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時代環境形象的塑造與傳播

朱博研

摘要：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主要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自然環境是社會環境的基礎，而社會環境又是自然環境的發展。環境形象塑造是中國新時代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谧匀画h境和社會環境的相關因素及所面臨的問題探索其形象塑造，運用議程設置和框架理論討論環境形象塑造的傳播過程和相關策略，通過政策法治和科學技術的傳播增強他律和自律，使人們能夠具有法治意識，同時理性和科學地對待環境、保護環境、與自然和諧共生且積極地塑造環境形象。

關鍵詞：新時代;環境形象;環境傳播;議程設置;符號系統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378（2021）06-0145-09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21.06.016

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國內外關注的一個重大災難性事件。各國抗疫期間的實踐再次向世界證明，人類可以區分地域國籍，但環境問題會造成全球性影響。目前，環境問題成為了全球性挑戰，而環境傳播也成為了一個前沿性國際學術領域。中國提出并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謀求與世界各國相互協助、互利共贏、可持續共同發展。保護環境，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已經確定為中國的基本國策，而促進中國環境形象建設，推動環境傳播發展是新時代傳播學的重要課題。對此課題的研究不僅有助于打破西方媒體在國際新聞議題上對我國樹立的鐵幕，也有助于傳播中國負責任大國和致力解決環境問題的國家形象。

一、環境傳播的源起與內涵

生態和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性難題，人類共同面臨生存環境的巨大挑戰。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建設相融合，更加明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十四條基本方略，其中第九條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強調“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1]19。

關于環境教育和傳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 969年，以克萊·肖恩菲爾德發表的文獻作為開端[2]。近幾十年來，國際學術界對“環境傳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學進行了諸多研究。例如，2015年學者利比·萊斯特指出環境傳播學領域所面臨的三大挑戰，認為目前的研究不足以解決隱形問題，這是由于環境問題具有跨國性而導致環境傳播過程在公眾視線之外發生[3]。在同期刊物上，關于環境傳播，羅伯特·考克斯建議學者們在更廣泛的文化、政治、經濟體系和過程中對媒體信息進行理解和研究[4]。2018年學者蘇珊娜·坎伏爾特和樸永恩對1973年至2017年的相關研究進行了綜述，認為現階段關于“環境傳播”沒有確切的定義，學界對環境傳播研究的關注也基本從新聞角度出發而缺乏新的理論范式[5]。2020年學者格迪安·弗里斯認為大眾媒體等公共傳播可以提高對環境政策的遵守程度，但尚未發揮其潛力;如果在環境公共傳播的設計中忽視社會和心理過程，其效果會適得其反[6]?？梢姯h境傳播研究雖起源于西方國家，但對其研究遠未成熟，仍是一個前沿的熱點研究領域。

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逐漸進入這一研究領域[7]。尤其近年來，隨著國家對于環境保護愈發重視和相關政策法規的出臺，環境傳播成了傳播學的重要面向。2014年，基于2 549篇報道為樣本，采用內容分析的方法，學者黃河和劉琳琳論述了2003—2012年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傳統主流媒體對環境議題的報道特征和規律，結合新媒體時代的相關背景探討了傳統主流媒體在環境傳播中的角色變化與重塑，并討論了環境傳播對塑造政府形象、企業形象的影響[8]。2019年，學者王金營和馬志越通過對保定市308位受訪者問卷調查的實證研究，發現霧霾成因認知對城市居民應對霧霾的防護行為無顯著影響，建議引導民眾樹立健康保護意識與良好的環境態度[9]。2020年，徐明華等學者通過比較Google News 平臺上中印兩國霧霾議題的呈現，發現西方主流媒體將中國霧霾議題納入富有沖突性的“政治化”框架，而印度被賦予“合理性”解釋，其中滲入冷戰思維;此外，當前國際環境傳播領域，中國環境形象主要由西方主流媒體所“他塑”，中國媒體對本國環境形象的“自塑”被淹沒或遮蔽，而環境形象塑造與環境傳播衍生為國家形象建構與話語權博弈的場域[10]。根據《環球時報》報道，美國官方數據顯示，2020年4月至9 月，美國向中國內地申請人簽發的F-1學生簽證數量較去年同期下降99%;受疫情影響，印度獲得的F-1簽證數量減少88%、日本減少87%、韓國減少75%、墨西哥減少60%，隨著美國新冠肺炎病例的持續增加，越來越多的家長不愿意把子女送往美國[11]。因此，環境傳播及其形象會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傳播和國際社會對其國家形象的認知。

