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會環境下的圖書館、 檔案館、博物館的智慧融合發展

◎張 真

提 要： 本文通過文獻調查法、 網絡調查法收集、 梳理、 分析了國內外圖書館、檔案館、 博物館融合的相關研究資料， 結合5G 網絡、 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發展，歸納了信息社會環境下技術、 資源、 建筑、 服務、 館員五位一體的圖書館、 檔案館、博物館智慧融合發展思路。 筆者認為信息技術的發展進步是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智慧融合的前提和保障， 智慧融合不僅需要資源、 服務、 人員內在因素和建筑外形的協調發展， 還需要管理體制上的改革創新。 信息服務機構的智慧融合將創造出更大的文化價值， 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共生共長的歷程。 我國許多民間藏書樓承擔著藏書和文物收藏的雙重功能。 國外始建于公元前3 世紀的埃及亞歷山大里亞博物館收藏了大量的天文學、 醫學及文化藝術書籍， 是當時世界最大的科學與藝術中心。 在整個20 世紀， 圖書館學與檔案學、 博物館學、 信息科學被認為是同源的學科［1］。

信息技術的發展進步與成熟應用， 徹底顛覆了傳統圖書館、 檔案館與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的服務模式。 尤其是2019 年我國工信部發放5G 商用牌照， 正式標志5G 智慧時代開啟。 5G 網絡超高傳輸速率、 低延時、 支持大規模高密度設備連接的特性， 將進一步擴大與深化人工智能、 區塊鏈、 物聯網、 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信息技術的應用范圍與價值。

本文試探討圖書館、 檔案館與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如何在信息社會環境下協同合作， 將智慧技術與珍貴館藏有機結合起來， 提高資源利用率、 優化管理結構、創新服務體制機制， 為身處萬物互聯時代的用戶提供智慧化、 多元化、 個性化， 以及無處不在的知識服務， 構建起一個更加智慧、 開放、 面向未來的文化融合機構，開創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的嶄新未來。

一 國內外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融合發展研究現狀

（一） 國外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融合發展研究

對國外相關文獻的收集， 筆者以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SSCI） 數據庫為數據源， 使用高級檢索， 檢索格式為主題詞＝ “library” AND “museum” AND “archive” AND “convergence” 和主題詞＝“library” AND “museum” AND “archive” AND “integration”， 經過兩次檢索整理去重后共獲得有效記錄73 條（見圖1）。

圖1 國外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融合發展研究發文數量

根據統計結果， 共有39 個國家／地區發表了相關文獻， 文獻主要從情報學圖書館學（39 篇）、 計算機科學（28 篇）、 藝術人文（20 篇）、 通信技術（6 篇）、 教育研究（4 篇） 等方面對該領域開展了研究， 按發文量排序， 美國（10 篇）、 英國（9篇）、 澳大利亞（6 篇） 位列前三名。

國外對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融合的研究最早見于1998 年Asian Libraries雜志對同年8 月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辦的“Seminar on Convergence in the Digital Age：Challenges for Libraries， Museums and Archives” 研討會的報道， 研討會旨在為數字環境下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戰略合作提供新的思路［2］。 Duff 等人通過對加拿大的兩個機構和新西蘭的三個機構協作與融合的實踐考察， 并對一些專業人士進行了六個主題的訪談調研： 更好地為用戶服務； 支持學術活動； 利用技術發展的優勢；提高預算和行政效率； 理解不斷發展的數字替代實物； 全面看待藏品， 認為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的融合是一個不斷演變的現象［3］。 Given L. 等人認為， 隨著新技術的出現， 作為文化遺產寶庫的圖書館、 檔案館和博物館實現了歷史性的融合。 這種融合在知識和信息的獲取、 記錄、 存儲過程中實現了對歷史的傳承， 并可以改變對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傳統認識， 充分發揮文化機構再現歷史的重要功能［4］。Marty Paul F. 認為， 在數字化融合中， 圖書館、 檔案館和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對數字資源的日益使用和依賴， 使這些機構之間的傳統區別日益模糊， 而文化遺產信息專業人員的素質是否能超越傳統的邊界， 將是信息組織適應數字時代需要的關鍵［5］。

