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育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郭蔚然

[關鍵詞]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歷史教育;教育政策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延安時期，環境那么嚴酷，任務那么繁重，毛澤東同志仍然十分重視研究和借鑒歷史?！毖影矔r期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中有著非凡的意義，除了因為當時黨面臨著極端復雜的形勢之外，這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關鍵時期。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了一系列的歷史教育實踐，在復雜嚴酷的環境下進行革命和黨的自身建設，推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相結合，因此延安時期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歷史性飛躍的一個階段。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育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二者之間的重合與聯系是延安時期推進黨的建設、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完善的重要內容。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育伴隨著革命實踐的需要而產生，立足于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系統總結中華民族革命奮斗的歷史經驗教訓，其內容側重還呈現出從重視中國史到重視黨史的變化，對發揚民族精神、糾正黨內錯誤路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歷史教育提出的要求

20世紀20年代，馬克思主義開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社會思潮之一，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在黨的成立初期，就有一些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馬克思主義應當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李大釗指出：“（社會主義）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宾那锇滓舱f：“應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和?！钡邳h的成立初期，馬克思主義傳人中國的時間還較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身的理論素養和思想自覺性的深化也有限，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沒有成為中國共產黨人自覺的觀念和意識。同時，在黨的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其革命政策和道路的選擇受到共產國際的諸多限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可能自覺的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逐漸取得了一些經驗和教訓，開始試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具體考察和區分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開始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提出了“統一戰線”“土地革命”等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理論見解。

1935年以后，中共領導層的格局發生了變化，并開始脫離共產國際的指導獨立開展革命實踐。而伴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開始，國內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需求開始變得愈發強烈，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得以提出和實踐。

1938年9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重大命題：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干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

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的內涵就包括了“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分析中國的國情，解決中國革命的實踐問題”以及“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和總結中國歷史，正確看待中國的傳統文化。

于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的要求下，中國共產黨開始將學習中國歷史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重要環節，作為黨領導現實革命運動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作為發展民族文化的重要舉措，目的在于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尋求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特征，以更好地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從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道路上的指導。

（一）對中國史教育的重視

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了學習中國歷史的重要性：

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著重要的幫助的。

這里將學習中國歷史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與繼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環節予以了高度重視，目的在于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尋求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特征，以更好地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從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道路上的指導。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所做的報告《論新階段》，對教育問題也提出了相關論述，在報告的第四部分提出了10條針對教育的政策內容，除了要求突出這時期在抗日戰爭的背景下，加強人民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方面的教育之外，也提出：“廣泛發展民眾運動，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p>

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為擴大六屆六中全會制定《政治決議案》，指出抗日戰爭開始后中華民族的緊急任務之一是“實行國防教育政策，使教育為民族自衛戰爭服務”，并提出：

必須加緊認真地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學會靈活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每一個實際斗爭中來……研究中國歷史，提高工農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文化水平。

（二）對黨史教育的重視

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年輕的政黨，在成立之后就一直處于極其動蕩的革命斗爭環境中，沒有條件對廣大干部進行比較系統的教育。而且雖然在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之后，黨在組織和軍事上基本糾正了“左”傾的錯誤路線;但在思想上還沒有進行一次的徹底清算，也沒有在全黨范圍內系統地批判教條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想，部分黨員群眾對錯誤路線的嚴重性缺乏深刻的認識。因此，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解決思想路線上的分歧，統一全黨認識，是延安時期黨的建設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

于是，在六屆六中全會后，全黨掀起了一場‘學習競賽”。黨的領導人也在學習運動中逐漸注意到，系統地學習與研究黨的歷史問題，是這時期學習教育中一項急迫的任務。

在1941年5月的延安干部會議上，毛澤東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強調了黨員學習過程中應當注重研究歷史：

