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有效性評估標準的質性探索
——基于NVivo12.0的編碼分析

吳華溢，蔣坤洋

(1.中山大學，廣州 510275；2.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昆明 650034)

一、引言

教育部等六部門在2018年頒布的《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中指出，“教育行政部門應當把校企合作作為衡量職業院校辦學水平的基本指標”；國務院在2019年頒布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指出，“以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為核心，建立職業教育質量評價體系”；中共中央、國務院在2020年頒布的《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中指出，“重點評價職業學校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情況，擴大企業參與評價”。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評價模型以及評價指標體系的建構是今后研究的趨勢。但畢竟企業的根本任務是生產與銷售，不是辦學，究竟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參與到何種范圍、何種程度以及達至何種效果，學界并未對此形成共識。且現有基于企業參與和職業院校治理之間關系的研究成果，更多是在探討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的集體行動困境，以及政府行政層面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層面的職業院校治理，缺乏對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有效性評估標準的關注，這難以為企業有效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提供有力支撐。因此，需進一步拓展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有效性評估的相關研究。

二、文獻綜述

1.深度標準與有效性評估

托馬斯·雷明頓(2019)將深度定義為合作伙伴投資的成本，[1]以企業技能投資的成本為評價依據。吳建新(2015)將深度定義為企業參與程度，以合作雙方資源交流的程度為評價依據，具體標準為“企業主導程度、企業投入資源的數量、企業投入方式、契約性合作的比例”。[2]許細華(2018)和潘建華(2017)將深度定義為企業參與程度，具體評價標準為企業投入的經費數、企業設立的獎學金數、企業參與人才培養方案制定的比例、校企合作內容的項目數等。[3]郭晗曦(2019)著重從“合作目標客觀有效(學生的實際技能和能力得到顯著提升)、合作過程合理高效(教育培養的過程要與社會、企業需求相適應)、合作結果共贏有益(參與主體利益最大化)”評價深度。[4]Jorgen Wettestad(2001)指出治理機制有效性的判斷標準為“進入和參與機制的程序、決策規則、治理組織機構的角色、契約或協議的構建、互動的有效組織管理、審核和遵約程序”，[5]他進一步論及了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所提出的自主治理八大原則在探討治理機制有效性方面的普適性。已有文獻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指導，但是深度不僅涉及企業參與程度、投資成本等問題，其更加強調的是一種限度，即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有效規約行為體的行為。綜上，對深度的判定需將企業參與程度與規則制定結合起來。

2.廣度標準與有效性評估

托馬斯·雷明頓(2019)將廣度定義為合作伙伴之間合作的范圍，[6]以合作范圍為評價依據。吳建新(2015)將廣度定義為校企合作涉及的范圍和領域，以合作主體的廣度、合作主體的參與度、合作內容的寬度為評價依據，具體標準為“合作專業數、合作院校數、專業覆蓋率、合作內容數、頂崗實習學生的比例、掛職鍛煉的教師的比例等”，[7]操作標準為企業參與的數量越多，表明企業參與職業教育面(或校企合作面)越廣。楚豐翼(2011)將廣度定義為“通過各行為體一體化的全面合作，拓展合作的空間與范圍”，[8]以多領域的合作為評價依據。綜上，廣度指涉及的范圍和領域。

3.持續度標準與有效性評估

Mora-Valentin E M(2004)將持續度定義為合作關系的連續性，[9]且通過實證分析證明持續度是校企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測量指標，具體標準為“合作尚未完成，但一旦完成，將不再繼續進行合作；合作尚未完成，如果完成，將繼續進行合作；合作已被破壞或中止；合作已經完成，但是合作協議沒有被很好地遵守；合作已經完成，并且合作協議被很好地遵守”。[10]吳建新(2015)將持續度定義為“企業和職業院校合作的周期或者持續的時間”，[11]判斷標準為校企合作持續時間、校企合作頻率、校企合作的穩定性、校企合作機制；操作標準為合作持續時間越長、合作頻率越高、穩定性越強、機制越完善，校企合作持續度越強。還有的研究者將持續度定義為“企業和職業院?？沙掷m發展性或潛力度”，判斷標準為政策與制度建設、專業對口度、企業主導程度等。綜上，持續度指合作關系的穩定性和連續性(Geisler，Eliezer, 1995; Davenport等, 1999)。[12—13]且隨著時間推移，合作伙伴之間的互動太多或者太少都不利于持續的合作(Geisler，Eliezer,1995)。[14]

基于以上論述，本研究擬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基于扎根理論研究法，利用NVivo12.0質化研究工具，對86份深度訪談資料和265份企業發布的《企業參與職業院校人才培養質量報告(2019)》相關數據進行三級編碼分析，從企業參與度的視角提煉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有效性評估標準的范疇要素并進行討論，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研究設計