總體而言，“環境傳播”領域的復雜性使得這一術語的內涵或界定是變化的。2016年學者劉濤總結了環境傳播定義的發展流變，認為環境傳播不再是“環境”與“傳播”的簡單結合，而是將環境視為一種認知方式;比起關注“環境傳播”是什么，“環境傳播”研究什么將是更加重要的問題[12]。目前，環境傳播研究已經愈發脫離其內涵、界定和理論關注，轉而探討環境傳播行為背后的議程框架。本文將從中國環境形象塑造和環境形象傳播兩個方面討論中國確立環境傳播話語權的重要意義。

二、環境形象的塑造

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主要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自然環境是社會環境的基礎，而社會環境又是自然環境的發展。自然環境是由各種自然因素構成的綜合體，可以是地球或地球的某一部分，包括植被、大氣、水、土壤、其他物種、巖石礦物、太陽輻射、電荷和磁性等影響人類生存和經濟活動的自然資源及其相互作用[13]。通常把這些因素劃分為巖石圈、土壤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等自然圈，這些是生物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自然環境的各種因素不是源于人類活動。詞匯“生態環境”源于“生態”和“環境”，不同領域和學者對于生態環境的界定或釋義可能不完全相同。

社會環境是在自然環境的基礎上，人類通過長期勞動所創造的物質和文化體系，其中明確了個人、群體和機構的狀況、職能、互動和聯系。這種互動可以是人際之間，也可以是通過傳播媒介進行的，甚至是匿名的或單向的，并且可以處于各種社會狀況。社會環境也稱為社會文化環境，包括諸多宏觀因素，如社會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法制環境、科技環境、文化環境等因素，甚至包括國際社會經濟進程和權力關系的綜合。在社會環境中，諸多的具體因素與人類生活直接相關，主要包括：基礎設施;產業與就業結構;勞動力市場;社會和經濟進程;財富;社會、公眾與醫療衛生服務;權力關系;政府;種族關系;社會不平等;文化習俗;藝術（活動）;宗教習慣和風俗;地方和社區的信仰等[14]。本文僅就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為例進行討論。

根據中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二十六條中關于生態環境含義的解讀，生態環境是指適宜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條件和因素的綜合體。在中國環境保護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第一章第二條中，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濕地、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

傳播學理論中，形象是信息傳播過程所生成的產物。事物的運動變化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和差異，形成信息。信息通過某種媒介傳遞給受眾，受眾的大腦對收到的信息加工處理成為“象”，并通過一定的方式“輸出”成為事物的“形象”。環境形象是客觀存在的環境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即人們的主觀印象，包括對于一個環境諸多因素的綜合印象。

（一）和諧共生——自然環境形象塑造

“人與自然如何相處”是古今中外的一個永恒話題，例如，日常生活、風俗習慣、哲學宗教、科學理論、技術工程中都有相關議題。一個人、群體或民族對待自然的態度反映其文明程度和道德水準。

中國自古以來形成了獨特的人與自然相處之道，“天人合一”或“天人相應”是中華傳統文化和古典哲學的一種理念。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周易·系辭下》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边@種思想在中國各類古籍經典中有眾多論述，如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莊子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莊子·外篇·達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莊子·外篇·山木》）。

在西方，不同于老莊的“天人合一”的“合”，柏拉圖將“世界”分為“理想/理念”世界和“現實/真實”世界，其觀點為“分”。在這一基礎上，理想世界應對現實世界產生關照。于是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權力”，意味著人對自然的統治與人對人的統治是一致的，號召人們努力掌握科學知識，提高自身的能力，利用自然資源為人類生產無數產品。更重要的是：培根提出了人類征服自然、統治自然的科學綱領，因此在資本價值觀的引領之下，近代工業革命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成就;同時，由于把自然作為征服對象，也給自然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和破壞。例如，1930年馬斯河谷煙霧事件、1 952年倫敦煙霧事件、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等20世紀全球十大環境污染事件，都已經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動植物災害和各種損失。然而，治理和恢復被污染和破壞的自然環境的代價是巨大的。