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

建黨初期，中國革命因為照搬馬列主義現成的革命理論，出現過教條主義的錯誤，通過對黨史的學習和研究，廣大黨員干部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可以有更明確的認識。所以，在延安革命根據地中，學習黨史被作為干部黨員教育的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也將其看做是黨領導現實革命運動取得勝利的重要條件。

1941年《學習生活》上登載的《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在“教育的內容”一節列舉了延安在職干部的教育方針，將黨史列入“中國問題”部分的學習中。文中指出：“中國問題從今年六月開始講授，已經講了太平天國至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國民黨的改組與國共合作、大革命、蘇維埃運動等七講?！?/p>

1941年9月，《中央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中強調，學習組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和研究中共黨史，即“以理論與實踐統一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我黨二十年歷史兩個題目，然后再研究馬恩列斯與中國革命的其他問題，以達克服錯誤思想（主觀主義及形式主義），發展革命理論的目的?！?/p>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指出：

（延安干部學校）除正確地教授馬列主義的理論之外，同時必須增加中國歷史與中國情況及黨的歷史與黨的政策的教育，使學生既學得理論，又學得實際，并把二者生動地聯系起來。

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做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指出“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币虼?，毛澤東強調，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具有重大的意義，也明確指出了中共黨史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整個過程：

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雖然在走每一步的時候也曾考慮過昨天是怎樣走的，明天應該怎樣走，但是整個黨的歷史卻沒有哪個人去考慮過。

于是，從1941年開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就開展了一場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的整風運動。這場運動是黨的建設歷史上一次偉大的創舉。通過這次思想整風，全黨實現了思想認識上的高度統一，黨員干部空前團結，為后來黨領導全國人民奪取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奠定了基礎。

所以，延安時期黨史教育的開展，便是在整風運動的背景下展開的。在黨內徹底清算錯誤思想，系統批判教條主義、個人主義，是這時期開展黨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和要求，亦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一次重要實踐。1940年3月，王明出版了《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他在序言中說：“成千累萬的新干部新黨員，對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了。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边@部書曾經是1931年王明推行“左傾”錯誤思想過程中使用的綱領性材料，在此時再度重印出版，其目的不言而喻。胡喬木針對此書的出版這樣評價道：“王明在延安時，重印了他在1930年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這樣以來，王明究竟是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對還是錯，就成了一個問題了。這就要算歷史賬，才能搞清楚?！币簿褪窃谶@一事件之后，“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這個問題，便更迫切地擺到中共中央面前了”。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背景下的延安歷史教育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育實踐，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背景下開展的，不僅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還按照受教育對象的不同，在教育內容和政策方面，根據需要各有側重，主要包括中國史教育和黨史教育兩個部分。其中，中國史教育的受眾更為廣泛，面向的是革命根據地的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其教育目的是讓根據地干部群眾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認識基礎上，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進行了解與思考，從而更好地為中國革命總結經驗，提高民族自信心。而黨史教育面向的則主要是黨的高級干部和信仰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是糾正黨內錯誤路線影響、統一全黨認識的重要舉措。

（一）中國史教育階段

在黨中央提出對中國史教育的相關要求和指示下，延安革命根據地制定的教育方針和政策中，各個階段的教學工作都對歷史課程問題給予了重視。

在小學教育階段，1940年陜甘寧邊區教育廳下發了《邊區教育宗旨和實施原則（草案）》，提出“小學教育實施原則”，規定小學課程的設置應以“激發民族覺悟”為中心。1941年2月1日陜甘寧邊區教育廳修訂公布的《陜甘寧邊區小學規程》在第四章“課程”的“第十九條”中對小學階段的課程做出明確規定：

第十九條：小學為進行下列教育，設不同的課程：

（一）政治教育：設政治課程。

（二）語文教育：設國語課程。

（三）科學教育：設算數、自然、歷史、地理等課程。

在中學教育階段，根據“中學教育實施原則”，提出在課程上，“歷史方面應以唯物史觀點敘述中華民族解放運動與世界革命運動的經驗與教訓，以養成青年的革命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精神”。1942年8月18日，陜甘寧邊區教育廳下發了《陜甘寧邊區暫行中學規程草案》，在第六章“課程”的‘第四十條和四十一條”中對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的教學科目，以及每周的教學時長進行了規定：

