，是一種人們對于自己的屬地、文化、歷史、風俗習慣等的認同和記憶，一種“鄉土文化空間”。⑤因此，在德意志帝國社會中，各種形形色色的階級群體，如容克階級、資產階級、工人階級，以及工業資產階級內部代表工業大資產階級的“工業家中央聯合會”、代表中小企業主的“工業家聯盟”、代表農業界利益的“農場主同盟”“德意志農民聯盟”等利益集團，其成員都無一例外地有其地方鄉土記憶。而這種由地方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和自然景觀構成的鄉土記憶和情感對于每一位成員而言都應該是相同的，是每個人自童年時代開始的一種記憶原點和情感落點，不受其階級立場或身份的制約。關于這一點，1912年巴伐利亞鄉土運動的一份宣傳品在其解說中有著非常真切的表達：在人們的眼中，鄉土就意味著自己的養育之地，以及這里大家所熟知的風俗習慣，“富有和貧窮并不重要”。①

其次，從政治角度看，基于地方共同體的鄉土認知和情感成了緩和各個對立階級之間相互敵視和沖突的最大政治公約數。以對立最嚴重的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為例，當時面對工人階級不斷掀起的罷工斗爭，資產階級迫切希望“尋找一種能夠優先于大眾政治現實的國家公約數，使民族國家的意義超越現有政治領域的沖突”，進而緩和日趨激烈的階級矛盾，穩定既有的社會和政治秩序。在資產階級看來，“鄉土就提供了這樣一塊從未有過的土地”。原因之一，“鄉土觀念將民族國家描繪成了一種小而無階級的、與自身及自然和平相處的共同體”。在鄉土觀念下，“鄉土與住所、家庭及社會領域相聯系，體現為一個整體，這與政治領域完全相反”。原因之二，鄉土在傳統和想象中還與專注于家庭家務卻鮮少參與政治的婦女緊密聯系在一起，并因此而烙上了“缺失政治能力”或非政治的色彩。②鄉土這些缺乏或無視政治含義的特征，非常符合資產階級的口味和原則。因為作為既得利益者和既有社會秩序的維護者，資產階級極不愿意討論德國的社會平等和民主的時候涉及敏感的社會地位和政治立場的差異，所以沒有政治色彩的鄉土就成了他們心目中緩和社會和階級沖突的理想選擇。

同樣，對于工人階級而言，他們不滿于現存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但是沒有階級屬性的鄉土并不在其列。既然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地方鄉土在歷史、文化、風俗習慣和自然景觀方面是相同的，當然也就不存在用工人階級的鄉土來反對資產階級的鄉土的問題。事實上，正因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有著共同的家鄉，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所以工人們有自己的體操協會和歌詠協會，以表明與類似的資產階級社團的區別，卻從來沒有單獨建立什么自己的鄉土協會。前文提到的德國各類鄉土協會都呈現一種開放的社會性，沒有階級的區隔，是所有熱愛鄉土活動者的共棲平臺。因此，對于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而言，鄉土成了一種跨越政治立場差異的共有“精神平臺”。③既然沒有必要用社會主義的鄉土來反對資產階級的鄉土，也就意味著工人階級及其代表社會民主黨人承認“所有德國人只有一個家鄉”。既然鄉土沒有政治意涵，在鄉土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么下層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在現實的德國所遭受的歧視”，在“不關心政治”的鄉土德國中也就不再存在。④所以，我們可以明確這樣的事實：在現實中激烈反抗既有秩序的工人群體卻有著一種強烈的鄉土意識。有關德意志帝國時期工人圖書館中的閱讀模型分析也清楚地表明，在各類文學題材中，工人們最喜愛和閱讀最多的是鄉土文學作品，這也從側面折射出他們內心濃烈的鄉土鄉情?；谶@種情況，有學者感慨地指出，正是在鄉土認同這一公共平臺上，“德國人找到了不受政治影響、有著和諧關系的第二個德國，以彌補第一個有著缺陷和各種沖突的現實的德國”。⑤

再次，鄉土也成為緩和天主教與新教的矛盾，消弭“帝國之敵”天主教會敵視新教居于主導地位的現代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情感平臺。德國自16世紀宗教改革以后就形成了天主教與新教兩大教派的“信仰分裂”，甚至爆發激烈戰爭。⑥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則使這兩大教派之間的矛盾再次加劇。由于天主教大邦奧地利在1866年“德意志內戰”中敗給新教大邦普魯士，被迫退出德意志，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形成了新教勢力占據優勢的局面。與此同時，天主教徒卻在南德和西德的一些特定地區仍然占據多數。①這種宗教力量的特殊分布格局使天主教會從一開始就站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國的“對立面”，試圖削弱國家的控制力，保持自己在傳統天主教占優勢地區的影響。②為此，俾斯麥領導的帝國政府曾發動“文化斗爭”打擊天主教會勢力，以圖鞏固新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其結果是，整個德國因宗教信仰問題而嚴重撕裂。③在這種情勢下，人們期望尋找一種超越宗教差異的平臺，化解天主教與新教的矛盾，進而緩和天主教與新教占主導地位的統一德意志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促進整個德國的團結。