（二） 國內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融合發展研究

國內相關文獻的收集， 以CNKI 數據庫為數據源， 使用高級檢索， 檢索格式為主題詞＝ “圖書館” 并含“檔案館” 并含“博物館” 并含“整合” 和主題詞＝“圖書館” 并含“檔案館” 并含“博物館” 并含“融合”， 經過兩次檢索整理去重后共獲得有效記錄79 條（見圖2）。 國內文獻主要從情報學圖書館學（58 篇）、 數字資源整合（28 篇）、 公共數字文化（8 篇）、 資源共享（4 篇）、 融合服務（6 篇）等方面對該領域進行了相關研究。

圖2 國內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融合發展研究發文數量

我國對圖書館、 檔案館與博物館融合發展的研究起始于2003 年武漢大學劉家真教授發表的論文—— 《我國圖書館、 檔案館與博物館資源整合初探》， 劉家真認為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三者的資源只有在一個共同的框架內為用戶提供服務， 才能夠求得共同發展［6］。 此后南京大學朱學芳教授對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數字化協作建設與數字化服務融合進行了深入研究［7］； 武漢大學肖希明教授對我國公共數字文化資源整合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8］。

（三） 國內外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融合發展研究分析

通過梳理國內外對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融合發展研究（見表1）， 表明該領域國內比國外在研究時間上起步大約晚了五年。 在研究方向上， 國外更加注重對技術、 人文與教育方面的研究， 而國內則側重于對數字資源整合與公共文化的研究。從研究高峰時段看， 國外在該研究領域從2003 年至2005 年有一個小高峰， 此后研究熱度回落， 2017 年至今對該領域的研究熱度再次回升； 而國內在該領域的研究高峰主要集中在2012 ～2016 年。

表1 國內外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融合發展研究比較

2010 年南京大學朱學芳教授團隊主持的“圖書、 博物、 檔案數字化服務融合研究” 課題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立項， 課題組先后發表6 篇論文， 深入研究了圖書館、 博物館、 檔案館數字化協作建設與服務融合問題。 2013 年武漢大學肖希明教授團隊主持的“公共數字文化服務中的資源整合研究” 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立項， 課題組先后發表8 篇論文， 系統研究了我國公共數字文化資源整合問題。 而后國內在該領域研究文章的數量趨于平緩。

從整體趨勢看， 21 世紀以來圖書館、 檔案館和博物館的融合研究已經成了業界研究的熱門話題， 近年來， 以5G、 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興信息技術應用不斷發展， 為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的智慧融合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提供了新的契機， 帶來了新的挑戰。

二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智慧融合發展的進程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實際上是機構所有要素和活動的智慧化，是信息多維管理和利用模式的創新， 是在實現全面信息化基礎上， 整合相關資源（包括實物、 數字和空間等資源）， 以用戶需求為導向， 利用大數據智能分析， 使管理和服務更加智慧化。 隨著我國5G、 人工智能、 區塊鏈、 物聯網、 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新信息技術的協同發展， 信息社會環境下構建以用戶為中心的資源、 技術、 建筑、服務、 館員五位一體的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智慧融合的服務體系（見圖3）， 已經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