第四十條：初級中學之教學科目，為公民知識、國文、外國語（英文或俄文）、歷史、地理、數學、自然（動物、植物、物理、化學）、生理衛生、美術、音樂及軍事訓練（女生習軍事看護）。

第四十一條：高級中學之教學科目，為社會科學概論，國文、外國語、歷史、中外地理、數學、生物學、物理、化學、哲學、美術、音樂及軍事訓練（女生習軍事看護）——體育、勞作兩科于課外進行。

1943年，由陜甘寧邊區第三師范撰寫的校史《第三師范發展史》中，記載了該校1942年的課程開設情況。其中“師范二班”的歷史課程為每周3學時，內容為“自古代至宋朝”。而劉澤如在1949年寫的《陜甘寧邊區的普通教育》一文，則回憶了1944年的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后陜甘寧邊區的歷史教育面貌：

（文教會后的歷史教學）：甲、教材內容：a、按著歷史的順序講;b、有的從辛亥革命講到現在。

乙、講解順序：a、按著歷史的順序講;b、有的倒著講，比如先講到七七到現在，再講九一八到七七。這樣倒著講，是照顧學生的流動。免得中途退學的學生沒有學到當前的歷史。

在高等教育階段，在1941年的《延大教育方案》中，將中國史課放到‘鐓育系”的課程中學習：

教育系：暫設中等教育及國民教育行政二班。

（1）中等教育班：以培養中學師資為主要目的，分設國文、政治、史地、數理四組，招收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者。

（2）國民教育行政班：以培養縣級教育行政人員為主要目的，招收初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者。

而在干部教育方面，1940年1月3日中央書記處下發了《中共中央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將“中國近代革命史”歸入干部學習課程的甲類“初級課程”中。1941年的《學習生活》上登載了《延安在職干部教育》一文，在“教育的內容”一節，列舉了延安在職干部的教育方針，并在第四部分將“中國問題”列入大課的學習中?？梢?，此處的“中國問題”課程，實際上講授的是中國近現代以來的革命歷史。

四、中國問題

中國問題從今年六月開始講授，已經講了太平天國至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國民黨的改組與國共合作、大革命、蘇維埃運動等七講。

在中國史教育的教科書方面，1939年陜甘寧邊區教育廳發布的《一九三九年邊區教育的工作方針與計劃》中，也在第七部分對教材提出了明確要求：

七、統一教材，補充教材。

1、完成高初兩級全部課本;初小常識五冊，高小國語重編四冊，高小政治常識四冊，高小歷史兩冊，體育游戲一冊……

1943年陜甘寧邊區教育廳編訂的《去年工作總結，今年工作計劃大綱》中對1942年陜甘寧邊區教育廳出版的教科書進行了統計，其中在“高小”階段出版“歷史”教科書四冊，在“社教文化教育叢書”中出版《中國歷史講話》一冊、《中國近代史講話》一冊，并在這份對1942年教育工作的總結中，提到一項成就為“解決了國語和歷史教材”。由此可推斷，1942年陜甘寧邊區教育廳修訂出版的《中國歷史講話》和《中國近代史講話》被作為陜甘寧邊區的歷史教科書確立了下來。

1945年12月韓啟晨在《邊區中等教育資料》第五期上發表的文章《我怎樣教歷史》中，又列舉出幾部中等教育階段使用的歷史教科書。

從一九四二年冬起，我擔任教三邊公學中學部的史地……因為幾年來的整風運動和新教育方針的提出，使在教學過程中歷史也好、地理也好、教育計劃都曾有過幾次的改變。今就歷史一門講，計在中三班，先教古代歷史。教材是辛安亭編的《中國歷史講話》為主，《中國史話》為副，《中國通史簡編》為參考書。近代史由本人編成講義，參考書有《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中國問題》、《新民主主義論》及其他有關歷史材料。