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觀是對于資本主義自然觀的深刻反思。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盵15]此外，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盵16]他在批判與反思資本主義自然觀的同時，呼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恩格斯的思想對現代環保思想和環境塑造具有重要意義，指導世人協調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從過度掠奪自然資源到可持續發展。

中國的自然環境形象塑造既要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要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2017 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十四條基本方略，其中第九條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強調“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1]19。這既是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精華的繼承，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運用，也是同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和國家可持續發展相一致的。為了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國家推出了一系列頂層設計和制度體系。例如，2018年5月18日至19 日，“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習近平指出：生態環境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加大力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其中包括：六項原則、五大體系和六種舉措[1]360-364，366-372。

自然環境形象的塑造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全民、全社會共同參與。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和具體政策措施，各級政府、各個組織和每個人都要認真貫徹執行，真抓實干，貢獻力量。在經濟建設、城鄉建設規劃、政策制定以及各種社會活動中，自覺地考慮如何處理好人口、資源和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如何保護好地方文化和環境資源。尤其是一些自然遺跡、人文遺跡、古村落、古城鎮的開發、建設和保護等問題的妥善解決。學習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大力加強中國國家公園體系和自然保護區建設。

（二）軟硬結合——社會環境形象塑造

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一樣，是一個龐大而又復雜的系統，其中基礎設施建設與一切社會活動都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注重基礎設施的建設，國家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基礎設施的界定和分類有多種，通常是指：為一個國家、城市或地區提供公共服務的基本設施和系統，是保證或改善其國民經濟和社會活動等各項事業發展以及居民生活的基礎?；A設施建設具有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能帶來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A設施可以分為“硬”或“軟”（也稱“經濟”或“社會”）基礎設施。

硬基礎設施是指：為現代國家的社會活動和人類生活提供基本服務所必需的物質設施?？梢苑譃?6個類別：航空、橋梁、水壩、飲用水、能源、危險廢物、內陸水道、堤壩、公園和娛樂、港口、鐵路、道路、學校、固體廢物、運輸和廢水[17]。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OECD）和世界貿易組織（WTO）還將通信列為基礎設施的一部分[18]。硬基礎設施的設計和建設要注意合理性、安全性、人性化、環境協調性、文物保護和自然環境保護，要方便各類人群，特別是身體有障礙的人士?；A設施的安全性尤為重要，橋梁倒塌、道理塌陷，裝飾廣告牌匾的掉落，會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各種怪異的建筑以及毀壞文物和破壞自然環境的情況也時有發生。針對造成負面社會形象的各類現象，必須杜絕和整治。近些年來中國硬件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發展，例如，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鐵運輸網絡、全球最長的港珠澳大橋、大興國際機場等。硬件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一方面提高了國民的生活質量，另一方面增強了中國建設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提升了中國的國家形象。

軟基礎設施通常是指：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教育體系、醫療體系、政府體系、執法體系和應急服務體系等，以及維持社會所需的衛生、文化和社會標準的機構[19]，并且保障經濟發展[20]。軟基礎設施的建設比硬基礎設施更為復雜，不僅需要建立在硬基礎設施之上，而且需要知識系統和智慧體系的建設，因此軟基礎設施在社會環境形象建設中尤為重要。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加速，城鎮人口對商業設施、交通便捷和信息化的滿意度較高，而對經濟環境、市場秩序和居住條件的滿意度較低[21]。例如，既要注重城市道路和綠化帶的建設，也要建設好下水道或排水系統，避免城市內澇和城區觀海的情景。建設科學、公平和正義的法律體系，廉潔、高效和高公信力的法治服務型政府體系，以及應對有效的高水平現代化應急服務體系，必須付出更艱巨的努力。應該努力使人民擺脫醫療、住房和教育三者的巨大壓力。要建設優質高效的醫療衛生體系和現代化醫院的科學管理制度，必須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健全相應的醫療保險制度，社會保障體系和各級醫療衛生網絡，以及醫藥管理制度。房子是人們生存所需衣食住行的必要條件之一，“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1]37。教育是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基石，需要建立公平公正的教育體系，為人人成才服務，為創新性國家培養創新性人才。中國是一個約14億人口的大國，需要建設眾多高水平的大學。在大學體系的建設，以及教師和學生的發展培養過程中，“森林效應”發揮關鍵作用，因此，需要促進教育體制良性競爭和公平競爭。大學的水平取決于教師的水平，高水平的教師及優質的學術環境才能培養出優秀的人才，公平公正的教育體系才能使有限的教育資源能夠得到有效利用。同樣良好的社會環境、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才能使人才充分發揮作用，從而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總之，社會環境對人的形成、生存、生活和發展都有重大影響。中國在完善硬基礎設施的同時也在逐步改革軟基礎設施。新時代中國環境形象應該圍繞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為中心，結合中國傳統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環境觀和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按照黨和國家關于構建生態文明的方針政策，建設和塑造有中國特色的軟硬環境及其形象。