這時人們發現，傳統鄉土認同不只是緩解各種社會階級對立和利益集團沖突的有效手段，也能成為彌合天主教和新教等宗教分歧的重要平臺。就像前文提到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一樣，盡管天主教和新教都有自己明確的勢力范圍，但是不論地方家鄉還是新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它們本身并沒有以天主教或者新教的方式明確呈現出來，家鄉的自然景觀和風俗習慣、人們的鄉土情結等都不存在明確和固有的宗教屬性。因此在天主教徒看來，沒有必要從宗教角度明確區分新教或天主教的德意志家鄉。也正因為如此，天主教徒們擁有自己的歌詠協會等社團，以便有別于類似的新教社團，建構出自己的天主教文化社團，卻從未建立任何分離性的天主教鄉土社團。由于鄉土的非宗教色彩和容易引起人們基于鄉愁鄉情的情感共鳴的特性，它便理所當然地成了“結束德國長期宗教分裂”、體現天主教和新教共同擁有新建立的民族國家的象征。④鄉土運動也因此成了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的擁抱平臺，他們在這一平臺上放棄宗教成見，一起成為共同的德意志家園和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在這方面，威廉二世（WilehlmⅡ）時期的天主教大學生群體具有指向性意義。研究表明，帝國時期的天主教大學生群體雖然對新教占主導地位的德意志帝國抱有抗拒心理，卻認可德意志帝國為“合法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其邏輯基點是突出對家鄉和對祖國的情感，強調天主教徒應該具有“基于上帝恩典對統治者的忠心和基于上帝旨意對（德意志）國家共同體的忠誠”，特別是“與（德意志）民族聯系在一起地對祖國的熱愛”。由于“這種對祖國的熱愛植根于深深地對鄉土的摯愛之中”，而“對鄉土的摯愛是建立在對歷史傳統的充分認可之上的”，是“對于德意志民族之愛”的“最美麗和最簡潔的表達”，所以不存在宗教信仰的區別。因此在天主教大學生眼中，新教的普魯士主導下的德意志帝國就選擇性地隱去了它的新教特征，更多地呈現出與天主教相通的“基督教”共性的一面，變成了新教和天主教都認同的“理想化的基督教國家”，成了德意志人共同的鄉土家園。⑤于是，天主教與新教之間最終有了共同語言，鄉土成了“克服德國長久宗教分裂”的有效公約數。⑥

鄉土既然成了消弭德意志帝國各種政治勢力相互敵對的最大公約數，一種德意志民族國家想象的地方隱喻，一種“大眾化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想象”，在關鍵時刻成為德國人凝聚團結的公共平臺也就不足為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的所謂“1914年精神”（Geist von 1914）和“八月經歷”（August-Erlebnis）就是德國人在德意志帝國這一想象的“鄉土”之上團結起來的寫照。戰爭爆發后，德國現行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的反對者，代表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立即將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奮斗目標棄置一邊，毫不遲疑地在帝國議會中和其他各黨派一道支持通過戰爭撥款，支持“保衛”德意志祖國。德國社會民主黨宣稱，他們“首先是德國人，其次才是社會主義者”?！皩τ谒械牡聡藖碚f，只有一塊鄉土”，那就是德意志帝國，全體德國人必須團結一致為這塊鄉土而戰。像社會民主黨這一最強大的“帝國之敵”的態度的轉折性變化一樣，原先被廣泛指責的其他“帝國之敵”也在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面對德意志可能遭到敵對國家毀滅的威脅，起初對立的各個政黨、階級群體和利益集團立馬“超越傳統的階級分野和激烈的政治沖突”，將原先的相互敵視束之高閣，在“兄弟之國”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①甚至天主教徒們也在“宗教隱喻”下，高呼“上帝支持我們！”（Gott will es?。┲С职l動一場捍衛德意志祖國這一共同家園的“十字軍東征”。②全體德國人為了捍衛德國這塊浸透著眷戀情感的鄉土，終于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城堡和平”（Burgfrieden），形成了捍衛德意志這塊“鄉土”的全國大團結。用德皇威廉二世的話說就是“我不再知道什么黨派，我只知道德國人”。③有鑒于此，后來有著名政論家在一篇名為《鄉土》的文章中感慨地評論道：德國原本“是一個分裂的國度”，但是鄉土鄉情使德國人超越了政治沖突，跨越了政治界線，因為“在所有這些對立之中，存在著對于我們家鄉土地的默默的愛”。④

上述表明，德意志帝國時期的鄉土同時具有多種潛在的含義，它“有時是民族主義的，有時是地方性的，有時是種族主義的，有時是帶有兼具性的”，或者說對于德國人而言，“鄉土、祖國和民族的概念是交融發散的”，⑤鄉土認同也因此成了不同群體的人們兼容共存的最大公約數，成了凝聚德國人共識的最有效載體和舒解德意志帝國內部各種政治矛盾沖突的重要路徑。它不僅成為安慰地方效忠者的一劑良方，也通過挖掘地方鄉土的共性，“在地方和國家記憶之間建立起共同的分母”，進而轉化為民族國家的符號和強化民族認同的平臺，成為化解地方效忠意識與民族國家認同對立的神奇利器，最終使原本只有地方意涵的鄉土變成了德意志國家的同義語。關于這一點，一位德意志帝國時期的鄉土運動者曾做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認為，地方鄉土與德意志國家如同一枚勛章不可分割的兩面：愛地方鄉土就是愛祖國，愛祖國應該愛地方家鄉。同樣，帝國內部各種政治力量的對立和矛盾，最終也都在鄉土語境下實現了“存異求同”：每個德國人都有自己的地方家鄉、階級屬性和宗教信仰，但都同屬于一個祖國，德國是所有德意志人鄉土鄉情的寄托所在。這就是所謂的“對外一致性，內部多樣性”。⑥這種用傳統鄉土認同化解新建立民族國家內部的各種差異和對立，并以此凝聚共識建構“德國人”認同，正是德意志帝國時期鄉土運動語境下鄉土認同的深層政治和社會使命。

【作者簡介】邢來順，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德國史。

宋彩紅，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歐洲近現代史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歐洲近現代史。

【責任編輯：豆艷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