圖3 五位一體的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智慧融合的服務體系

（一） 智慧資源共建共享

資源是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智慧融合的基礎。 對于身處萬物互聯時代的用戶來說， 根本不在乎信息資源的具體出處， 不管是在圖書館的書籍中， 還是在博物館的文物里， 抑或是在檔案館里某份協議檔案中， 只要他們確實能夠找到， 確實能夠滿足自身的信息需求就行。 在當下， 任何單一的信息服務機構不可能也沒有能力收集齊全所有的信息， 況且依靠資源單一的機構開展的服務也無法滿足用戶日益多元化、 個性化的信息需要。 因此在信息社會環境下，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等信息組織機構應在智能技術的支撐下深化資源建設， 克服語言、 格式、 類型等方面的差異， 將異構的資源進行標準的轉換與集成， 構建一個同質化的、 規范化的、 可供用戶一站式訪問檢索的集成服務系統， 提高資源建設的效率和服務的效益。 2003 年丹麥文化部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專門負責為檔案館、 圖書館和博物館等機構之間的合作擬定建議。 委員會對數據內容、 數據格式和數據傳輸方式進行了規范， 以便在網上以統一的形式呈現檔案館、 圖書館和博物館的信息。 丹麥日德蘭北部文化歷史數據庫（NOKS）， 同時收集整合了9 個信息服務機構中的文化歷史資源， 數據庫共收集了11.5 萬條記錄， 包括不同類型的資料， 如印刷品、 書籍、 冊頁、 剪報、 錄音帶、 電影和錄像帶等， 以及8000 余張照片。 其建設目的是使圖書館、 美術館、 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的藏品能夠在互聯網上提供一站式訪問， 為用戶提供一次搜索就可以在9 個不同機構中檢索到丹麥北部過去10 ～15 年數字編目資源的服務［9］。

（二） 智慧技術深度應用

技術是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智慧融合的核心。 從技術角度而言， 智慧意味著自我更新、 靈活、 功能、 集成、 高效、 彈性、 自主和適應性［10］， 還意味著自動計算、 自我配置、 自我修復、 自我保護和自我優化［11］。 沒有計算機技術的進步， 沒有數字技術的發展， 沒有互聯網技術的全面覆蓋，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就無法實現。 每一項技術的發展進步都為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做出了特有的貢獻。 5G 網絡技術、 情境感知技術、 增強現實技術、 人機交互技術、 電子射頻識別技術、 機器學習技術、 人工智能技術等多項信息技術協同發展， 形成了全新的信息環境。 依據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的資源結構、 服務目標與功能定位。 信息社會環境下多館智慧融合發展的技術框架可分為六個層面，即機構資源層、 基礎技術層、 系統層、 感知層、 應用層和服務層（見圖4）。

圖4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智慧融合技術框架

（三） 智慧建筑一體融合

建筑是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智慧融合的外在表現。 《智能建筑設計標準》（GB50314 -2015） 規定智慧建筑智能系統一般包括綜合布線系統、 信息發布系統、多媒體會議系統、 公共廣播系統、 視頻監控及報警系統、 門禁一卡通系統以及樓宇自控系統等［12］。 智慧建筑中的所有設備設施（包括建筑運行本身） 全部終身在線，接受管理系統的智能調度控制， 包括空調、 燈光、 電梯、 監控等各類子系統， 可以提供安全預警、 人流管理、 人臉識別、 空間預約、 室內導航、 綠色節能、 消防安保、災害防護等服務。

例如天津濱海新區文化中心項目聚集國內外多位建筑大師的設計理念， 形成獨特的集中設置建筑結構形態， 包含“三館、 兩中心、 一長廊”， 即濱海圖書館、 美術館、 科技館、 演藝中心、 市民活動中心、 文化長廊， 總建筑面積31.2 萬平方米。著力打造“智慧文化” 復合型綠色節能可持續發展的多館融合模式。 濱海美術館越層空間內的可移動展墻可根據不同主題自由分隔組合展覽空間， 靈活的平面組織和7 米空間凈高可以布置大型展具， 照明燈帶被整合安裝在屋面吊頂內， 為展覽空間提供多樣的照明方式， 而可調節的射燈也可以為多種展覽空間營造不同的基調。 館內9個展廳集藝術交流、 創作、 展示、 公共教育、 藝術品售賣于一體。 濱海圖書館內直徑為21 米的球形“濱海之眼” 多功能報告廳表面的44 萬個LED 燈可顯示多種圖案和文字， 用戶在館內可以使用自助設備輕松享受身份注冊、 圖書借還、 信息檢索等智慧服務［13］。