1944年，陜甘寧邊區教育廳下發的《初級中學課程教材講授提綱》中提到：

政治成分較重的各課教材如政治、國丈、歷史、地理等，已由中宣部與教育廳著手編印中，無須自行編寫。

上述四種教材編印情況：

歷史——中國歷史教本，葉蠖生編，正修改中，不久可付印。

而在1946年刊載于《邊區中等教育資料》第七期的《歷史教學問題》一文中，則對葉氏編撰的這部“教廳歷史課本”提出了一些史實上和編寫方法上的意見。由此可推斷，這時期葉蠖生編寫的歷史課本已作為中宣部和教育廳編印的歷史教科書，被下發至邊區各中等教育階段的學校中。

1938年，《抗日軍政大學招生簡章》在“入學主要科目”的“本科”階段中，規定“中國革命史”為必修課。同年《抗戰》三日刊第六十五號上登載了舒湮的文章《邊區實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其中也提到抗大的課程有“中國革命運動史（太平天同、辛亥革命、“五四”、北伐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抗日戰爭與第二次國共合作）”。而在抗大初期，學習“中國革命史”課程最初的課本為1933年出版的教本《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后來張聞天承擔起這門課程，他在抗大組織了一個“中國現代革命史研究會”，最后由張聞天主編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成為抗大革命史教學的歷史教科書。

（二）黨史教育階段

黨史教育的內容主要側重于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因此前期主要是通過閱讀六大以來黨的歷史文件，研究六大以來黨的歷史。高級學習組成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編輯“黨書”供全黨干部學習使用的意見。于是，在1941年9月到1943年10月間，中共中央先后編輯印發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下文簡稱《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這三部黨史文獻，作為延安革命根據地的黨史教育教材。

1941年12月，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黨內重要秘密文件匯編《六大以來》在延安印刷發行，分上下卷。編入的文件起自1928年6月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迄至1941年11月，共500余篇，內容包括黨的決議、通告、指示、紀要以及黨報社論和主要領導人的文章、信件，近300萬字。其中，毛澤東又單獨挑選出86篇尤為重要的文獻，單獨印發給延安的高級干部學習組，作為高級干部學習黨史的主要材料。所以，根據胡喬木的回憶，《六大以來》實際上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匯集本，一個是選集本。其中選集本印刷較少，只發中央各部機關、中央局、軍委、軍分區等大單位，不對個人發放。后來，在撤離延安時因攜帶不便，只由中央秘書處帶出了幾部，其余全部銷毀。1941年12月30日，毛澤東同王稼祥致電周恩來說：“中共黨史的學習請先從討論《六大以來》的文件入手?！?/p>

《六大以來》中的文獻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反映王明錯誤路線的形成、危害以及糾正過程;二是反映黨在1928-1941年期間制定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形成過程和歷史意義。從教育的角度來看，編印《六大以來》的目的是要解決中共黨史上的一些常識性問題，辨析黨內的錯誤路線，總結黨的經驗教訓。

《六大以來》印發之后，在全黨范圍內興起了學習和研究黨史的熱潮，黨員干部對黨史的認識進一步加深，弄清了黨內路線斗爭的歷史。胡喬木回憶說：“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以后的中央存在著一條‘左傾路線?，F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傾路線斗爭，兩種領導前后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p>

隨著《六大以來》在延安黨史教育中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的人提出來，研究歷史干脆從一大研究起，于是中央決定編輯《六大以前》”。1942年2月，中央正式決定編印《六大以前》，目的是將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文獻進行匯編。資料收集由陶鑄和胡喬木負責，文獻來源則主要是黨的早期領導人的署名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登載過的，還有部分黨的決議及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建議，以及列寧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論述。在內容上包含三個方面：一是對黨內早期錯誤思想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二是對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產生進行梳理，三是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不同立場進行辨析。