三、環境形象的傳播

環境傳播可以將人類經驗總結而來的實體概念通過媒介進行擴散。當環境問題從學界走向大眾，就將關于環境問題的認知過程和傳播過程中的相關議題緊密結合起來。對于環境議程的傳播將會強烈影響人們對于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的認識[22]。結合傳播學視域討論環境議題為何會成為國際傳播中主流議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能主導相應報道框架的產生，將有助于了解國際環境傳播策略的生成。

（一）環境傳播與媒介議程設置

近幾十年來，環境形象備受學界關注，一方面是人類工業革命和目前科學技術對于地球環境的影響遠大于之前人類文明影響的總和，環境議題已經成為人類跨越國界和意識形態的公共關注焦點;而這種關注又導致了另一方面，即媒體可以設置環境議題吸引受眾關注，尤其以西方媒體為主，通過環境議題稀釋受眾對于其他焦點議題的關注度，達到轉移注意力的目的。

例如，從2018年11月17日開始，歷經2019年，至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前，法國一直受困于國內“黃背心”運動，也就是，反對馬克龍政府削減社會福利、抗議增加燃油稅并要求增加最低工資的全國性抗議示威運動。這一運動在當時歐洲及整個國際社會都是備受關注的媒介議程，并且嚴重打擊了執政領導人和政府的威信。然而，2018年12月17日，CNN（Cable NewsNetwork，美國有線廣播新聞網）報道了另一個議題，15歲的瑞典少女格蕾塔·桑伯格在聯合國氣候大會上怒斥各國領導人“偷走了孩子們的未來”。這一議題其實是延續歐洲逐漸興起的環境保護運動，并通過成立歐洲各國綠黨（20世紀70年代后歐洲各國出現以環境保護為宗旨的政治力量）將環境議題轉向政治議題。這一環境議程迅速在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中傳播，使受眾的關注度被部分轉移過來。大眾媒體通過在公共領域中設置議程，將“黃背心”議題轉向更加平和與關注度更高的環保議題，分散了受眾的注意力。同時，法國綠黨借助主流媒體與社交媒體所呈現的議程增加了其影響力，而這一影響力的增長最終體現在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該黨在“法國站”獲得13.4%的選票，排名第三[23]。

學者麥克斯威爾·麥克姆斯和唐納德·肖研究議程設置時發現，媒體對一個話題的曝光程度會影響該話題的公眾關注度[24]。此外，議程設置理論模型旨在考察媒體對受眾決策過程的影響，其核心是將話題的突出性從媒介議程轉向公共議程[25]。高曝光度的媒體議題將導致公眾對其具有高的關注度，并使公眾的參與度顯著增加，最終從媒介議程轉移到公共議程[26]。因此，公共領域中的環境議題不僅溝通了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聯系，同時公民有了參與渠道，在社會運動組織過程中，通過公共領域，制定議題并參與討論。隨著媒介技術的進步，網絡媒介逐漸占據了主流的大眾媒介，并且互聯網中的主流議題呈現碎片化和兩極化的特點;因而，新聞事件會被迅速放大，同時有可能因為其他議題的出現而使其相關議題迅速消失，此外持有不同意見者往往對同一議題的爭議很大。然而，環境議題可以有效彌合異見者之間的分歧，這是因為環境本身關乎人類的福祉，所以能夠成為引導網絡議程的良好出口。由于環境議程被逐漸政治議程化，對公共領域中話語權的爭奪愈發激烈，如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新冠肺炎疫情”議題不只是關乎公民的生命權利，更是導致兩黨價值觀嚴重分裂的焦點。美國媒體對于該議程中各個議題的討論，既是公民對于疫情的關注，也是兩黨對話語權的爭奪。