（四） 智慧服務無所不在

服務是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智慧融合的最終目標。 智慧服務是在充分利用新信息技術的基礎上為用戶提供無所不在的服務， 以滿足不斷變化的用戶需求。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利用新信息技術應提供但不限于以下服務。 ①信息社會環境下，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不再僅僅是書籍借閱、 檔案存儲及文物參觀的公共場所， 而是應整合各自館藏深度開發利用， 形成新的文化資源， 實現知識的增值與創新， 形成綜合集成的社會效益。 如美國林肯總統圖書館與博物館將兩館5.2 萬件館藏進行數字化， 向全世界開放使用， 數字化后的實物館藏在互聯網上可以多角度、動態旋轉觀看。 兩館還在整合數字化館藏的基礎上開發出“Under his hat” 開放教育資源供美國中小學使用。 觀看“Lincoln's eye” 5D 演出劇目， 觀眾可以“沉浸”在歷史場景中， 感受“林肯精神”［14］。 ②提供基于用戶年齡、 教育程度、 興趣愛好等特征的定制服務； 提供基于資源挖掘和用戶需求分析的知識服務； 提供通過圖像采集和軌跡跟蹤來分析用戶行為等智慧服務。 ③提供基于智能系統的精準服務。 如使用溫度傳感器設備確定場館內的環境， 以最適宜的溫度濕度保存古籍、 檔案與文物等珍貴資源。

（五） 智慧館員角色轉型

館員是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智慧融合的關鍵。 信息社會環境對圖書館、 檔案館和博物館等文化機構的館員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館員不但要掌握新信息技術來整合利用各種類型資源， 而且還要能根據未來學習型社會的發展為用戶提供相應的教育指導， 承擔起教育者的角色。 信息社會環境下的智慧館員一般應具有以下素質：一是可以成為新技術的早期采用者、 推廣者， 熟練用戶和教學技術的支持者； 二是關注用戶的學習方式， 與專家團隊共同開發課程與服務； 三是向用戶提供學習和研究所需的專門軟件和硬件； 四是可以開發在線教程和指南， 對用戶進行先進技能的培訓， 以便用戶選擇合適時間進行自我學習。

三 信息社會環境下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智慧融合發展思考

（一） 技術的發展進步是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智慧融合的前提和保障

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進步是21 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科技成果， 顛覆了傳統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對資源存儲、 處理、 組織、 傳播、 展覽的方式， 使人們可以利用互聯網無縫地獲取數字資源， 而不必擔心機構或國家的邊界［15］。 這兩項技術的創新性突破， 以及這兩大技術衍生出的其他相關技術， 如5G網絡、 人工智能、 物聯網、 大數據、 云計算、 數據挖掘、 射頻識別、 增強現實、 智能機器人和區塊鏈等技術， 創造出了信息服務機構全新的智慧服務模式， 如無感借閱、 云課堂、 智能定位、 超高清互動直播、 機器人參考咨詢服務等。 可以說沒有技術的發展進步，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是不可想象也是不可能實現的。技術的發展進步為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也為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二）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不僅是外在形式上的融合， 更是資源、 服務與人員內在因素的融合

除技術因素驅動外，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 應該不僅僅是把幾個類型機構簡單地合并在同一個建筑物理空間內， 而更應該是資源、 服務與人員等內在多種因素的智慧融合。 各信息服務機構專業人員應充分利用新技術整合挖掘館藏， 建立起資源之間的內在映射關系， 為用戶提供一個中心點， 以便用戶在多個機構的館藏中獲取信息。 如將博物館中實物藝術品和檔案館中與該藝術品相關的檔案資料以及圖書館中與該藝術品對應的研究文獻建立起內在的映射關系， 方便用戶在參觀實物的同時了解其創作背景及研究現狀。