《六大以前》印發后，延安干部群眾對建黨以來的歷史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李維漢回憶道：“學習《六大以前》、《六大以來》兩本書，能夠聯系黨的路線斗爭的歷史?！?/p>

1941年9月，為了進一步讓這時期的黨史教育與整風運動相結合，使黨員干部進一步認清王明錯誤路線的本質，毛澤東在《六大以來》中又挑選了9篇文件，針對王明等人的錯誤思想和觀點進行了深刻的剖析、駁斥和批判，寫了一篇文章，“這是毛主席編輯《六大以來》時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郁悶情緒的大宣泄，刺人的過頭話不少”?；蛟S是因為措詞過于激烈，加之此時又處在整風的關鍵時刻，從維護黨內的團結考慮，毛澤東沒有將此文公開發表。但毛澤東意識到，想要更清楚的駁斥錯誤思想和清除其在黨內的影響，必須要再編寫一部關于兩條路線斗爭的黨史教育資料，將反映正確和錯誤這兩條路線之間斗爭的文獻綜合起來，發給全黨同志，讓他們從這些文件、文獻中結合各自的切身體會去進行分析和比較，從而認清楚兩條路線究竟孰對孰錯，以達到全黨思想的統一。

《兩條路線》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編輯出版的。1942年初毛澤東著手進行編輯工作，最終于1943年10月出版印發?！秲蓷l路線》共印發了2000冊，延安的高級干部和各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手一套。黨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對該書的分發原則作了嚴格規定：凡受書者都必須登記，并負責妥善保存，不得遺失，不得轉讓，否則就要受到黨紀處分。但《兩條路線》出版后，從未進行過再版或者影印。

在內容上，《兩條路線》收錄的文獻資料，從1922年黨的二大宣言開始，到1943年10月《解放日報》發表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截止，共收錄了137篇文獻。其中大革命時期的14篇文獻選自《六大以前》，內戰時期的37篇文獻選自《六大以來》，抗戰時期的78篇正文中有49篇選自《六大以來》。全書分為上下冊，選入的文獻也目標明確的揭示了黨的歷史上兩條路線斗爭的歷程，因此成為了“延安整風運動中黨的高級干部研究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主要的黨的文件集”。

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就王明“左”傾錯誤達成一致結論：“王明是十年內戰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理論創造者與支持者，博古是執行者與發揮者?！?944年2月24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七大的準備工作和黨的歷史問題，與此同時，各地召開歷史問題座談會，總結歷史問題，這標志著黨史教育進入了全面總結階段。

三、延安時期黨的歷史教育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進作用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程中的一項重要實踐，是在奮斗中不斷推進的。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和觀點研究、解決中國問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實踐層面的重要體現。在這一實踐過程中，延安時期的歷史教育作為一項重要的實踐形式，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

在中國史教育階段，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不僅體現在重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的革命實際相結合，還體現在對唯物史觀的強調和對中國革命歷史的重視。

范文瀾出任延安馬列學院歷史教研室主任期間，毛澤東建議范文瀾組織人員編寫一部適合干部閱讀的中國歷史讀本。按照毛澤東的建議，范文瀾很快擬就了編寫提綱，交由毛澤東過目，毛澤東很快回復他：

文瀾同志：

提綱讀了，十分高興，倘能寫出來，必有大益，因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因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你的歷史學工作繼續下去，對這一斗爭必有大的影響。

同時，毛澤東還希望范文瀾“打破過去一些通史的常規寫法，最好用夾敘夾議的方式予以呈現”。

于是，《中國通史簡編》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這是中國史學家第一次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論述中國歷史的一部通史著作。該書以階級斗爭為研究歷史的基本線索，通過對史實的分析來揭示舊社會舊事物必然要被新社會新事物所替代的規律。毛澤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p>