1.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有效性評估標準的結構維度，而扎根理論是一種從下而上建立結構維度的方法，其強調通過系統的資料收集和資料分析生成理論，[15]與本文的研究目的相契合。其基本邏輯是：采用半結構化訪談法、文本搜索法等，運用開放式編碼、軸心編碼、選擇式編碼對數據不斷比較及抽象化、概念化，歸納概念和核心范疇，探索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有效性評估標準的結構維度并進行討論。

2.樣本的選擇

依據目的性抽樣方法，只選取具有最大化信息表征的樣本。[16]根據研究目標，本研究將訪談對象分為兩類人群：一類是企業決策者，具體為企業的相關負責人，包括總經理與副總經理、人力資源部門經理或主管等；另一類是職業院校決策者，具體為職業院校的校長與副校長、二級學院的院長與副院長、校企合作辦公室主任等。有效訪談對象86人，職業院校決策層45人(52%)，企業決策層41人(48%)；男性77人(90%)，女性9人(10%)。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被訪談者資料

為了保證運用扎根理論進行分析的嚴謹性，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研究者登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官網，下載2019年度企業發布的“企業參與職業院校人才培養質量報告”，并以此為分析對象。2019年，全國共有1146家企業發布了“企業參與職業院校人才培養質量報告”，筆者以31個省(區)、市為單位，以“10家企業”為標準，如果省(區)、市企業總數≤10，則全部列為分析對象，如果省(區)、市企業總數>10，則在每省(區)、市中分別隨機選擇10家企業進行分析，共265家。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3.質性分析工具：NVivo12.0

本研究借助NVivo12.0中文版對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利用NVivo軟件輔助質性分析的優勢在于：可以反復調整編碼和節點而不容易出錯；[17]方便統計出節點材料來源(有多少文本資料支持)、參考點(文本資料中節點共被提及的次數)；能夠可視化地分析編碼結果和探索節點或樣本之間的邏輯聯系等；[18]大大降低編碼的勞動強度。

具體步驟如下：①將半結構化訪談、企業參與職業院校人才培養質量報告等共351份材料導入質性分析軟件NVivo12.0；②在質性分析軟件中仔細閱讀所有材料，并逐行逐句逐段編碼；③對所有材料編碼結束后，利用分析軟件分類提取節點內容，根據節點內容對節點名稱進行調整和修改，且對一些節點進行必要的合并、重組或刪除等；④對數據進行節點分類、頻數統計等；⑤利用軟件中的“查詢功能”對編碼結果進行可視化呈現并分析。

4.資料整理與編碼

本文運用扎根理論的方法對收集的半結構化訪談數據和企業公開發布的報告進行文本編碼、節點分類、頻數統計等。本研究的編碼規則如下：①企業決策者訪談資料的編碼規則：第1—2位以企業拼音首字母進行編號，第3—5位以省(區)、市首字母進行編號，第6位以訪談對象順序編號，比如江蘇省企業決策者的訪談資料以QYJSS-1為標記；②職業院校決策者訪談資料的編碼規則：第1—4位以職業院校拼音首字母進行編號，第5—7位以省(區)、市首字母進行編號，第8位以訪談對象順序編號，比如河南省職業院校決策者的訪談資料以ZYYXHNS-1為標記；③企業參與職業院校人才培養質量報告的編碼規則：第1—3位以省(區)、市首字母進行編號，第4位以報告發布的先后順序編號，比如云南省以YNS(YNS-1、YNS-2…)為標記，廣東省以GDS(GDS-1、GDS-2…)為標記。

四、范疇提煉與結構維度建構

1.開放式編碼

開放式編碼是用頭腦風暴的方式對訪談記錄逐行編碼、逐句編碼，把原始材料分解成獨立的觀點或事件，并將原始材料概念化的過程。[19]本研究通過對節點的重組、合并或刪除，得到241條高頻參考節點，對其反復歸納分類、合并重復，形成34個類屬，具體情況如表3所示。

表3 開放式編碼概念化

2.軸心編碼

軸心編碼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和發展概念類屬之間的各種聯系，以表現資料中各個部分之間的有機聯系。根據概念類屬的相互聯系和邏輯次序，本研究提取7個主類屬，具體情況如表4所示。

表4 軸心編碼形成的主范疇

3.選擇式編碼與結構維度模型構建

選擇式編碼是對軸心編碼形成的主范疇進行再一次整合提煉，從主類屬中挖掘核心類屬，并形成理論模型的過程。通過反復推敲7個范疇，逐步將其精煉為更具有意義和概念化的3個核心范疇：廣度、深度、持續度，最終形成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評估標準結構維度這一核心編碼，具體情況如表5、圖1所示。