近些年來， 我國一些大中型城市涌現出一批“多館合一” 的建設工程。 如淮安城市文化航母項目集博物館、 圖書館、 文化館、 美術館于一體， 深圳龍崗“紅立方” 項目融合了龍崗區科技館、 青少年宮、 公共藝術與城市規劃館， 預計2022 年建成的浙江省之江文化中心項目包括浙江圖書館、 博物館、 非物質文化遺產館、 文學館四館合一。 這些大體量建筑工程不但在空間和硬件設施上實現共建共享， 更是在服務和人員上匯聚了當地的優質資源， 如何發揮好這些融合優勢， 加強機構之間內在軟實力的提升， 將是信息社會環境下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智慧融合長期努力的方向。

（三）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需要管理體制上的改革與創新

在我國文化管理體制中，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隸屬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門，圖書館隸屬當地文化局管理， 檔案館隸屬當地檔案行政機構管理， 而各類型的博物館又屬于不同的行政管理機構。 復雜多頭的行政管理體制成為我國信息服務機構融合發展的最大障礙。 劉家真教授曾指出： 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禁錮了內容基礎結構的建設。 因此， 要在我國實現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真正意義上的智慧融合， 需要科學合理的管理體制作為支撐。 因此， 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的管理理念和實踐經驗具有現實意義， 如英國在2000 年成立了博物館、 圖書館和檔案館理事會（MLA-Resource）， 其目標是推動和指導三類機構之間的融合發展。 德國于2001 年成立了名為歐洲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聯盟（EU BAM） 的專業組織， 目標是在德國國內和歐盟各國兩個層面推動圖書館、 博物館、 檔案館、 美術館在文化科學信息領域的合作［16］。 在信息社會環境下改革創新我國文化管理體制機制， 是推動我國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

（四）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將創造出更大的文化價值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是一項多學科融合的工程， 不同專業、 多種文化融匯交織碰撞在一起或將發生多元“化學反應”， 產生“1 ＋1 ＞2” 的效果，創造出新的文化價值。 如2019 年3 月， 中國美術學院圖書館與美術館、 檔案館合辦“神州國光： 黃賓虹藝術文獻展”， 展覽內容包括館藏大量黃賓虹珍貴文獻、 畫冊圖錄、 歷史影像、 部分未公開的書信； 黃賓虹在中國美術學院工作時期的檔案資料，以及黃賓虹精品繪畫原作30 幅。 此次以三館融合模式舉辦的展覽活動規格高、 資料全， 吸引了美院師生及眾多藝術愛好者參觀學習， 不僅促進了美術教育， 為中國書法和國畫的教育教學提供了珍貴翔實的素材， 而且推動了國內外藝術學者對黃賓虹的深入研究， 各種國際學術研討成果在展覽期間涌現。 高質量的展覽活動促成了一大批富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如洪再新教授的《黃賓虹的世界意義——從王中秀的中國近現代藝術研究談起》， 白砥教授的《傳統精神深處的現代因子——黃賓虹的“內美” 及其表現方式》， 后藤亮子的《黃賓虹與日本之緣初探》， Juliane Noth 的Huang Binhong's Works As Seen Through Periodicals From1930s（ 《從1930 年代期刊看黃賓虹》）； Claire Roberts 的Archives ＆ Affinities：The Entwined Legacies of Huang Binhong and Wang Zhongxiu（《藝術文獻和學術上的緣分： 黃賓虹與王中秀》）。 “神州國光： 黃賓虹藝術文獻展” 多館融合展覽活動， 充分挖掘了各館的資源， 將藝術展覽與美術教育、 美術研究融為一體， 產生了“1 ＋1 ＞2” 的效果， 創造出了更大的文化價值與服務成效。