毛澤東在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認識基礎上，對中國社會發展規律以及社會發展的特殊情況都做了深入思考。他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是要指導中國革命，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所以，毛澤東提出要重視近代史以及中共黨史的研究，在他看來，近代史與現實關系更密切，其中的經驗和教訓有更多值得吸取的內容。通過分析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他得出了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的認識，指出中國近代社會的變化是“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

此外，毛澤東還一直強調要用歷史主義的眼光來看待現實，“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的，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

因此，延安時期各教育階段的中國史教育，在毛澤東提出嗎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重大命題之后，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注重中國歷史部分的教科書選擇與編寫講授與學習，在各階段的歷史課程中更多的使用中國歷史的相關教材。

第二，對中國歷史部分的教學內容選擇，重點放在中國近代歷史階段，突出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

第三，教育內容向中國革命史側重，主要在高等教育階段和干部教育中推行。

第四，各階段歷史教育過程中所采用的教材，多采用唯物史觀的理論與方法編撰。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語境下的延安時期中國史教育，作為時代背景下中國共產黨開展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途徑，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價值。

在黨史教育階段，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任務，整風運動期間開展的黨史教育，亦成為延安時期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項有效形式。這場黨史教育以“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強調中國經驗并要求結合中國的具體問題來學習馬列主義”為指導，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在全黨范圍內徹底清除了“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統一了認識，確立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中國革命新道路。

整風運動期間開展的黨史教育，以黨的中高級干部為主要對象，在回顧、總結黨的歷史的基礎上，對黨內存在的錯誤路線加以深刻梳理和駁斥。所以，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在對廣大黨員干部進行中共黨史教育的同時，還注重加強對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進行辨析的教育，進一步深化思想認識。

整風運動期間開展的黨史教育，取得了積極的成效，黨的干部深刻認識到了理論與實際的關系，堅定的選擇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劉少奇在回憶延安時期的黨史學習時也指出：“黨的過去的歷史，是充滿著布爾什維克路線與孟什維克路線斗爭的歷史。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存在著這樣兩條路線和兩種傳統的：一個是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和傳統，另一個是孟什維克的路線和傳統。前一個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后一個是以黨內機會主義者為代表。這兩條路線、兩個傳統，是經過了長期的激烈的斗爭，內容是極端豐富的?！?/p>

在整風運動期間開展的黨史教育之后，全黨普遍認識到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正確路線的代表者，逐漸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毛澤東的思想聯系起來。1941年3月，張如心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中首次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指出毛澤東的言論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典型的結晶體”。

1943年7月，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道路》一文，正式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隨著黨內對“毛澤東思想”認識的逐漸深化，1945年黨的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七大黨章明確做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與經驗主義的偏向”，這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陛飛躍。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立足于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系統總結中華民族革命奮斗的歷史經驗教訓，開拓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育實踐，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背景下，迎合了這時期黨的建設與整風運動的開展而進行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與歷史意義。這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育伴隨著革命實踐的需要而產生，按照受教育對象的不同，經歷了從重視中國史到重視黨史的變化，其教育政策也根據需要各有側重。中國史教育，面向的主要是革命根據地的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黨史教育面向的則主要是黨的高級干部和信仰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在整風運動時期，充分開展的黨史教育，是糾正黨內錯誤路線影響、統一全黨認識的重要舉措。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育實踐，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重視歷史、重視從黨的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優良傳統的深刻體現。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善于從歷史經驗中汲取養料，并把總結歷史、用歷史教育全黨，作為黨的建設和發展進步的重要環節。2021年2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通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學習黨的歷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蓖瑫r，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黨史學習要“進一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不斷提高應對風險挑戰的能力水平?！币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育，作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實踐，亦是黨的建設經驗和學習教育經驗，可為當前的黨史教育工作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