（二）環境傳播與話語權力爭奪

話語即權力[27]，學者米歇爾·?？略谡劦皆捳Z權力時，可能未曾設想在社交媒體的場域下，話語傳播的速度之快和范圍之廣。社交媒體的熱點，包括新聞報道的傳播，也是話語符號的爭奪。2004年，學者克里斯汀·奧拉維克和特蕾西·克拉克提出如下觀點：環境傳播認為命名話語（discouse of naming）不僅是一種說服的手段[28]，而且能夠通過這種手段影響社會框架與人的價值體系的構建，從而推進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

仍以瑞典少女格蕾塔·桑伯格為例，2019年其“環?！焙叫?，正是一種環境傳播符號與物質載體之間的轉換。這一行為的動因是為了能夠形成輿論議題，同時獲得輿論支持。本質上是通過制造環保符號，爭奪媒介話語權。另外，媒介議程對新聞事件的報道逐漸形成一套公眾接受的符號系統，而其所建立的符號系統在社會秩序的維持和變化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學者歐文·戈夫曼從著名的“圖式理論”中發展出"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他認為框架是通過解釋圖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幫助人們理解社會文化的復雜性，使人們更好的定位、感知、識別和解釋其所定義的具體事物[29]。這類主要（primary）框架有助于理解共同的文化價值觀，而共享這些價值觀的社會參與者共同使用一套符號系統。這個系統規范了一套規則化的行為，而規則化行為構成了一種社會制度。

因此，框架有助于集體共享價值觀。社會秩序是由多個話語框架構成的，每個框架都定義了一個獨特的社會實踐領域[30]。話語框架闡釋不同社會領域，并且總是嵌入在話語權力關系中，同時賦權某些行為者而忽略了其他人。例如，2020年3月19日白宮記者會上，當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新冠病毒”改稱“中國病毒”時，“新冠病毒”被強行解釋為中國帶來的病毒，并試圖在國際傳播的場域中定義一套話語框架，統一民眾對這一話題新的符號系統的認知。這些嵌入的話語框架采取了獨特的“場域框架”或政治架構的形式，表面的報道框架中蘊含著明確的政治價值判斷，所以環境相關議題既是關于環境的討論，更是制度、政治和文化互搏。這些博弈將決定相關實踐領域的話語權，即制定符號系統的規則和權力。此外，這些環境傳播方法所依據的政治話語的專業化，實際上加強了現有權力、機構的相互作用及相互關聯[30]。話語權往往掌握在具有機構優勢和闡釋權的國家權力手中，也就是越專業的領域，掌握話語權的主體越少。這導致在進行該議題討論時，更多人淪為沉默的大多數，從而削弱了對該議題進行群體動員，廣泛討論和社會變革的能力。

對于環境傳播話語權力的爭奪不僅源自各媒體之間所存在的國際新聞報道和價值觀的問題，更是一種對于符號系統使用規則和賦予意義的權力爭奪，其中既涉及經濟科技等硬實力水平的較量，也涉及文化認同、價值認同等軟實力的浸染。所以環境傳播必然是國家形象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境形象的塑造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國內和國際形象塑造。

（三）環境傳播與國家形象塑造

傳播在社會環境中具有重要作用，人們無時無處不在傳播。運用議程設置和預設框架，環境傳播對環境形象和國家形象的塑造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對每個人關于社會價值觀與國家形象認同的影響。