表5 選擇式編碼形成的核心類屬

五、研究結論與討論

1.深度標準

Heide和Miner(1992)指出，組織間互動太多或太少均不利于合作的可持續性；Geisler和Eliezer(2014)指出，校企合作(或產學研)關系越緊密(即企業和職業院校之間的互動強度越強)，組織間可持續性越強；但是合作要在一個最佳的互動范圍內，超過這個范圍，合作越緊密，組織間可持續性就越弱。[20]Geisler(1991)通過對50家企業的訪談獲得“互動太多或太少都不利于持續性合作”這種效應存在的證據。[21]“組織間互動太多或太少均不利于合作的存續”這一觀點引發對“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到底至何種程度(即限度)”的思考，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并不能是無限度的，沒有限度地參與，結果只能會適得其反。

因此，本研究一方面借鑒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提出的自主治理八大設計原則，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在《公共事務治理之道》中指出，“自主治理的八大設計原則(或者組成要素)是衡量自主治理組織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依據，是判斷或者區分有效的、脆弱的、失敗的制度安排的最佳方法”；[22]在《公共資源的未來：超越市場失靈和政府管制》中指出，“自主治理的八大設計原則(或者組成要素)是一個經過系統穩健性檢驗的通用規則，可以用來分析自主治理結構的有效性或者可持續發展性,還可以對一個給定的治理和資源系統的規則可能產生的交互方式和結果進行評估等”。[23]另一方面借鑒國內外研究者對深度的界定，將深度界定為“通過治理規則有效規約各個治理主體的行為”。在此基礎上，筆者通過對數據進行3次逐層遞進編碼，建構了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深度標準的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情況如表6、圖2所示。

根據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提出的用來判斷自主治理有效性或者可持續發展性的方法，即“如果符合七條以上的設計原則的(即有效的≥7)，則自主治理機制是有效的且具有可持續發展性；如果符合三條以上設計原則且低于七條設計原則的(即3<脆弱的<7)，則自主治理機制是脆弱的；如果沒有一個是符合三條以上的設計原則的(即失敗的≤3)，則自主治理機制是失敗的且不具有可持續發展性”。[24]基于此，結合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的實際，形成本研究“深度”層面的操作標準：根據表6，如果符合的二級指標數≥7，則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是“深度的”且“有效的”；如果3<符合的二級指標數<7，則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是“中度的”且“脆弱的”，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如果符合的二級指標數≤3，則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是“淺度的”且“低效的”；如果沒有一條符合，則為“不參與”且“無效的”。即判斷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是“深度的”且“有效的”根本標準為“符合的二級指標數≥7”。

表6 深度標準的評價指標體系

2.廣度標準

廣度指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所涉及到的范圍，是一種合作內容的廣泛性，主要通過雙方在治理層面合作的項目數衡量。本研究通過對數據進行三次逐層遞進編碼，再結合已有文獻，建構了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廣度標準的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情況如表7、圖3所示。

表7 廣度標準的評價指標體系

Heide和Miner(1992)通過大量的實證分析得出，合作領域的廣泛性反映了組織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期望程度，在囚徒困境下，合作領域的廣泛性增加了組織間合作的可能性；[25]國內研究者亦通過大量分析，得出“企業參與的數量越多或者企業參與的領域或范圍越廣，表明校企合作面越廣”?；诖?，可以推斷出“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內容的項目數越多，表明企業參與度越廣”。但是目前學術界對“廣泛性的界限”沒有明確的和統一的說明，本研究采用我國沿用至今的五分制與百分制的換算方法，以60%(五分制中的三分合格制)作為“廣度”達標的根本標準。即判斷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廣度的根本標準為“符合的二級指標數≥7”。

3.持續度標準

Mora-Valentin E M和Montoro-Sanchez A(2004)提出，衡量企業和職業院校產教融合是否成功的標準為合作的整體滿意度(Global satisfaction)和對持續合作的看法(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26]Archon Fung和Erik Olin Wright(2006)指出, 參與式治理的有效性基于五個方面的配合，其中之一為參與后實際達到的效果。與此同時，筆者通過對數據進行三次逐層遞進編碼，發現整體滿意度和對進一步合作的看法是企業參與職業院校人才培養過程中普遍關注的維度?；诖?，本研究選擇將“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的整體滿意度”和“對進一步合作或持續合作的看法”作為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的替代變量。其中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的整體滿意度分為非常不滿意、不滿意、一般、比較滿意、非常滿意五個等級；對進一步合作的看法分為非常不愿意合作、不愿意合作、看情況而定、比較愿意合作、非常愿意持續合作五個等級。

六、結束語

本研究從企業參與度的視角探討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有效性評估標準的結構維度，研究發現，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有效性評估標準為廣度、深度和持續度。其中廣度指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所涉及的范圍，是一種合作內容的寬度；深度指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行為的規則；持續度指對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的滿意度以及對進一步合作的看法。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有效性的測量維度，彌補了以往研究缺乏從企業參與度的視角探索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行為的局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后期研究將進行大規模問卷調研，應用數理統計分析方法對企業參與職業院校治理有效性評估標準的結構維度進行驗證與修正，以進一步完善本研究主題。