（五）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將成為未來發展趨勢

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發展不僅是一項多學科、 多技術的綜合性系統工程， 而且也是一條文化機構創新、 轉型和可持續發展之路。 克羅地亞J. J. Strossmayer 大學信息科學系Sanjica Faletar Tanackovi? 等人認為圖書館、 檔案館和博物館是自然的合作伙伴， 相互合作是未來的趨勢， 有助于機構發展， 并能為人們提供更好的服務［17］。 新興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進步使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等機構之間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逐漸消失， 特別是以5G、 人工智能、 機器學習為代表的新信息技術普及應用， 借助大數據云計算， 將賦能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縱深化融合。 相信在不久的未來， 過往難以實現的智慧應用場景將在新信息技術支撐下順暢實現， 如用戶經過人臉識別統一認證系統進入場館參觀， 計算機系統即刻通過用戶可穿戴設備感知讀取過往歷史數據， 傳輸到云平臺經大數據系統分析與挖掘，經人工智能技術處理后將預判信息以人機互動友好界面推送給用戶。 新信息技術普及應用將激發行業聯盟的服務效能， 提升社會效益， 最大限度地讓用戶受益， 促使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的智慧融合成為未來發展趨勢。

總之， 用戶對數字資源的日益使用和依賴， 模糊了傳統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之間的區別， 促成不同類型信息機構的數字化融合。 本文收集、梳理、 分析了國內外對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數字化融合的研究成果， 結合近年來5G、 情境感知技術、 增強現實技術、 人機交互技術、 電子射頻識別技術、 機器學習技術、 人工智能技術等多項新信息技術協同發展形成的全新信息環境， 歸納了集技術、 資源、 建筑、 服務、 館員于一體的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的智慧融合發展建設思路。 筆者認為在信息社會環境下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等信息服務機構的智慧融合必將成為未來發展的趨勢。

注釋

［1］ Tanackovic， S.F.， Badurina， B.， “Collaboration of Croatian Cultural Heritage Institutions： Experiences from Museums”，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09， pp.299 -321.

［2］ “Seminar on Convergence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for Libraries， Museums and Archives”， Asian Libraries， 1998.

［3］ Duff， W.， Carter， J.， Cherry， J.M.， “From Coexistence to Convergence： Studying Partnerships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Information Research， 2014， p.21.

［4］ Given， L. ， Mctavish， L. ， “What's Old is New Again： The Reconvergence of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in the Digital Age”，The Library Quarterly， 2010， pp.7 -32.

［5］ Marty Paul， F. ，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Organizations：Reconcil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mands”，Library Trends， 2014， pp.613 -627.

［6］ 劉家真： 《我國圖書館、 檔案館與博物館資源整合初探》， 《中國圖書館學報》 2003 年第3 期。

［7］ 趙生輝、 朱學芳： 《圖書、 檔案、 博物數字化服務融合策略探析》， 《情報資料工作》 2014 年第4 期。

［8］ 唐義、 肖希明、 周力虹： 《我國公共數字文化資源整合模式構建研究》， 《圖書館雜志》 2016 年第7 期。

［9］ Ruth， H. ， “The Benefits of Archives， Libraries and Museums Working Together： A Danish Case of Shared Databases”，New Library World， 2004， pp.290 -296.

［10］ Bailey， C. W. ， Jr， “Intelligent Library System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s”， http：／／www. digital-scholarship. org／cwb／intlibs. pdf.

［11］ Spangler， W. S. ， Kreulen， J. T. ， Chen， Y. ， “A Smarter Process for Sensing the Information Space”，IBM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0， pp.1 -13.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住房城鄉建設部關于發布國家標準〈智能建筑設計標準〉 的公告》， http：／／www. mohurd. gov. cn／wjfb／201508／t20150827_224040. htmll。

［13］ 馮·格康、 瑪格及合伙人建筑師事務所等： 《天津濱海文化中心》， 《建筑實踐》 2020 年第2 期。

［14］ 王巧玲： 《美國林肯總統圖書館與博物館融合服務創新實踐及借鑒意義》， 《檔案學研究》 2020 年第1 期。

［15］ Dempsey， L. ， “Scientific， Industri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 Shared Approach”，Ariadne Web Magazine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1999， p.15.

［16］ 李農： 《歐美圖書館、 檔案館、 博物館館際合作趨勢》， 《圖書館雜志》 2008 年第8 期。

［17］ Sanjica， F. T. ， Boris， B. ， “Collaboration as a Wave of Future： Exploring Experiences from Croatian Archives”，Library Hi Tech， 2008， pp.557 -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