人具有辯證統一的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自然屬性使得每個人都要依靠環境、利用資源、趨利避害、謀求生存、獲得生存的必需品，都有食欲、求生欲等欲望和需求。人是社會的產物，其本質屬性是社會性，每個人如何生存和生活，如何獲得勞動資料和生活品，涉及人的社會屬性。一個人的雙重屬性，道德信仰、三觀（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人格等會通過傳播而放大。因此，環境形象塑造、人和傳播三者辯證統一。利用各種傳播模式（如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等）及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尤其是大眾傳播，設置與“環境”相關的議題，可以培養和增強受眾的“環境意識”。例如，“地球是獨一無二的”“旅游只留下腳印帶走照片”“不買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野生動物是人類和病毒病菌之間的隔離墻”等。對于環境傳播相關的公益事務，國家和社會組織應當給予資助和支持，主動設置與中國相關的環保議程，強調中國傳統環保觀念與現代環保觀念的共融互通。

將環境科學等領域的科普知識傳播給大眾，涉及以下特征：（1）所傳播的科技知識，具有唯一性、無爭議性，強調其適用范圍和條件，仔細審核其背后的政治框架。（2）喜聞樂見的傳播方式以及與受眾的相關性，強調二者的均衡。不能為了娛樂受眾或經濟效益而出現偏頗，失去科學性和社會性。（3）與受眾的實際應用相結合。在專業領域，專家忽略、無暇顧及或沒有想到的一些理論或技術方法，由公司或個人進行產學研結合，共同推廣環保概念。（4）要考慮到受眾很少或沒有相關的科學背景知識，從而詳細地解釋一般概念，將科學概念廣義化和簡易化，用隱喻和類比等方式來解釋困難或抽象的科學概念。（5）專家可能關注其專業領域，科普工作者需要注重跨多個領域或學科所提供的新思想、新知識和新應用技術的相互交叉、綜合或融合。

國家與政府在環境傳播中應該發揮組織優勢，起到引領作用，使每個個體都能夠將科學知識和技術應用于環境形象塑造。在新時代依法治國和從嚴治黨過程中，政策法治傳播是必要的。關于生態和環境，我國已經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標準和政策，包括憲法、刑法的相關條款、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污染防治法（包括水、大氣、放射性、環境噪聲、土壤污染防治法，以及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通過政策法治和市場經濟兩個切入點，讓人人能夠正確理解國家政策、法律和法規，進而使其深入人心，相關部門和人員能夠正確落實和執行，并接受人民大眾的監督;使每個人具有自覺的法治意識、權利意識、責任意識和平等觀念。每個公民作為國家這一組織形式的最基本單位，都應成為環境保護及其形象塑造的責任主體。

綜上所述，中國新時代環境形象塑造與傳播由兩個重要部分組成：一是環境形象的塑造，二是環境形象的傳播。在塑造中國自然環境形象的過程中，既要以古為鏡，結合傳統文化價值觀，又應該符合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發展規劃。在社會環境形象塑造過程中必須注意到，在建設硬基礎設施的同時，必須整合構建和治理軟基礎設施和服務意識。軟基礎設施對于社會環境形象的塑造起到根本的作用，教育、醫療、住房以及各種現代服務體系直接影響公民對于國家形象的認知。

對于環境形象傳播，環保事件是一個極易形成熱點的傳播議題，與環境相關的新聞事件容易喚起公眾注意，也容易形成公共領域中的討論。中國在進行環境形象傳播的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必然遵循其共同價值觀。西方媒體作為公眾話語的輸出口，尤其是國際新聞，其報道框架也必然遵循西方共同價值觀;在國際新聞傳播中設置環境議程進行黨同伐異，對異見者進行打壓。因此，中國媒體在進行環境議題的國際報道時，要清晰地辨識隱含的、不符合我們價值觀的一些報道框架。當然，打鐵必須自身硬，需要加大投入力度，積極建立自身的話語體系，宣傳中國的環境保護思想與舉措。以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為依托，創建新時代中國環境形象傳播網，塑造具有法治意識的、理性和科學的、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型環保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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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Image Building and Communication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ZHU Boy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72 ，China）

Abstract：The environment，that human beings mainly depend on include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environment，and social environment. is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image building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plan for promoting 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levant factors and problems of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this paper explores its image building，and uses the agenda setting and framing theory to discuss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and relevant strategies of environmental image building to enhance heteronomy and self-discipline through the dissemination of policy rule of law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 that people can have the awareness of rule of law，treat the environment rationally and scientifically，protect the environment，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actively shape the environmental image.

Key words：a new era;environmental image;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agenda setiing;symbol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